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國：國際銀行家的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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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國際銀行家
19世紀以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17個主要國際銀行家族，以荷蘭、英國、法國和德國為發祥地，逐步擴散到俄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最終形成了對當今世界影響深遠的金融人脈骨幹網。
随着法國資産階級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歐洲大陸，宗教勢力和封建王權逐漸衰落，舊的社會統治勢力集團趨于土崩瓦解，新興的資産階級迅速填補着社會權力真空。
在工業革命所産生的鐵路、冶金、礦業、軍工、機械、通訊等行業的爆炸性擴張過程中，當歐洲列強勢力不均衡所導緻的曆次戰争爆發時，國際銀行家敏銳地把握住了曆史性的重大機遇，通過金融市場迅速為工業擴張和各國之間的戰争籌集大筆資金，在獲得巨大而驚人的财富的同時，也對曆史進程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
财富的力量體現在對權力的腐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力的控制上。
國際銀行家在資本供應與需求對接的過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資本和信用流動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遊戲規則。
從霍普、巴林家族聯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從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銀行家族的幕後運作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高特銀行家”資助“霧月政變”到拿破侖給予其法蘭西銀行壟斷的慷慨對價，從巴林、維靈—莫裡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脈網到美國路易斯安那購買融資，從貝列拉、福爾德聯手挑戰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動産信貸銀行”的金融創新之争，從布雷施勞德扶持俾斯麥到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魯士大軍，從鮑林、沃伯格家族挑動德皇威廉二世擴張到羅斯柴爾德刺激英國反制，從貝爾蒙特參與廢除林肯綠币到賽利格曼家族策劃巴拿馬獨立，從阿拉伯人大起義到《貝爾福宣言》，從德意志帝國銀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級通貨膨脹，從納粹崛起的華爾街輸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創新，從原子彈機密的洩露到克格勃的雙料間諜，從羅茲會社的雄圖大略到美國基金會體系的“影子政府”，從安·蘭德的點撥到格林斯潘的頓悟，從當今的金融海嘯到世界中央銀行的啟動，從美元最終的崩潰到世界單一貨币的倒計時，曆史事件背後金融勢力的身影依稀可見，其影響力無處不在，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國際銀行家高效與綿密的人脈關系網之中。
今天的中國人對“渠道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詳，如果連沃爾瑪在商品流通領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議價能力都讓衆多企業家如芒在背，那麼，對全社會人人都需要的資本與信用流動渠道的壟斷性控制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則遠不是沃爾瑪所能比拟的。
國際銀行家從卑微的社會地位起家，從攀附各國權貴階層開始發展壯大，逐步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掌握了各國的資金及流動渠道，漸次控制了工業與商業系統并形成了利益互鎖，進而開始影響國家政策取向以謀取更大的利益。
他們與權貴階層利益日益融合，運用難以抵制的金錢誘惑，日益主導了從政府官員任命到總統大選的政治家人選，從經濟政策制定到外交戰略的形成，從戰略情報系統的運作到軍隊将領的升遷，從組建精英團體到影響公共議程，從經管媒體出版“自律”到左右社會信息來源，從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識塑造……金權經過兩百多年的進化，已逐漸完成從萌芽到壯大，從影響到壟斷，從前台到幕後的曆史轉型，成為了西方社會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淩駕于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之上，完成了金權專政的蛻變。
這樣一批高能量的國際銀行家包括： 縱橫國際金融江湖二百餘年的大哥大級别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心腹柏林銀行家布雷施勞德（Bleichroder）； 德國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國漢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國巴伐利亞出身的華爾街銀行家賽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國法蘭克福出身後在美國成為超級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國漢堡起家後來發展到倫敦和紐約的施羅德家族（Schroder）； 德國法蘭克福起家後在美國興起的斯佩爾家族（Speyer）； 德國柏林的老牌銀行家族門德爾松家族（Mendelsohn）； 英國19世紀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齊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國皇室倚重的福爾德家族（Fould）； 法國盤踞在法蘭西銀行董事位置上長達百年的馬利特家族（Mallet）； 法國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動産信貸銀行創始人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銀行家的泰鬥米臘博家族（Mirabaud）； 原來是羅氏家族門下後借美國崛起而迅速成為當今世界金融主導勢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國際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能量巨大的關鍵性少數群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人類的命運。
他們來到哪裡，哪裡就會一片興旺，他們抛棄哪裡，哪裡就衰退蕭條。
他們能夠在翻手為雲的過程中刺激社會大量創造财富，也能在覆手為雨的運作裡攫取巨額金錢。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這些家族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風雲，以這些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會龐大和複雜的人脈關系網絡，對人類曆史的發展軌迹和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隕落了，但大多數家族仍然在今天發揮着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力。
世界每天都在發生着新的變化，但人類的本性卻始終不斷地自我重複。
人性在數千年前對财富有多麼貪婪與恐懼，對權力有多麼執着與詛咒，今天仍然如此。
人類向往自由卻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時又心懷自私，渴望美好但無法摒棄邪惡，無論是中國“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還是西方曆史中的金錢權謀，都在不斷地重複着人性的本質。
這正是我們通過研究曆史來把握未來的意義之所在。
今天在人性中發生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在曆史上找到先例。
中國人對權力的人性曆史決不陌生，但對财富的人性曆史還遠不熟悉，讓我們從國際銀行家最密集的出産地德國開始這個曲折的探索曆程。
戛然而止的戰争 在最近兩百年的曆史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重點關注兩件大事：戰争與革命。
不管是戰争還是革命，交戰雙方為了進行大規模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
——尼爾·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時分，在波希米亞薩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萬人的部隊正靜靜地穿過雨幕快速向前挺進。
一張張年輕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滿了緊張、興奮和期待。
這些普魯士易北軍團的小夥子們知道，他們将要攻擊的是20萬奧地利—薩克森聯軍。
敵衆我寡之下，他們能指望的隻有同時從另一路發起攻擊的、由腓特列·查爾斯親王統帥的85萬人的普魯士第一軍團。
本來按照普軍總參謀長老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将軍的戰略部署，同時參與攻擊的還應該有普魯士王儲、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親率的第二軍團的10萬大軍，卻因為該軍團部隊駐地超過了電報信号的接收範圍，無法及時收到命令而未實施機動。
由于過分匆忙，普軍的易北軍團沒有充分地擴展其攻擊線，而且其火力跨過了第一軍團的攻擊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亂。
在奧軍猛烈的反沖擊和密集炮火的打擊下，到上午11時，普軍的進攻被阻止，且預備隊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擊。
假如奧軍在此時堅決地發動一次騎兵沖擊，普軍也許将被逐出戰場。
但是過分謹慎的奧軍統帥貝納德克元帥卻讓騎兵按兵不動。
雙方在混亂的戰場上僵持着。
就在普軍即将戰敗的危急關頭，一直與毛奇在一起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vonBisbarck）突然發現：在戰場東面幾公裡外，有一行類似樹木一樣的東西在移動。
毛奇拿起望遠鏡觀察片刻，然後對身邊禦駕親征的國王威廉一世興奮地說：“陛下不但赢得了這場戰役，而且也赢得了戰争。
”原來就在普魯士易北軍團和第一軍團陷入與奧軍苦戰的同時，一名傳令兵奔馳了30多公裡，給王儲送去了國王的強制性命令，第二軍團随即開始向北運動，這就是俾斯麥看見的“移動的樹木”。
下午2時30分，第二軍團向奧軍北面的防區實施攻擊。
奧軍防線瓦解。
貝納德克元帥于下午3時下令全線撤退。
但是普軍攻勢非常猛烈，奧軍第一軍隻能發動騎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護友鄰部隊撤退。
這次行動在20分鐘之内就傷亡了1萬人，第一軍幾乎被打殘。
可是這次反攻争取了時間，奧軍近18萬人在被完全合圍之前從夾縫中成功撤出。
薩多瓦會戰中，普魯士方面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10天後，普軍逼近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攻占了距離維也納僅僅6公裡的佛羅斯洛夫要塞，拿下維也納、征服奧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奧戰争薩多瓦會戰 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即将獲勝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麥和總參謀長毛奇将軍此刻突然吵得不可開交。
國王力主直搗已近在咫尺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毛奇從一個軍人的角度，當然也希望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一舉拿下已是孤城的維也納。
但是，首相俾斯麥卻努力“向沸騰的葡萄酒中注水”，堅決要求放棄攻打維也納，趁着軍事上的有利地位，與奧地利盡快簽署停戰條約，隻要達到将奧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
當國王一直不肯讓步時，俾斯麥急得流下熱淚，以辭去普魯士首相職位相要挾，甚至打算從四層樓上跳下去。
争吵一直持續到深夜，最後國王終于十分痛苦地答應放棄進攻，但要把當時的情形記錄下來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中，“以證明他當時是多麼無奈和委曲求全”。
後來，普魯士果然與奧地利簽下了不割地賠款的“城下之盟”，奧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聯。
但是，俾斯麥在戰局極為有利的情況下，放棄攻打維也納以擴大戰果的機會，此事成了世界戰争史上的一個懸案。
為什麼俾斯麥不惜以辭職和跳樓相威脅，忤逆聖意也要堅決阻止兵臨城下的普軍進軍維也納？對于這個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首先，出于歐洲勢力均衡的戰略考慮，其他列強不會坐視普魯士徹底擊敗奧地利而崛起為中歐強國，普軍執意攻占維也納的必然結果是列強的武力幹涉，普魯士崛起、統一德意志的進程可能中斷；其次，雖然薩多瓦會戰普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卻并未殲滅奧軍主力，奧軍18萬大軍成功突圍全力退守拱衛京師，急切之下普軍強攻維也納未必能占到什麼便宜。
作為一位傑出的戰略家，俾斯麥的目光更為長遠。
其實，俾斯麥稱不上是傑出的戰略家，他隻是一個幸運的冒險者。
就在4年之後的普法戰争中，俾斯麥堅持強迫戰敗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并支付50億法郎的巨額戰争賠款，從而在法國人驕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遠疼痛的利刃，使法國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德國未來真正的戰略對手——英國人的懷抱。
德國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國人，從而在未來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間，以實現德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戰略目的，但俾斯麥的短視為德國制造了一個強大而難以征服的敵人，并促使英法結成在歐洲圍堵德國崛起的強大同盟，德國在後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都與俾斯麥當年的魯莽戰略有關。
事實上，俾斯麥在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戰争背後另有原因。
這就是，當普奧戰争打到第7周，兵臨維也納城下的俾斯麥已接近其金融動員能力的極限，他已經無力将戰争繼續下去了。
要明白普魯士軍隊當時的處境，我們必須将視野擴展到普魯士崛起的曆史進程中，去觀察金融力量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不理解戰争和革命背後的金融力量，也就無法真正看清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德國處于歐洲東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别是柏林更是處于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上。
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币兌換中心，到拿破侖占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币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勞德叫塞米歐（Samuel），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
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恤在戰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
1828年前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系。
由于羅斯柴爾德家族處于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系，使得布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衆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
1830年以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傭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門德爾松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布雷施勞德在羅氏家族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柏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場之間尋找低買高賣的套利機會。
由于歐洲市場上各種債券和貨币的價格在各個城市之間會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價實現套利的關鍵是獲取準确的情報和抓住恰當的時機。
金融業從一開始就對情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實際上現代國際情報機構就是建立在早期國際銀行家族商業情報傳遞系統基礎之上的。
當時最先進的情報系統毫無疑問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情報速遞系統，其覆蓋面、快捷性、保密性、準确率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各國政府官方的系統。
布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絡。
他們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從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時間，如果通過羅氏的情報網絡，隻需要5天，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業利益。
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據多年的考察，逐漸把布雷施勞德家族納入到自己的情報體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不斷地給羅氏傳遞關于普魯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蘭國王等5個歐洲強權對新成立的比利時持有何種政治态度，沙皇俄國對于波蘭的反叛又是怎樣的态度和立場。
布雷施勞德家族也彙報有關瘟疫在歐洲蔓延的情況，還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動态，并一再确保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的黃金和債券的安全性\[1\]。
各種情報通過布雷施勞德的收集和傳遞，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歐洲情報系統，有助于羅家掌握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從而廣泛和深入地影響歐洲各國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歐洲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大獲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還不大，最活躍的金融産品就是鐵路債券。
普魯士政府為了對外“招商引資”，引起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銀行家“大腕”對鐵路債券的關注，想方設法吸引羅家投資到普魯士的鐵路工業。
在投資的過程中，羅家在普魯士工業領域的影響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擔任了多家鐵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銀行的當家人，同時也是整個家族的首腦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任家族掌門人的位置。
在布雷施勞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勞德必須要讓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獲準加入羅氏家族的特權金融網絡。
當時詹姆斯對布雷施勞德的态度并不好，經常敲打布雷施勞德不要忽略了羅家的利
随着法國資産階級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歐洲大陸，宗教勢力和封建王權逐漸衰落，舊的社會統治勢力集團趨于土崩瓦解，新興的資産階級迅速填補着社會權力真空。
在工業革命所産生的鐵路、冶金、礦業、軍工、機械、通訊等行業的爆炸性擴張過程中，當歐洲列強勢力不均衡所導緻的曆次戰争爆發時，國際銀行家敏銳地把握住了曆史性的重大機遇，通過金融市場迅速為工業擴張和各國之間的戰争籌集大筆資金，在獲得巨大而驚人的财富的同時，也對曆史進程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
财富的力量體現在對權力的腐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力的控制上。
國際銀行家在資本供應與需求對接的過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資本和信用流動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遊戲規則。
從霍普、巴林家族聯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從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銀行家族的幕後運作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高特銀行家”資助“霧月政變”到拿破侖給予其法蘭西銀行壟斷的慷慨對價，從巴林、維靈—莫裡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脈網到美國路易斯安那購買融資，從貝列拉、福爾德聯手挑戰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動産信貸銀行”的金融創新之争，從布雷施勞德扶持俾斯麥到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魯士大軍，從鮑林、沃伯格家族挑動德皇威廉二世擴張到羅斯柴爾德刺激英國反制，從貝爾蒙特參與廢除林肯綠币到賽利格曼家族策劃巴拿馬獨立，從阿拉伯人大起義到《貝爾福宣言》，從德意志帝國銀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級通貨膨脹，從納粹崛起的華爾街輸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創新，從原子彈機密的洩露到克格勃的雙料間諜，從羅茲會社的雄圖大略到美國基金會體系的“影子政府”，從安·蘭德的點撥到格林斯潘的頓悟，從當今的金融海嘯到世界中央銀行的啟動，從美元最終的崩潰到世界單一貨币的倒計時，曆史事件背後金融勢力的身影依稀可見，其影響力無處不在，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國際銀行家高效與綿密的人脈關系網之中。
今天的中國人對“渠道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詳，如果連沃爾瑪在商品流通領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議價能力都讓衆多企業家如芒在背，那麼，對全社會人人都需要的資本與信用流動渠道的壟斷性控制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則遠不是沃爾瑪所能比拟的。
國際銀行家從卑微的社會地位起家，從攀附各國權貴階層開始發展壯大，逐步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掌握了各國的資金及流動渠道，漸次控制了工業與商業系統并形成了利益互鎖，進而開始影響國家政策取向以謀取更大的利益。
他們與權貴階層利益日益融合，運用難以抵制的金錢誘惑，日益主導了從政府官員任命到總統大選的政治家人選，從經濟政策制定到外交戰略的形成，從戰略情報系統的運作到軍隊将領的升遷，從組建精英團體到影響公共議程，從經管媒體出版“自律”到左右社會信息來源，從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識塑造……金權經過兩百多年的進化，已逐漸完成從萌芽到壯大，從影響到壟斷，從前台到幕後的曆史轉型，成為了西方社會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淩駕于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之上，完成了金權專政的蛻變。
這樣一批高能量的國際銀行家包括： 縱橫國際金融江湖二百餘年的大哥大級别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心腹柏林銀行家布雷施勞德（Bleichroder）； 德國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國漢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國巴伐利亞出身的華爾街銀行家賽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國法蘭克福出身後在美國成為超級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國漢堡起家後來發展到倫敦和紐約的施羅德家族（Schroder）； 德國法蘭克福起家後在美國興起的斯佩爾家族（Speyer）； 德國柏林的老牌銀行家族門德爾松家族（Mendelsohn）； 英國19世紀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齊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國皇室倚重的福爾德家族（Fould）； 法國盤踞在法蘭西銀行董事位置上長達百年的馬利特家族（Mallet）； 法國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動産信貸銀行創始人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銀行家的泰鬥米臘博家族（Mirabaud）； 原來是羅氏家族門下後借美國崛起而迅速成為當今世界金融主導勢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國際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能量巨大的關鍵性少數群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人類的命運。
他們來到哪裡，哪裡就會一片興旺，他們抛棄哪裡，哪裡就衰退蕭條。
他們能夠在翻手為雲的過程中刺激社會大量創造财富，也能在覆手為雨的運作裡攫取巨額金錢。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這些家族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風雲，以這些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會龐大和複雜的人脈關系網絡，對人類曆史的發展軌迹和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隕落了，但大多數家族仍然在今天發揮着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力。
世界每天都在發生着新的變化，但人類的本性卻始終不斷地自我重複。
人性在數千年前對财富有多麼貪婪與恐懼，對權力有多麼執着與詛咒，今天仍然如此。
人類向往自由卻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時又心懷自私，渴望美好但無法摒棄邪惡，無論是中國“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還是西方曆史中的金錢權謀，都在不斷地重複着人性的本質。
這正是我們通過研究曆史來把握未來的意義之所在。
今天在人性中發生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在曆史上找到先例。
中國人對權力的人性曆史決不陌生，但對财富的人性曆史還遠不熟悉，讓我們從國際銀行家最密集的出産地德國開始這個曲折的探索曆程。
戛然而止的戰争 在最近兩百年的曆史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重點關注兩件大事：戰争與革命。
不管是戰争還是革命，交戰雙方為了進行大規模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
——尼爾·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時分，在波希米亞薩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萬人的部隊正靜靜地穿過雨幕快速向前挺進。
一張張年輕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滿了緊張、興奮和期待。
這些普魯士易北軍團的小夥子們知道，他們将要攻擊的是20萬奧地利—薩克森聯軍。
敵衆我寡之下，他們能指望的隻有同時從另一路發起攻擊的、由腓特列·查爾斯親王統帥的85萬人的普魯士第一軍團。
本來按照普軍總參謀長老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将軍的戰略部署，同時參與攻擊的還應該有普魯士王儲、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親率的第二軍團的10萬大軍，卻因為該軍團部隊駐地超過了電報信号的接收範圍，無法及時收到命令而未實施機動。
由于過分匆忙，普軍的易北軍團沒有充分地擴展其攻擊線，而且其火力跨過了第一軍團的攻擊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亂。
在奧軍猛烈的反沖擊和密集炮火的打擊下，到上午11時，普軍的進攻被阻止，且預備隊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擊。
假如奧軍在此時堅決地發動一次騎兵沖擊，普軍也許将被逐出戰場。
但是過分謹慎的奧軍統帥貝納德克元帥卻讓騎兵按兵不動。
雙方在混亂的戰場上僵持着。
就在普軍即将戰敗的危急關頭，一直與毛奇在一起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vonBisbarck）突然發現：在戰場東面幾公裡外，有一行類似樹木一樣的東西在移動。
毛奇拿起望遠鏡觀察片刻，然後對身邊禦駕親征的國王威廉一世興奮地說：“陛下不但赢得了這場戰役，而且也赢得了戰争。
”原來就在普魯士易北軍團和第一軍團陷入與奧軍苦戰的同時，一名傳令兵奔馳了30多公裡，給王儲送去了國王的強制性命令，第二軍團随即開始向北運動，這就是俾斯麥看見的“移動的樹木”。
下午2時30分，第二軍團向奧軍北面的防區實施攻擊。
奧軍防線瓦解。
貝納德克元帥于下午3時下令全線撤退。
但是普軍攻勢非常猛烈，奧軍第一軍隻能發動騎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護友鄰部隊撤退。
這次行動在20分鐘之内就傷亡了1萬人，第一軍幾乎被打殘。
可是這次反攻争取了時間，奧軍近18萬人在被完全合圍之前從夾縫中成功撤出。
薩多瓦會戰中，普魯士方面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10天後，普軍逼近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攻占了距離維也納僅僅6公裡的佛羅斯洛夫要塞，拿下維也納、征服奧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奧戰争薩多瓦會戰 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即将獲勝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麥和總參謀長毛奇将軍此刻突然吵得不可開交。
國王力主直搗已近在咫尺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毛奇從一個軍人的角度，當然也希望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一舉拿下已是孤城的維也納。
但是，首相俾斯麥卻努力“向沸騰的葡萄酒中注水”，堅決要求放棄攻打維也納，趁着軍事上的有利地位，與奧地利盡快簽署停戰條約，隻要達到将奧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
當國王一直不肯讓步時，俾斯麥急得流下熱淚，以辭去普魯士首相職位相要挾，甚至打算從四層樓上跳下去。
争吵一直持續到深夜，最後國王終于十分痛苦地答應放棄進攻，但要把當時的情形記錄下來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中，“以證明他當時是多麼無奈和委曲求全”。
後來，普魯士果然與奧地利簽下了不割地賠款的“城下之盟”，奧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聯。
但是，俾斯麥在戰局極為有利的情況下，放棄攻打維也納以擴大戰果的機會，此事成了世界戰争史上的一個懸案。
為什麼俾斯麥不惜以辭職和跳樓相威脅，忤逆聖意也要堅決阻止兵臨城下的普軍進軍維也納？對于這個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首先，出于歐洲勢力均衡的戰略考慮，其他列強不會坐視普魯士徹底擊敗奧地利而崛起為中歐強國，普軍執意攻占維也納的必然結果是列強的武力幹涉，普魯士崛起、統一德意志的進程可能中斷；其次，雖然薩多瓦會戰普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卻并未殲滅奧軍主力，奧軍18萬大軍成功突圍全力退守拱衛京師，急切之下普軍強攻維也納未必能占到什麼便宜。
作為一位傑出的戰略家，俾斯麥的目光更為長遠。
其實，俾斯麥稱不上是傑出的戰略家，他隻是一個幸運的冒險者。
就在4年之後的普法戰争中，俾斯麥堅持強迫戰敗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并支付50億法郎的巨額戰争賠款，從而在法國人驕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遠疼痛的利刃，使法國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德國未來真正的戰略對手——英國人的懷抱。
德國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國人，從而在未來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間，以實現德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戰略目的，但俾斯麥的短視為德國制造了一個強大而難以征服的敵人，并促使英法結成在歐洲圍堵德國崛起的強大同盟，德國在後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都與俾斯麥當年的魯莽戰略有關。
事實上，俾斯麥在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戰争背後另有原因。
這就是，當普奧戰争打到第7周，兵臨維也納城下的俾斯麥已接近其金融動員能力的極限，他已經無力将戰争繼續下去了。
要明白普魯士軍隊當時的處境，我們必須将視野擴展到普魯士崛起的曆史進程中，去觀察金融力量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不理解戰争和革命背後的金融力量，也就無法真正看清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德國處于歐洲東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别是柏林更是處于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上。
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币兌換中心，到拿破侖占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币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勞德叫塞米歐（Samuel），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
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恤在戰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
1828年前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系。
由于羅斯柴爾德家族處于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系，使得布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衆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
1830年以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傭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門德爾松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布雷施勞德在羅氏家族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柏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場之間尋找低買高賣的套利機會。
由于歐洲市場上各種債券和貨币的價格在各個城市之間會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價實現套利的關鍵是獲取準确的情報和抓住恰當的時機。
金融業從一開始就對情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實際上現代國際情報機構就是建立在早期國際銀行家族商業情報傳遞系統基礎之上的。
當時最先進的情報系統毫無疑問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情報速遞系統，其覆蓋面、快捷性、保密性、準确率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各國政府官方的系統。
布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絡。
他們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從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時間，如果通過羅氏的情報網絡，隻需要5天，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業利益。
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據多年的考察，逐漸把布雷施勞德家族納入到自己的情報體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不斷地給羅氏傳遞關于普魯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蘭國王等5個歐洲強權對新成立的比利時持有何種政治态度，沙皇俄國對于波蘭的反叛又是怎樣的态度和立場。
布雷施勞德家族也彙報有關瘟疫在歐洲蔓延的情況，還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動态，并一再确保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的黃金和債券的安全性\[1\]。
各種情報通過布雷施勞德的收集和傳遞，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歐洲情報系統，有助于羅家掌握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從而廣泛和深入地影響歐洲各國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歐洲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大獲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還不大，最活躍的金融産品就是鐵路債券。
普魯士政府為了對外“招商引資”，引起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銀行家“大腕”對鐵路債券的關注，想方設法吸引羅家投資到普魯士的鐵路工業。
在投資的過程中，羅家在普魯士工業領域的影響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擔任了多家鐵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銀行的當家人，同時也是整個家族的首腦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任家族掌門人的位置。
在布雷施勞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勞德必須要讓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獲準加入羅氏家族的特權金融網絡。
當時詹姆斯對布雷施勞德的态度并不好，經常敲打布雷施勞德不要忽略了羅家的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