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活在陷阱中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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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個步伐、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個念頭。
故事發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那是一個曾經紅火過一陣、現在已被廢棄了的農業合作社，絕大多數居民陸續逃走了，逃到别的地方謀生，隻剩下十幾個人無處可逃，在陰雨連綿、一片泥濘的晚秋日子裡演繹着酗酒、通奸、陰謀、背叛、做夢與夢破的活報劇。
伊利米阿什來了！他的出現在村裡人眼裡無異于救世主、彌賽亞，點燃了他們絕望中的希望；他們欣喜若狂地追随他，跟着他跳起死亡之舞，直到最後他們也沒有意識到：救世主實際是魔鬼撒旦。
可悲的是，人類的智力趕不上撒旦，因此他們永遠都不會醒悟。
這部小說的标題跟内容一樣神秘而複雜，小說的結構也與書名緊扣。
《撒旦探戈》的十二個樂章環環相扣，首尾連接，描繪了人類生活的可悲、絕望、慘敗與毀滅，既充滿了憂郁，也充斥着荒唐，否定了一切幻夢和希望。
盡管也有短暫的麻痹和可笑的樂觀，但最終揭示的還是一個永恒的真理：希望是相對的，絕望是絕對的，一切都比絕望還更絕望。
作家在他的作品裡，沒有留給人類任何出路。
正如曼布克國際獎評委會主席、英國女作家瑪麗娜·華納所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并擁有非同尋常的熱情和表現力，抓住了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狀态，精細刻畫出那些可怕、怪異、滑稽、既驚悚又美麗的生存肌理。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筆下的世界，充滿了毀滅的喑啞與嘈雜。
從匈牙利到歐洲到世界文學，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都是令人仰望的星鬥，不過他投射出的是陰影的黑光，投射到陰影的世界上，不是照亮，而是相反，讓我們震驚于自己認知的懦弱。
有人說他是悲觀主義者，我說他是絕望主義者，至少在他的文學上。
黑色虛構，又絕對現實，是後現代隐喻文學的代表作。
事實上，無論從1985年出版的處女作《撒旦探戈》到去年新問世的《溫克海姆男爵歸來》，還是從《優雅的關系》中從A向B、從B向C的連環跟蹤到《抵抗的憂郁》中殺機隐伏的巡展鲸魚，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所描述的都是一個陰影的世界，沉悶，詭異，絕望，驚悚，活在這個陰影世界中的人物都是陰影中的陰影，在偌大天宇下一個蛛網蔓延、被上帝遺忘了的角落裡跳舞，向前兩步，後退一步，撒旦的節奏，在原地踯躅。
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個主題，刻畫人類生存的怪誕、冷酷、無情和絕望。
他像一個預言家，預言了我們都不願正視的未來。
或許并不算預言，隻是推理，因為人類的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
或許，我們可以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看成凱爾泰斯作品的變奏，曾幾何時，凱爾泰斯不也以奧斯維辛代言人的角色說，隻要人類存在，大屠殺就會進行，因為大屠殺是一種人類文化，有牆的奧斯維辛雖被燒毀了，沒有牆的奧斯維辛依舊存在，人們在戰争的廢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廢墟。
讓世人直面人生固然殘酷，但總比虛構人生更有意義，能讓人活得明白并有所準備。
難怪蘇珊·桑塔格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比作果戈理和梅爾維爾。
3 我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相識在二十五年前，那時我剛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剛出版了那本名為“烏蘭巴托的囚徒”的中國遊記。
他是1991年以記者的身份去中國的，中國政府邀請各國記者去中國訪問，拉斯洛在華期間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樣帶着笑容。
我第一次見拉斯洛是在1993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
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時候，沒工作沒錢沒身份，寄宿在好友海爾奈·亞諾什博士家，準确地說是被他收留。
亞諾什年長我十歲，當時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學（現塞格德大學）曆史系任教，1989年後率先創辦了一份在精英階層影響甚廣的文史雜志《2000》，成為文化名人，并以Q.E.D出版社社長的身份先後出版了由著名哲學家、翻譯家兼畫家庫拉瓊·伽博爾老先生翻譯并作注的《易經》和《道德經》，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過拉斯洛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系》，現任匈牙利塞切尼國立圖書館副館長。
在當時，亞諾什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學師生、學者和詩人、作家在身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還是文學界的“當紅小生”。
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是亞諾什邀請拉斯洛到塞格德與讀者見面，提前幾天，亞諾什就一再叮囑我，這個周末哪兒也别去，說要把我介紹給一位“當代最優秀的作家”，他還說，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國。
可以想象，他對作家也說了一套介紹我的好話。
總之，那次會面是雙方共同期待發生的，有朋友做中介，都帶了美好的預期。
拉斯洛是個高個子，稍微有點駝背，總喜歡穿藍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個性的該算他常戴的黑色禮帽，長發齊肩，一副我想象中的田園詩人氣質。
雖然對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适合用“漂亮”來形容，但他确實長了一副兼靈秀飄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于一體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絡腮胡修剪得利落整齊，額頭很高很寬，即使在冬天也曬得紅紅的，發際很高，那時齊頸的長發還沒變灰白，唇須下挂着溫善友好、能夠融化陌生的微笑。
說話的時候，他會目不轉睛地盯着你，湖藍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純、成年人的狡黠、音樂人的熱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
我想，大凡第一次見到拉斯洛的人，都會被那雙波斯貓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講話的音調也溫和、委婉，如同朗讀自己小說中繞山繞水的長句。
拉斯洛說，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國，回來後寫了一部散文體遊記《烏蘭巴托的囚徒》。
“我從中國回來，一進門就向家人宣布：從今天開始咱們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講得很流利，繪聲繪色，家人聽了莫名其妙，以為他在發神經，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場持續了多年的“中國病”。
從那之後，不管他走到哪兒，都不忘搜集與中國有關的各種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和新聞。
在外吃中餐，在家聽京劇，不管跟誰閑聊，開口閉口都離不開中國。
他尤其迷戀古代中國，崇拜詩仙李白，他自稱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國味道”。
他說：“隻要在街上遇到一個亞洲人，盡管分不清他們是不是中國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訴他們，你好，我去過你們的國家。
” 他給了我一張帶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
他說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國之前特意請一位漢學家朋友幫他起的，一是取“美麗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與孔夫子挂鈎。
雖然我覺得這名字不妥，但還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
我能想象出中國人接到他名
故事發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那是一個曾經紅火過一陣、現在已被廢棄了的農業合作社，絕大多數居民陸續逃走了，逃到别的地方謀生，隻剩下十幾個人無處可逃，在陰雨連綿、一片泥濘的晚秋日子裡演繹着酗酒、通奸、陰謀、背叛、做夢與夢破的活報劇。
伊利米阿什來了！他的出現在村裡人眼裡無異于救世主、彌賽亞，點燃了他們絕望中的希望；他們欣喜若狂地追随他，跟着他跳起死亡之舞，直到最後他們也沒有意識到：救世主實際是魔鬼撒旦。
可悲的是，人類的智力趕不上撒旦，因此他們永遠都不會醒悟。
這部小說的标題跟内容一樣神秘而複雜，小說的結構也與書名緊扣。
《撒旦探戈》的十二個樂章環環相扣，首尾連接，描繪了人類生活的可悲、絕望、慘敗與毀滅，既充滿了憂郁，也充斥着荒唐，否定了一切幻夢和希望。
盡管也有短暫的麻痹和可笑的樂觀，但最終揭示的還是一個永恒的真理：希望是相對的，絕望是絕對的，一切都比絕望還更絕望。
作家在他的作品裡，沒有留給人類任何出路。
正如曼布克國際獎評委會主席、英國女作家瑪麗娜·華納所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并擁有非同尋常的熱情和表現力，抓住了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狀态，精細刻畫出那些可怕、怪異、滑稽、既驚悚又美麗的生存肌理。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筆下的世界，充滿了毀滅的喑啞與嘈雜。
從匈牙利到歐洲到世界文學，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都是令人仰望的星鬥，不過他投射出的是陰影的黑光，投射到陰影的世界上，不是照亮，而是相反，讓我們震驚于自己認知的懦弱。
有人說他是悲觀主義者，我說他是絕望主義者，至少在他的文學上。
黑色虛構，又絕對現實，是後現代隐喻文學的代表作。
事實上，無論從1985年出版的處女作《撒旦探戈》到去年新問世的《溫克海姆男爵歸來》，還是從《優雅的關系》中從A向B、從B向C的連環跟蹤到《抵抗的憂郁》中殺機隐伏的巡展鲸魚，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所描述的都是一個陰影的世界，沉悶，詭異，絕望，驚悚，活在這個陰影世界中的人物都是陰影中的陰影，在偌大天宇下一個蛛網蔓延、被上帝遺忘了的角落裡跳舞，向前兩步，後退一步，撒旦的節奏，在原地踯躅。
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個主題，刻畫人類生存的怪誕、冷酷、無情和絕望。
他像一個預言家，預言了我們都不願正視的未來。
或許并不算預言，隻是推理，因為人類的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
或許，我們可以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看成凱爾泰斯作品的變奏，曾幾何時，凱爾泰斯不也以奧斯維辛代言人的角色說，隻要人類存在，大屠殺就會進行，因為大屠殺是一種人類文化，有牆的奧斯維辛雖被燒毀了，沒有牆的奧斯維辛依舊存在，人們在戰争的廢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廢墟。
讓世人直面人生固然殘酷，但總比虛構人生更有意義，能讓人活得明白并有所準備。
難怪蘇珊·桑塔格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比作果戈理和梅爾維爾。
3 我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相識在二十五年前，那時我剛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剛出版了那本名為“烏蘭巴托的囚徒”的中國遊記。
他是1991年以記者的身份去中國的，中國政府邀請各國記者去中國訪問，拉斯洛在華期間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樣帶着笑容。
我第一次見拉斯洛是在1993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
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時候，沒工作沒錢沒身份，寄宿在好友海爾奈·亞諾什博士家，準确地說是被他收留。
亞諾什年長我十歲，當時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學（現塞格德大學）曆史系任教，1989年後率先創辦了一份在精英階層影響甚廣的文史雜志《2000》，成為文化名人，并以Q.E.D出版社社長的身份先後出版了由著名哲學家、翻譯家兼畫家庫拉瓊·伽博爾老先生翻譯并作注的《易經》和《道德經》，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過拉斯洛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系》，現任匈牙利塞切尼國立圖書館副館長。
在當時，亞諾什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學師生、學者和詩人、作家在身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還是文學界的“當紅小生”。
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是亞諾什邀請拉斯洛到塞格德與讀者見面，提前幾天，亞諾什就一再叮囑我，這個周末哪兒也别去，說要把我介紹給一位“當代最優秀的作家”，他還說，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國。
可以想象，他對作家也說了一套介紹我的好話。
總之，那次會面是雙方共同期待發生的，有朋友做中介，都帶了美好的預期。
拉斯洛是個高個子，稍微有點駝背，總喜歡穿藍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個性的該算他常戴的黑色禮帽，長發齊肩，一副我想象中的田園詩人氣質。
雖然對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适合用“漂亮”來形容，但他确實長了一副兼靈秀飄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于一體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絡腮胡修剪得利落整齊，額頭很高很寬，即使在冬天也曬得紅紅的，發際很高，那時齊頸的長發還沒變灰白，唇須下挂着溫善友好、能夠融化陌生的微笑。
說話的時候，他會目不轉睛地盯着你，湖藍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純、成年人的狡黠、音樂人的熱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
我想，大凡第一次見到拉斯洛的人，都會被那雙波斯貓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講話的音調也溫和、委婉，如同朗讀自己小說中繞山繞水的長句。
拉斯洛說，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國，回來後寫了一部散文體遊記《烏蘭巴托的囚徒》。
“我從中國回來，一進門就向家人宣布：從今天開始咱們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講得很流利，繪聲繪色，家人聽了莫名其妙，以為他在發神經，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場持續了多年的“中國病”。
從那之後，不管他走到哪兒，都不忘搜集與中國有關的各種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和新聞。
在外吃中餐，在家聽京劇，不管跟誰閑聊，開口閉口都離不開中國。
他尤其迷戀古代中國，崇拜詩仙李白，他自稱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國味道”。
他說：“隻要在街上遇到一個亞洲人，盡管分不清他們是不是中國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訴他們，你好，我去過你們的國家。
” 他給了我一張帶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
他說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國之前特意請一位漢學家朋友幫他起的，一是取“美麗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與孔夫子挂鈎。
雖然我覺得這名字不妥，但還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
我能想象出中國人接到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