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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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謀殺案
本報特約記者
恩澤西農場主理查德·特納之妻瑪麗·特納，于昨日清晨被發現受害于住宅陽台上。
該宅男仆已被逮捕，對謀殺罪供認不諱，唯謀殺動機尚未偵悉，疑涉謀财害命。
這則報道很簡略。
全國各地的讀者肯定都看到了這篇标題觸目驚心的報道，都難免感到有些氣憤。
氣憤之餘又夾雜着一種幾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種想法得到了證實，某件事正如預期的那樣發生了。
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盜竊、謀殺或是強奸罪，白人就會有這種感覺。
接着人們便把報紙翻過去看别的消息。
但是在“這個地區”裡，凡是知道特納夫婦的人，不論是見過他們面的，或是這些年來一直聽到閑言碎語議論他們的，都不急于把這一版翻過去。
有許多人必定還會把這則消息剪下來，和一些舊的信件放在一起，或是夾在書頁裡，要将它作為一種警示或一種告誡保存起來，日後好帶着緘默和神秘莫測的表情瞧一瞧這片發黃的紙。
人們并不讨論這件謀殺案，這是事情最出奇的地方。
當時有三個人本可以把事實詳細叙述一番，結果卻一言未發；盡管如此，人們好像都有一種第六感，認為已經把該弄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
謀殺案根本就沒有引起人們的議論。
要是有人說：“這事很糟糕。
”四周的人們都會顯出冷淡而謹慎的神色。
然後有人回答：“太糟了！”——話題就此終止。
似乎大家都一緻默認，特納家的這個案件不該随随便便地談開。
這是一個農業地區，在這裡，一戶戶的白人家庭彼此相距很遠，他們待在各自的農場上，接連幾個星期隻能看到自己家裡人和奴仆們的黑臉；他們難得有機會見面，總是渴望着和同種族的人來往，在見面時高談闊論一陣，争執一番，七嘴八舌地扯上一會兒，盡情地歡聚幾個小時，然後再回到各自的農場上。
在平時，這件謀殺案一定會讨論上好幾個月；人們有了談助，一定會興緻勃勃才對。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人們這樣默不作聲，大概是那個精力旺盛的查理·斯萊特跑遍了地區所有的農場，關照人們不要聲張的緣故；但是查理絕不會想到這樣做。
他所采取的步驟（而且他一個錯誤也沒有犯）顯然是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并沒有刻意去籌劃安排。
整件事中最耐人尋味的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默不作聲。
這舉動就像一群似乎在用精神感應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鳥兒一樣。
遠在這件謀殺案使特納夫婦聲名遠揚以前，人們談到他們時，語氣總是那樣尖刻和随便，好像是在談什麼怪物、歹徒或自作孽的人一樣。
鄰居當中雖然很少有人碰到過特納夫婦，有些隻是隔得遠遠地見過他們，但是大家都讨厭他們。
這對夫婦究竟為何如此惹人讨厭呢？就因為他們“落落寡合”，僅此而已。
當地的舞會、宴會或是運動會上從來看不到他們的身影。
這對夫婦一定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這就是人們的感覺。
他們不應當那樣與世隔絕，因為那樣做就等于在每個人臉上打了一記耳光；他們有什麼值得神氣活現的？哦，說真的，過着那樣的日子，有什麼可神氣的呢！那小籠子一般的房子，臨時住住還說得過去，但決不能作為永久的住所。
可不是嗎，有些土著黑人的房子也抵得上那種樣子（謝天謝地，這種土著黑人并不多）；白人住得這樣簡陋，當然會給人們留下很壞的印象。
那麼這就是有些人所謂的“窮苦白人”。
于是人言啧啧。
那時候還沒有很大的貧富懸殊（那時也沒有煙草大王），不過種族的劃分當然已經存在。
那一小群“南非白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英國人對他們很瞧不起。
所謂“窮苦白人”原本指的是南非白人，而決不是英國人。
可是把特納夫婦說成是窮苦白人的那些人，一反傳統的說法，自有他們與衆不同的見解。
其中究竟有何不同？怎樣才算窮苦白人？這主要由生活方式所決定，也就是生活水平的問題。
特納夫婦隻需要再有一群兒女，就會成為地道的窮苦白人。
雖然這種見解無可置辯，大多數人卻依舊不願意把特納夫婦看成窮苦白人，否則未免有失體統，因為特納夫婦畢竟還是英國人。
當地人對待特納夫婦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會中的首要準則，即所謂“社團精神”為根據的，可是特納夫婦自己卻沒有理會這種精神。
他們顯然沒有體會到“社團精神”的必要性；的确，他們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此。
你越想就越覺得這樁案件離奇。
離奇并不在于謀殺案本身，而在于人們對這樁案件的感受，在于人們同情迪克·特納，卻極其怨恨瑪麗，好像她是什麼令人厭惡的肮髒東西，被人謀殺了正是活該。
不過人們并沒有問什麼問題。
但是他們心裡一定在琢磨：那位“特約記者”究竟是誰？這消息一定是當地什麼人寫的，因為文筆不太像報章體。
但究竟是誰呢？那個管理農場的助手馬斯頓在謀殺案發生之後，立即就離開了本地。
也許是那個警長德納姆以私人名義寫了投到報社，但又不像。
還有查理·斯萊特，他對特納夫婦的情況比誰都熟悉，謀殺案發生的那一天他又在場。
你可以說，實際上掌握案情的就是他。
他甚至比警長知道得還要早。
人們都覺得這樣的想法合情合理。
一個傻女人被一個土著黑人謀殺了，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但人們卻死也不肯說出口來——這種事要是當地的白人農場主們不關心，還有誰會關心呢？這事關系重大，白人的生計、妻子兒女，以至生活方式都因此受到了威脅。
但是當局外人看到竟然由斯萊特負責處置這件事，以便避免開一些議論，都未免感到詫異。
這件事不可能是預先布置好，時間絕對來不及。
譬如說，當斯萊特聽到迪克·特納農場上的雇工來報告這消息時，為什麼他沒有打電話，而是給在警署的警長寫了張便條呢？ 凡是住在這地方的人，都知道分機電話的情形。
當你搖好電話号碼，拿起聽筒，就會聽到一陣咔哒咔哒的聲音，然後聽到整個地區裡所有的聽筒都拿了起來，于是低微的人聲、悄悄的耳語聲、壓低了的咳嗽聲，一古腦兒都傳了來。
斯萊特住的地方離特納夫婦那兒有五英裡路。
雇工們一發現女屍，立刻跑來告訴了他。
雖然這事緊急，可他并沒有打電話，而是寫了一張便條，派了一個土人聽差，騎着自行車到十二英裡開外的警署，把紙條送給德納姆警長。
警長馬上派出了六七個土著警察到特納夫婦的農場去做現場勘察。
至于他自己，卻先去找斯萊特，因為那張便條上的措辭引起了他的好奇。
他之所以遲遲才到謀殺案現場，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土著警察沒有偵察多久，就逮住了謀殺犯。
特納家的住宅建在一個小山坡上。
他們先在室内巡視了一下，稍微檢查了一下屍體，然後分頭走下山坡，不一會兒就看見謀殺犯摩西從一個荊棘叢生的蟻冢中走了出來。
他走到警察們面前說（至少他說話的大意是這樣）：“我在這裡。
”警察們哐啷一聲給他戴上了手铐，把他帶回屋子裡等候警車的到來。
這時他們看到迪克·特納從屋子旁邊的矮樹林裡走出來，身後跟着兩條悲嗥着的狗。
迪克已經精神失常，癡癡癫癫地自言自語，剛走出矮樹林，過不久又走進去，雙手抓滿了樹葉和泥土。
警察們注視着他，隻能聽任他自行其是。
他雖然瘋了，畢竟是個白人，黑人是不能去碰白人的身體的，即使是當警察的黑人也不行。
人們會不假思索地問：這個殺人犯為什麼要自首？他雖然沒有逃脫的機會，但他總可以冒險試一下。
他大可以跑到山裡去躲藏一陣子，或者溜出國境，逃到葡萄牙人的地界上去。
事後地區土著事務官在一次落日晚會〔1〕 上宣布說，這個人之所以不逃，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人們隻要對這個國家的曆史稍微有點了解，或是看過一些從前那些傳教士或探險家的回憶錄和信件，就可以看到當年羅本古拉〔2〕 統治下的那個社會的面貌。
法律的條文規定得很嚴格，人人都必須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
如果有人做了一件萬惡不赦的事，譬如與國王的女人有不正當的接觸，他就要遭到緻命的懲罰，很可能會被釘在蟻冢上的一根木樁上處死，或是受到類似的極刑。
他可能還要說：“我犯了過錯，我自己知道，讓我來受刑吧。
”不錯，這是一種臨刑不懼的傳統，确實有可稱道之處。
這樣的評論出自土著事務官之口情有可原。
他由于職責所在，研究過土著的語言、風俗等等。
盡管說土人的行為“可稱道”有些不得體，但是現在世風變化，今日的土人已比不得當年的忠厚，人心不古，那麼推崇過去的傳統還是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有關這個問題就不再提了，然而這并非絲毫不耐人尋味，因為摩西有可能根本不是馬塔貝萊
該宅男仆已被逮捕，對謀殺罪供認不諱，唯謀殺動機尚未偵悉，疑涉謀财害命。
這則報道很簡略。
全國各地的讀者肯定都看到了這篇标題觸目驚心的報道，都難免感到有些氣憤。
氣憤之餘又夾雜着一種幾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種想法得到了證實，某件事正如預期的那樣發生了。
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盜竊、謀殺或是強奸罪，白人就會有這種感覺。
接着人們便把報紙翻過去看别的消息。
但是在“這個地區”裡，凡是知道特納夫婦的人，不論是見過他們面的，或是這些年來一直聽到閑言碎語議論他們的，都不急于把這一版翻過去。
有許多人必定還會把這則消息剪下來，和一些舊的信件放在一起，或是夾在書頁裡，要将它作為一種警示或一種告誡保存起來，日後好帶着緘默和神秘莫測的表情瞧一瞧這片發黃的紙。
人們并不讨論這件謀殺案，這是事情最出奇的地方。
當時有三個人本可以把事實詳細叙述一番，結果卻一言未發；盡管如此，人們好像都有一種第六感，認為已經把該弄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
謀殺案根本就沒有引起人們的議論。
要是有人說：“這事很糟糕。
”四周的人們都會顯出冷淡而謹慎的神色。
然後有人回答：“太糟了！”——話題就此終止。
似乎大家都一緻默認，特納家的這個案件不該随随便便地談開。
這是一個農業地區，在這裡，一戶戶的白人家庭彼此相距很遠，他們待在各自的農場上，接連幾個星期隻能看到自己家裡人和奴仆們的黑臉；他們難得有機會見面，總是渴望着和同種族的人來往，在見面時高談闊論一陣，争執一番，七嘴八舌地扯上一會兒，盡情地歡聚幾個小時，然後再回到各自的農場上。
在平時，這件謀殺案一定會讨論上好幾個月；人們有了談助，一定會興緻勃勃才對。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人們這樣默不作聲，大概是那個精力旺盛的查理·斯萊特跑遍了地區所有的農場，關照人們不要聲張的緣故；但是查理絕不會想到這樣做。
他所采取的步驟（而且他一個錯誤也沒有犯）顯然是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并沒有刻意去籌劃安排。
整件事中最耐人尋味的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默不作聲。
這舉動就像一群似乎在用精神感應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鳥兒一樣。
遠在這件謀殺案使特納夫婦聲名遠揚以前，人們談到他們時，語氣總是那樣尖刻和随便，好像是在談什麼怪物、歹徒或自作孽的人一樣。
鄰居當中雖然很少有人碰到過特納夫婦，有些隻是隔得遠遠地見過他們，但是大家都讨厭他們。
這對夫婦究竟為何如此惹人讨厭呢？就因為他們“落落寡合”，僅此而已。
當地的舞會、宴會或是運動會上從來看不到他們的身影。
這對夫婦一定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這就是人們的感覺。
他們不應當那樣與世隔絕，因為那樣做就等于在每個人臉上打了一記耳光；他們有什麼值得神氣活現的？哦，說真的，過着那樣的日子，有什麼可神氣的呢！那小籠子一般的房子，臨時住住還說得過去，但決不能作為永久的住所。
可不是嗎，有些土著黑人的房子也抵得上那種樣子（謝天謝地，這種土著黑人并不多）；白人住得這樣簡陋，當然會給人們留下很壞的印象。
那麼這就是有些人所謂的“窮苦白人”。
于是人言啧啧。
那時候還沒有很大的貧富懸殊（那時也沒有煙草大王），不過種族的劃分當然已經存在。
那一小群“南非白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英國人對他們很瞧不起。
所謂“窮苦白人”原本指的是南非白人，而決不是英國人。
可是把特納夫婦說成是窮苦白人的那些人，一反傳統的說法，自有他們與衆不同的見解。
其中究竟有何不同？怎樣才算窮苦白人？這主要由生活方式所決定，也就是生活水平的問題。
特納夫婦隻需要再有一群兒女，就會成為地道的窮苦白人。
雖然這種見解無可置辯，大多數人卻依舊不願意把特納夫婦看成窮苦白人，否則未免有失體統，因為特納夫婦畢竟還是英國人。
當地人對待特納夫婦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會中的首要準則，即所謂“社團精神”為根據的，可是特納夫婦自己卻沒有理會這種精神。
他們顯然沒有體會到“社團精神”的必要性；的确，他們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此。
你越想就越覺得這樁案件離奇。
離奇并不在于謀殺案本身，而在于人們對這樁案件的感受，在于人們同情迪克·特納，卻極其怨恨瑪麗，好像她是什麼令人厭惡的肮髒東西，被人謀殺了正是活該。
不過人們并沒有問什麼問題。
但是他們心裡一定在琢磨：那位“特約記者”究竟是誰？這消息一定是當地什麼人寫的，因為文筆不太像報章體。
但究竟是誰呢？那個管理農場的助手馬斯頓在謀殺案發生之後，立即就離開了本地。
也許是那個警長德納姆以私人名義寫了投到報社，但又不像。
還有查理·斯萊特，他對特納夫婦的情況比誰都熟悉，謀殺案發生的那一天他又在場。
你可以說，實際上掌握案情的就是他。
他甚至比警長知道得還要早。
人們都覺得這樣的想法合情合理。
一個傻女人被一個土著黑人謀殺了，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但人們卻死也不肯說出口來——這種事要是當地的白人農場主們不關心，還有誰會關心呢？這事關系重大，白人的生計、妻子兒女，以至生活方式都因此受到了威脅。
但是當局外人看到竟然由斯萊特負責處置這件事，以便避免開一些議論，都未免感到詫異。
這件事不可能是預先布置好，時間絕對來不及。
譬如說，當斯萊特聽到迪克·特納農場上的雇工來報告這消息時，為什麼他沒有打電話，而是給在警署的警長寫了張便條呢？ 凡是住在這地方的人，都知道分機電話的情形。
當你搖好電話号碼，拿起聽筒，就會聽到一陣咔哒咔哒的聲音，然後聽到整個地區裡所有的聽筒都拿了起來，于是低微的人聲、悄悄的耳語聲、壓低了的咳嗽聲，一古腦兒都傳了來。
斯萊特住的地方離特納夫婦那兒有五英裡路。
雇工們一發現女屍，立刻跑來告訴了他。
雖然這事緊急，可他并沒有打電話，而是寫了一張便條，派了一個土人聽差，騎着自行車到十二英裡開外的警署，把紙條送給德納姆警長。
警長馬上派出了六七個土著警察到特納夫婦的農場去做現場勘察。
至于他自己，卻先去找斯萊特，因為那張便條上的措辭引起了他的好奇。
他之所以遲遲才到謀殺案現場，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土著警察沒有偵察多久，就逮住了謀殺犯。
特納家的住宅建在一個小山坡上。
他們先在室内巡視了一下，稍微檢查了一下屍體，然後分頭走下山坡，不一會兒就看見謀殺犯摩西從一個荊棘叢生的蟻冢中走了出來。
他走到警察們面前說（至少他說話的大意是這樣）：“我在這裡。
”警察們哐啷一聲給他戴上了手铐，把他帶回屋子裡等候警車的到來。
這時他們看到迪克·特納從屋子旁邊的矮樹林裡走出來，身後跟着兩條悲嗥着的狗。
迪克已經精神失常，癡癡癫癫地自言自語，剛走出矮樹林，過不久又走進去，雙手抓滿了樹葉和泥土。
警察們注視着他，隻能聽任他自行其是。
他雖然瘋了，畢竟是個白人，黑人是不能去碰白人的身體的，即使是當警察的黑人也不行。
人們會不假思索地問：這個殺人犯為什麼要自首？他雖然沒有逃脫的機會，但他總可以冒險試一下。
他大可以跑到山裡去躲藏一陣子，或者溜出國境，逃到葡萄牙人的地界上去。
事後地區土著事務官在一次落日晚會
人們隻要對這個國家的曆史稍微有點了解，或是看過一些從前那些傳教士或探險家的回憶錄和信件，就可以看到當年羅本古拉
法律的條文規定得很嚴格，人人都必須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
如果有人做了一件萬惡不赦的事，譬如與國王的女人有不正當的接觸，他就要遭到緻命的懲罰，很可能會被釘在蟻冢上的一根木樁上處死，或是受到類似的極刑。
他可能還要說：“我犯了過錯，我自己知道，讓我來受刑吧。
”不錯，這是一種臨刑不懼的傳統，确實有可稱道之處。
這樣的評論出自土著事務官之口情有可原。
他由于職責所在，研究過土著的語言、風俗等等。
盡管說土人的行為“可稱道”有些不得體，但是現在世風變化，今日的土人已比不得當年的忠厚，人心不古，那麼推崇過去的傳統還是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有關這個問題就不再提了，然而這并非絲毫不耐人尋味，因為摩西有可能根本不是馬塔貝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