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産階級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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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内地城市裡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陰沉的修道院，最荒涼的曠野，最凄涼的廢墟，令人悒郁不歡。
修道院的靜寂，曠野的枯燥，以及廢墟的衰敗零落，也許這類屋子都有一點。
裡面的生活起居是那麼幽靜，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腳步聲，窗口會突然探出一個臉孔像僧侶般的人，一動不動的，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話，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當作沒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裡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這些凄涼的成分。
一條起伏不平的街，直達城市高處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盡頭。
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往的那條街，夏天熱，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頗有些特點：小石子鋪成的路面，傳出清脆的回聲，永遠清潔，幹燥；街面窄而多曲折；兩旁的屋子非常幽靜，坐落在城腳下，屬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雖是木造的，還很堅固，各種不同的格式别有風光，使索漠城的這一個區域特别引起考古家與藝術家的注意。
你走過這些屋子，不能不欣賞那些粗大的梁木，兩頭雕出古怪的形象，蓋在大多數的底層上面，成為一條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橫木蓋着石闆，在不大結實的牆上勾勒出藍色的圖案，木料支架的屋頂，年深月久，往下彎了；日曬雨淋，椽子已經腐爛，翹曲。
有些地方，露出破舊黝黑的窗檻，細巧的雕刻已經看不大清，窮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薔薇，窗檻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
再往前走，有的門上釘着粗大的釘子，我們的祖先異想天開地刻上些奇形怪狀的文字，意義是永遠沒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個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個舊教徒為反對新教而詛咒亨利四世。
也有一般的布爾喬亞刻些徽号，表示他們是舊紳，掌握過當地的行政。
這一切中間就有整部法蘭西曆史的影子。
一邊是牆壁粉得很粗糙的、搖搖欲墜的屋子，還是工匠賣弄手藝的遺物；貼鄰便是一座鄉紳的住宅，半圓形門框上的貴族徽号，受過了一七八九年以來曆次革命的摧殘，還看得出遺迹。
這條街上，做買賣的底層既不是小鋪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歡中世紀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樸素簡陋的氣象，完全像我們上代裡的習藝工場。
寬大低矮的店堂，沒有鋪面，沒有擺在廊下的貨攤，沒有櫥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裡裡外外沒有一點兒裝潢。
滿闆的大門分作上下兩截，簡陋地釘了鐵皮；上半截往裡打開，下半截裝有帶彈簧的門鈴，老是有人開門進出。
門旁半人高的牆上，一排厚實的護窗闆，白天卸落，夜晚裝上，外加鐵闩好落鎖。
這間地窖式的潮濕的屋子，就靠大門的上半截或者窗洞與屋頂之間的空間，透進一些空氣與陽光。
半人高的牆壁下面，是陳列商品的地方。
招徕顧客的玩意，這兒是絕對沒有的。
貨色的種類要看鋪子的性質：或者擺着兩三桶鹽和鳕魚，或者是幾捆帆布與繩索，樓闆的椽木上挂着黃銅索，靠牆放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進門吧，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幹幹淨淨的，戴着白圍巾，手臂通紅，立刻放下編織物，叫喚她的父親或母親來招呼你，也許是兩個銅子也許是兩萬法郎的買賣，對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可看到一個做酒桶木材的商人，兩隻大拇指繞來繞去的，坐在門口跟鄰居談天。
表面上他隻有些起碼的酒瓶架或兩三捆薄闆；但是安育地區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碼頭上存貨充足的工場購料的。
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賣掉多少桶闆，估計的誤差最多是一兩塊闆上下。
一天的好太陽教他發财，一場雨水教他虧本：酒桶的市價，一個上午可以從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這個地方像都蘭區域一樣，市面是由天氣做主的。
種葡萄的，有田産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陽；晚上睡覺，就怕明朝起來聽說隔夜結了冰；他們怕風，怕雨，怕旱，一忽兒要下雨水，一忽兒要天時轉暖，一忽兒又要滿天的雲。
在天公與塵世的利益之間，争執是沒得完的。
晴雨表能夠輪流地教人愁，教人笑，教人高興。
這條街從前是索漠城的大街，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黃金一般的好天氣”這句話，對每份人家都代表一個收入的數目。
而且個個人會對鄰居說：“是啊，天上落金子下來了。
”因為他們知道一道陽光和一場時雨帶來多少利益。
在天氣美好的季節，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沒法買到一個銅子的東西。
做生意的人也有一個葡萄園，一方小園地，全要下鄉去忙他兩天。
買進，賣出，賺頭，一切都是預先計算好的，生意人盡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說長道短，刺探旁人的私事。
某家的主婦買了一隻竹雞，鄰居就要問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處。
一個年輕的姑娘從窗口探出頭來，絕沒有辦法不讓所有的閑人瞧見。
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無從窺測的、又暗又靜的屋子，并藏不了什麼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過活：每對夫婦坐在大門口，在那裡吃中飯，吃晚飯，吵架拌嘴。
街上的行人，沒有一個不經過他們研究的。
所以從前一個外鄉人到内地，免不了到處給人家取笑。
許多有趣的故事便是這樣來的，安越人的愛尋開心也是這樣出名的，因為編這一類的市井笑料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早先本地的鄉紳全住在這條街上，街的高頭都是古城裡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還樸實的時代——這種古風現在是一天天的消失了——的遺物。
我們這個故事中的那所凄涼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連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喚起你的回憶，全部的氣息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
拐彎抹角地走過去，你可以看到一處黑魆魆的凹進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門便藏在這凹坑中間。
在内地把一個人家稱作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沒法掂出這稱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後果，那是從沒在内地耽留過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
葛朗台先生，有些人還稱他作葛朗台老頭，可是這樣稱呼他的老人越來越少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個很富裕的箍桶匠，識得字，能寫能算。
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區标賣教會産業的時候，他正好四十歲，才娶了一個有錢的木闆商的女兒。
他拿自己的現款和女人的陪嫁，湊成兩千金路易，跑到區公所。
标賣監督官是一個強兇霸道的共和黨人，葛朗台把丈人給的四百路易往他那裡一送，就三錢不值兩錢地，即使不能算正當，至少是合法地買到了區裡最好的葡萄園、一座老修道院和幾塊分種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有革命氣息，在他們眼裡，葛朗台老頭是一個激烈的家夥，前進分子，共和黨人，關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實箍桶匠隻關心葡萄園。
上面派他當索漠區的行政委員，于是地方上的政治與商業都受到他溫和的影響。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從前的貴族，想盡方法使流亡鄉紳的産業不緻被公家标賣；商業方面，他向革命軍隊承包了一兩千桶白酒，代價是把某個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來留作最後一批标賣的産業，弄到了手。
拿破侖執政的時代，好家夥葛朗台做了區長，把地方上的公事應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獲更好；拿破侖稱帝的時候，他變了光杆兒的葛朗台先生。
拿破侖不喜歡共和黨人，另外派了一個鄉紳兼大地主，一個後來晉封為男爵的人來代替葛朗台，因為他有紅帽子嫌疑。
葛朗台丢掉區長的榮銜，毫不惋惜。
在他任内，為了本城的利益，已經造好幾條出色的公路直達他的産業。
他的房産與地産登記的時候，占了不少便宜，隻完很輕的稅。
自從他各處的莊園登記之後，靠他不斷地經營，他的葡萄園變成地方上的頂兒尖兒，這個專門的形容詞是說這種園裡的葡萄能夠釀成極品的好酒。
總而言之，他簡直有資格得榮譽團的勳章。
免職的事發生在一八○六年。
那時葛朗台五十七歲，他的女人三十六，他們的獨養女兒才十歲。
大概是老天看見他丢了官，想安慰安慰他吧，這一年上葛朗台接連得了三筆遺産，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裡埃先生的，最後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的：這些遺産數目之大，沒有一個人知道。
三個老人愛錢如命，一生一世都在積聚金錢，以便私下裡摩挲把玩。
特·拉·裴德裡埃老先生把放債叫作揮霍，覺得對黃金看上幾眼比放高利貸還實惠。
所以他們積蓄的多少，索漠人隻能以看得見的收入估計。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貴族頭銜，那是盡管我們愛講平等也消滅不了的，他成為一州裡“納稅最多”的人物。
他的葡萄園有一百阿爾邦，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産七八百桶酒，他還有十三處分種田，一座老修道院，修道院的窗子、門洞、彩色玻璃，一齊給他從外面堵死了，既可不付捐稅，又可保存那些東西。
此外還有一百二十七阿爾邦的草原，上面的三千株白楊是一七九三年種下的。
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産業。
這是他看得見的家私。
至于他現金的數目，隻有兩個人知道一個大概。
一個是公證人克羅旭，替葛朗台放債的，另外一個是台·格拉桑，索漠城中最有錢的銀行家，葛朗台認為合适的時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分些好處。
在内地要得人信任，要掙家業，行事非機密不可；老克羅旭與台·格拉桑雖然機密透頂，仍免不了當衆對葛朗台畢恭畢敬，使旁觀的人看出前任區長的資力何等雄厚。
索漠城裡個個人相信葛朗台家裡有一個私庫，一個堆滿金路易的密窟，說他半夜裡瞧着累累的黃金，快樂得無可形容。
一般吝啬鬼認為這是千真萬确的事，因為看見那好家夥連眼睛都是黃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
一個靠資金賺慣大利錢的人，像色鬼、賭徒或幫閑的清客一樣，眼風自有那種說不出的神氣，一派躲躲閃閃的、饞痨的、神秘的模樣，決計瞞不過他的同道。
凡是對什麼東西着了迷的人，這些暗号無異幫口裡的切口。
葛朗台先生從來不欠人家什麼，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種葡萄的老手，什麼時候需要為自己的收成準備一千隻桶，什麼時候隻要五百隻桶，他預算得像天文學家一樣準确；投機事業從沒失敗過一次，酒桶的市價比酒還貴的時候，他老是有酒桶出賣，他能夠把酒藏起來，
修道院的靜寂，曠野的枯燥，以及廢墟的衰敗零落，也許這類屋子都有一點。
裡面的生活起居是那麼幽靜，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腳步聲，窗口會突然探出一個臉孔像僧侶般的人，一動不動的，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話，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當作沒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裡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這些凄涼的成分。
一條起伏不平的街，直達城市高處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盡頭。
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往的那條街，夏天熱，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頗有些特點：小石子鋪成的路面，傳出清脆的回聲，永遠清潔，幹燥；街面窄而多曲折；兩旁的屋子非常幽靜，坐落在城腳下，屬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雖是木造的，還很堅固，各種不同的格式别有風光，使索漠城的這一個區域特别引起考古家與藝術家的注意。
你走過這些屋子，不能不欣賞那些粗大的梁木，兩頭雕出古怪的形象，蓋在大多數的底層上面，成為一條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橫木蓋着石闆，在不大結實的牆上勾勒出藍色的圖案，木料支架的屋頂，年深月久，往下彎了；日曬雨淋，椽子已經腐爛，翹曲。
有些地方，露出破舊黝黑的窗檻，細巧的雕刻已經看不大清，窮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薔薇，窗檻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
再往前走，有的門上釘着粗大的釘子，我們的祖先異想天開地刻上些奇形怪狀的文字，意義是永遠沒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個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個舊教徒為反對新教而詛咒亨利四世。
也有一般的布爾喬亞刻些徽号，表示他們是舊紳，掌握過當地的行政。
這一切中間就有整部法蘭西曆史的影子。
一邊是牆壁粉得很粗糙的、搖搖欲墜的屋子，還是工匠賣弄手藝的遺物；貼鄰便是一座鄉紳的住宅，半圓形門框上的貴族徽号，受過了一七八九年以來曆次革命的摧殘，還看得出遺迹。
這條街上，做買賣的底層既不是小鋪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歡中世紀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樸素簡陋的氣象，完全像我們上代裡的習藝工場。
寬大低矮的店堂，沒有鋪面，沒有擺在廊下的貨攤，沒有櫥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裡裡外外沒有一點兒裝潢。
滿闆的大門分作上下兩截，簡陋地釘了鐵皮；上半截往裡打開，下半截裝有帶彈簧的門鈴，老是有人開門進出。
門旁半人高的牆上，一排厚實的護窗闆，白天卸落，夜晚裝上，外加鐵闩好落鎖。
這間地窖式的潮濕的屋子，就靠大門的上半截或者窗洞與屋頂之間的空間，透進一些空氣與陽光。
半人高的牆壁下面，是陳列商品的地方。
招徕顧客的玩意，這兒是絕對沒有的。
貨色的種類要看鋪子的性質：或者擺着兩三桶鹽和鳕魚，或者是幾捆帆布與繩索，樓闆的椽木上挂着黃銅索，靠牆放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進門吧，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幹幹淨淨的，戴着白圍巾，手臂通紅，立刻放下編織物，叫喚她的父親或母親來招呼你，也許是兩個銅子也許是兩萬法郎的買賣，對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可看到一個做酒桶木材的商人，兩隻大拇指繞來繞去的，坐在門口跟鄰居談天。
表面上他隻有些起碼的酒瓶架或兩三捆薄闆；但是安育地區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碼頭上存貨充足的工場購料的。
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賣掉多少桶闆，估計的誤差最多是一兩塊闆上下。
一天的好太陽教他發财，一場雨水教他虧本：酒桶的市價，一個上午可以從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這個地方像都蘭區域一樣，市面是由天氣做主的。
種葡萄的，有田産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陽；晚上睡覺，就怕明朝起來聽說隔夜結了冰；他們怕風，怕雨，怕旱，一忽兒要下雨水，一忽兒要天時轉暖，一忽兒又要滿天的雲。
在天公與塵世的利益之間，争執是沒得完的。
晴雨表能夠輪流地教人愁，教人笑，教人高興。
這條街從前是索漠城的大街，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黃金一般的好天氣”這句話，對每份人家都代表一個收入的數目。
而且個個人會對鄰居說：“是啊，天上落金子下來了。
”因為他們知道一道陽光和一場時雨帶來多少利益。
在天氣美好的季節，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沒法買到一個銅子的東西。
做生意的人也有一個葡萄園，一方小園地，全要下鄉去忙他兩天。
買進，賣出，賺頭，一切都是預先計算好的，生意人盡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說長道短，刺探旁人的私事。
某家的主婦買了一隻竹雞，鄰居就要問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處。
一個年輕的姑娘從窗口探出頭來，絕沒有辦法不讓所有的閑人瞧見。
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無從窺測的、又暗又靜的屋子，并藏不了什麼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過活：每對夫婦坐在大門口，在那裡吃中飯，吃晚飯，吵架拌嘴。
街上的行人，沒有一個不經過他們研究的。
所以從前一個外鄉人到内地，免不了到處給人家取笑。
許多有趣的故事便是這樣來的，安越人的愛尋開心也是這樣出名的，因為編這一類的市井笑料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早先本地的鄉紳全住在這條街上，街的高頭都是古城裡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還樸實的時代——這種古風現在是一天天的消失了——的遺物。
我們這個故事中的那所凄涼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連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喚起你的回憶，全部的氣息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
拐彎抹角地走過去，你可以看到一處黑魆魆的凹進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門便藏在這凹坑中間。
在内地把一個人家稱作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沒法掂出這稱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後果，那是從沒在内地耽留過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
葛朗台先生，有些人還稱他作葛朗台老頭，可是這樣稱呼他的老人越來越少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個很富裕的箍桶匠，識得字，能寫能算。
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區标賣教會産業的時候，他正好四十歲，才娶了一個有錢的木闆商的女兒。
他拿自己的現款和女人的陪嫁，湊成兩千金路易，跑到區公所。
标賣監督官是一個強兇霸道的共和黨人，葛朗台把丈人給的四百路易往他那裡一送，就三錢不值兩錢地，即使不能算正當，至少是合法地買到了區裡最好的葡萄園、一座老修道院和幾塊分種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有革命氣息，在他們眼裡，葛朗台老頭是一個激烈的家夥，前進分子，共和黨人，關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實箍桶匠隻關心葡萄園。
上面派他當索漠區的行政委員，于是地方上的政治與商業都受到他溫和的影響。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從前的貴族，想盡方法使流亡鄉紳的産業不緻被公家标賣；商業方面，他向革命軍隊承包了一兩千桶白酒，代價是把某個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來留作最後一批标賣的産業，弄到了手。
拿破侖執政的時代，好家夥葛朗台做了區長，把地方上的公事應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獲更好；拿破侖稱帝的時候，他變了光杆兒的葛朗台先生。
拿破侖不喜歡共和黨人，另外派了一個鄉紳兼大地主，一個後來晉封為男爵的人來代替葛朗台，因為他有紅帽子嫌疑。
葛朗台丢掉區長的榮銜，毫不惋惜。
在他任内，為了本城的利益，已經造好幾條出色的公路直達他的産業。
他的房産與地産登記的時候，占了不少便宜，隻完很輕的稅。
自從他各處的莊園登記之後，靠他不斷地經營，他的葡萄園變成地方上的頂兒尖兒，這個專門的形容詞是說這種園裡的葡萄能夠釀成極品的好酒。
總而言之，他簡直有資格得榮譽團的勳章。
免職的事發生在一八○六年。
那時葛朗台五十七歲，他的女人三十六，他們的獨養女兒才十歲。
大概是老天看見他丢了官，想安慰安慰他吧，這一年上葛朗台接連得了三筆遺産，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裡埃先生的，最後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的：這些遺産數目之大，沒有一個人知道。
三個老人愛錢如命，一生一世都在積聚金錢，以便私下裡摩挲把玩。
特·拉·裴德裡埃老先生把放債叫作揮霍，覺得對黃金看上幾眼比放高利貸還實惠。
所以他們積蓄的多少，索漠人隻能以看得見的收入估計。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貴族頭銜，那是盡管我們愛講平等也消滅不了的，他成為一州裡“納稅最多”的人物。
他的葡萄園有一百阿爾邦，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産七八百桶酒，他還有十三處分種田，一座老修道院，修道院的窗子、門洞、彩色玻璃，一齊給他從外面堵死了，既可不付捐稅，又可保存那些東西。
此外還有一百二十七阿爾邦的草原，上面的三千株白楊是一七九三年種下的。
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産業。
這是他看得見的家私。
至于他現金的數目，隻有兩個人知道一個大概。
一個是公證人克羅旭，替葛朗台放債的，另外一個是台·格拉桑，索漠城中最有錢的銀行家，葛朗台認為合适的時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分些好處。
在内地要得人信任，要掙家業，行事非機密不可；老克羅旭與台·格拉桑雖然機密透頂，仍免不了當衆對葛朗台畢恭畢敬，使旁觀的人看出前任區長的資力何等雄厚。
索漠城裡個個人相信葛朗台家裡有一個私庫，一個堆滿金路易的密窟，說他半夜裡瞧着累累的黃金，快樂得無可形容。
一般吝啬鬼認為這是千真萬确的事，因為看見那好家夥連眼睛都是黃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
一個靠資金賺慣大利錢的人，像色鬼、賭徒或幫閑的清客一樣，眼風自有那種說不出的神氣，一派躲躲閃閃的、饞痨的、神秘的模樣，決計瞞不過他的同道。
凡是對什麼東西着了迷的人，這些暗号無異幫口裡的切口。
葛朗台先生從來不欠人家什麼，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種葡萄的老手，什麼時候需要為自己的收成準備一千隻桶，什麼時候隻要五百隻桶，他預算得像天文學家一樣準确；投機事業從沒失敗過一次，酒桶的市價比酒還貴的時候，他老是有酒桶出賣，他能夠把酒藏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