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蘇格拉底 逆ソクラテ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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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從餐桌被拿到了客廳沙發，又再次被按下。
剛買回來的大屏電視跟其他家具還沒混熟，顯得格格不入，就像一名态度蠻橫的轉校生，而且是從城市轉來鄉下的。
電視仿佛在苦笑——你不是剛把我關上嗎？ 耳邊傳來播音員的實況轉播，發音清晰，流暢地講述着并不太新穎的觀點。
職業棒球聯賽已近落幕。
在京隊一馬當先，整個夏天都排在首位。
可沒想到，排名第二的球隊竟以驚人的氣勢追了上來，差距已縮小至隻差兩個勝場。
這又怎能不吸引球迷關注？哪怕有熒屏阻隔，賽場熱烈的氣氛都撲面而來。
在京隊投手以正面姿勢投球。
打者沒揮棒。
裁判示意好球。
鏡頭裡的計分闆上，排列着一長串的零。
第八次站上投手丘，這位現役球員中年薪最高的金牌投手顯得信心十足。
現在站在右手打擊區的是三号打者，體格強壯卻有一張娃娃臉，據說本賽季已是穩拿擊球得分和本壘打的雙冠王，還擁有衆多女性粉絲。
打者摸了摸耳朵，握緊球棒。
第二球投了出去。
幾乎同一時刻，打者身姿優美地回轉，撞擊聲響起。
“擊球了！”實況解說員高聲呼喊。
球的飛行距離很遠。
鏡頭一路追随球的軌迹，投手面帶痛苦地回望。
球在下落，朝着中外野最靠後的那根界線标杆。
所有觀衆都緊盯着那顆球畫出的巨大抛物線。
轉身追着球跑的那名防守隊員是剛換上場的，體格雖不健壯但作風頑強，憑借對球的判斷能力保持着不錯的擊球率，曾是本賽季隊裡的主力。
但是，由于他頂撞了作風過于獨斷的教練，被取消首發的場次越來越多，衆多體育報紙和粉絲也常為此事惋惜抱怨——教練因為個人恩怨而拖累整個隊伍，這算怎麼回事？而如今，那位中野手正矯健地飛奔。
他跑得那樣快，仿佛在發洩平日裡和教練對立而郁積的憤怒。
球速更快了，就像是在說，我怎麼能被追上？ 中野手面朝圍牆方向跳了起來，一躍騰空。
身體在空中翻轉，随即又落地。
球呢？注視着他的觀衆沒有出聲，但心裡都在想：球在哪裡？ 所有觀衆都屏住呼吸。
片刻過後，他們看見這位中野手高舉起左手，手套裡，有顆白球。
觀衆席和場内氣氛為之一振，巨大的歡呼聲浪噴薄翻湧。
中野手站在原地，右手肘稍稍彎曲，仿佛用盡渾身力氣抓住了一個浮在空中透明的寶貝。
那看上去是一個小小的慶祝手勢。
接着，他雙手捂臉，好像洗臉一樣使勁兒揉搓了一陣，然後伸出兩根手指戳了過來。
手中遙控器的電源鍵被再次按下。
大屏電視發出的聲響猶如輕聲歎息，畫面暗了下去。
初中和高中的記憶，無論好壞，都讓人感覺特别真實，或許是因為其中存在許多青春期特有的羞澀。
可如果再倒退至小學生時，記憶就一片模糊了。
小學六年級的那幾個月，本應是一段重要的回憶，可每當我試圖想起，卻感覺就像在讀别人的冒險傳奇。
回想起的那些場景斷斷續續、點點滴滴，我隻是原封不動地将它們排列起來。
突然出場的是課桌前的自己，正是算術測驗的時間。
坐在桌前，面對考卷，拼命壓抑着心底越發激動的情緒——我，學習和運動成績都還行，在班裡不是格外突出但也沒有不合群——我就是這種小孩。
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學習成績越來越無法成為炫耀的資本，運動也僅是平均水準，生活漸漸平凡乏味，所以，可以說，小學才是我最好的時代。
那個叫久留米的——我連一聲老師都不叫，希望諸位以此體會一下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總把最後兩道題出得特别難，幾乎不可能全部答對。
不過其餘問題，就憑我那腦子也都解出來了。
剩下的隻是等久留米一句話：“好了，時間到。
從後往前把卷子遞上來。
” 如果在平時，應該是這樣。
可那時候卻不同。
我的左手，攥着揉成團的小字條。
右邊座位上的安齋把它塞給了我。
字條上寫有數字。
字很小，是安齋寫的。
那是答案，每一題之間都用逗号隔開了。
“加賀，我遞給你，你再把字條遞給旁邊的草壁。
”安齋指使我道。
冷靜——每當我在心中這樣告訴自己，心反而跳得更加劇烈，就像它偏要跟這句話對着幹。
被久留米逮住了會怎麼樣？當然，小學時期的教師是絕對正确的存在。
老師的職責就是教導我們，教給我們正确答案，學生對此深信不疑。
并且，久留米還有着與衆不同的威嚴。
他體格健壯，五官像演員一樣端正，牙齒也漂亮。
那時久留米應該過了三十五歲，比我父親稍年輕些。
可對我而言，他卻比父親更年長，更嚴厲，是一種更為恐怖的父親形象。
久留米從五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帶我們，每當被他點名時我都會緊張，這感覺從未變過。
不光是我，在我看來，所有的孩子都有點兒畏首畏尾。
我想，明明已經跟安齋他們事先演練過那麼多遍了。
不，或許實際上，當時的我甚至連這樣想的餘地都沒有。
我的頭腦裡盡是心跳聲。
佐久間舉手了。
班級女生裡她個兒最高，眼睛大，說白了就是個美女，是那種校園裡最受矚目的學生。
她父親是某知名通信公司的董事長，常常上電視，為地方經濟做出了貢獻；母親則熱衷教育，是個對學校方針都能指手畫腳的人物。
從各種意義上，學校都得敬佐久間三分。
“老師。
”佐久間一字一句地開口道。
“怎麼了？” “這裡印得不清楚。
” 哪裡不清楚？久留米嘀咕着，朝她的課桌走去。
一切都在按原計劃進行。
我下定了決心。
連佐久間都不顧風險，選擇協助這場“作弊計劃”，我又怎麼能不出手？ 趁久留米走到佐久間身邊彎腰看試卷時，我的左腕安靜地動了起來。
動作雖不大，但在我看來已經十足醒目。
“想在實際行動時不緊張，得事先一遍一遍地練習，一直練到身體可以自己動起來。
” 打一個星期前起，我就遵照安齋的建議，一下課就練習。
練習如何不動聲色地将手伸到旁邊草壁的座位上。
或許練習奏效了。
身體一旦動起來，字條就自然而然地被放到了草壁的課桌上。
我沉浸在完成使命後的輕松裡，心髒跳動得更劇烈了。
為了掩飾，我把臉湊到試卷上。
計劃制訂之初，我曾提議說：“橫豎是作弊，讓我負責遞字條，不如幹脆答案也讓我來寫好了。
”算數測驗，我有信心拿高分。
我認為，與其讓安齋寫完答案遞給我，我再遞給草壁，這樣兩道手續，不如我直接寫好答案遞給草壁多簡單。
但是，安齋卻說“不”。
他堅持認為：“任務還是大家分擔比較好。
而且加賀，你就在草壁旁邊，我隔着一個人，心情更放松，抄寫答案比較容易。
” 安齋的預判實在到位。
事實上，真讓我在考試時往字條上寫答案，根本就不可能。
我或許會因為緊張而當場暈倒。
左手邊的草壁拿到字條後都幹了些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隻記得，實施作弊後的負罪感和冒險時的亢奮，讓我的心一直怦怦跳個不停。
我還記得去美術館的事情。
曾經去過兩次。
第一次去是在……忘了是作弊計劃制訂之前還是過後。
反正不管怎樣，時間應該都相距不遠。
因為，那本就是計劃的一環。
“加賀，這美術館你來過嗎？”安齋問道。
我老實地回答：“我連這棟樓是幹嗎的都不知道。
”我對繪畫當然沒有興趣，雖然知道學校旁邊有這麼一座外觀奇特的巨大建築，但從未想過能跟它有什麼緣分。
剛一進館，我就問安齋有沒有來過這座美術館。
結果，說話聲在館内回蕩，聽上去特别大，我被吓了一跳，感覺脊梁冷飕飕的。
裡面零零散散有一些人，但全都屏息靜氣，仿佛隻要誰發出點兒腳步聲天花闆就會塌掉，然後巨大的惡鬼探出頭來，說一句“逮到你啦”，張口就咬。
這讓每個人都感到害怕。
當時四周是那樣安靜，使我不禁如此胡思亂想。
“偶爾吧。
閑着沒事的時候，我就來這裡看畫。
”我聽了安齋這句話，雖然沒想太多，但還是感到欽佩。
我隻是慌裡慌張地跟在安齋身後，對于細節并不十分清楚，感覺那些應該都是館内常設的展品。
我們背着書包，邁着步子，來到展覽本地一名抽象派畫家作品的展區。
“這畫兒好像是本地畫家的作品。
”安齋低聲道。
“反正我是不認識。
”我戰戰兢兢地低聲回答。
四月升六年級時，安齋才剛從東北地區轉學過來，可他卻比我還熟知此處的事情，這實在令人汗顔，同時又讓我感覺安齋的知識面很廣。
恐怕當時班裡還沒有人了解什麼本地畫家。
“聽說他的抽象畫很有名。
上次來時我問過講解員姐姐，在海外評價也很高。
” 對于當時的我而言，别說“抽象畫”，就連“講解員”和“海外”，都已算是來自未知而遙遠的世界的詞彙。
“哦？”我不懂裝懂地附和，“這種看起來就像亂畫出來的東西，很了不起嗎？” 那畫看上去真的就像胡亂畫出來的，并不是我在替小學時的自己辯解。
感覺那就是一堆線條，還有旋渦一樣的東西，青色和紅色濺得到處都是。
安齋往裡走，我跟在後面。
可能美術館的員工見安齋隔三岔五來參觀，就認為他是個“喜愛繪畫的孩子”，面對放學不回家的我們非但不覺得可疑，反而連眼神裡都帶着笑，仿佛看見了熱愛學習的小朋友。
我們在一面挂有速寫作品的牆前面停下。
那些畫作差不多都是三張明信片大小，沒有上色，線條粗犷，好像是打的草稿，我誠實地說出了内心的感想：“我感覺這種東西連我都能畫。
” 安齋問：“你真這麼覺得？” “我感覺能畫出來。
” “其實這種作品，小孩子是畫不出來的。
” “是嗎？” “得有素描功底，才能簡化到這種程度。
” 安齋這番話的意思我當然不懂。
“你不覺得你能畫出來？”我仍執拗地反駁。
這時，安齋似乎很滿意地點了點頭，道：“這才是重點。
” “重點？什麼重點？” 安齋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環視四周。
會場的一角擺了張椅子，負責監管的人正坐在那裡。
如果我記得沒錯，當天我們就此離開了美術館。
回家路上，我聽安齋講了行動計劃。
記憶裡的下一個場景還是在美術館。
隔些日子後，我們再次前往，仍然去到常規展廳的角落。
安齋在我身旁道：“好了加賀，該你出場了。
” “啥？”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說好了嘛。
” “真的要幹？” “那當然。
” 再往後的事情我其實記得并不太清楚。
它留在我腦海裡，就好像被輕柔的煙霧包裹着，比在算數測驗時作弊的記憶還要模糊、微妙。
或許是過度的負罪感和緊張淡化了它的現實意味。
我去會場一角找到工作人員，指着入口附近的一幅作品問道：“那幅畫兒，畫的是什麼呀？”面對我這個小學生，工作人員露出驚訝又欣慰的笑容，随即起身走到畫旁親切地為我講解了幾句。
安齋命令我讓她盡量多說話，盡管我絞盡腦汁問了好幾個問題，但這終歸是有極限的。
記憶中，話題很快就沒有了，我笨拙地道謝，随後快步離去。
“怎麼樣？畫兒呢？”我平複着慌亂的呼吸，看向他的手。
那隻手上拎着一個布包。
安齋是這樣制訂作戰計劃的：“加賀引開管理員，我趁機拿别的畫兒跟美術館裡的調包，然後再帶出來。
” 關于安齋的記憶，有的深刻，有的模糊。
四月時他以轉校生的身份來到班上，我已記不起他當時的模樣，隻有一個模糊的影子。
但安齋放學後在學校操場上反駁土田，說“我不這麼認為”時的表情，卻清晰地留在了我腦海裡。
那大概是作弊計劃的一個月前。
放學後，我們在學校操場踢足球。
安齋也參加了。
轉學過來的安齋，算不上呆闆但也不很活潑，我們問他“要不要一起玩”，大約三次裡有一次他會參加。
他并不積極，沒有過主動說“算我一個”、要求加入的時候。
他看起來不是特别開心，但也不算特别無趣；根據課堂發言和考試成績來看，他是聰明的，但又不是很出風頭。
如今再回過頭想，我才明白，那是“每年都得轉一兩次學”的安齋從實際經曆中習得的處世之道。
他，很懂得跟同學保持距離。
那一天在場的全是同班的男生，六個人拿圍在操場四周的網當球門踢着玩兒。
遊戲漸漸白熱化，我居然也破天荒地進了球。
直到第二天我才想通，那是因為安齋給我傳了許多好球。
而當時的我隻以為自己的球技忽然變好了，光顧着開心。
“怎麼能讓加賀這種家夥進球！”土田大聲地、不悅地喊道。
據說他爸是報社高層，或許也因為這個，不，我堅信就是因為這個，他總瞧不起年級裡其他同學。
土田嘴裡的話有七成都是自吹自擂，剩下三成，就是瞧不起别人、嘲笑别人。
歸根結底，他所有的發言，都是為了強調自己相對于旁人的優勢地位。
我跟土田講話時，多少也會注意點兒分寸，結果就是我很少感覺到開心，而且——應該說正因為那樣——我在班上也開始有了影響力。
踢了一陣過後，衆人七嘴八舌地商議。
“再來一局怎麼樣？”“差不多該回去啦。
”我遠遠看見了正要出校門的草壁，他戴着在京棒球隊的球帽。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候他唯一的樂趣就是在家看職業棒球比賽的實況轉播，每當看到本壘打或好球，他都會跟着畫面模仿球員的動作。
或許，他選擇将棒球選手的精彩覆蓋在自己的生活之上，是希望以此忘卻無聊的現實。
“嘿，牆頭草，草壁，小草妹妹——”土田高聲叫喊。
草壁似乎是聽到了，慌忙跑開。
“小草妹妹？”安齋面色嚴肅地看着我。
“他老早就有這個綽号了。
”被他這麼一問，我也有些愕然，随即解釋道，“大概
剛買回來的大屏電視跟其他家具還沒混熟，顯得格格不入，就像一名态度蠻橫的轉校生，而且是從城市轉來鄉下的。
電視仿佛在苦笑——你不是剛把我關上嗎？ 耳邊傳來播音員的實況轉播，發音清晰，流暢地講述着并不太新穎的觀點。
職業棒球聯賽已近落幕。
在京隊一馬當先，整個夏天都排在首位。
可沒想到，排名第二的球隊竟以驚人的氣勢追了上來，差距已縮小至隻差兩個勝場。
這又怎能不吸引球迷關注？哪怕有熒屏阻隔，賽場熱烈的氣氛都撲面而來。
在京隊投手以正面姿勢投球。
打者沒揮棒。
裁判示意好球。
鏡頭裡的計分闆上，排列着一長串的零。
第八次站上投手丘，這位現役球員中年薪最高的金牌投手顯得信心十足。
現在站在右手打擊區的是三号打者，體格強壯卻有一張娃娃臉，據說本賽季已是穩拿擊球得分和本壘打的雙冠王，還擁有衆多女性粉絲。
打者摸了摸耳朵，握緊球棒。
第二球投了出去。
幾乎同一時刻，打者身姿優美地回轉，撞擊聲響起。
“擊球了！”實況解說員高聲呼喊。
球的飛行距離很遠。
鏡頭一路追随球的軌迹，投手面帶痛苦地回望。
球在下落，朝着中外野最靠後的那根界線标杆。
所有觀衆都緊盯着那顆球畫出的巨大抛物線。
轉身追着球跑的那名防守隊員是剛換上場的，體格雖不健壯但作風頑強，憑借對球的判斷能力保持着不錯的擊球率，曾是本賽季隊裡的主力。
但是，由于他頂撞了作風過于獨斷的教練，被取消首發的場次越來越多，衆多體育報紙和粉絲也常為此事惋惜抱怨——教練因為個人恩怨而拖累整個隊伍，這算怎麼回事？而如今，那位中野手正矯健地飛奔。
他跑得那樣快，仿佛在發洩平日裡和教練對立而郁積的憤怒。
球速更快了，就像是在說，我怎麼能被追上？ 中野手面朝圍牆方向跳了起來，一躍騰空。
身體在空中翻轉，随即又落地。
球呢？注視着他的觀衆沒有出聲，但心裡都在想：球在哪裡？ 所有觀衆都屏住呼吸。
片刻過後，他們看見這位中野手高舉起左手，手套裡，有顆白球。
觀衆席和場内氣氛為之一振，巨大的歡呼聲浪噴薄翻湧。
中野手站在原地，右手肘稍稍彎曲，仿佛用盡渾身力氣抓住了一個浮在空中透明的寶貝。
那看上去是一個小小的慶祝手勢。
接着，他雙手捂臉，好像洗臉一樣使勁兒揉搓了一陣，然後伸出兩根手指戳了過來。
手中遙控器的電源鍵被再次按下。
大屏電視發出的聲響猶如輕聲歎息，畫面暗了下去。
初中和高中的記憶，無論好壞，都讓人感覺特别真實，或許是因為其中存在許多青春期特有的羞澀。
可如果再倒退至小學生時，記憶就一片模糊了。
小學六年級的那幾個月，本應是一段重要的回憶，可每當我試圖想起，卻感覺就像在讀别人的冒險傳奇。
回想起的那些場景斷斷續續、點點滴滴，我隻是原封不動地将它們排列起來。
突然出場的是課桌前的自己，正是算術測驗的時間。
坐在桌前，面對考卷，拼命壓抑着心底越發激動的情緒——我，學習和運動成績都還行，在班裡不是格外突出但也沒有不合群——我就是這種小孩。
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學習成績越來越無法成為炫耀的資本，運動也僅是平均水準，生活漸漸平凡乏味，所以，可以說，小學才是我最好的時代。
那個叫久留米的——我連一聲老師都不叫，希望諸位以此體會一下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總把最後兩道題出得特别難，幾乎不可能全部答對。
不過其餘問題，就憑我那腦子也都解出來了。
剩下的隻是等久留米一句話：“好了，時間到。
從後往前把卷子遞上來。
” 如果在平時，應該是這樣。
可那時候卻不同。
我的左手，攥着揉成團的小字條。
右邊座位上的安齋把它塞給了我。
字條上寫有數字。
字很小，是安齋寫的。
那是答案，每一題之間都用逗号隔開了。
“加賀，我遞給你，你再把字條遞給旁邊的草壁。
”安齋指使我道。
冷靜——每當我在心中這樣告訴自己，心反而跳得更加劇烈，就像它偏要跟這句話對着幹。
被久留米逮住了會怎麼樣？當然，小學時期的教師是絕對正确的存在。
老師的職責就是教導我們，教給我們正确答案，學生對此深信不疑。
并且，久留米還有着與衆不同的威嚴。
他體格健壯，五官像演員一樣端正，牙齒也漂亮。
那時久留米應該過了三十五歲，比我父親稍年輕些。
可對我而言，他卻比父親更年長，更嚴厲，是一種更為恐怖的父親形象。
久留米從五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帶我們，每當被他點名時我都會緊張，這感覺從未變過。
不光是我，在我看來，所有的孩子都有點兒畏首畏尾。
我想，明明已經跟安齋他們事先演練過那麼多遍了。
不，或許實際上，當時的我甚至連這樣想的餘地都沒有。
我的頭腦裡盡是心跳聲。
佐久間舉手了。
班級女生裡她個兒最高，眼睛大，說白了就是個美女，是那種校園裡最受矚目的學生。
她父親是某知名通信公司的董事長，常常上電視，為地方經濟做出了貢獻；母親則熱衷教育，是個對學校方針都能指手畫腳的人物。
從各種意義上，學校都得敬佐久間三分。
“老師。
”佐久間一字一句地開口道。
“怎麼了？” “這裡印得不清楚。
” 哪裡不清楚？久留米嘀咕着，朝她的課桌走去。
一切都在按原計劃進行。
我下定了決心。
連佐久間都不顧風險，選擇協助這場“作弊計劃”，我又怎麼能不出手？ 趁久留米走到佐久間身邊彎腰看試卷時，我的左腕安靜地動了起來。
動作雖不大，但在我看來已經十足醒目。
“想在實際行動時不緊張，得事先一遍一遍地練習，一直練到身體可以自己動起來。
” 打一個星期前起，我就遵照安齋的建議，一下課就練習。
練習如何不動聲色地将手伸到旁邊草壁的座位上。
或許練習奏效了。
身體一旦動起來，字條就自然而然地被放到了草壁的課桌上。
我沉浸在完成使命後的輕松裡，心髒跳動得更劇烈了。
為了掩飾，我把臉湊到試卷上。
計劃制訂之初，我曾提議說：“橫豎是作弊，讓我負責遞字條，不如幹脆答案也讓我來寫好了。
”算數測驗，我有信心拿高分。
我認為，與其讓安齋寫完答案遞給我，我再遞給草壁，這樣兩道手續，不如我直接寫好答案遞給草壁多簡單。
但是，安齋卻說“不”。
他堅持認為：“任務還是大家分擔比較好。
而且加賀，你就在草壁旁邊，我隔着一個人，心情更放松，抄寫答案比較容易。
” 安齋的預判實在到位。
事實上，真讓我在考試時往字條上寫答案，根本就不可能。
我或許會因為緊張而當場暈倒。
左手邊的草壁拿到字條後都幹了些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隻記得，實施作弊後的負罪感和冒險時的亢奮，讓我的心一直怦怦跳個不停。
我還記得去美術館的事情。
曾經去過兩次。
第一次去是在……忘了是作弊計劃制訂之前還是過後。
反正不管怎樣，時間應該都相距不遠。
因為，那本就是計劃的一環。
“加賀，這美術館你來過嗎？”安齋問道。
我老實地回答：“我連這棟樓是幹嗎的都不知道。
”我對繪畫當然沒有興趣，雖然知道學校旁邊有這麼一座外觀奇特的巨大建築，但從未想過能跟它有什麼緣分。
剛一進館，我就問安齋有沒有來過這座美術館。
結果，說話聲在館内回蕩，聽上去特别大，我被吓了一跳，感覺脊梁冷飕飕的。
裡面零零散散有一些人，但全都屏息靜氣，仿佛隻要誰發出點兒腳步聲天花闆就會塌掉，然後巨大的惡鬼探出頭來，說一句“逮到你啦”，張口就咬。
這讓每個人都感到害怕。
當時四周是那樣安靜，使我不禁如此胡思亂想。
“偶爾吧。
閑着沒事的時候，我就來這裡看畫。
”我聽了安齋這句話，雖然沒想太多，但還是感到欽佩。
我隻是慌裡慌張地跟在安齋身後，對于細節并不十分清楚，感覺那些應該都是館内常設的展品。
我們背着書包，邁着步子，來到展覽本地一名抽象派畫家作品的展區。
“這畫兒好像是本地畫家的作品。
”安齋低聲道。
“反正我是不認識。
”我戰戰兢兢地低聲回答。
四月升六年級時，安齋才剛從東北地區轉學過來，可他卻比我還熟知此處的事情，這實在令人汗顔，同時又讓我感覺安齋的知識面很廣。
恐怕當時班裡還沒有人了解什麼本地畫家。
“聽說他的抽象畫很有名。
上次來時我問過講解員姐姐，在海外評價也很高。
” 對于當時的我而言，别說“抽象畫”，就連“講解員”和“海外”，都已算是來自未知而遙遠的世界的詞彙。
“哦？”我不懂裝懂地附和，“這種看起來就像亂畫出來的東西，很了不起嗎？” 那畫看上去真的就像胡亂畫出來的，并不是我在替小學時的自己辯解。
感覺那就是一堆線條，還有旋渦一樣的東西，青色和紅色濺得到處都是。
安齋往裡走，我跟在後面。
可能美術館的員工見安齋隔三岔五來參觀，就認為他是個“喜愛繪畫的孩子”，面對放學不回家的我們非但不覺得可疑，反而連眼神裡都帶着笑，仿佛看見了熱愛學習的小朋友。
我們在一面挂有速寫作品的牆前面停下。
那些畫作差不多都是三張明信片大小，沒有上色，線條粗犷，好像是打的草稿，我誠實地說出了内心的感想：“我感覺這種東西連我都能畫。
” 安齋問：“你真這麼覺得？” “我感覺能畫出來。
” “其實這種作品，小孩子是畫不出來的。
” “是嗎？” “得有素描功底，才能簡化到這種程度。
” 安齋這番話的意思我當然不懂。
“你不覺得你能畫出來？”我仍執拗地反駁。
這時，安齋似乎很滿意地點了點頭，道：“這才是重點。
” “重點？什麼重點？” 安齋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環視四周。
會場的一角擺了張椅子，負責監管的人正坐在那裡。
如果我記得沒錯，當天我們就此離開了美術館。
回家路上，我聽安齋講了行動計劃。
記憶裡的下一個場景還是在美術館。
隔些日子後，我們再次前往，仍然去到常規展廳的角落。
安齋在我身旁道：“好了加賀，該你出場了。
” “啥？”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說好了嘛。
” “真的要幹？” “那當然。
” 再往後的事情我其實記得并不太清楚。
它留在我腦海裡，就好像被輕柔的煙霧包裹着，比在算數測驗時作弊的記憶還要模糊、微妙。
或許是過度的負罪感和緊張淡化了它的現實意味。
我去會場一角找到工作人員，指着入口附近的一幅作品問道：“那幅畫兒，畫的是什麼呀？”面對我這個小學生，工作人員露出驚訝又欣慰的笑容，随即起身走到畫旁親切地為我講解了幾句。
安齋命令我讓她盡量多說話，盡管我絞盡腦汁問了好幾個問題，但這終歸是有極限的。
記憶中，話題很快就沒有了，我笨拙地道謝，随後快步離去。
“怎麼樣？畫兒呢？”我平複着慌亂的呼吸，看向他的手。
那隻手上拎着一個布包。
安齋是這樣制訂作戰計劃的：“加賀引開管理員，我趁機拿别的畫兒跟美術館裡的調包，然後再帶出來。
” 關于安齋的記憶，有的深刻，有的模糊。
四月時他以轉校生的身份來到班上，我已記不起他當時的模樣，隻有一個模糊的影子。
但安齋放學後在學校操場上反駁土田，說“我不這麼認為”時的表情，卻清晰地留在了我腦海裡。
那大概是作弊計劃的一個月前。
放學後，我們在學校操場踢足球。
安齋也參加了。
轉學過來的安齋，算不上呆闆但也不很活潑，我們問他“要不要一起玩”，大約三次裡有一次他會參加。
他并不積極，沒有過主動說“算我一個”、要求加入的時候。
他看起來不是特别開心，但也不算特别無趣；根據課堂發言和考試成績來看，他是聰明的，但又不是很出風頭。
如今再回過頭想，我才明白，那是“每年都得轉一兩次學”的安齋從實際經曆中習得的處世之道。
他，很懂得跟同學保持距離。
那一天在場的全是同班的男生，六個人拿圍在操場四周的網當球門踢着玩兒。
遊戲漸漸白熱化，我居然也破天荒地進了球。
直到第二天我才想通，那是因為安齋給我傳了許多好球。
而當時的我隻以為自己的球技忽然變好了，光顧着開心。
“怎麼能讓加賀這種家夥進球！”土田大聲地、不悅地喊道。
據說他爸是報社高層，或許也因為這個，不，我堅信就是因為這個，他總瞧不起年級裡其他同學。
土田嘴裡的話有七成都是自吹自擂，剩下三成，就是瞧不起别人、嘲笑别人。
歸根結底，他所有的發言，都是為了強調自己相對于旁人的優勢地位。
我跟土田講話時，多少也會注意點兒分寸，結果就是我很少感覺到開心，而且——應該說正因為那樣——我在班上也開始有了影響力。
踢了一陣過後，衆人七嘴八舌地商議。
“再來一局怎麼樣？”“差不多該回去啦。
”我遠遠看見了正要出校門的草壁，他戴着在京棒球隊的球帽。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候他唯一的樂趣就是在家看職業棒球比賽的實況轉播，每當看到本壘打或好球，他都會跟着畫面模仿球員的動作。
或許，他選擇将棒球選手的精彩覆蓋在自己的生活之上，是希望以此忘卻無聊的現實。
“嘿，牆頭草，草壁，小草妹妹——”土田高聲叫喊。
草壁似乎是聽到了，慌忙跑開。
“小草妹妹？”安齋面色嚴肅地看着我。
“他老早就有這個綽号了。
”被他這麼一問，我也有些愕然，随即解釋道，“大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