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大樓的誕生
關燈
小
中
大
一種恐懼終日困擾着我：當我以為自己在陳述某種真相時，可能隻發出了一聲歎息。
——司湯達《愛情論》（1821年） 來自以贊助人命名的癌症大樓遠郊附屬診所的一封通告 在各種令人沮喪的社交場合，一把把抓下你的頭發：在絲芙蘭，在家事法庭，在美國銀行，在你打工掙錢的地方，在和房東交談的時候，在萊文沃思監獄，還有每一個被男人們凝視的時刻。
為争取你需要的一切而努力與人交涉，因為眼下的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
若是争取不到，就在拒絕你的人面前使勁拽下自己的頭發。
将一簇簇頭發留在樹林與草原，留在連鎖便利店的停車場，留在每一個看在你“長得好看”的分上，免費向你和女伴贈送鮮釀紮啤的酒吧門口。
把頭伸出車窗，任風吹落你的頭發。
讓朋友一把一把地将它們收割，再由其他朋友留在令人沮喪的社交場合：撒在海港，散在文化古迹景區，留在讓普通人感到愚蠢渺小的建築物裡，扔在街上騷擾路人的混賬身上。
把你的陰毛一簇簇連根拔起，放在空白信封裡寄給那些科技精英。
将腋毛留在你昔日住所附近的超級基金區。
把鼻毛送給不批準你請假的人事部職員。
當你的眼睫毛掉落時，許個反願，送給每一個在你生病後消失的人。
你的頭發将掉落在周遭每一個表面上，組成新的字符和詞語。
仔細解讀這些詞語将助你破解你的病因：它們通常會拼出“資本主義”這個詞。
幸運的話，你還會辨識出另一個詞，它意為“疾病使你化身為一種軍事儲備”。
頭皮上的斑秃會讓你學會如何将正在死去的細胞變成武器，以抵抗你恨的和恨你的一切。
如同正在掉落的頭發，身體也将被你視為武器；在它衰落時如此，未衰落時亦如此。
依照這套将病人作為武器的全新理論，你的朋友會說，如今照顧你像是在維護一批武器。
你的房間已成為一間軍械庫。
所有給你送飯送水的人，都是在給槍上膛。
1 癌症大樓内人們的容貌展現了一種殘酷的民主：同樣光秃的頭頂，糟糕的氣色，因激素而浮腫的臉，還有在皮膚表面突起的塑料化療港。
老者咿咿呀呀，青年老态龍鐘，中年人發現自己失去了一切中年的特征。
我們身體的邊界開始瓦解，所有本應留在體内的物質接連流散開來。
化療引發的鼻血滴在床單和文件上，滴在超市收據和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上。
我們無法停止流淚，我們散發出腐爛的臭味，我們嘔吐不止。
我們的陰道和精液變得有毒。
我們尿液的毒性強到連醫院廁所裡都貼着标志，要求病人在小便後沖兩次水。
我們看上去不像人——我們像患了癌症的人。
我們在象征自己之前首先象征一種疾病。
語言不再遵從它的社會功能。
我們對詞句的使用變得像接近一枚錯放的炸彈一樣小心翼翼。
有人提起天氣，而我們錯亂的回應是來自另一虛幻對話的隻言片語：“我們必須學會接納自己想要的東西。
”語句抵抗句法結構，詞語重新排列組合，成為昔日熟知詞語的拗口翻譯或是從來不曾認識的陌生單詞。
那些曾由母親教會說話的孩子如今眼睜睜看着他們患病的母親像是牙牙學語的嬰兒般，吃力地比畫着雙手，卻叫不出“電視”或“杯子”的名字。
在候診室裡，護理的勞作與數據的勞作相互交織：妻子幫丈夫填表，母親幫孩子填表，生病的女人幫自己填表。
我是一個生病的女人，我的名字由我自己填寫。
每次就診時醫院都會将我的信息從數據庫中打印出來，讓我确認核實。
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病人，數據庫怕是要空了。
接待員負責分發表格，制作條形碼手環，再将手環交由負責掃碼的女職工。
護士助理的身影若隐若現，站在走廊盡頭，用身體抵開門，呼叫病人的名字。
這些女人是存在于臨界地帶的助理，她們在電子秤上為病人稱重，在狹窄擁擠的準備區為病人測量生命體征。
接着她們把病人（也就是我）領到檢查室裡，登入電腦系統，将我的身體剛剛生成給儀器的一連串數據錄入到系統裡：我的體溫冷暖、心率高低。
接着她們問我：“從1到10，你給自己的疼痛程度打幾分？”我試着回答，但正确答案向來無法用數字衡量。
量化是感知的敵人。
這世上尚不存在一台儀器，能将神經終端發送的感知訊号轉換成足夠生動具體的測量結果。
在面臨身體任性的病情時，當代醫學會想方設法地将其轉化成數據。
這不僅限于通過觀測病人身體每天排放與攝入的物質數量而使個體患者成為數據，更牽扯到整個人群——所有人的身體與感知都成了一種關于可能性的計算（患病或健康的可能性、生或死的可能性、康複或受苦的可能性），治療方案則全部由這些可能性決定。
雖然男人和女人的身體都受制于這種計算，但這些基礎的計算工作往往僅由女人承擔。
是她們将捉摸不定、難以計數的疾病遷移到了科技化的醫學範疇。
“名字？出生日期？”癌症患者說出她的名字，這名字被打印在手環上鄰近條形碼的位置，又被打印在各種标簽上，貼在抽血的樣本瓶或是即将注入她體内的化療藥物上，接着她的身份将被一再核實。
盡管我的身份已經通過掃碼确認，但醫療保障措施仍需要我口頭重複一遍自己的名字，以防萬一。
于是，我的名字變成了每一樣物質進出我的身體時刺破身體邊界的那枚針尖。
有時我似乎記得自己是誰，但重複使人麻木。
從1到10，你給你自己打幾分？在癌症這種醫學化的抽象之下，我勉強排在身體感知和醫療信息系統後面的第三位。
待我在檢查室裡脫下衣服，換上病服後，護士走進房間，在電腦上登入醫院系統。
有時我抽過血，護士便給我看化驗報告上一項項血液指标的檢測結果。
這血液中流淌的物質構成每周或多或少會與上周有所不同，這些時高時低的指标決定着我接下來的治療預期與時長。
護士問我身體感覺怎麼樣，再把我描述的感知錄入電腦，在那些早就做好分類、有着醫保代碼的“症狀”前面打鈎。
“照護”(care)這項勞動通常薪酬很低，甚至毫無報酬（有時也被稱為“再生産勞動”，即每天都在孕育新的自己和他人，使活着的身體不斷再生的工作，如喂養、清潔、照料等）。
它被許多人看作最沒有技術含量、最感性、最依賴直覺的一種工作。
“照護”常被理解為一種與愛毗鄰的感情和陪伴，而它與量化之間相隔甚遠，這距離就如同被照護的病人對痛楚的感知與數據的統計分類之間的隔閡一樣。
“我在乎你”(Icareforyou)這句話與腫瘤細胞的分化速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式，前者基于情感，後者基于病理事實。
而重大疾病離奇地颠覆了這兩者的關系——或者說是闡明了它們的關系。
我們那曾經堅實且變幻莫測的身體原本充滿了感知與渾濁的獸性，如今就這樣草率而又猛烈地屈服于醫學抽象的病症。
與此同時，照護反而變得鮮明而具體。
接待員、助理、檢驗技師和護士們不僅需要将我的身體指标錄入數據庫，同時也需要照護(carefor)我。
醫院裡測錄尿液的人通過聊天給予我安慰，以減輕治療帶來的痛苦。
那些反複核實我名字的醫護人員在掃我的條形碼、反複查對化療劑量、再将化療藥物連接到我胸腔端口的同時，也曾在我表現出畏懼時溫柔地輕撫
——司湯達《愛情論》（1821年） 來自以贊助人命名的癌症大樓遠郊附屬診所的一封通告 在各種令人沮喪的社交場合，一把把抓下你的頭發：在絲芙蘭，在家事法庭，在美國銀行，在你打工掙錢的地方，在和房東交談的時候，在萊文沃思監獄，還有每一個被男人們凝視的時刻。
為争取你需要的一切而努力與人交涉，因為眼下的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
若是争取不到，就在拒絕你的人面前使勁拽下自己的頭發。
将一簇簇頭發留在樹林與草原，留在連鎖便利店的停車場，留在每一個看在你“長得好看”的分上，免費向你和女伴贈送鮮釀紮啤的酒吧門口。
把頭伸出車窗，任風吹落你的頭發。
讓朋友一把一把地将它們收割，再由其他朋友留在令人沮喪的社交場合：撒在海港，散在文化古迹景區，留在讓普通人感到愚蠢渺小的建築物裡，扔在街上騷擾路人的混賬身上。
把你的陰毛一簇簇連根拔起，放在空白信封裡寄給那些科技精英。
将腋毛留在你昔日住所附近的超級基金區。
把鼻毛送給不批準你請假的人事部職員。
當你的眼睫毛掉落時，許個反願，送給每一個在你生病後消失的人。
你的頭發将掉落在周遭每一個表面上，組成新的字符和詞語。
仔細解讀這些詞語将助你破解你的病因：它們通常會拼出“資本主義”這個詞。
幸運的話，你還會辨識出另一個詞，它意為“疾病使你化身為一種軍事儲備”。
頭皮上的斑秃會讓你學會如何将正在死去的細胞變成武器，以抵抗你恨的和恨你的一切。
如同正在掉落的頭發，身體也将被你視為武器；在它衰落時如此，未衰落時亦如此。
依照這套将病人作為武器的全新理論，你的朋友會說，如今照顧你像是在維護一批武器。
你的房間已成為一間軍械庫。
所有給你送飯送水的人，都是在給槍上膛。
1 癌症大樓内人們的容貌展現了一種殘酷的民主：同樣光秃的頭頂，糟糕的氣色，因激素而浮腫的臉，還有在皮膚表面突起的塑料化療港。
老者咿咿呀呀，青年老态龍鐘，中年人發現自己失去了一切中年的特征。
我們身體的邊界開始瓦解，所有本應留在體内的物質接連流散開來。
化療引發的鼻血滴在床單和文件上，滴在超市收據和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上。
我們無法停止流淚，我們散發出腐爛的臭味，我們嘔吐不止。
我們的陰道和精液變得有毒。
我們尿液的毒性強到連醫院廁所裡都貼着标志，要求病人在小便後沖兩次水。
我們看上去不像人——我們像患了癌症的人。
我們在象征自己之前首先象征一種疾病。
語言不再遵從它的社會功能。
我們對詞句的使用變得像接近一枚錯放的炸彈一樣小心翼翼。
有人提起天氣，而我們錯亂的回應是來自另一虛幻對話的隻言片語：“我們必須學會接納自己想要的東西。
”語句抵抗句法結構，詞語重新排列組合，成為昔日熟知詞語的拗口翻譯或是從來不曾認識的陌生單詞。
那些曾由母親教會說話的孩子如今眼睜睜看着他們患病的母親像是牙牙學語的嬰兒般，吃力地比畫着雙手，卻叫不出“電視”或“杯子”的名字。
在候診室裡，護理的勞作與數據的勞作相互交織：妻子幫丈夫填表，母親幫孩子填表，生病的女人幫自己填表。
我是一個生病的女人，我的名字由我自己填寫。
每次就診時醫院都會将我的信息從數據庫中打印出來，讓我确認核實。
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病人，數據庫怕是要空了。
接待員負責分發表格，制作條形碼手環，再将手環交由負責掃碼的女職工。
護士助理的身影若隐若現，站在走廊盡頭，用身體抵開門，呼叫病人的名字。
這些女人是存在于臨界地帶的助理，她們在電子秤上為病人稱重，在狹窄擁擠的準備區為病人測量生命體征。
接着她們把病人（也就是我）領到檢查室裡，登入電腦系統，将我的身體剛剛生成給儀器的一連串數據錄入到系統裡：我的體溫冷暖、心率高低。
接着她們問我：“從1到10，你給自己的疼痛程度打幾分？”我試着回答，但正确答案向來無法用數字衡量。
量化是感知的敵人。
這世上尚不存在一台儀器，能将神經終端發送的感知訊号轉換成足夠生動具體的測量結果。
在面臨身體任性的病情時，當代醫學會想方設法地将其轉化成數據。
這不僅限于通過觀測病人身體每天排放與攝入的物質數量而使個體患者成為數據，更牽扯到整個人群——所有人的身體與感知都成了一種關于可能性的計算（患病或健康的可能性、生或死的可能性、康複或受苦的可能性），治療方案則全部由這些可能性決定。
雖然男人和女人的身體都受制于這種計算，但這些基礎的計算工作往往僅由女人承擔。
是她們将捉摸不定、難以計數的疾病遷移到了科技化的醫學範疇。
“名字？出生日期？”癌症患者說出她的名字，這名字被打印在手環上鄰近條形碼的位置，又被打印在各種标簽上，貼在抽血的樣本瓶或是即将注入她體内的化療藥物上，接着她的身份将被一再核實。
盡管我的身份已經通過掃碼确認，但醫療保障措施仍需要我口頭重複一遍自己的名字，以防萬一。
于是，我的名字變成了每一樣物質進出我的身體時刺破身體邊界的那枚針尖。
有時我似乎記得自己是誰，但重複使人麻木。
從1到10，你給你自己打幾分？在癌症這種醫學化的抽象之下，我勉強排在身體感知和醫療信息系統後面的第三位。
待我在檢查室裡脫下衣服，換上病服後，護士走進房間，在電腦上登入醫院系統。
有時我抽過血，護士便給我看化驗報告上一項項血液指标的檢測結果。
這血液中流淌的物質構成每周或多或少會與上周有所不同，這些時高時低的指标決定着我接下來的治療預期與時長。
護士問我身體感覺怎麼樣，再把我描述的感知錄入電腦，在那些早就做好分類、有着醫保代碼的“症狀”前面打鈎。
“照護”(care)這項勞動通常薪酬很低，甚至毫無報酬（有時也被稱為“再生産勞動”，即每天都在孕育新的自己和他人，使活着的身體不斷再生的工作，如喂養、清潔、照料等）。
它被許多人看作最沒有技術含量、最感性、最依賴直覺的一種工作。
“照護”常被理解為一種與愛毗鄰的感情和陪伴，而它與量化之間相隔甚遠，這距離就如同被照護的病人對痛楚的感知與數據的統計分類之間的隔閡一樣。
“我在乎你”(Icareforyou)這句話與腫瘤細胞的分化速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式，前者基于情感，後者基于病理事實。
而重大疾病離奇地颠覆了這兩者的關系——或者說是闡明了它們的關系。
我們那曾經堅實且變幻莫測的身體原本充滿了感知與渾濁的獸性，如今就這樣草率而又猛烈地屈服于醫學抽象的病症。
與此同時，照護反而變得鮮明而具體。
接待員、助理、檢驗技師和護士們不僅需要将我的身體指标錄入數據庫，同時也需要照護(carefor)我。
醫院裡測錄尿液的人通過聊天給予我安慰，以減輕治療帶來的痛苦。
那些反複核實我名字的醫護人員在掃我的條形碼、反複查對化療劑量、再将化療藥物連接到我胸腔端口的同時，也曾在我表現出畏懼時溫柔地輕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