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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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蘇珊·桑塔格曾計劃寫一部題為《論垂死的女人》、《女人之死》或是《女人如何死去》的作品。
在她日記裡的“寫作素材”一欄中，桑塔格列下了十一場死亡，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之死、瑪麗·居裡之死、聖女貞德之死、羅莎·盧森堡之死，以及艾麗斯·詹姆斯之死，等等。
1892年，四十二歲的艾麗斯·詹姆斯死于乳腺癌。
詹姆斯在日記中将自己的乳腺腫瘤形容為“我乳房裡這邪惡的花崗岩般的物質”。
1974年，四十一歲的桑塔格确診乳腺癌。
經受治療後，她寫下了《疾病的隐喻》一書，書中引用了詹姆斯對乳腺腫瘤的這一比喻。
《疾病的隐喻》所描繪的是完全不帶個人色彩的癌症。
桑塔格拒絕将“我”和“癌症”這兩個詞寫進同一個句子裡。
蕾切爾·卡森于1960年确診乳腺癌，那年，五十三歲的她正在撰寫《寂靜的春天》——這本書後來成了癌症文化史中的重要著作。
卡森生前從不公開談論自己的病情，最終，她在1964年死于癌症。
在接受癌症治療期間，桑塔格的日記異乎尋常地寥寥可數、内容單薄。
這體現了乳腺癌對于思考的消耗——這種消耗主要來自化療可能對認知産生的嚴重而持久的影響。
1976年2月，在接受化療期間，桑塔格寫道：“我需要一個精神健身房。
”她的下一篇日記寫于數月之後。
1976年6月，她寫道：“當我能寫信的時候……” 在傑奎琳·蘇珊1966年的小說《純真告别》中，有一個人物詹妮弗在确診乳腺癌後因畏懼乳房切除術而服藥自殺。
詹妮弗說：“我這輩子裡，癌症意味着死亡、恐懼和一些可怕到我不敢面對的東西。
現在我得了癌症，有意思的是，我怕的根本不是癌症本身——即使那已經是死亡宣判。
我怕的隻是，它對我的生活造成的破壞……”女性主義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爾曼于1932年确診乳腺癌，她也以自殺結束了生命：“比起癌症，我甯願選擇三氯甲烷。
”小說家傑奎琳·蘇珊在四十四歲時确診乳腺癌。
她死于1974年，即桑塔格确診的那年。
1978年，四十四歲的詩人奧德萊·洛德确診乳腺癌。
與桑塔格不同的是，洛德選擇在她著名的《癌症日記》中将“我”和“癌症”關聯起來。
洛德的書記錄了她的診療過程和她對鬥争的号召：“我不願這本書僅僅成為對悲痛的記錄。
我不願它僅僅成為對淚水的記錄。
”對洛德來說，乳腺癌的危機意味着
在她日記裡的“寫作素材”一欄中，桑塔格列下了十一場死亡，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之死、瑪麗·居裡之死、聖女貞德之死、羅莎·盧森堡之死，以及艾麗斯·詹姆斯之死，等等。
1892年，四十二歲的艾麗斯·詹姆斯死于乳腺癌。
詹姆斯在日記中将自己的乳腺腫瘤形容為“我乳房裡這邪惡的花崗岩般的物質”。
1974年，四十一歲的桑塔格确診乳腺癌。
經受治療後，她寫下了《疾病的隐喻》一書，書中引用了詹姆斯對乳腺腫瘤的這一比喻。
《疾病的隐喻》所描繪的是完全不帶個人色彩的癌症。
桑塔格拒絕将“我”和“癌症”這兩個詞寫進同一個句子裡。
蕾切爾·卡森于1960年确診乳腺癌，那年，五十三歲的她正在撰寫《寂靜的春天》——這本書後來成了癌症文化史中的重要著作。
卡森生前從不公開談論自己的病情，最終，她在1964年死于癌症。
在接受癌症治療期間，桑塔格的日記異乎尋常地寥寥可數、内容單薄。
這體現了乳腺癌對于思考的消耗——這種消耗主要來自化療可能對認知産生的嚴重而持久的影響。
1976年2月，在接受化療期間，桑塔格寫道：“我需要一個精神健身房。
”她的下一篇日記寫于數月之後。
1976年6月，她寫道：“當我能寫信的時候……” 在傑奎琳·蘇珊1966年的小說《純真告别》中，有一個人物詹妮弗在确診乳腺癌後因畏懼乳房切除術而服藥自殺。
詹妮弗說：“我這輩子裡，癌症意味着死亡、恐懼和一些可怕到我不敢面對的東西。
現在我得了癌症，有意思的是，我怕的根本不是癌症本身——即使那已經是死亡宣判。
我怕的隻是，它對我的生活造成的破壞……”女性主義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爾曼于1932年确診乳腺癌，她也以自殺結束了生命：“比起癌症，我甯願選擇三氯甲烷。
”小說家傑奎琳·蘇珊在四十四歲時确診乳腺癌。
她死于1974年，即桑塔格确診的那年。
1978年，四十四歲的詩人奧德萊·洛德确診乳腺癌。
與桑塔格不同的是，洛德選擇在她著名的《癌症日記》中将“我”和“癌症”關聯起來。
洛德的書記錄了她的診療過程和她對鬥争的号召：“我不願這本書僅僅成為對悲痛的記錄。
我不願它僅僅成為對淚水的記錄。
”對洛德來說，乳腺癌的危機意味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