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心裡都有個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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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淑容/文
一
三十多年前，在我生長的小山村裡，有一戶人家生了一個傻兒子。
他生下來就沒有名字，人們都叫他傻子。
傻子是智障，不僅面癱，還瘸腿。
他的父母沒錢給他治病，也沒心情善待他——因為他是全家人的恥辱和噩夢。
他們讓他吃剩飯、看冷臉、睡狗窩，對他動辄謾罵和詛咒。
在迷信的小山村，人們認為一個殘疾的孩子是惡靈轉世，是不祥的征兆，對他指指點點，罵罵咧咧，避之唯恐不及。
不過，傻子聽不懂，他總是呵呵呵地傻笑，把所有的惡意當善意。
大人們很忙，他們不會打傻子。
但村裡的孩子會。
傻子成天沒事幹，喜歡在山野之間閑逛，他要麼一路開心地采野花，扔得滿地都是，要麼追逐飛鳥或者蝴蝶，一路嗬嗬嗬地叫。
也許是因為孩子們覺得他不配獲得快樂，一見到他，立刻就會追上去打。
傻子腿不好，逃不掉，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山村不時回蕩着傻子凄厲的哭喊聲：“嗚嗚——嗚——” 那是我記憶中驚心動魄的畫面，一群孩子在春天的山花爛漫中，在夏天濃密的樹林裡，在秋天金黃的谷場上，在冬天皚皚的雪地上，追打一個嗷嗷叫的傻子。
誰都可以欺負傻子，沒有人保護他，沒有人給他一點點關心或者同情。
除了他們家的大黃狗。
大黃狗是一隻大型犬，長相兇猛，對外人總是沒完沒了地狂吠。
但它一點兒也不嫌棄傻子，總是跟在傻子身邊，像是他的保護神。
正因為大黃狗不離左右，村裡孩子的暴行才沒那麼猖狂。
我怕大黃狗，也怕傻子。
我怕傻子用髒手碰我的衣服；怕他嘴角拖着長長的口水，對着我咿咿呀呀說完全聽不懂的話；我怕他畸形的長相會傳染；怕他進入我的夢境，把美夢變成噩夢。
每次路過他家門口，我都會把心提到嗓子眼上。
有一天，當我從他家門口蹑手蹑腳經過的時候，隻聽見一陣低沉的咆哮，接着大黃狗躍門而出，朝我撲過來。
我吓得連哭帶叫，沒跑出幾步，就跌坐地上。
我絕望地閉上眼睛，等着它的撕咬。
但是很奇怪，大黃狗不但沒有撲上來，反而突然哼叽一聲，一屁股坐在了我身邊。
我擡頭一看，隻見傻子正摸着它的頭，嗬嗬嗬地傻笑着。
那是我第一次與傻子對視，也是我唯一一次真正看清他的臉——他的頭是變形的，五官歪斜，但是他眼神溫柔，像一隻剛出生的小綿羊。
傻子沒長到十歲就死了。
他的父母甚至都沒把他葬在家族墳地，而是在山坡上随便挖了個坑，草草埋了。
他就像一棵野草，短暫地來到這個世界，自生自滅。
奇怪的是，很多年以後，村子裡的人和事我都已經淡忘，唯有他的樣子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二 2014年10月，我和兒子土豆搬到上海，住進了一間小公寓，為來年春天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做準備。
對兒子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
他在十四歲之際下定決心要成為鋼琴家，意味着他不僅要離開喜歡的學校、老師和同學，離開家鄉，離開舒适的家，離開正常的生活，更意味着從此離開寬闊的羅馬大道，走上一條苦心孤詣追求藝術的羊腸小道。
這是一個孤獨的選擇。
上海的公寓很舊很小，除了他的三角鋼琴，幾乎家徒四壁。
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自然就生出凄涼的感覺。
恰好這時，我接到了一個翻譯任務，不假思索就應了下來，同時做了一個嚴格的進度計劃：每天1500字，雷打不動，三個月完成。
以我的經驗，到一個新地方，隻要盡快開始做事，就能迅速融入當地的生活，擺脫茫然和無助。
我幾乎是在倉促打開第一頁的時候才知道主人公是一個非正常的十歲孩子。
這孩子大名叫奧古斯特，小名叫奧吉。
這本書的書名是《奇迹男孩》。
從一開始，我就把土豆拉進了我的翻譯旅程，把他變成了我的第一讀者兼“翻譯助理”。
因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幾乎全世界的同齡小男孩都擁有同步的娛樂生活。
奧吉是一個即将上初一的小男孩，而土豆即将從初中畢業，他們之間天然存在許多共同的密碼。
接下來形成了一個慣例，當我完成每天的翻譯任務離開電腦時，土豆就自動坐到電腦前追看我的譯文，檢查有沒有出現常識性錯誤或者過于成人化的語言——這是我的要求，奧吉隻有十歲，我希望譯文符合他的年紀和他所在的時代，不要落伍，也不要成人化，雖然他的思想比同齡孩子成熟。
土豆自然當仁不讓，甚至吹毛求疵。
“奧吉媽媽的分數計算糟透了，你應該說‘弱爆了’！” “夏洛特穿的卡洛馳涼鞋，中國人不這麼說，你最好改成‘洞洞鞋’！” “奧吉說，圖什曼先生是我新學校的老闆，你可以把老闆改成‘頭兒’！” “隻有傻瓜才會選修領導課，‘呆瓜’更好！” 當然，他也被奧吉的故事深深吸引。
一方面，奧吉讀《龍騎士》《納尼亞傳奇》《霍比特人》，玩《龍與地下城》，對《星球大戰》情有獨鐘，如數家珍，跟任何一個普通孩子都沒有區别；另一方面，從他出生起，在他僅十歲的生命裡，動了大大小小二十七次手術，從來沒有真
他生下來就沒有名字，人們都叫他傻子。
傻子是智障，不僅面癱，還瘸腿。
他的父母沒錢給他治病，也沒心情善待他——因為他是全家人的恥辱和噩夢。
他們讓他吃剩飯、看冷臉、睡狗窩，對他動辄謾罵和詛咒。
在迷信的小山村，人們認為一個殘疾的孩子是惡靈轉世，是不祥的征兆，對他指指點點，罵罵咧咧，避之唯恐不及。
不過，傻子聽不懂，他總是呵呵呵地傻笑，把所有的惡意當善意。
大人們很忙，他們不會打傻子。
但村裡的孩子會。
傻子成天沒事幹，喜歡在山野之間閑逛，他要麼一路開心地采野花，扔得滿地都是，要麼追逐飛鳥或者蝴蝶，一路嗬嗬嗬地叫。
也許是因為孩子們覺得他不配獲得快樂，一見到他，立刻就會追上去打。
傻子腿不好，逃不掉，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山村不時回蕩着傻子凄厲的哭喊聲：“嗚嗚——嗚——” 那是我記憶中驚心動魄的畫面，一群孩子在春天的山花爛漫中，在夏天濃密的樹林裡，在秋天金黃的谷場上，在冬天皚皚的雪地上，追打一個嗷嗷叫的傻子。
誰都可以欺負傻子，沒有人保護他，沒有人給他一點點關心或者同情。
除了他們家的大黃狗。
大黃狗是一隻大型犬，長相兇猛，對外人總是沒完沒了地狂吠。
但它一點兒也不嫌棄傻子，總是跟在傻子身邊，像是他的保護神。
正因為大黃狗不離左右，村裡孩子的暴行才沒那麼猖狂。
我怕大黃狗，也怕傻子。
我怕傻子用髒手碰我的衣服；怕他嘴角拖着長長的口水，對着我咿咿呀呀說完全聽不懂的話；我怕他畸形的長相會傳染；怕他進入我的夢境，把美夢變成噩夢。
每次路過他家門口，我都會把心提到嗓子眼上。
有一天，當我從他家門口蹑手蹑腳經過的時候，隻聽見一陣低沉的咆哮，接着大黃狗躍門而出，朝我撲過來。
我吓得連哭帶叫，沒跑出幾步，就跌坐地上。
我絕望地閉上眼睛，等着它的撕咬。
但是很奇怪，大黃狗不但沒有撲上來，反而突然哼叽一聲，一屁股坐在了我身邊。
我擡頭一看，隻見傻子正摸着它的頭，嗬嗬嗬地傻笑着。
那是我第一次與傻子對視，也是我唯一一次真正看清他的臉——他的頭是變形的，五官歪斜，但是他眼神溫柔，像一隻剛出生的小綿羊。
傻子沒長到十歲就死了。
他的父母甚至都沒把他葬在家族墳地，而是在山坡上随便挖了個坑，草草埋了。
他就像一棵野草，短暫地來到這個世界，自生自滅。
奇怪的是，很多年以後，村子裡的人和事我都已經淡忘，唯有他的樣子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二 2014年10月，我和兒子土豆搬到上海，住進了一間小公寓，為來年春天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做準備。
對兒子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
他在十四歲之際下定決心要成為鋼琴家，意味着他不僅要離開喜歡的學校、老師和同學，離開家鄉，離開舒适的家，離開正常的生活，更意味着從此離開寬闊的羅馬大道，走上一條苦心孤詣追求藝術的羊腸小道。
這是一個孤獨的選擇。
上海的公寓很舊很小，除了他的三角鋼琴，幾乎家徒四壁。
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自然就生出凄涼的感覺。
恰好這時，我接到了一個翻譯任務，不假思索就應了下來，同時做了一個嚴格的進度計劃：每天1500字，雷打不動，三個月完成。
以我的經驗，到一個新地方，隻要盡快開始做事，就能迅速融入當地的生活，擺脫茫然和無助。
我幾乎是在倉促打開第一頁的時候才知道主人公是一個非正常的十歲孩子。
這孩子大名叫奧古斯特，小名叫奧吉。
這本書的書名是《奇迹男孩》。
從一開始，我就把土豆拉進了我的翻譯旅程，把他變成了我的第一讀者兼“翻譯助理”。
因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幾乎全世界的同齡小男孩都擁有同步的娛樂生活。
奧吉是一個即将上初一的小男孩，而土豆即将從初中畢業，他們之間天然存在許多共同的密碼。
接下來形成了一個慣例，當我完成每天的翻譯任務離開電腦時，土豆就自動坐到電腦前追看我的譯文，檢查有沒有出現常識性錯誤或者過于成人化的語言——這是我的要求，奧吉隻有十歲，我希望譯文符合他的年紀和他所在的時代，不要落伍，也不要成人化，雖然他的思想比同齡孩子成熟。
土豆自然當仁不讓，甚至吹毛求疵。
“奧吉媽媽的分數計算糟透了，你應該說‘弱爆了’！” “夏洛特穿的卡洛馳涼鞋，中國人不這麼說，你最好改成‘洞洞鞋’！” “奧吉說，圖什曼先生是我新學校的老闆，你可以把老闆改成‘頭兒’！” “隻有傻瓜才會選修領導課，‘呆瓜’更好！” 當然，他也被奧吉的故事深深吸引。
一方面，奧吉讀《龍騎士》《納尼亞傳奇》《霍比特人》，玩《龍與地下城》，對《星球大戰》情有獨鐘，如數家珍，跟任何一個普通孩子都沒有區别；另一方面，從他出生起，在他僅十歲的生命裡，動了大大小小二十七次手術，從來沒有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