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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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也就是二十四日，星期四。
清晨，有人在波哥大北部的荒地發現了瑪麗娜·蒙托亞的屍體。
她幾乎是坐在早晨的毛毛雨淋濕的草地上，倚靠着刺網圍欄，手臂十字交叉。
描述屍體的78号刑事訴訟法官形容她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女人，有一頭銀發，發量很足，穿着粉色汗衫和棕色男襪，汗衫下面戴了一條配有塑料十字架的聖衣項鍊。
司法人員到來之前，已經有人偷走了她的鞋子。
屍體頭部被風帽蓋住了，風帽反戴着，因為幹涸的血迹而皺得像一塊紙闆，在後頸部有給嘴巴和眼睛留的小孔。
頭部中了六枚子彈，幾乎被打碎了，子彈是從五十厘米開外的地方射出的，沒有在布料和皮膚上留下印記。
傷口分布在頭顱和左側臉頰，額頭上還有由一顆緻命的子彈造成的清晰傷口。
然而，在被野草浸濕的屍體旁隻找到了五枚九毫米的子彈殼。
司法警察的技術部隊已經提取了五套指紋。
馬路對面聖·卡洛斯學院的一些學生和其他好奇的人在四周遊蕩。
在圍觀屍檢的人中，有一個在城北墓園賣花的女人。
她起得很早，要去附近的一所學校給女兒注冊。
死者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人穿着高檔内衣，雙手護理得很好。
盡管她的臉上千瘡百孔，但依然能讓人注意到她的與衆不同。
那天下午，鮮花批發商在給五公裡外城北墓園的攤位供貨時發現，這位賣花女頭痛得厲害，并處于需要注意的抑郁狀态之中。
“您都想不到，看着那位可憐女士倒在草地上是多麼難過。
”賣花女告訴她，“您得看看她的内衣，貴婦人的身材，白色的頭發，細嫩的雙手和精心修剪的指甲。
” 那位批發鮮花的女士為她的衰弱感到驚慌，給了她一片治療頭疼的止痛藥，建議她不要想這些傷心事，尤其是不要為别人的事情難過。
一周之後，她們倆才意識到，她們經曆的是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插曲。
那位批發商叫瑪爾塔·德·佩雷斯，是路易斯·吉耶爾摩·佩雷斯的妻子，路易斯正是瑪麗娜的兒子。
星期四下午五點半，法醫研究所接收了屍體，将其留在了停屍房，等待第二天解剖，因為彈傷超過一處的死者不會在晚上進行屍檢。
還有兩具上午在街上發現的男屍在等待确認身份和解剖。
夜間，又送來了兩具成年男性的屍體，也是在露天場所被發現的；還有一具五歲男孩的屍體。
帕特莉西娅·阿爾瓦雷斯醫生從周五早上七點半開始解剖瑪麗娜·蒙托亞的屍體。
醫生在她的胃裡發現了可辨認的食物殘渣，并推測死亡時間是周四清晨。
她也對高級内衣和精心修剪、塗了指甲油的指甲印象深刻。
她向她的上司佩德羅·莫拉萊斯醫生尋求幫助，他當時在兩台桌子外解剖另一具屍體。
他幫她發現了其他證明屍體生前社會地位的不容置疑的特征。
他們給她做了牙齒鑒定，給她拍攝了照片和X光片，又提取了三對指紋。
最後，他們給她做了原子吸收測試，并沒有發現精神類藥品的殘留。
雖然瑪露哈·帕瓊在她死前的幾個小時給了她兩片巴比妥，但看來她沒有吃。
初步的手續完成之後，屍體被送到了城南墓園。
三周前，那裡挖掘了一個大約能埋下兩百具屍體的公共墓穴。
她和另外四個陌生成年人還有那個孩子埋在了一起。
顯然，在那個殘酷的一月，國家已經陷入了可想象的最糟糕的狀況。
自一九八四年羅德裡格·拉臘·波尼亞部長被刺殺以來，我們已經曆了各種令人深惡痛絕的事件。
但是，這樣的形勢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最糟糕的情況也沒有成為過去。
所有暴力的因素都被激發、加劇了。
在衆多引發國家動蕩的危險中，毒販恐怖主義被定義為最有害、最殘忍的因素。
四名總統候選人在一九九○年的大選之前被謀殺。
一名單獨行動的殺手在一架民航客機上殺死了M-19的候選人卡洛斯·皮薩羅，盡管他已經在絕對保密的前提下四次變更了航班，并使用了各種精明的技巧來為自己打掩護。
預備候選人埃爾内斯托·桑佩爾在十一顆子彈的掃射中幸存了下來。
五年後，他成為共和國總統時，身體裡還留着四顆子彈，它們會在過機場的電磁門時嘀嘀作響。
他們在瑪薩·馬爾克斯将軍的途經處引爆了一輛裝有三百五十公斤炸藥的汽車，将軍從他的低配裝甲車裡逃了出來，還拖着一名受傷的衛兵。
“突然，我覺得自己好像被浪頭打到了空中。
”将軍講述說。
他受到了很大打擊，為了恢複平靜，他尋求了精神治療的幫助。
七個月後，一輛攜帶兩噸炸藥的卡車用一次毀滅性的爆炸，炸毀了安全管理部（DAS）的巨型大樓，造成七十人死亡，七百二十人受傷，還有無法估量的财物損失。
當時，将軍的精神治療還沒有結束。
恐怖分子按照往常将軍走進辦公室的時間精準地引爆炸彈，但是他在那場災難中連一點擦傷都沒有。
同年，一枚炸彈在一架客機起飛五分鐘後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其中有安德烈斯·埃斯卡比——帕丘·桑托斯的妻弟，以及哥倫比亞男高音歌手赫拉爾多·阿萊亞諾。
人們普遍認為，此次爆炸是針對候選人塞薩爾·加維裡亞的。
那是個糟糕的失誤，因為加維裡亞從沒有乘坐那班飛機的打算，競選團隊中負責他人身安全的成員甚至禁止他乘坐民航客機。
有一次他想乘坐民航客機，但其他乘客試圖下飛機，以避免跟他同行的危險。
在他們的驚慌面前，他不得不放棄了。
事實上，國家陷入了地獄般的惡性循環之中。
一方面，“可被引渡者”拒絕投降，也不肯減少暴力行動，因為警方沒有給他們停戰的機會。
埃斯科瓦爾通過各種媒體揭露，警方随意闖入麥德林的貧民窟，随機抓走十個孩子，不經調查就把他們槍決在酒館和牲口圈裡。
警察粗略地推測，大多數人都在為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效力，要麼是他的支持者，要麼出于理智或被強迫，随時都會變成他的支持者。
不管是在對警察一個不留的屠殺中，還是在襲擊和綁架中，恐怖分子都沒有停歇。
另一方面，兩場曆史最久、力量最強大的遊擊運動——民族解放軍和革命武裝力量的運動，正用各種恐怖行動抗議塞薩爾·加維裡亞政府的第一份和平提案。
受那場盲目戰争影響最大的群體是記者，還有謀殺和綁架行為的受害者，以及因為威脅和腐敗而逃逸的人。
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一月期間，有二十六名來自全國不同媒體的記者被販毒集團殺害。
《觀察者報》的主編吉耶爾摩·加諾是其中最文弱、最無辜的一個。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報社門口被兩名暗中監視的持槍者殺害。
當時他正在自己的車裡。
由于寫作攻擊毒品貿易的自殺性社論，他成了國内最受威脅的人之一，但他拒絕使用裝甲汽車，也不攜帶衛隊。
然而，在他死後，他的敵人還試圖繼續毀滅他。
一個紀念他的半身像在麥德林被炸毀。
幾個月後，一輛裝有三百公斤炸藥的汽車被引爆，摧毀了報社的辦公樓。
一種比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更有害的毒品被引入了民族文化中：賺快錢。
這種想法盛行一時：法律是幸福最大的阻礙，學會讀寫沒有用處，像罪犯一樣活着比像好人一樣活着更好、更安全。
一言以蔽之，這是非典型戰争時期特有的社會腐化狀态。
在哥倫比亞近期的曆史中，綁架并不是新鮮事。
前些年的四位總統都沒有逃過破壞國家穩定的綁架案的考驗。
當然，就目前所知，這四位總統中沒有一位屈服于綁架者的要求。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阿豐索·洛佩斯·米切爾森政府時期，M-19綁架了哥倫比亞工人聯盟主席何塞·拉蓋爾·麥爾卡多。
綁架他的人認為他背叛了工人階級，最後，他被處死。
由于政府拒不滿足一系列的政治條件，他的後頸挨了兩槍。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胡裡奧·塞薩爾·圖爾巴伊政府時期，同一武裝組織的十六名精英成員攻占了多米尼加共和國位于波哥大的大使館，當時大使館正在慶祝國慶節。
在六十一天裡，幾乎整個駐哥倫比亞的外交系統都成了人質，包括美國、以色列和梵蒂岡的大使。
他們索要五千萬美元的贖金，并要求釋放三百一十一名被拘捕成員。
圖爾巴伊總統拒絕談判。
但是，四月二十八日，人質們被無條件釋放，綁架者們在古巴政府的保護下離開了國家，這次保護行動是由哥倫比亞政府申請的。
綁架者們私下承認，他們收到了五百萬美元的贖金，這筆現金是由哥倫比亞的猶太移民向全世界的教友募集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M-19的突擊隊在最繁忙的時間段占領了人流湧動的最高法院大樓。
他們要求共和國最高法院審判貝利薩裡奧·貝坦庫爾總統，因為他沒有履行他的和平承諾。
總統沒有同意談判。
十個小時後，軍隊強行武裝解救了最高法院大樓，造成了九十五位公民死亡，其中有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還有院長
清晨，有人在波哥大北部的荒地發現了瑪麗娜·蒙托亞的屍體。
她幾乎是坐在早晨的毛毛雨淋濕的草地上，倚靠着刺網圍欄，手臂十字交叉。
描述屍體的78号刑事訴訟法官形容她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女人，有一頭銀發，發量很足，穿着粉色汗衫和棕色男襪，汗衫下面戴了一條配有塑料十字架的聖衣項鍊。
司法人員到來之前，已經有人偷走了她的鞋子。
屍體頭部被風帽蓋住了，風帽反戴着，因為幹涸的血迹而皺得像一塊紙闆，在後頸部有給嘴巴和眼睛留的小孔。
頭部中了六枚子彈，幾乎被打碎了，子彈是從五十厘米開外的地方射出的，沒有在布料和皮膚上留下印記。
傷口分布在頭顱和左側臉頰，額頭上還有由一顆緻命的子彈造成的清晰傷口。
然而，在被野草浸濕的屍體旁隻找到了五枚九毫米的子彈殼。
司法警察的技術部隊已經提取了五套指紋。
馬路對面聖·卡洛斯學院的一些學生和其他好奇的人在四周遊蕩。
在圍觀屍檢的人中，有一個在城北墓園賣花的女人。
她起得很早，要去附近的一所學校給女兒注冊。
死者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人穿着高檔内衣，雙手護理得很好。
盡管她的臉上千瘡百孔，但依然能讓人注意到她的與衆不同。
那天下午，鮮花批發商在給五公裡外城北墓園的攤位供貨時發現，這位賣花女頭痛得厲害，并處于需要注意的抑郁狀态之中。
“您都想不到，看着那位可憐女士倒在草地上是多麼難過。
”賣花女告訴她，“您得看看她的内衣，貴婦人的身材，白色的頭發，細嫩的雙手和精心修剪的指甲。
” 那位批發鮮花的女士為她的衰弱感到驚慌，給了她一片治療頭疼的止痛藥，建議她不要想這些傷心事，尤其是不要為别人的事情難過。
一周之後，她們倆才意識到，她們經曆的是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插曲。
那位批發商叫瑪爾塔·德·佩雷斯，是路易斯·吉耶爾摩·佩雷斯的妻子，路易斯正是瑪麗娜的兒子。
星期四下午五點半，法醫研究所接收了屍體，将其留在了停屍房，等待第二天解剖，因為彈傷超過一處的死者不會在晚上進行屍檢。
還有兩具上午在街上發現的男屍在等待确認身份和解剖。
夜間，又送來了兩具成年男性的屍體，也是在露天場所被發現的；還有一具五歲男孩的屍體。
帕特莉西娅·阿爾瓦雷斯醫生從周五早上七點半開始解剖瑪麗娜·蒙托亞的屍體。
醫生在她的胃裡發現了可辨認的食物殘渣，并推測死亡時間是周四清晨。
她也對高級内衣和精心修剪、塗了指甲油的指甲印象深刻。
她向她的上司佩德羅·莫拉萊斯醫生尋求幫助，他當時在兩台桌子外解剖另一具屍體。
他幫她發現了其他證明屍體生前社會地位的不容置疑的特征。
他們給她做了牙齒鑒定，給她拍攝了照片和X光片，又提取了三對指紋。
最後，他們給她做了原子吸收測試，并沒有發現精神類藥品的殘留。
雖然瑪露哈·帕瓊在她死前的幾個小時給了她兩片巴比妥，但看來她沒有吃。
初步的手續完成之後，屍體被送到了城南墓園。
三周前，那裡挖掘了一個大約能埋下兩百具屍體的公共墓穴。
她和另外四個陌生成年人還有那個孩子埋在了一起。
顯然，在那個殘酷的一月，國家已經陷入了可想象的最糟糕的狀況。
自一九八四年羅德裡格·拉臘·波尼亞部長被刺殺以來，我們已經曆了各種令人深惡痛絕的事件。
但是，這樣的形勢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最糟糕的情況也沒有成為過去。
所有暴力的因素都被激發、加劇了。
在衆多引發國家動蕩的危險中，毒販恐怖主義被定義為最有害、最殘忍的因素。
四名總統候選人在一九九○年的大選之前被謀殺。
一名單獨行動的殺手在一架民航客機上殺死了M-19的候選人卡洛斯·皮薩羅，盡管他已經在絕對保密的前提下四次變更了航班，并使用了各種精明的技巧來為自己打掩護。
預備候選人埃爾内斯托·桑佩爾在十一顆子彈的掃射中幸存了下來。
五年後，他成為共和國總統時，身體裡還留着四顆子彈，它們會在過機場的電磁門時嘀嘀作響。
他們在瑪薩·馬爾克斯将軍的途經處引爆了一輛裝有三百五十公斤炸藥的汽車，将軍從他的低配裝甲車裡逃了出來，還拖着一名受傷的衛兵。
“突然，我覺得自己好像被浪頭打到了空中。
”将軍講述說。
他受到了很大打擊，為了恢複平靜，他尋求了精神治療的幫助。
七個月後，一輛攜帶兩噸炸藥的卡車用一次毀滅性的爆炸，炸毀了安全管理部（DAS）的巨型大樓，造成七十人死亡，七百二十人受傷，還有無法估量的财物損失。
當時，将軍的精神治療還沒有結束。
恐怖分子按照往常将軍走進辦公室的時間精準地引爆炸彈，但是他在那場災難中連一點擦傷都沒有。
同年，一枚炸彈在一架客機起飛五分鐘後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其中有安德烈斯·埃斯卡比——帕丘·桑托斯的妻弟，以及哥倫比亞男高音歌手赫拉爾多·阿萊亞諾。
人們普遍認為，此次爆炸是針對候選人塞薩爾·加維裡亞的。
那是個糟糕的失誤，因為加維裡亞從沒有乘坐那班飛機的打算，競選團隊中負責他人身安全的成員甚至禁止他乘坐民航客機。
有一次他想乘坐民航客機，但其他乘客試圖下飛機，以避免跟他同行的危險。
在他們的驚慌面前，他不得不放棄了。
事實上，國家陷入了地獄般的惡性循環之中。
一方面，“可被引渡者”拒絕投降，也不肯減少暴力行動，因為警方沒有給他們停戰的機會。
埃斯科瓦爾通過各種媒體揭露，警方随意闖入麥德林的貧民窟，随機抓走十個孩子，不經調查就把他們槍決在酒館和牲口圈裡。
警察粗略地推測，大多數人都在為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效力，要麼是他的支持者，要麼出于理智或被強迫，随時都會變成他的支持者。
不管是在對警察一個不留的屠殺中，還是在襲擊和綁架中，恐怖分子都沒有停歇。
另一方面，兩場曆史最久、力量最強大的遊擊運動——民族解放軍和革命武裝力量的運動，正用各種恐怖行動抗議塞薩爾·加維裡亞政府的第一份和平提案。
受那場盲目戰争影響最大的群體是記者，還有謀殺和綁架行為的受害者，以及因為威脅和腐敗而逃逸的人。
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一月期間，有二十六名來自全國不同媒體的記者被販毒集團殺害。
《觀察者報》的主編吉耶爾摩·加諾是其中最文弱、最無辜的一個。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報社門口被兩名暗中監視的持槍者殺害。
當時他正在自己的車裡。
由于寫作攻擊毒品貿易的自殺性社論，他成了國内最受威脅的人之一，但他拒絕使用裝甲汽車，也不攜帶衛隊。
然而，在他死後，他的敵人還試圖繼續毀滅他。
一個紀念他的半身像在麥德林被炸毀。
幾個月後，一輛裝有三百公斤炸藥的汽車被引爆，摧毀了報社的辦公樓。
一種比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更有害的毒品被引入了民族文化中：賺快錢。
這種想法盛行一時：法律是幸福最大的阻礙，學會讀寫沒有用處，像罪犯一樣活着比像好人一樣活着更好、更安全。
一言以蔽之，這是非典型戰争時期特有的社會腐化狀态。
在哥倫比亞近期的曆史中，綁架并不是新鮮事。
前些年的四位總統都沒有逃過破壞國家穩定的綁架案的考驗。
當然，就目前所知，這四位總統中沒有一位屈服于綁架者的要求。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阿豐索·洛佩斯·米切爾森政府時期，M-19綁架了哥倫比亞工人聯盟主席何塞·拉蓋爾·麥爾卡多。
綁架他的人認為他背叛了工人階級，最後，他被處死。
由于政府拒不滿足一系列的政治條件，他的後頸挨了兩槍。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胡裡奧·塞薩爾·圖爾巴伊政府時期，同一武裝組織的十六名精英成員攻占了多米尼加共和國位于波哥大的大使館，當時大使館正在慶祝國慶節。
在六十一天裡，幾乎整個駐哥倫比亞的外交系統都成了人質，包括美國、以色列和梵蒂岡的大使。
他們索要五千萬美元的贖金，并要求釋放三百一十一名被拘捕成員。
圖爾巴伊總統拒絕談判。
但是，四月二十八日，人質們被無條件釋放，綁架者們在古巴政府的保護下離開了國家，這次保護行動是由哥倫比亞政府申請的。
綁架者們私下承認，他們收到了五百萬美元的贖金，這筆現金是由哥倫比亞的猶太移民向全世界的教友募集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M-19的突擊隊在最繁忙的時間段占領了人流湧動的最高法院大樓。
他們要求共和國最高法院審判貝利薩裡奧·貝坦庫爾總統，因為他沒有履行他的和平承諾。
總統沒有同意談判。
十個小時後，軍隊強行武裝解救了最高法院大樓，造成了九十五位公民死亡，其中有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還有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