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仕途 官場就是一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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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此次鎮壓河北叛亂，穆宗朝廷已經算是很盡力了。
比如從兵力上來說，前後共計出兵十七八萬，主帥又是能謀善斷、久負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領李光顔、烏重胤也都是當世名将，陣容不可謂不強大，可結果為什麼還是喪師費财、勞而無功呢？ 如果拿這個問題質問穆宗君臣，他們肯定會強調兩個客觀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澀，國庫日漸空虛，難以支持曠日持久的戰争；其二，老天爺太不給力，接連不斷的惡劣天氣阻斷了補給線，導緻前線糧草不繼，仗自然沒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說，上述客觀因素确實存在。
但是，如果僅僅把失敗的原因歸咎于客觀，那麼所謂的經驗教訓也就無從談起，後人研究曆史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從主觀上來說，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個嚴重錯誤。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淺，對未來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預判，從而為日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當時，穆宗剛一即位，宰相蕭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經太平，就沒必要保留太多軍隊，所以應該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實施裁軍。
穆宗李恒是個玩樂天子，對政治軍事一竅不通，更沒有興趣深究，一聽此言，當即予以實施。
于是，被裁汰下來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嘯聚成群，落草為寇。
後來，河北叛亂爆發，這些人便紛紛投奔朱克融和王庭湊，而朝廷軍隊則面臨嚴重缺員的局面，不得不臨時招募一些無業遊民倉促上陣。
結果，叛軍麾下都是訓練有素的百戰之兵，而朝廷這邊則是一幫從沒打過仗的烏合之衆，雙方優劣立判。
在此情況下，不管裴度怎麼運籌帷幄，也無論李光顔和烏重胤如何神勇過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敗。
第二，朝廷為了控制軍隊，向前線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監軍宦官，導緻将帥的軍事行動受到了極大的幹擾和牽制。
唐朝曆史上，利用宦官制約武将的先例是從乾元元年創下的。
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後期，唐肅宗李亨為了畢其功于一役，集結了數十萬重兵，準備一舉殲滅盤踞在邺城的安慶緒。
出于對武将的不信任，肅宗就發明了一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的頭銜，授予了宦官魚朝恩，讓他擔任實質上的統帥。
後來發生的事情衆所周知——邺城之戰遭遇慘敗，六十萬大軍頃刻之間星流雲散。
盡管有此前車之鑒，可後來的大唐天子還是舊習未改，仍舊對宦官情有獨鐘。
比如憲宗一朝，就屢屢因為寵幸宦官而在戰場上吃了大虧，後來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結所在，及時召回了監軍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襲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來的“元和中興”。
然而，到了穆宗這一朝，一切又都恢複原樣了。
監軍宦官依舊在戰場上指手畫腳，偶有小勝則飛書報捷，自以為功，打了敗仗就亂扣黑鍋，歸罪諸将。
更有甚者，有些宦官還把部分精銳士兵挑選出來，充當自己的衛隊，而把剩下的老弱殘兵推上戰場。
有這樣的一幫瘟神在左右戰局，朝廷的勝利又從何談起呢？ 第三，也是最緻命的問題——穆宗朝廷不僅派遣宦官去制約将帥，而且本身更喜歡對千裡之外的戰場指手畫腳。
據《資治通鑒》記載，當時“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緻使前線将士“不知所從”。
很多時候，朝廷會
比如從兵力上來說，前後共計出兵十七八萬，主帥又是能謀善斷、久負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領李光顔、烏重胤也都是當世名将，陣容不可謂不強大，可結果為什麼還是喪師費财、勞而無功呢？ 如果拿這個問題質問穆宗君臣，他們肯定會強調兩個客觀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澀，國庫日漸空虛，難以支持曠日持久的戰争；其二，老天爺太不給力，接連不斷的惡劣天氣阻斷了補給線，導緻前線糧草不繼，仗自然沒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說，上述客觀因素确實存在。
但是，如果僅僅把失敗的原因歸咎于客觀，那麼所謂的經驗教訓也就無從談起，後人研究曆史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從主觀上來說，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個嚴重錯誤。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淺，對未來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預判，從而為日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當時，穆宗剛一即位，宰相蕭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經太平，就沒必要保留太多軍隊，所以應該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實施裁軍。
穆宗李恒是個玩樂天子，對政治軍事一竅不通，更沒有興趣深究，一聽此言，當即予以實施。
于是，被裁汰下來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嘯聚成群，落草為寇。
後來，河北叛亂爆發，這些人便紛紛投奔朱克融和王庭湊，而朝廷軍隊則面臨嚴重缺員的局面，不得不臨時招募一些無業遊民倉促上陣。
結果，叛軍麾下都是訓練有素的百戰之兵，而朝廷這邊則是一幫從沒打過仗的烏合之衆，雙方優劣立判。
在此情況下，不管裴度怎麼運籌帷幄，也無論李光顔和烏重胤如何神勇過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敗。
第二，朝廷為了控制軍隊，向前線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監軍宦官，導緻将帥的軍事行動受到了極大的幹擾和牽制。
唐朝曆史上，利用宦官制約武将的先例是從乾元元年創下的。
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後期，唐肅宗李亨為了畢其功于一役，集結了數十萬重兵，準備一舉殲滅盤踞在邺城的安慶緒。
出于對武将的不信任，肅宗就發明了一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的頭銜，授予了宦官魚朝恩，讓他擔任實質上的統帥。
後來發生的事情衆所周知——邺城之戰遭遇慘敗，六十萬大軍頃刻之間星流雲散。
盡管有此前車之鑒，可後來的大唐天子還是舊習未改，仍舊對宦官情有獨鐘。
比如憲宗一朝，就屢屢因為寵幸宦官而在戰場上吃了大虧，後來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結所在，及時召回了監軍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襲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來的“元和中興”。
然而，到了穆宗這一朝，一切又都恢複原樣了。
監軍宦官依舊在戰場上指手畫腳，偶有小勝則飛書報捷，自以為功，打了敗仗就亂扣黑鍋，歸罪諸将。
更有甚者，有些宦官還把部分精銳士兵挑選出來，充當自己的衛隊，而把剩下的老弱殘兵推上戰場。
有這樣的一幫瘟神在左右戰局，朝廷的勝利又從何談起呢？ 第三，也是最緻命的問題——穆宗朝廷不僅派遣宦官去制約将帥，而且本身更喜歡對千裡之外的戰場指手畫腳。
據《資治通鑒》記載，當時“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緻使前線将士“不知所從”。
很多時候，朝廷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