作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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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結束了，但人生依舊在繼續。
傳染病結束了，但人生依舊在繼續。
我想把MERS事件寫成小說，是在二〇一六年的晚春。
距離二〇一五年五月，名為“中東呼吸綜合征”的傳染病席卷朝鮮半島已經一年了。
面對MERS事件一周年，很多媒體都想采訪痊愈的病人或遺屬。
我從幾位記者那裡得知，很多MERS受害者都不願受訪，我好不容易聯系上幾個人，他們委屈地哭訴着MERS是如何毀掉自己的人生，卻仍不願跟記者見面。
雖然記者答應他們會遮住臉、使用匿名，事前也都可以協調訪綱，但這些受害者無法相信媒體提的條件。
他們說，如果網友要人肉搜索，就沒有能隐瞞的事。
誰都不想再次被貼上MERS病人的标簽。
我重新看了二〇一五年與MERS相關的新聞和電視節目，與官方和醫護人員有關的内容多不勝數，報道MERS受害者的卻少之又少。
就算有，内容也多半是按照确診順序編碼住進隔離病房後所發生的事。
他們作為自由的個人、社會共同體的一分子，卻沒有人報道他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于是我開始着手寫MERS受害者的故事。
最初幾個月，我也很擔心無法提筆寫出這部長篇小說，因為在取材過程中，腦中沒有浮現出組成小說架構的場景，想寫和能寫是兩回事。
就在我決定放棄時，遇到了重新點燃火種的有緣人。
我覺得這是那些離開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讓我一定要完成這部小說。
在說出“不會遺忘”“會永遠記住”這些話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應該記住什麼，必須找回“人”，而非“數字”。
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我與受害者見了面。
其中也有很想見但最終未能見到的人；也有在我放棄見面後又偶遇的人，我很感謝那些跟我見面和未能見面的人。
我很能理解他們那種複雜的心情和必須面對現實的無奈。
正因如此，我覺得很難以現實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為基礎去創作紀實文學。
人們被狹隘地劃分成正常與非正常的，而被劃分在非正常裡的這些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貼上标簽，被人厭惡，若不徹底改變這一點，MERS受害者的故事就永遠隻能停留在小說虛構的框架裡。
雖然我将見過的這些人更改了設定，但仍希望原原本本地寫出他們的痛苦，那些有時是歎息、有時是淚水、有時是悲鳴、有時是掙紮、有時是沉默的痛
傳染病結束了，但人生依舊在繼續。
我想把MERS事件寫成小說，是在二〇一六年的晚春。
距離二〇一五年五月，名為“中東呼吸綜合征”的傳染病席卷朝鮮半島已經一年了。
面對MERS事件一周年，很多媒體都想采訪痊愈的病人或遺屬。
我從幾位記者那裡得知，很多MERS受害者都不願受訪，我好不容易聯系上幾個人，他們委屈地哭訴着MERS是如何毀掉自己的人生，卻仍不願跟記者見面。
雖然記者答應他們會遮住臉、使用匿名，事前也都可以協調訪綱，但這些受害者無法相信媒體提的條件。
他們說，如果網友要人肉搜索，就沒有能隐瞞的事。
誰都不想再次被貼上MERS病人的标簽。
我重新看了二〇一五年與MERS相關的新聞和電視節目，與官方和醫護人員有關的内容多不勝數，報道MERS受害者的卻少之又少。
就算有，内容也多半是按照确診順序編碼住進隔離病房後所發生的事。
他們作為自由的個人、社會共同體的一分子，卻沒有人報道他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于是我開始着手寫MERS受害者的故事。
最初幾個月，我也很擔心無法提筆寫出這部長篇小說，因為在取材過程中，腦中沒有浮現出組成小說架構的場景，想寫和能寫是兩回事。
就在我決定放棄時，遇到了重新點燃火種的有緣人。
我覺得這是那些離開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讓我一定要完成這部小說。
在說出“不會遺忘”“會永遠記住”這些話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應該記住什麼，必須找回“人”，而非“數字”。
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我與受害者見了面。
其中也有很想見但最終未能見到的人；也有在我放棄見面後又偶遇的人，我很感謝那些跟我見面和未能見面的人。
我很能理解他們那種複雜的心情和必須面對現實的無奈。
正因如此，我覺得很難以現實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為基礎去創作紀實文學。
人們被狹隘地劃分成正常與非正常的，而被劃分在非正常裡的這些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貼上标簽，被人厭惡，若不徹底改變這一點，MERS受害者的故事就永遠隻能停留在小說虛構的框架裡。
雖然我将見過的這些人更改了設定，但仍希望原原本本地寫出他們的痛苦，那些有時是歎息、有時是淚水、有時是悲鳴、有時是掙紮、有時是沉默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