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單身時代的婚與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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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CottinPogrebin）回憶起1963年的一天，她剛剛出差回來，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花園寓所裡。
這次出差她一共去了七個國家，回來後她就想：“我永遠不要結婚。
”那年她23歲，她說之前她一直以為，自己總有一天需要嫁人，依靠丈夫生活，但是這次出差打消了她的這些念頭。
“尋求自我實現的單身生活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修馬桶，自己裝燈，自己換輪胎，不需要别人來幫助我。
這些事情你能自己做了，就不用可憐兮兮地當别人的婆娘了。
” 第二天，波格萊賓接到一個男人打來的電話，邀請她到火島（FireIsland）過生日。
在那邊的海灘上，她認識了勞動就業領域的律師伯特（Bert），六個月以後他們就結婚了。
她說她丈夫是一名熱心的女權主義者，他們一起參加婦女運動，一起閱讀女權主義文章，平等地撫養三個孩子。
她認為是她婚前的獨立生活造就了他們夫妻平等的婚姻。
認識伯特将近十年以後，她與其他人共同創辦了《單身女性》雜志。
“我四十八年沒有和其他男人發生過性關系，”波格萊賓說，“以我過去的生活來看，簡直不可思議。
” 最諷刺的是，盡管傳統性别角色的日漸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憤怒，但是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正是那些不願進入傳統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制度。
如今美國人的單身現象越來越普遍，單身的時間也越變越長，他們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戀婚姻也變成了現實。
盡管如此，或者說正因如此，大多數美國人都會結婚，或者和某個人保持一段時間認真負責的關系。
這是目前美國與衆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個結婚率迅速下降的國家，它的出生率與德國不相上下，均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兒人數創曆史最低）。
日本國民已經開始摒棄婚姻，甚至摒棄異性之間的性行為，日本媒體将這一趨勢稱為“獨身主義綜合征”。
[1]研究發現，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歲至34歲的女性處于單身無戀愛關系狀态，比五年前增加了10%。
而另一項受日本計劃生育協會委托進行的調查顯示，有45%的24歲以下女性稱她們“對性接觸不感興趣，甚至反感”。
[2]根據日本雜志《女子Spa！》（JoshiSpa!）的說法，有33.5%的受調查對象認為婚姻是“沒有意義的”。
[3] 日本社會對異性配偶的排斥與他們性别角色的頑固僵化密切相關。
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掙錢，然而家庭對她們的期望卻沒有改變。
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賢妻的男人，工作強度之大讓一個仍需全心照顧家庭的女人無法應付。
在日本，已婚職業婦女被稱為“魔鬼人妻”。
根據《衛報》（TheGuardian）報道，日本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日本年輕女性稱她們更願意單身而不願意進入“她們想象中的婚姻”。
[4]《衛報》專欄作家阿比蓋爾·豪沃斯（AbigailHowarth）報道稱，日本有句古語“婚姻是女人的墳墓”，在今天已被改寫成婚姻是“（女人）來之不易的事業的墳墓”。
一名32歲的女性告訴豪沃斯說，“你不得不辭去工作，變成一個沒有獨立經濟收入的家庭婦女”。
這是對我們社會的一個警示，當兩性角色失衡，女性群體獲得更大的自由而社會又無法适應時，兩性之間的關系就會出現問題。
天主教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如意大利有越來越多所謂的“媽寶男”，他們不滿那些忙于事業的女性同侪對家庭事務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還繼續和可以為他們洗衣做飯的母親生活在一起。
粗算下來，意大利的結婚率（即每1,000人中結婚的數目）在1960年為7.7，但是到了2013年隻略高于3。
[5] 在德國，職業母親被諷刺為“渡鴉母親”，而且根據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隻有2%左右的高級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6]同樣從1960年到2013年，德國的結婚率大緻從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于這兩個國家，北歐國家的結婚率并沒有急劇下降，因為在北歐國家，社會政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更加平等，這些國家通過出台政策和進行文化調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
從1960年至2013年，芬蘭的結婚率隻從7.4下滑至4.6，瑞典則從6.7下降至5.4。
[7]這兩個國家的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均在30歲以上，過去它們的結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國，而現在卻與它們持平，甚至超過了它們。
北歐國家不僅結婚率高于其他國家，雙方互相有承諾的非婚關系也更加穩定，這說明進步的性别觀念，可以提高人們從異性關系中得到的滿足感和相互之間的責任感。
在瑞典，同居伴侶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國，如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Cherlin）指出，“孩子與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與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國家庭，更不容易産生破裂的問題。
”[8]艾米娜托·索烏回憶起她與一名瑞典男子的關系（那是她最認真的一段關系），“他竟然問我避孕需要多少錢，要和我分攤費用。
”她說：“天哪，這就是平等國度裡長大的人！” 美國是一個在啟蒙思想中誕生的年輕國家，個人自由是它的核心承諾，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它也經曆了結婚率大幅下降的問題。
然而，它在2012年的結婚率大約是6.8，[9]還是高于美洲的其他國家以及西歐的所有國家。
有觀點指出，美國人長久以來想要結婚的傾向，是男權社會對女性持有的，一種頑固不化的預期。
在這個國家，自由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假的承諾。
真正的平等——對于女性，對于有色人種，對于同性戀群體而言——從來都是難以實現的。
然而我卻認為，正是國家有開明進步的思想，允許人們不斷地校正它賴以立足的制度（包括憲法、選民範圍、婚姻的定義），婚姻才得以自我修正，變得更加包容、平等，從而有可能以更大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
在美國人民反對性别不平等的長久鬥争中，最關鍵的是那些或出于自己的選擇或出于命運的安排而處于單身狀态的婦女，這些婦女（及其伴侶和支持者）通過提出主張，或僅僅通過自身的存在，迫使這個國家張開懷抱，為她們創造新的生存空間。
今天，這個龐大的單身女性群體，依然在為自己努力地争取這片空間，有些也像日本女性一樣，拒絕接受在她們看來可能不平等的婚姻。
201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僅有66%的女性認為必須結婚人生才能完美，而持這種想法的男性有79%。
新聞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eHess）指出，“自去年夏天以來，不再将婚姻看作是定義成功的首要因素的女性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從5%上升到了9%”[10]。
同樣地，社會學家凱思琳·格爾森（KathleenGerson）在為她2010年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TheUnfinishedRevolution）一書做調研時也發現，超過70%的女性甯願單身也不願當一個家庭主婦。
[11] 但是在格爾森這本關于轉變家庭觀念和社會政策的書中，有一項數據或許能讓擔心世界範圍内異性婚姻狀況的人士對美國産生希望——除了格爾森做抽樣調查的年輕美國女性中有80%的人渴望男女平等的婚姻，希望夫妻雙方平均分配工資收入、平均分攤家務和育兒任務，現如今，有70%的男性也希望如此。
幾百年來婦女們為了能夠更長或終身保持單身而努力奮鬥，她們為自己開辟了新的道路，創造了新的立足空間，已令其他同胞對她們刮目相看。
因為延遲結婚，她們就有了更大的選擇自由，并且更有可能實踐不一樣的婚姻、擁有更加美好的婚姻。
單身女性對男人和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們對于拯救美國婚姻制度所起的作用或許不亞于其他任何一個群體。
單身使婚姻更美好 人口統計學家預測，美國仍将有80%的人會在人生的某個節點結婚成家。
[12]《紐約時報》報道稱，婚姻模式的改變“更多的是延遲而不是放棄婚姻”。
雖然“年輕女性的結婚人數大幅下降”，但大多數“有大學學曆的人和大學學曆以下的女性最終還是會結婚”。
但是縱觀美國曆史，延遲結婚是女性為自己尋找更合适的伴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由此女性可以避免一成年就和一個男人綁定，并且隻能由他來決定自己的一生。
布裡特妮·庫珀（BrittneyCooper）是一名從事黑人婦女研究的學者，她就進步時代[1]的非裔公共女知識分子為話題寫過一些文章。
她指出，她所研究的許多取得開創性成就的女性，包括教育家瑪麗·丘奇·特雷爾（MaryChurchTerrell）和社會活動家艾達·威爾斯–貝内特（IdaB.Wells-Barnett），在她們那個時代都算是晚婚的人，她們為了個人發展不受束縛而将婚姻往後推遲了。
庫珀說她工作中接觸的大多數非裔女性都曾特别指出，她們的丈夫“思想進步，支持婦女選舉權，支持她們的事業”。
丘奇·特雷爾出生于奴隸家庭，後來成為反私刑活動家，她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NAACP）的創始成員，1884年獲得大學學位，是最早獲得大學學位的非裔女性之一。
特雷爾的父親希望她早日結婚安頓下來，但是她沒有遵從父親的願望，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引起了家庭矛盾。
特雷爾後來成為一名拉丁語教師并在國外待了兩年，期間有不少歐洲男士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絕了，最後她在28歲結婚成家。
而威爾斯在33歲結婚的時候，就已經在歐洲做過反私刑巡回演說，并得到了專家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賞識。
她後來在書中寫道，在她婚後，她的終生好友和同事蘇珊·安東尼每次都是“咬着牙擠出”她的夫姓，稱呼她為“貝内特夫人”，并譏諷她說“你結婚後幾乎徹底安分了”。
然而不管安東尼如何站在婚姻的門檻外面抱怨，延遲結婚往往可以使女性在經濟上有一定的積累，從而使她們在婚姻制度内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平等和自由。
阿梅莉亞·埃爾哈特（AmeliaEarhart）是舉世聞名的女飛行員，她曾毀過一次婚約，多次拒絕出版商喬治·帕特南（GeorgeP.Putnam）的求婚，直到1931年終于同意嫁給他。
她拒絕改用夫姓，在婚禮當天還寫了一封信給丈夫：“我必須向你重申我是不情願結婚的，我覺得工作機會會因此破滅，而工作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懇請你讓我們互不幹涉彼此的工作或娛樂，也不要讓世人看到我們之間的歡樂和分歧。
結婚後，有時我要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間，因為我無法保證自己可以忍受總是被禁锢在籠子裡，即使這是一個精美的籠子”。
[13] 個人的理想與妻子需要順從丈夫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讓埃爾哈特深感不安——之間的矛盾，即使到了婚姻更加平等的時代也依然存在。
2003年，奧普拉·溫弗瑞談到和她相處了幾十年的男朋友斯泰德曼·格雷漢姆（StedmanGraham）時說：“我們若是結婚，現在就有可能已經分手了……斯泰德曼是傳統的黑人男子，而我卻不是傳統的女性，我擔當不了那樣的角色”[14]。
那年她還說過，“我和斯泰德曼相處得非常好，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他不會以丈夫的身份來要求我做妻子該做的一切”[15]。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如此，幾十年裡溫弗瑞都稱格雷漢姆是她的未婚夫。
但是，在結婚之前已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女性，或者已經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不願很早結婚的女性，她們更
這次出差她一共去了七個國家，回來後她就想：“我永遠不要結婚。
”那年她23歲，她說之前她一直以為，自己總有一天需要嫁人，依靠丈夫生活，但是這次出差打消了她的這些念頭。
“尋求自我實現的單身生活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修馬桶，自己裝燈，自己換輪胎，不需要别人來幫助我。
這些事情你能自己做了，就不用可憐兮兮地當别人的婆娘了。
” 第二天，波格萊賓接到一個男人打來的電話，邀請她到火島（FireIsland）過生日。
在那邊的海灘上，她認識了勞動就業領域的律師伯特（Bert），六個月以後他們就結婚了。
她說她丈夫是一名熱心的女權主義者，他們一起參加婦女運動，一起閱讀女權主義文章，平等地撫養三個孩子。
她認為是她婚前的獨立生活造就了他們夫妻平等的婚姻。
認識伯特将近十年以後，她與其他人共同創辦了《單身女性》雜志。
“我四十八年沒有和其他男人發生過性關系，”波格萊賓說，“以我過去的生活來看，簡直不可思議。
” 最諷刺的是，盡管傳統性别角色的日漸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憤怒，但是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正是那些不願進入傳統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制度。
如今美國人的單身現象越來越普遍，單身的時間也越變越長，他們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戀婚姻也變成了現實。
盡管如此，或者說正因如此，大多數美國人都會結婚，或者和某個人保持一段時間認真負責的關系。
這是目前美國與衆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個結婚率迅速下降的國家，它的出生率與德國不相上下，均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兒人數創曆史最低）。
日本國民已經開始摒棄婚姻，甚至摒棄異性之間的性行為，日本媒體将這一趨勢稱為“獨身主義綜合征”。
[1]研究發現，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歲至34歲的女性處于單身無戀愛關系狀态，比五年前增加了10%。
而另一項受日本計劃生育協會委托進行的調查顯示，有45%的24歲以下女性稱她們“對性接觸不感興趣，甚至反感”。
[2]根據日本雜志《女子Spa！》（JoshiSpa!）的說法，有33.5%的受調查對象認為婚姻是“沒有意義的”。
[3] 日本社會對異性配偶的排斥與他們性别角色的頑固僵化密切相關。
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掙錢，然而家庭對她們的期望卻沒有改變。
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賢妻的男人，工作強度之大讓一個仍需全心照顧家庭的女人無法應付。
在日本，已婚職業婦女被稱為“魔鬼人妻”。
根據《衛報》（TheGuardian）報道，日本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日本年輕女性稱她們更願意單身而不願意進入“她們想象中的婚姻”。
[4]《衛報》專欄作家阿比蓋爾·豪沃斯（AbigailHowarth）報道稱，日本有句古語“婚姻是女人的墳墓”，在今天已被改寫成婚姻是“（女人）來之不易的事業的墳墓”。
一名32歲的女性告訴豪沃斯說，“你不得不辭去工作，變成一個沒有獨立經濟收入的家庭婦女”。
這是對我們社會的一個警示，當兩性角色失衡，女性群體獲得更大的自由而社會又無法适應時，兩性之間的關系就會出現問題。
天主教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如意大利有越來越多所謂的“媽寶男”，他們不滿那些忙于事業的女性同侪對家庭事務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還繼續和可以為他們洗衣做飯的母親生活在一起。
粗算下來，意大利的結婚率（即每1,000人中結婚的數目）在1960年為7.7，但是到了2013年隻略高于3。
[5] 在德國，職業母親被諷刺為“渡鴉母親”，而且根據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隻有2%左右的高級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6]同樣從1960年到2013年，德國的結婚率大緻從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于這兩個國家，北歐國家的結婚率并沒有急劇下降，因為在北歐國家，社會政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更加平等，這些國家通過出台政策和進行文化調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
從1960年至2013年，芬蘭的結婚率隻從7.4下滑至4.6，瑞典則從6.7下降至5.4。
[7]這兩個國家的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均在30歲以上，過去它們的結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國，而現在卻與它們持平，甚至超過了它們。
北歐國家不僅結婚率高于其他國家，雙方互相有承諾的非婚關系也更加穩定，這說明進步的性别觀念，可以提高人們從異性關系中得到的滿足感和相互之間的責任感。
在瑞典，同居伴侶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國，如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Cherlin）指出，“孩子與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與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國家庭，更不容易産生破裂的問題。
”[8]艾米娜托·索烏回憶起她與一名瑞典男子的關系（那是她最認真的一段關系），“他竟然問我避孕需要多少錢，要和我分攤費用。
”她說：“天哪，這就是平等國度裡長大的人！” 美國是一個在啟蒙思想中誕生的年輕國家，個人自由是它的核心承諾，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它也經曆了結婚率大幅下降的問題。
然而，它在2012年的結婚率大約是6.8，[9]還是高于美洲的其他國家以及西歐的所有國家。
有觀點指出，美國人長久以來想要結婚的傾向，是男權社會對女性持有的，一種頑固不化的預期。
在這個國家，自由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假的承諾。
真正的平等——對于女性，對于有色人種，對于同性戀群體而言——從來都是難以實現的。
然而我卻認為，正是國家有開明進步的思想，允許人們不斷地校正它賴以立足的制度（包括憲法、選民範圍、婚姻的定義），婚姻才得以自我修正，變得更加包容、平等，從而有可能以更大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
在美國人民反對性别不平等的長久鬥争中，最關鍵的是那些或出于自己的選擇或出于命運的安排而處于單身狀态的婦女，這些婦女（及其伴侶和支持者）通過提出主張，或僅僅通過自身的存在，迫使這個國家張開懷抱，為她們創造新的生存空間。
今天，這個龐大的單身女性群體，依然在為自己努力地争取這片空間，有些也像日本女性一樣，拒絕接受在她們看來可能不平等的婚姻。
201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僅有66%的女性認為必須結婚人生才能完美，而持這種想法的男性有79%。
新聞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eHess）指出，“自去年夏天以來，不再将婚姻看作是定義成功的首要因素的女性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從5%上升到了9%”[10]。
同樣地，社會學家凱思琳·格爾森（KathleenGerson）在為她2010年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TheUnfinishedRevolution）一書做調研時也發現，超過70%的女性甯願單身也不願當一個家庭主婦。
[11] 但是在格爾森這本關于轉變家庭觀念和社會政策的書中，有一項數據或許能讓擔心世界範圍内異性婚姻狀況的人士對美國産生希望——除了格爾森做抽樣調查的年輕美國女性中有80%的人渴望男女平等的婚姻，希望夫妻雙方平均分配工資收入、平均分攤家務和育兒任務，現如今，有70%的男性也希望如此。
幾百年來婦女們為了能夠更長或終身保持單身而努力奮鬥，她們為自己開辟了新的道路，創造了新的立足空間，已令其他同胞對她們刮目相看。
因為延遲結婚，她們就有了更大的選擇自由，并且更有可能實踐不一樣的婚姻、擁有更加美好的婚姻。
單身女性對男人和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們對于拯救美國婚姻制度所起的作用或許不亞于其他任何一個群體。
單身使婚姻更美好 人口統計學家預測，美國仍将有80%的人會在人生的某個節點結婚成家。
[12]《紐約時報》報道稱，婚姻模式的改變“更多的是延遲而不是放棄婚姻”。
雖然“年輕女性的結婚人數大幅下降”，但大多數“有大學學曆的人和大學學曆以下的女性最終還是會結婚”。
但是縱觀美國曆史，延遲結婚是女性為自己尋找更合适的伴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由此女性可以避免一成年就和一個男人綁定，并且隻能由他來決定自己的一生。
布裡特妮·庫珀（BrittneyCooper）是一名從事黑人婦女研究的學者，她就進步時代[1]的非裔公共女知識分子為話題寫過一些文章。
她指出，她所研究的許多取得開創性成就的女性，包括教育家瑪麗·丘奇·特雷爾（MaryChurchTerrell）和社會活動家艾達·威爾斯–貝内特（IdaB.Wells-Barnett），在她們那個時代都算是晚婚的人，她們為了個人發展不受束縛而将婚姻往後推遲了。
庫珀說她工作中接觸的大多數非裔女性都曾特别指出，她們的丈夫“思想進步，支持婦女選舉權，支持她們的事業”。
丘奇·特雷爾出生于奴隸家庭，後來成為反私刑活動家，她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NAACP）的創始成員，1884年獲得大學學位，是最早獲得大學學位的非裔女性之一。
特雷爾的父親希望她早日結婚安頓下來，但是她沒有遵從父親的願望，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引起了家庭矛盾。
特雷爾後來成為一名拉丁語教師并在國外待了兩年，期間有不少歐洲男士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絕了，最後她在28歲結婚成家。
而威爾斯在33歲結婚的時候，就已經在歐洲做過反私刑巡回演說，并得到了專家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賞識。
她後來在書中寫道，在她婚後，她的終生好友和同事蘇珊·安東尼每次都是“咬着牙擠出”她的夫姓，稱呼她為“貝内特夫人”，并譏諷她說“你結婚後幾乎徹底安分了”。
然而不管安東尼如何站在婚姻的門檻外面抱怨，延遲結婚往往可以使女性在經濟上有一定的積累，從而使她們在婚姻制度内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平等和自由。
阿梅莉亞·埃爾哈特（AmeliaEarhart）是舉世聞名的女飛行員，她曾毀過一次婚約，多次拒絕出版商喬治·帕特南（GeorgeP.Putnam）的求婚，直到1931年終于同意嫁給他。
她拒絕改用夫姓，在婚禮當天還寫了一封信給丈夫：“我必須向你重申我是不情願結婚的，我覺得工作機會會因此破滅，而工作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懇請你讓我們互不幹涉彼此的工作或娛樂，也不要讓世人看到我們之間的歡樂和分歧。
結婚後，有時我要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間，因為我無法保證自己可以忍受總是被禁锢在籠子裡，即使這是一個精美的籠子”。
[13] 個人的理想與妻子需要順從丈夫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讓埃爾哈特深感不安——之間的矛盾，即使到了婚姻更加平等的時代也依然存在。
2003年，奧普拉·溫弗瑞談到和她相處了幾十年的男朋友斯泰德曼·格雷漢姆（StedmanGraham）時說：“我們若是結婚，現在就有可能已經分手了……斯泰德曼是傳統的黑人男子，而我卻不是傳統的女性，我擔當不了那樣的角色”[14]。
那年她還說過，“我和斯泰德曼相處得非常好，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他不會以丈夫的身份來要求我做妻子該做的一切”[15]。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如此，幾十年裡溫弗瑞都稱格雷漢姆是她的未婚夫。
但是，在結婚之前已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女性，或者已經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不願很早結婚的女性，她們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