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翻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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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文 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2〕先生的《從〈為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并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

    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裡,我卻又想起一個随便講講,也許并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

    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系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産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

    在我以為此地所謂‘Academie’者,當指法國翰林院。

    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Academia〔3〕呢?我不知道。

    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

    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将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别的亂放在他前面。

    現在卻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将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瘾,而上瘾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曾經見過蘇聯的Academia新譯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4〕;在報章上,則記載過在為托爾斯泰印選集,為歌德〔5〕編全集——更完全的全集。

    倍爾德蘭〔6〕不但是加特力教〔7〕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志布爾喬亞〔8〕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

    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

    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于讀者愈無害。

    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态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

    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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