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緻富有者：工作、金錢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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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心底裡認為女性應該掌握經濟獨立權，而不是依賴她們的丈夫……金錢賦予了男人掌控一切的權力。
它賦予了男人解釋價值觀念的權力。
他們來定義什麼是性感。
他們來定義什麼是女性氣質。
這太荒謬了。
——碧昂絲，2013年 生物決定論 埃莉諾·羅斯（EleanorRoss）生于1916年，她的父親是新英格蘭電話與電報公司的一名雇員，母親是一名家庭婦女，後來去了銀行工作。
埃莉諾從小便是個喜歡動物、熱愛大自然、對科學抱有極大熱忱的孩子。
她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名醫生。
在緬因州的科爾比學院讀大學時，當時的家庭經濟條件并不允許她去讀醫學系；後來她成功申請到了愛荷華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然後在1938年，乘着一列火車穿過新英格蘭飓風來到了中西部，在這裡她獲得了生物學專業的高級學位。
研究生期間的每個暑假，埃莉諾都在位于緬因州荒漠山島（MountDesertIsland）上的傑克遜實驗室工作，參與一項由女性先驅科學家伊麗莎白·沙爾·羅素（ElizabethShullRussell）主持的研究項目，并于1940年的8月在《實驗動物學期刊》（JournalofExperimentalZoology）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果蠅的良性與“惡性” 腫瘤比較》（“AComparisonofBenignand‘Malignant’TumorsinDrosophilaMelanogaster”）的研究文章。
由于父親的工作地點遷到了緬因州的霍爾頓，埃莉諾在完成學業之後，也搬去了那裡。
1940年，她開始在裡克古典學院工作，成了裡克學院生物學系的首位教授。
埃莉諾開始教課那會，在社會媒體與親朋好友之間，正風靡着一場世世代代都津津樂道的讨論，主要内容就是女性可能會對工作抱有與男性同等的熱情與忠誠。
就像那位“單身女學士”在1904年談到她追求高學曆的原因時所寫的：“就我覺察到的而言……這和男性的事業心沒什麼不同；不是渴望獲取人們給予的那點廉價的‘高學曆女性’稱号，更不是尋求徒有虛名的‘獨立’和個人銀行存款，而僅僅是出于對研究的熱愛，出于我的學習生涯留給我的一點研究熱情。
” 然而，“單身女學士”的生活卻無時無刻不被攪擾，因為女性的這些志向觸犯了她們賢妻良母的身份。
在《女性的奧秘》一書中，貝蒂·弗裡丹轉引了伊麗莎白·布萊克維爾——一位終身未婚的19世紀先鋒女醫生的一句名言：“我是醫生，又是個女人……我現在明白了為什麼以前的人不願過我這樣的生活。
隻有高遠的目标，卻孤立無援，還要面對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阻礙，生活如此艱辛……我應該時不時地找點樂趣。
生活太過嚴苛了”。
[1] 傳統文化觀念下的女子氣質（愛情、婚姻與為人母），強力對抗着女性的事業前途（包括學曆、金錢、社會名譽等），二者擦出的電光火石引起了作家和讀者的極大興趣，因此在19世紀末期，有三篇小說分别寫到了醫學與女性情感生活之間的關系。
威廉·迪恩·豪威爾斯（WilliamDeanHowells）在1881年發表了《布林醫生從業錄》（Dr.Breen’sPractice），在這篇小說裡，身為醫生的女主人公意識到從事醫學是一條錯誤的人生道路，最後為了婚姻放棄了她的事業。
第二年，伊麗莎白·斯圖爾特·費爾普斯（ElizabethStuartPhelps）——她曾提倡毀掉束身衣，也曾為不公平的女性勞工條例和婚姻内不平等的經濟權寫過文章，她在40歲出頭的時候嫁給了一個比她小十七歲的男人——發表了《佐伊醫生》（DoctorZay），其中女主人公和她未來的丈夫制定了一個條約，以确保她能夠在婚後繼續經營她的醫學事業。
1884年，薩拉·奧恩·朱厄特（SarahOrneJewett）——她也來自緬因州，而且終身未婚——寫下了《鄉村醫生》（ACountryDoctor），裡面的女主人公為了繼續當一名醫生，趕走了癡情于她的求婚者。
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過教育的女性尋求高職位的工作已然成為一種潮流，然而到了埃莉諾生活的年代，也就是20世紀中葉，這種趨勢開始逐漸減弱。
即使是那些引導女性踏入工作崗位的最具進步性的思想，也受到了強力打壓，因為在女性的意識裡，已經沒有什麼工作能動搖家庭在她們心目中的首要位置了。
1921年，懸疑推理小說家瑪麗·羅伯特·萊因哈特（MaryRobertsRinehart）在《婦女之家》雜志（Ladies’HomeJournal）裡強烈建議，“這個國家的每個年輕女性都需要學一學如何自立，必要時能有一個本領可以賺錢”。
然而，她接着寫道，即使是那些最敬業的職業者，“如果她是一個已婚女人……那她天生就是做妻子和母親的料，”必須認識到她的家庭“永遠是第一位”。
[2] 當埃莉諾的大多數朋友們都已經結婚了的時候，她沒有。
在獲得碩士學位時，也就是她結束了對果蠅的研究、成為生物老師那一年，美國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齡差不多是21.5歲；[3]她那時24歲。
在大學教課的時候，她認識了一個政治老師，他來自種土豆的農民家庭，除了教政治外還兼授籃球課。
他們在1942年結了婚，那年她26歲。
這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然而由于二戰的需要，埃莉諾的丈夫前往阿肯色州的空軍基地學習飛行，為太平洋戰役做準備，埃莉諾就放棄了她的工作，跟随丈夫一起搬去了阿肯色州。
1943年，埃莉諾的丈夫駐紮到了關島，她便返回了緬因州，等待他們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的母親出生。
1945年，我的祖父回到家鄉接管了他父母的農場。
他從來就不覺得身為母親的女性應該外出工作。
于是埃莉諾成為了一個農夫的妻子：一名勤儉持家的主婦，整日忙着攪拌黃油，把從土豆地飄進屋裡的灰塵清理幹淨，在豐收季提着一大籃子熱乎乎的炖湯和餡餅，給田裡的男人和孩子們帶去豐盛又美味的午餐。
但就像我母親回憶的那樣，“她總是病恹恹的，經常頭痛，肩背也出了毛病。
她對地闆的潔淨持有一種執念，每個星期有三天，要跪在地闆上，用手擦除地闆上的污漬。
她并不快樂，這很明顯，當時隻是個孩子的我也能看出來”。
1958年，就在埃莉諾風雨無阻地穿越飓風、獲得生物學學位的二十年後，她已經有了三個從4歲到14歲的孩子。
那一天，她剛剛去田裡送上了一頓熱乎的午飯，就在這個時候，一名本地大學的會計員開着車到了這裡，他從車裡跳下來，解釋說他學校裡的生物老師剛剛去世了，在這個小鎮上，暫時找不到一位有能力接替她工作的老師，在找到新老師之前，問我的祖母可不可以臨時代下課，就一個星期。
我的母親當時十幾歲，那天在田裡勞作，這段對話一直清楚地印在她的腦海裡。
據我母親回憶，我的祖母向她的丈夫征求許可。
他點了點頭，說她可以去幫忙幾個星期。
埃莉諾在二十二年後退了休。
她還被授予了名譽博士學位。
我母親回憶，“回歸了工作以後，她身上發生的變化就像晝夜一樣分明。
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闆了。
她開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
她比以前快樂了許多。
她生活的所有一切都變了”。
我的外祖母在2012年去世了，我非常确定她說過，她在生命裡扮演過的最重要的角色，是母親、妻子，以及後來的外祖母。
但是，我也清楚地記得，在我小時候，她給我寄過很多禮物，其中包括一隻死去的冠藍鴉的斷翼，還有很多海洋生物的标本，它們都被悉心保存在甲醛罐子裡；她教會我如何挖出魚的内髒，教我分辨它們的内部器官；她還帶我去爬農場後面的那座小山，告訴我每朵野花的芳名；在我們家的房子裡，一直都存着她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她正在解剖一隻貓。
即便當她是個外祖母的時候，她也是個科學家。
外租母90多歲時，癡呆症已經十分嚴重，她已經完全認不得她的孩子們和外孫們了。
記得有一次聖誕節，當時她正在卧房睡覺，突然間我和表親們聽見從房間裡傳來了她非常大的講話聲——實際上，可以說是吼叫聲。
懷着好奇與擔心，我們一群人聚集到她的門外，想要聽聽她在喊些什麼。
她在講着一節冗長的、但是條理異常清晰的生物課。
工作 工作對于女性而言，在幸運的情況下（即使在那些不是很幸運的情況下，工作也能提供獨立于家庭之外的經濟自主權，而且它還是一種簡單明了的身份象征），其實和男性一樣，都是他們成年生活的重要支柱。
這也就是說，與很多男性一樣，女性也會從工作中獲得熱情與自我滿足。
但是人們總會認為，一個女人如果外出工作，那她就成不了一名賢惠的全職太太。
貝拉·迪波洛（BellaDepaulo）曾在她的書《被選中》裡記叙了這樣一件事：2014年，當電視新聞記者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Walters）從《20/20》雜志退休之後，曾參加過特德·科佩爾（TedKoppel）——她同為記者的好友——主持的一次訪談，在這個訪談中，她聲稱，在新聞業工作了四十年後，她終于決定離開，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想要享受一下私人生活。
科佩爾提醒她說，她已經離過兩次婚了，然後又接着問她，“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嗎？如果不是因為工作，你現在會不會仍然是已婚狀态？”[4]沃特斯回答說，她不大确定，可能吧。
有時候（即使是現在），隻有那些沒有孩子的未婚女性群體，才可以光明坦蕩地追求事業前途和社會權力而不遭人指點。
舉例來說，比如奧普拉·溫弗瑞，高級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馬約爾（SoniaSotomayor），以及艾蕾娜·卡根（ElenaKagan），還有任職時間最長的女性參議員芭芭拉·米庫斯基（BarbaraMikulski）和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Rice）等。
所有這些女性，她們能獲得如此非凡的權力與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她們所處的社會階級以及她們的人生規劃，都沒有成為她們追求學業和事業的絆腳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們沒有家庭的牽絆，這就讓人們覺得如果不追求事業，她們的人生将會非常空虛。
暫且不提那些拖家帶口，卻能坐擁強權、被委以重任的男性們。
女性應該把家庭放在她們人生第一位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因此當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任命未婚的珍妮特·納波利塔諾（JanetNapolitano）擔任國土安全部部長的時候，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埃德·倫德爾（EdRendell）說道，她太适合這個崗位了，因為“你必須全身心投入于此。
珍妮特沒有結婚。
太完美了。
她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每天工作十九至二十個小時”。
[5]（納波利塔諾的前任，湯姆·裡奇［TomRidge］和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Chertoff］，他們不僅都結婚了，而且各自都有兩個孩子）。
對于那些心懷大志的女性來說，還有另外一種較為傳統的、廣泛普及的模式，那就是在孩子長大以後再邁入職場競争。
的确，成為母親使她們的女性身份更加完整和有意義，但是這種經曆依舊無法使人們注意到女性希望同時兼顧家庭和施展個人抱負的想法。
安·理查茲（AnnRichards），德克薩斯州一位傑出的州長，在生育了四個孩子之後才進入政界，54歲的她曾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自己事業生涯中最巅峰的演講。
然而這種延遲進入職場的模式嚴重拖了女性獲得權力的後腿。
2012年，前衆議院議長，同時也是國會曆史上地位最高的女性——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就被一名年僅27歲卻已經在互聯網領域工作四年、名為盧克·拉瑟特（LukeRussert）的記者發問道，72歲的她決定留任民主黨領袖，是否會壓制年輕人上位的機會。
這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向拉瑟特解釋說，她的“那些男同事們……已經優先于我了，因為他們并不需要待在家裡養孩子。
你們已經領先我起跑大約十四年了，而那時的我還正在家教育子女呢”。
同時佩洛西也說道，“我真心希望有更多更年輕的女性能夠站在我今天的位置上，這樣她們就能更早地積累資曆”。
這就是單身女性和晚婚女性數量越來越多的原因：當成年後的生活沒有受到婚姻和生育的影響時，女性就能夠更早地獲得事業上的晉升。
這個事實存在于政治和政府領域中——我們有許多的女性楷模，比如參議員柯爾斯頓·吉利布蘭德（KirstenGillibrand）和艾米·克羅布徹（AmyKlobuchar），以及首位非裔的美國司法部長洛蕾塔·林奇（LorettaLynch），她們都是在結婚或者組建家庭之前，就已經在法律和政治領域打好了事業上的根基，跟推遲進入職場時間的辦法相比，她們更難放棄現有的事業去改變家庭的發展軌迹——而在其他領域，事實同樣如此。
在其餘的職場世界中，通過晚婚來提前打下事業根基、建立穩固的職業聲望和經濟基礎，是女性長此以來選擇的
它賦予了男人解釋價值觀念的權力。
他們來定義什麼是性感。
他們來定義什麼是女性氣質。
這太荒謬了。
——碧昂絲，2013年 生物決定論 埃莉諾·羅斯（EleanorRoss）生于1916年，她的父親是新英格蘭電話與電報公司的一名雇員，母親是一名家庭婦女，後來去了銀行工作。
埃莉諾從小便是個喜歡動物、熱愛大自然、對科學抱有極大熱忱的孩子。
她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名醫生。
在緬因州的科爾比學院讀大學時，當時的家庭經濟條件并不允許她去讀醫學系；後來她成功申請到了愛荷華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然後在1938年，乘着一列火車穿過新英格蘭飓風來到了中西部，在這裡她獲得了生物學專業的高級學位。
研究生期間的每個暑假，埃莉諾都在位于緬因州荒漠山島（MountDesertIsland）上的傑克遜實驗室工作，參與一項由女性先驅科學家伊麗莎白·沙爾·羅素（ElizabethShullRussell）主持的研究項目，并于1940年的8月在《實驗動物學期刊》（JournalofExperimentalZoology）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果蠅的良性與“惡性” 腫瘤比較》（“AComparisonofBenignand‘Malignant’TumorsinDrosophilaMelanogaster”）的研究文章。
由于父親的工作地點遷到了緬因州的霍爾頓，埃莉諾在完成學業之後，也搬去了那裡。
1940年，她開始在裡克古典學院工作，成了裡克學院生物學系的首位教授。
埃莉諾開始教課那會，在社會媒體與親朋好友之間，正風靡着一場世世代代都津津樂道的讨論，主要内容就是女性可能會對工作抱有與男性同等的熱情與忠誠。
就像那位“單身女學士”在1904年談到她追求高學曆的原因時所寫的：“就我覺察到的而言……這和男性的事業心沒什麼不同；不是渴望獲取人們給予的那點廉價的‘高學曆女性’稱号，更不是尋求徒有虛名的‘獨立’和個人銀行存款，而僅僅是出于對研究的熱愛，出于我的學習生涯留給我的一點研究熱情。
” 然而，“單身女學士”的生活卻無時無刻不被攪擾，因為女性的這些志向觸犯了她們賢妻良母的身份。
在《女性的奧秘》一書中，貝蒂·弗裡丹轉引了伊麗莎白·布萊克維爾——一位終身未婚的19世紀先鋒女醫生的一句名言：“我是醫生，又是個女人……我現在明白了為什麼以前的人不願過我這樣的生活。
隻有高遠的目标，卻孤立無援，還要面對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阻礙，生活如此艱辛……我應該時不時地找點樂趣。
生活太過嚴苛了”。
[1] 傳統文化觀念下的女子氣質（愛情、婚姻與為人母），強力對抗着女性的事業前途（包括學曆、金錢、社會名譽等），二者擦出的電光火石引起了作家和讀者的極大興趣，因此在19世紀末期，有三篇小說分别寫到了醫學與女性情感生活之間的關系。
威廉·迪恩·豪威爾斯（WilliamDeanHowells）在1881年發表了《布林醫生從業錄》（Dr.Breen’sPractice），在這篇小說裡，身為醫生的女主人公意識到從事醫學是一條錯誤的人生道路，最後為了婚姻放棄了她的事業。
第二年，伊麗莎白·斯圖爾特·費爾普斯（ElizabethStuartPhelps）——她曾提倡毀掉束身衣，也曾為不公平的女性勞工條例和婚姻内不平等的經濟權寫過文章，她在40歲出頭的時候嫁給了一個比她小十七歲的男人——發表了《佐伊醫生》（DoctorZay），其中女主人公和她未來的丈夫制定了一個條約，以确保她能夠在婚後繼續經營她的醫學事業。
1884年，薩拉·奧恩·朱厄特（SarahOrneJewett）——她也來自緬因州，而且終身未婚——寫下了《鄉村醫生》（ACountryDoctor），裡面的女主人公為了繼續當一名醫生，趕走了癡情于她的求婚者。
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過教育的女性尋求高職位的工作已然成為一種潮流，然而到了埃莉諾生活的年代，也就是20世紀中葉，這種趨勢開始逐漸減弱。
即使是那些引導女性踏入工作崗位的最具進步性的思想，也受到了強力打壓，因為在女性的意識裡，已經沒有什麼工作能動搖家庭在她們心目中的首要位置了。
1921年，懸疑推理小說家瑪麗·羅伯特·萊因哈特（MaryRobertsRinehart）在《婦女之家》雜志（Ladies’HomeJournal）裡強烈建議，“這個國家的每個年輕女性都需要學一學如何自立，必要時能有一個本領可以賺錢”。
然而，她接着寫道，即使是那些最敬業的職業者，“如果她是一個已婚女人……那她天生就是做妻子和母親的料，”必須認識到她的家庭“永遠是第一位”。
[2] 當埃莉諾的大多數朋友們都已經結婚了的時候，她沒有。
在獲得碩士學位時，也就是她結束了對果蠅的研究、成為生物老師那一年，美國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齡差不多是21.5歲；[3]她那時24歲。
在大學教課的時候，她認識了一個政治老師，他來自種土豆的農民家庭，除了教政治外還兼授籃球課。
他們在1942年結了婚，那年她26歲。
這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然而由于二戰的需要，埃莉諾的丈夫前往阿肯色州的空軍基地學習飛行，為太平洋戰役做準備，埃莉諾就放棄了她的工作，跟随丈夫一起搬去了阿肯色州。
1943年，埃莉諾的丈夫駐紮到了關島，她便返回了緬因州，等待他們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的母親出生。
1945年，我的祖父回到家鄉接管了他父母的農場。
他從來就不覺得身為母親的女性應該外出工作。
于是埃莉諾成為了一個農夫的妻子：一名勤儉持家的主婦，整日忙着攪拌黃油，把從土豆地飄進屋裡的灰塵清理幹淨，在豐收季提着一大籃子熱乎乎的炖湯和餡餅，給田裡的男人和孩子們帶去豐盛又美味的午餐。
但就像我母親回憶的那樣，“她總是病恹恹的，經常頭痛，肩背也出了毛病。
她對地闆的潔淨持有一種執念，每個星期有三天，要跪在地闆上，用手擦除地闆上的污漬。
她并不快樂，這很明顯，當時隻是個孩子的我也能看出來”。
1958年，就在埃莉諾風雨無阻地穿越飓風、獲得生物學學位的二十年後，她已經有了三個從4歲到14歲的孩子。
那一天，她剛剛去田裡送上了一頓熱乎的午飯，就在這個時候，一名本地大學的會計員開着車到了這裡，他從車裡跳下來，解釋說他學校裡的生物老師剛剛去世了，在這個小鎮上，暫時找不到一位有能力接替她工作的老師，在找到新老師之前，問我的祖母可不可以臨時代下課，就一個星期。
我的母親當時十幾歲，那天在田裡勞作，這段對話一直清楚地印在她的腦海裡。
據我母親回憶，我的祖母向她的丈夫征求許可。
他點了點頭，說她可以去幫忙幾個星期。
埃莉諾在二十二年後退了休。
她還被授予了名譽博士學位。
我母親回憶，“回歸了工作以後，她身上發生的變化就像晝夜一樣分明。
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闆了。
她開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
她比以前快樂了許多。
她生活的所有一切都變了”。
我的外祖母在2012年去世了，我非常确定她說過，她在生命裡扮演過的最重要的角色，是母親、妻子，以及後來的外祖母。
但是，我也清楚地記得，在我小時候，她給我寄過很多禮物，其中包括一隻死去的冠藍鴉的斷翼，還有很多海洋生物的标本，它們都被悉心保存在甲醛罐子裡；她教會我如何挖出魚的内髒，教我分辨它們的内部器官；她還帶我去爬農場後面的那座小山，告訴我每朵野花的芳名；在我們家的房子裡，一直都存着她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她正在解剖一隻貓。
即便當她是個外祖母的時候，她也是個科學家。
外租母90多歲時，癡呆症已經十分嚴重，她已經完全認不得她的孩子們和外孫們了。
記得有一次聖誕節，當時她正在卧房睡覺，突然間我和表親們聽見從房間裡傳來了她非常大的講話聲——實際上，可以說是吼叫聲。
懷着好奇與擔心，我們一群人聚集到她的門外，想要聽聽她在喊些什麼。
她在講着一節冗長的、但是條理異常清晰的生物課。
工作 工作對于女性而言，在幸運的情況下（即使在那些不是很幸運的情況下，工作也能提供獨立于家庭之外的經濟自主權，而且它還是一種簡單明了的身份象征），其實和男性一樣，都是他們成年生活的重要支柱。
這也就是說，與很多男性一樣，女性也會從工作中獲得熱情與自我滿足。
但是人們總會認為，一個女人如果外出工作，那她就成不了一名賢惠的全職太太。
貝拉·迪波洛（BellaDepaulo）曾在她的書《被選中》裡記叙了這樣一件事：2014年，當電視新聞記者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Walters）從《20/20》雜志退休之後，曾參加過特德·科佩爾（TedKoppel）——她同為記者的好友——主持的一次訪談，在這個訪談中，她聲稱，在新聞業工作了四十年後，她終于決定離開，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想要享受一下私人生活。
科佩爾提醒她說，她已經離過兩次婚了，然後又接着問她，“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嗎？如果不是因為工作，你現在會不會仍然是已婚狀态？”[4]沃特斯回答說，她不大确定，可能吧。
有時候（即使是現在），隻有那些沒有孩子的未婚女性群體，才可以光明坦蕩地追求事業前途和社會權力而不遭人指點。
舉例來說，比如奧普拉·溫弗瑞，高級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馬約爾（SoniaSotomayor），以及艾蕾娜·卡根（ElenaKagan），還有任職時間最長的女性參議員芭芭拉·米庫斯基（BarbaraMikulski）和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Rice）等。
所有這些女性，她們能獲得如此非凡的權力與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她們所處的社會階級以及她們的人生規劃，都沒有成為她們追求學業和事業的絆腳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們沒有家庭的牽絆，這就讓人們覺得如果不追求事業，她們的人生将會非常空虛。
暫且不提那些拖家帶口，卻能坐擁強權、被委以重任的男性們。
女性應該把家庭放在她們人生第一位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因此當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任命未婚的珍妮特·納波利塔諾（JanetNapolitano）擔任國土安全部部長的時候，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埃德·倫德爾（EdRendell）說道，她太适合這個崗位了，因為“你必須全身心投入于此。
珍妮特沒有結婚。
太完美了。
她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每天工作十九至二十個小時”。
[5]（納波利塔諾的前任，湯姆·裡奇［TomRidge］和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Chertoff］，他們不僅都結婚了，而且各自都有兩個孩子）。
對于那些心懷大志的女性來說，還有另外一種較為傳統的、廣泛普及的模式，那就是在孩子長大以後再邁入職場競争。
的确，成為母親使她們的女性身份更加完整和有意義，但是這種經曆依舊無法使人們注意到女性希望同時兼顧家庭和施展個人抱負的想法。
安·理查茲（AnnRichards），德克薩斯州一位傑出的州長，在生育了四個孩子之後才進入政界，54歲的她曾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自己事業生涯中最巅峰的演講。
然而這種延遲進入職場的模式嚴重拖了女性獲得權力的後腿。
2012年，前衆議院議長，同時也是國會曆史上地位最高的女性——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就被一名年僅27歲卻已經在互聯網領域工作四年、名為盧克·拉瑟特（LukeRussert）的記者發問道，72歲的她決定留任民主黨領袖，是否會壓制年輕人上位的機會。
這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向拉瑟特解釋說，她的“那些男同事們……已經優先于我了，因為他們并不需要待在家裡養孩子。
你們已經領先我起跑大約十四年了，而那時的我還正在家教育子女呢”。
同時佩洛西也說道，“我真心希望有更多更年輕的女性能夠站在我今天的位置上，這樣她們就能更早地積累資曆”。
這就是單身女性和晚婚女性數量越來越多的原因：當成年後的生活沒有受到婚姻和生育的影響時，女性就能夠更早地獲得事業上的晉升。
這個事實存在于政治和政府領域中——我們有許多的女性楷模，比如參議員柯爾斯頓·吉利布蘭德（KirstenGillibrand）和艾米·克羅布徹（AmyKlobuchar），以及首位非裔的美國司法部長洛蕾塔·林奇（LorettaLynch），她們都是在結婚或者組建家庭之前，就已經在法律和政治領域打好了事業上的根基，跟推遲進入職場時間的辦法相比，她們更難放棄現有的事業去改變家庭的發展軌迹——而在其他領域，事實同樣如此。
在其餘的職場世界中，通過晚婚來提前打下事業根基、建立穩固的職業聲望和經濟基礎，是女性長此以來選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