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歸零地，結一張品欽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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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紐約以角色的身份出現在懸疑小說裡，那麼它既不會是偵探，也不會是兇手。
它會是那個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卻不打算說出來。
——唐納德· E.韋斯特雷克 但漢松 一、網 一生酷愛豬仔玩具的品欽，想必應該看過《夏洛的網》。
出生時搶不上母豬奶頭而險些遭到農場主淘汰的小豬威爾伯，頗像是品欽筆下一直記挂的“棄民”原型，而三番五次從既定的末日厄運中拯救他的，正是一張纖細而神奇的“網”——憑着在網上結出的神秘文字，“網”不僅成為鄉民和觀光客眼中的神迹，還傳遞出重審低賤生命之美的谕令。
《緻命尖端》（BleedingEdge，2013）也是一部關于“網”的小說，隻是這張網不是蜘蛛的唾液結成的，而是虛拟的二進制代碼、服務器、電腦終端和網線構成的隐匿賽博空間，如幽靈般懸挂在世貿中心遺址紀念公園的深井中。
這并不是品欽第一次在小說裡“觸網”。
在前一部《性本惡》（InherentVice，2009）中，私家偵探多克就通過友人的計算機實驗室見識了“阿帕網”（即“因特網”的前身）。
站在20世紀60年代的終結處，嬉皮士們隐約感到一扇新的“伊甸園之門”正在開啟，網絡将引領人類的肉身去飛升和超越，“就像是迷幻藥，完全是另一個奇異的世界——時間，空間，所有這些都不同”。
然而，品欽也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網絡時代的隐憂：“當年他們發現迷幻藥能變成一個通道，讓我們看見某些被他們禁止的東西，于是政府立刻宣布這是禁藥，還記得嗎？信息跟這個不就是一碼事嗎？” 先進美好，卻緻命淌血，這正是當代社會所謂“血尖”技術的悖論。
“網絡”及其依附的人類數字化生存，由此成為品欽小說世界中像“火箭”一樣重要的文學―科技母題。
其實，以惡托邦的筆法來諷刺這個信息時代過度聯結的互聯網對人的異化，這在當代西方小說中并不鮮見，代表性的近作或許是大衛·艾格斯（DaveEggers）的《圓環》（TheCircle，2013）。
艾格斯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挖苦了矽谷那些科技巨頭（如谷歌、臉書和蘋果）的虛假節操，大數據時代個人隐私的消失威脅到了人的基本自由，笃信“分享即關懷”的社交網絡最終演變成一場全民狂歡的噩夢。
相較之下，品欽對于高速信息網絡的态度則複雜含混得多，因為他深知互聯網從誕生開始，就是兩股迥異的曆史力量交纏的産物。
一方面，“阿帕網”當然屬于嚴格意義上20世紀70年代五角大樓的軍工産物，但另一方面，早期互聯網實驗室裡也攜帶着20世紀60年代美國西海岸大學校園嬉皮士的自由因子——那些最早的網絡沖浪者，将塑造一種“極客”亞文化，他們中的佼佼者後來打造出了“矽谷”，徹底改變了我們現在的生活面貌。
事實上，構成因特網基石的TCP/IP協議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通信協議文化。
如曼紐爾·卡斯特在著名的《網絡社會》中所言，它是“通過給予别人以及從别人那裡獲得而形成的協同的基礎上進行發展”，它“從根本上實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享價值觀，而要共享通信價值”。
甚至如品欽在《葡萄園》（Vineland，1990）裡神秘展望的那樣，賽博空間裡的人類生活将是“無重量、無形狀的電子在場與缺席的鍊條”，那一長串“0”和“1”表征了更高級的人類存在方式，就像“天使，小神或UFO裡的來客”。
不過，這部《緻命尖端》卻更像是網絡時代的後現代啟示錄。
小說以2001年春天的紐約開場，彼時穆罕默德·阿塔的劫機小組成員尚未從邁阿密動身，《老友記》中瑞秋的發型依然是城裡女性競相效仿的時尚，華爾街的伯尼·麥道夫仍舊是高級投資者口中最值得信賴的生财機器。
但是，一種詭異的微型末日感已悄然在紐約人腦海中盤桓——哪怕之前的“千禧蟲”危機被證明不過是虛驚一場，哪怕大部分人尚不明白在遙遠的阿富汗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意味着什麼，但納斯達克的大崩盤卻足以讓曼哈頓“矽巷”的創業者在那個春天心驚膽寒。
作為劫後餘生的互聯網創業者，小說裡的電腦極客賈斯丁和盧卡斯似乎比任何人都提早意識到了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的危機四伏。
盡管《萬有引力之虹》中有過“萬物皆有聯結”這樣的名句，但品欽卻并非簡單暗示“互聯網泡沫”（Dot-ComBubble）與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聯。
《緻命尖端》與其他“9·11”小說最不同的叙事視角，乃是将新世紀初互聯網産業的災難和世貿中心的災難放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宏大語境下。
換言之，曆史從未如福山所言的那樣走向終結，“雙子塔”的倒塌既不是一個無辜城市憑空招緻的無妄之災，也不僅僅是某個超級強國霸權外交的咎由自取，而是一場不斷持續的災難堆積，将本雅明式的世界曆史廢墟又壘高了一寸罷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緻命尖端》并不是品欽寫的第一部“9·11”小說。
早在《反抗時間》（AgainsttheDay，2006）這部尚未譯介的皇皇
它會是那個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卻不打算說出來。
——唐納德· E.韋斯特雷克 但漢松 一、網 一生酷愛豬仔玩具的品欽，想必應該看過《夏洛的網》。
出生時搶不上母豬奶頭而險些遭到農場主淘汰的小豬威爾伯，頗像是品欽筆下一直記挂的“棄民”原型，而三番五次從既定的末日厄運中拯救他的，正是一張纖細而神奇的“網”——憑着在網上結出的神秘文字，“網”不僅成為鄉民和觀光客眼中的神迹，還傳遞出重審低賤生命之美的谕令。
《緻命尖端》（BleedingEdge，2013）也是一部關于“網”的小說，隻是這張網不是蜘蛛的唾液結成的，而是虛拟的二進制代碼、服務器、電腦終端和網線構成的隐匿賽博空間，如幽靈般懸挂在世貿中心遺址紀念公園的深井中。
這并不是品欽第一次在小說裡“觸網”。
在前一部《性本惡》（InherentVice，2009）中，私家偵探多克就通過友人的計算機實驗室見識了“阿帕網”（即“因特網”的前身）。
站在20世紀60年代的終結處，嬉皮士們隐約感到一扇新的“伊甸園之門”正在開啟，網絡将引領人類的肉身去飛升和超越，“就像是迷幻藥，完全是另一個奇異的世界——時間，空間，所有這些都不同”。
然而，品欽也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網絡時代的隐憂：“當年他們發現迷幻藥能變成一個通道，讓我們看見某些被他們禁止的東西，于是政府立刻宣布這是禁藥，還記得嗎？信息跟這個不就是一碼事嗎？” 先進美好，卻緻命淌血，這正是當代社會所謂“血尖”技術的悖論。
“網絡”及其依附的人類數字化生存，由此成為品欽小說世界中像“火箭”一樣重要的文學―科技母題。
其實，以惡托邦的筆法來諷刺這個信息時代過度聯結的互聯網對人的異化，這在當代西方小說中并不鮮見，代表性的近作或許是大衛·艾格斯（DaveEggers）的《圓環》（TheCircle，2013）。
艾格斯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挖苦了矽谷那些科技巨頭（如谷歌、臉書和蘋果）的虛假節操，大數據時代個人隐私的消失威脅到了人的基本自由，笃信“分享即關懷”的社交網絡最終演變成一場全民狂歡的噩夢。
相較之下，品欽對于高速信息網絡的态度則複雜含混得多，因為他深知互聯網從誕生開始，就是兩股迥異的曆史力量交纏的産物。
一方面，“阿帕網”當然屬于嚴格意義上20世紀70年代五角大樓的軍工産物，但另一方面，早期互聯網實驗室裡也攜帶着20世紀60年代美國西海岸大學校園嬉皮士的自由因子——那些最早的網絡沖浪者，将塑造一種“極客”亞文化，他們中的佼佼者後來打造出了“矽谷”，徹底改變了我們現在的生活面貌。
事實上，構成因特網基石的TCP/IP協議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通信協議文化。
如曼紐爾·卡斯特在著名的《網絡社會》中所言，它是“通過給予别人以及從别人那裡獲得而形成的協同的基礎上進行發展”，它“從根本上實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享價值觀，而要共享通信價值”。
甚至如品欽在《葡萄園》（Vineland，1990）裡神秘展望的那樣，賽博空間裡的人類生活将是“無重量、無形狀的電子在場與缺席的鍊條”，那一長串“0”和“1”表征了更高級的人類存在方式，就像“天使，小神或UFO裡的來客”。
不過，這部《緻命尖端》卻更像是網絡時代的後現代啟示錄。
小說以2001年春天的紐約開場，彼時穆罕默德·阿塔的劫機小組成員尚未從邁阿密動身，《老友記》中瑞秋的發型依然是城裡女性競相效仿的時尚，華爾街的伯尼·麥道夫仍舊是高級投資者口中最值得信賴的生财機器。
但是，一種詭異的微型末日感已悄然在紐約人腦海中盤桓——哪怕之前的“千禧蟲”危機被證明不過是虛驚一場，哪怕大部分人尚不明白在遙遠的阿富汗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意味着什麼，但納斯達克的大崩盤卻足以讓曼哈頓“矽巷”的創業者在那個春天心驚膽寒。
作為劫後餘生的互聯網創業者，小說裡的電腦極客賈斯丁和盧卡斯似乎比任何人都提早意識到了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的危機四伏。
盡管《萬有引力之虹》中有過“萬物皆有聯結”這樣的名句，但品欽卻并非簡單暗示“互聯網泡沫”（Dot-ComBubble）與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聯。
《緻命尖端》與其他“9·11”小說最不同的叙事視角，乃是将新世紀初互聯網産業的災難和世貿中心的災難放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宏大語境下。
換言之，曆史從未如福山所言的那樣走向終結，“雙子塔”的倒塌既不是一個無辜城市憑空招緻的無妄之災，也不僅僅是某個超級強國霸權外交的咎由自取，而是一場不斷持續的災難堆積，将本雅明式的世界曆史廢墟又壘高了一寸罷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緻命尖端》并不是品欽寫的第一部“9·11”小說。
早在《反抗時間》（AgainsttheDay，2006）這部尚未譯介的皇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