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心那個女人：一個未婚國度的政治與社會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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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一直沒有意識到，當代單身女性大浪潮是在我進入大學讀書那幾年掀起來的。
20世紀90年代初期，女性的婚姻與生育模式發生了急劇變化，我母親那代人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革命的餘波還未平複，美國獨立女性參與政治的時代洪流又即将掀起波瀾。
1991年10月11日，時年35歲的法學教授安妮塔·法耶·希爾（AnitaFayeHill）現身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證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Thomas）在工作期間對她進行性騷擾。
克拉倫斯·托馬斯是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權英雄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Marshall）退休之後，他由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H.W.Bush）指任，填補最高法院的空缺。
希爾出生于俄克拉荷馬州的孤樹村，由浸信會的農民教友撫養長大，是家中十三個孩子裡年齡最小的一個；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隸。
希爾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從高中畢業，順利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深造。
希爾在教育部和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EmploymentOpportunityCommittion，EEOC）工作期間，托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時在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講授合同法課程，一直單身。
當年的庭審現場進行了全程錄像，通過直播，人們全神貫注地觀看了整個庭審過程。
錄影中，希爾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組成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面前，用謹慎、清晰的語調陳述了托馬斯在她為其工作的多年裡，跟她講話時那種充滿性暗示的粗俗方式；并且詳細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場合提及的色情電影明星、陰莖尺寸以及陰毛……然而，她卻受到了來自保守派新聞媒體的嘲諷，被委員會的許多成員懷疑、侮辱，還有一些證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沒準患有“被愛妄想症”（erotomania）[1]——一種罕見的心性疾病，會引發女性幻想與有權力的男性發生性關系。
來自懷俄明州的參議員艾倫·辛普森（AlanSimpson）對希爾的“癖性”（proclivities，這個詞由保守派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Safire］提議作為“描述同性戀的密語”[2]）提出質疑。
還有一位名叫大衛·布洛克（DavidBrock）的學者認為希爾“有點古怪，還有點淫蕩”。
在希爾結束了她的證詞之後，約翰·道格特（JohnDoggett）——托馬斯的一個老同學，同時也是希爾的舊識——以證人的身份被傳喚上庭，他形容希爾有“幾分善變”，推測她“幻想我這樣的男人會對她産生一種暧昧的興趣”。
基于他和希爾之間短暫的社交往來，道格特猜想“她難以接受她所鐘情的男性對她的拒絕”；另一方面，道格特又指出希爾“似乎很孤獨”。
[3] 希爾之後寫下了這段經曆：“大多數媒體報道都是從‘我是單身’這個角度出發的，然而我的婚姻狀态與性騷擾的問題完全是兩碼事。
” 希爾的獨身狀況使她與公衆原先對女性特質的認知有些違和：沒有丈夫來為她的品行擔保，也沒有子女來證明她身為女性的意義——人們傳統上信奉的女性價值，她都沒有。
那個時候的希爾覺得，正是她的單身身份讓诽謗者們極力把她置于“完全偏離正常行為規範”的境地，她寫道，司法部成員們“沒法理解為什麼我不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社會制度，尤其是婚姻”，這就使他們開始猜測，她之所以單身是“因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對婚姻，是個愛幻想的老處女或者仇恨男人”。
這無休止的猜測源于社會對成年女性的“預期”，我小時候在看小說的時候，也曾被這樣的“預期”激怒過：女性成年後就要和男人被一紙婚書捆綁到一起，隻有這樣才合乎常理。
而在這個看似嶄新的世界：女性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與有望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與專業水準上勢均力敵，還有能力通過指控讓這個男人的事業陷入危機。
然而，婚姻制度仍然能夠輕松“平衡”上述男女平權的新局面：女性依然需要這個傳統的制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認可，讓那些質疑希爾的人不再把她描繪成一個有妄想症的老處女。
談及那些針對她的婚姻狀态和精神穩定性提出的質疑，希爾寫道，參議員們“企圖把婚姻、價值觀念和可信度聯系起來”，還促使人們去思考，“像我這樣的一個35歲的黑人女性，為什麼會選擇追求事業成功而不是選擇婚姻——焦點被轉移到了與案件本身無關的問題上，使我成了一個不被信任的人”。
事實的确是這樣，希爾的證言并沒有被采信，至少沒能對委員會成員的決定産生影響。
聽證會結束後，沒過幾日，克拉倫斯·托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獲得了批準。
但希爾不是當代的海斯特·白蘭[1]，注定要過被流放的生活。
相反，她的出現對這個國家及其權力結構産生了長久深刻的影響。
“性騷擾”成為了一個專業術語，它不僅被編進詞典，更滲入到美國人的思想中，無論已婚還是未婚的女性都會有意識地面對、反抗在工作時受到的騷擾。
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觀念：那些長久以來被看作無可厚非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女性群體的歧視、壓迫與殘害。
希爾接受白人男性陪審員盤問的整個事件同樣對美國的代議制度産生了深遠影響。
在1991年的時候，總共隻有兩名女性在美國參議院中工作。
這實在把聽證會大張旗鼓宣傳的國家扶濟政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從《紐約時報》（NewYorkTimes）發布的一張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為數不多的國會女性代表團，包括帕特麗夏·施羅德（PatriciaSchroeder）和埃莉諾·霍姆斯·諾頓（EleanorHolmesNorton），她們跑上國會大廈的台階抗議，要求給予希爾繼續指證和上訴的權利。
委員會對希爾事件的處理方式在社會上激起了一波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這個國家一邊倒的偏見和由男性組成的代表機構發出聲讨。
在希爾進行指證的第二年，競選參議員的女性人數創下曆史新高，她們當中共有四個人競選成功。
其中之一是來自華盛頓的佩蒂·莫裡（PattyMurray），她反複強調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激勵了她踴躍參與到政治選舉中來：“我當時一直盯着整個委員會，心裡想着‘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兒的話，誰會說出我内心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們不會代表我發聲。
我感到迷茫和無助。
”[4]還有一位是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卡羅爾·莫斯利·布勞恩（CaroleMoseleyBraun），她是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競選參議員成功的非裔美國女性。
人們把1992年這一年稱作是“女性之年”。
毫無疑問，人們對希爾一案的關注（以及随之而來的死亡和強暴威脅）對希爾的生活和事業造成了颠覆性的改變，但她的人生還在繼續。
她并沒有被社會永久地拒之門外，無論是她的事業還是個人生活。
如今，希爾在布蘭迪斯大學講授法學課程，并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侶一起居住于波士頓。
希爾之所以沒有被當作一名離經叛道者完全被社會除名，還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那時候的希爾有很多同盟。
很多像希爾一樣的女性，她們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并在社會上占據了一席之地。
根據調查的數據顯示，在1990年之時，35歲至44歲的已婚女性數量占比已經從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
[5] “在90年代，女性開始接受、關注自身的性别，并且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表達‘性’。
”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
希爾看起來和過去也許不太一樣，但她對未來信心十足，正是這一點讓她具有足夠的震懾力，使那些參議員們如坐針氈。
艾倫·辛普森曾向委員會列舉了應該提防希爾的多條原因，并極具煽動性地警示說：“小心這個女人！”[6]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需要“小心”的，可不隻是這一個女人，而是數不勝數的女人。
重大的轉折 距離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年的時間，副總統丹·奎爾（DanQuayle）在舊金山的聯邦俱樂部發表了他的競選演講。
在他的演講中，奎爾就羅德尼·金[2]一案所引發的1922年洛杉矶暴動事件[3]提出自己看法。
“我們所看到的缺乏法律約束的社會混亂，”奎爾辯稱道，“與家庭結構的解體直接相關。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他出乎意料地朝一個電視劇角色大肆開火。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出品的電視劇《風雲女郎》（MurphyBrown）中，由坎迪斯·伯根（CandiceBergen）飾演的同名女主人公墨菲·布朗即将分娩，但她與孩子的父親并沒有結婚也不是情侶關系。
奎爾将其視為“當今社會上那些高智商、高薪職業女性的代表”，對于這種未婚生子的做法他十分擔憂，“女性們獨自撫養孩子，還将其稱為另一種生活方式，這真是極大地貶低和嘲諷了父親存在的重要性”。
[7]奎爾的這些評論使他自己，連同虛構的角色墨菲·布朗和她的孩子艾弗裡一起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條，這也讓這位女主人公的未婚身份比她其他方面的特質更惹人矚目。
當然，奎爾的擔憂并不隻在墨菲身上。
在抛出他那個流行文化的難題時，奎爾又搬出了那套關于福利項目是如何不利于婚姻發展的典型保守派說辭。
看得出來，奎爾十分擔心這種脫離婚姻的新式身份，會遍及各個收入層次的女性群體。
事實上，一種新興的生活模式的出現已經是大勢所趨：假如女性能夠獨立生存（很多人都願意這樣做），并且當她們真的這樣做的時候，男性就不再是經濟保障、社會地位、性生活以及後來根據事實顯示的，在生兒育女方面的中心了。
雖然那時的奎爾肯定沒有意識到，但1992年的确是後來被研究者稱為“重大轉折”[8]時期中的關鍵年份。
在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份裡，不僅女性的結婚年齡一直都在延後，初次分娩年齡早于結婚年齡的趨勢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古舊的文化制度和宗教規範在這個時候遭到了一次強力反叛，它們曾被人們認為是女性身份和形成家庭的根基所在，雖然事實并不完全如此，因為婚前性行為和未婚先孕的情況一直都存在。
然而體面正派的官方公共道德準則卻始終要求人們先結婚再生養孩子。
如今，這個順序已經被打亂了，而在衆多的美國人中，對此感到最為恐慌的是那些對政治掌握着幾乎是絕對控制權的男性群體。
奎爾發表競選演講兩年後，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院候選人裡克·桑托勒姆（RickSantorum）也同樣在一次演講中強調了未婚母親和社會動亂之間的關聯，并聲稱“我們正見證着這個國家一點點走向崩潰的邊緣，而這都歸咎于單身母親”。
1994年，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兒子傑布·布什（JebBush）在佛羅裡達州競選州長時說，接受社會救濟的女性“應該能夠過上穩定的生活，并且能夠找到丈夫”，在這之後沒多久，他就出版了一本書。
在書裡，他認為年輕女性未婚生子的原因是“人們不再覺得這種行為不光彩”，他建議社會也許應該重拾對這種行為的批判，視之為“恥”。
喬伊斯林·埃爾德斯（JoycelynElders）一直毫不避諱地宣揚并提倡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藥品法規和堕胎權利。
1993年她接受比爾·克林頓（BillClinton）的委派出任美國衛生局
20世紀90年代初期，女性的婚姻與生育模式發生了急劇變化，我母親那代人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革命的餘波還未平複，美國獨立女性參與政治的時代洪流又即将掀起波瀾。
1991年10月11日，時年35歲的法學教授安妮塔·法耶·希爾（AnitaFayeHill）現身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證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Thomas）在工作期間對她進行性騷擾。
克拉倫斯·托馬斯是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權英雄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Marshall）退休之後，他由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H.W.Bush）指任，填補最高法院的空缺。
希爾出生于俄克拉荷馬州的孤樹村，由浸信會的農民教友撫養長大，是家中十三個孩子裡年齡最小的一個；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隸。
希爾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從高中畢業，順利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深造。
希爾在教育部和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EmploymentOpportunityCommittion，EEOC）工作期間，托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時在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講授合同法課程，一直單身。
當年的庭審現場進行了全程錄像，通過直播，人們全神貫注地觀看了整個庭審過程。
錄影中，希爾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組成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面前，用謹慎、清晰的語調陳述了托馬斯在她為其工作的多年裡，跟她講話時那種充滿性暗示的粗俗方式；并且詳細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場合提及的色情電影明星、陰莖尺寸以及陰毛……然而，她卻受到了來自保守派新聞媒體的嘲諷，被委員會的許多成員懷疑、侮辱，還有一些證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沒準患有“被愛妄想症”（erotomania）[1]——一種罕見的心性疾病，會引發女性幻想與有權力的男性發生性關系。
來自懷俄明州的參議員艾倫·辛普森（AlanSimpson）對希爾的“癖性”（proclivities，這個詞由保守派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Safire］提議作為“描述同性戀的密語”[2]）提出質疑。
還有一位名叫大衛·布洛克（DavidBrock）的學者認為希爾“有點古怪，還有點淫蕩”。
在希爾結束了她的證詞之後，約翰·道格特（JohnDoggett）——托馬斯的一個老同學，同時也是希爾的舊識——以證人的身份被傳喚上庭，他形容希爾有“幾分善變”，推測她“幻想我這樣的男人會對她産生一種暧昧的興趣”。
基于他和希爾之間短暫的社交往來，道格特猜想“她難以接受她所鐘情的男性對她的拒絕”；另一方面，道格特又指出希爾“似乎很孤獨”。
[3] 希爾之後寫下了這段經曆：“大多數媒體報道都是從‘我是單身’這個角度出發的，然而我的婚姻狀态與性騷擾的問題完全是兩碼事。
” 希爾的獨身狀況使她與公衆原先對女性特質的認知有些違和：沒有丈夫來為她的品行擔保，也沒有子女來證明她身為女性的意義——人們傳統上信奉的女性價值，她都沒有。
那個時候的希爾覺得，正是她的單身身份讓诽謗者們極力把她置于“完全偏離正常行為規範”的境地，她寫道，司法部成員們“沒法理解為什麼我不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社會制度，尤其是婚姻”，這就使他們開始猜測，她之所以單身是“因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對婚姻，是個愛幻想的老處女或者仇恨男人”。
這無休止的猜測源于社會對成年女性的“預期”，我小時候在看小說的時候，也曾被這樣的“預期”激怒過：女性成年後就要和男人被一紙婚書捆綁到一起，隻有這樣才合乎常理。
而在這個看似嶄新的世界：女性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與有望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與專業水準上勢均力敵，還有能力通過指控讓這個男人的事業陷入危機。
然而，婚姻制度仍然能夠輕松“平衡”上述男女平權的新局面：女性依然需要這個傳統的制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認可，讓那些質疑希爾的人不再把她描繪成一個有妄想症的老處女。
談及那些針對她的婚姻狀态和精神穩定性提出的質疑，希爾寫道，參議員們“企圖把婚姻、價值觀念和可信度聯系起來”，還促使人們去思考，“像我這樣的一個35歲的黑人女性，為什麼會選擇追求事業成功而不是選擇婚姻——焦點被轉移到了與案件本身無關的問題上，使我成了一個不被信任的人”。
事實的确是這樣，希爾的證言并沒有被采信，至少沒能對委員會成員的決定産生影響。
聽證會結束後，沒過幾日，克拉倫斯·托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獲得了批準。
但希爾不是當代的海斯特·白蘭[1]，注定要過被流放的生活。
相反，她的出現對這個國家及其權力結構産生了長久深刻的影響。
“性騷擾”成為了一個專業術語，它不僅被編進詞典，更滲入到美國人的思想中，無論已婚還是未婚的女性都會有意識地面對、反抗在工作時受到的騷擾。
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觀念：那些長久以來被看作無可厚非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女性群體的歧視、壓迫與殘害。
希爾接受白人男性陪審員盤問的整個事件同樣對美國的代議制度産生了深遠影響。
在1991年的時候，總共隻有兩名女性在美國參議院中工作。
這實在把聽證會大張旗鼓宣傳的國家扶濟政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從《紐約時報》（NewYorkTimes）發布的一張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為數不多的國會女性代表團，包括帕特麗夏·施羅德（PatriciaSchroeder）和埃莉諾·霍姆斯·諾頓（EleanorHolmesNorton），她們跑上國會大廈的台階抗議，要求給予希爾繼續指證和上訴的權利。
委員會對希爾事件的處理方式在社會上激起了一波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這個國家一邊倒的偏見和由男性組成的代表機構發出聲讨。
在希爾進行指證的第二年，競選參議員的女性人數創下曆史新高，她們當中共有四個人競選成功。
其中之一是來自華盛頓的佩蒂·莫裡（PattyMurray），她反複強調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激勵了她踴躍參與到政治選舉中來：“我當時一直盯着整個委員會，心裡想着‘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兒的話，誰會說出我内心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們不會代表我發聲。
我感到迷茫和無助。
”[4]還有一位是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卡羅爾·莫斯利·布勞恩（CaroleMoseleyBraun），她是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競選參議員成功的非裔美國女性。
人們把1992年這一年稱作是“女性之年”。
毫無疑問，人們對希爾一案的關注（以及随之而來的死亡和強暴威脅）對希爾的生活和事業造成了颠覆性的改變，但她的人生還在繼續。
她并沒有被社會永久地拒之門外，無論是她的事業還是個人生活。
如今，希爾在布蘭迪斯大學講授法學課程，并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侶一起居住于波士頓。
希爾之所以沒有被當作一名離經叛道者完全被社會除名，還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那時候的希爾有很多同盟。
很多像希爾一樣的女性，她們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并在社會上占據了一席之地。
根據調查的數據顯示，在1990年之時，35歲至44歲的已婚女性數量占比已經從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
[5] “在90年代，女性開始接受、關注自身的性别，并且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表達‘性’。
”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
希爾看起來和過去也許不太一樣，但她對未來信心十足，正是這一點讓她具有足夠的震懾力，使那些參議員們如坐針氈。
艾倫·辛普森曾向委員會列舉了應該提防希爾的多條原因，并極具煽動性地警示說：“小心這個女人！”[6]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需要“小心”的，可不隻是這一個女人，而是數不勝數的女人。
重大的轉折 距離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年的時間，副總統丹·奎爾（DanQuayle）在舊金山的聯邦俱樂部發表了他的競選演講。
在他的演講中，奎爾就羅德尼·金[2]一案所引發的1922年洛杉矶暴動事件[3]提出自己看法。
“我們所看到的缺乏法律約束的社會混亂，”奎爾辯稱道，“與家庭結構的解體直接相關。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他出乎意料地朝一個電視劇角色大肆開火。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出品的電視劇《風雲女郎》（MurphyBrown）中，由坎迪斯·伯根（CandiceBergen）飾演的同名女主人公墨菲·布朗即将分娩，但她與孩子的父親并沒有結婚也不是情侶關系。
奎爾将其視為“當今社會上那些高智商、高薪職業女性的代表”，對于這種未婚生子的做法他十分擔憂，“女性們獨自撫養孩子，還将其稱為另一種生活方式，這真是極大地貶低和嘲諷了父親存在的重要性”。
[7]奎爾的這些評論使他自己，連同虛構的角色墨菲·布朗和她的孩子艾弗裡一起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條，這也讓這位女主人公的未婚身份比她其他方面的特質更惹人矚目。
當然，奎爾的擔憂并不隻在墨菲身上。
在抛出他那個流行文化的難題時，奎爾又搬出了那套關于福利項目是如何不利于婚姻發展的典型保守派說辭。
看得出來，奎爾十分擔心這種脫離婚姻的新式身份，會遍及各個收入層次的女性群體。
事實上，一種新興的生活模式的出現已經是大勢所趨：假如女性能夠獨立生存（很多人都願意這樣做），并且當她們真的這樣做的時候，男性就不再是經濟保障、社會地位、性生活以及後來根據事實顯示的，在生兒育女方面的中心了。
雖然那時的奎爾肯定沒有意識到，但1992年的确是後來被研究者稱為“重大轉折”[8]時期中的關鍵年份。
在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份裡，不僅女性的結婚年齡一直都在延後，初次分娩年齡早于結婚年齡的趨勢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古舊的文化制度和宗教規範在這個時候遭到了一次強力反叛，它們曾被人們認為是女性身份和形成家庭的根基所在，雖然事實并不完全如此，因為婚前性行為和未婚先孕的情況一直都存在。
然而體面正派的官方公共道德準則卻始終要求人們先結婚再生養孩子。
如今，這個順序已經被打亂了，而在衆多的美國人中，對此感到最為恐慌的是那些對政治掌握着幾乎是絕對控制權的男性群體。
奎爾發表競選演講兩年後，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院候選人裡克·桑托勒姆（RickSantorum）也同樣在一次演講中強調了未婚母親和社會動亂之間的關聯，并聲稱“我們正見證着這個國家一點點走向崩潰的邊緣，而這都歸咎于單身母親”。
1994年，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兒子傑布·布什（JebBush）在佛羅裡達州競選州長時說，接受社會救濟的女性“應該能夠過上穩定的生活，并且能夠找到丈夫”，在這之後沒多久，他就出版了一本書。
在書裡，他認為年輕女性未婚生子的原因是“人們不再覺得這種行為不光彩”，他建議社會也許應該重拾對這種行為的批判，視之為“恥”。
喬伊斯林·埃爾德斯（JoycelynElders）一直毫不避諱地宣揚并提倡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藥品法規和堕胎權利。
1993年她接受比爾·克林頓（BillClinton）的委派出任美國衛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