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青海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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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冬，我祖母馮婉喻收到一封微帶酥油氣味的信。
這個氣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經斷了十二年。
信封上的字體她是熟識的，似乎沒有記憶裡的那麼狂狷，圓滑了一些。
信是七拐八彎才轉到她現在的新家地址的。
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來的。
在此之前，上級把丹珏從“五七”幹校招回，要她挂帥完成一項重要的研究項目。
項目完成後，馮丹珏就成了生物學界的重要研究員，也就是1990年後人們稱呼的“大腕”。
大學照顧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單元房。
她在學校和報上登廣告，用了半年時間，把她那一小套和母親的一小套換到了一起。
老小姐總是和姆媽生活在一起的。
現在的兩間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裡弄裡開始的新生活，簡直是一次新生。
沒有人再拿眼角掃她，也沒有居委會的傳喚。
相反，她搬過來的第二個星期，裡弄居委會就到家裡來探訪，送了她一套精裝的《毛澤東選集》，告訴她居委會每星期學習兩次，讀讀報紙、文件，學學“毛選”，歡迎婉喻去參加。
婉喻參加後就發現這裡就是老年女人的俱樂部，除了讀報和讀“毛選”，大家還講講兒媳婦的壞話，又給某個被兒媳婦鬥敗的老太太出出氣，或出出主意。
裡弄裡也有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個退休的老女工，舊社會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時，婉喻覺得那是一雙男人的手，又大又熱乎，手掌粗拉拉的。
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帶着所有老太太們挨戶宣傳，讓賴在家裡不下鄉的高中畢業生出不了門；一出門就圍攻他（她），告訴他們上海人民不歡迎寄生蟲。
老太太們的活動很多，每天從早飯後安排到晚飯前：監視某家窗口，觀察那個“反動學術權威”的醫生是否又在家裡給人看病開方子；不定點地站暗哨，因為弄堂裡總有不學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裡做醜事。
這些青春男女有時會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對過往的人評頭論足，或者亂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媽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嗎？”或者：“阿哥，不認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錯愕，他們就一哄而笑。
老太太們戴上紅袖标，不時到弄堂口把他們轟開，并且威脅他們：“我認識你爸爸姆媽的；要我去告訴他們嗎？”或者：“我可以打電話叫警察來，叫他們來捉小流氓！” 警察們對這些老太太确實買賬，好比當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勝仗。
警察們還真被老太太們調來過幾次，有一次捉了個翻窗偷盜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幫打算偷汽車的“病退”知青。
到了工農兵大學生開始進大學的時候，大部分“反動學術權威”已經被“解放”，老太太還負責提供預習功課的服務，把公社推薦回來的好知識青年介紹給前“反動學術權威”，對他們進行僅次于掃盲的補課。
婉喻漸漸覺得生活充實起來。
對焉識的惦記、内疚和思念都被轉移了。
她畢竟做了多年的中學老師，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會老太太，氣質風度不同，所以當她上門勸說那些不肯下鄉的畢業生時，就沒有挨臭罵或吃閉門羹。
到了1973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回到裡弄裡的知青有十來個了，婉喻就拿他們做例子，說服賴在上海的畢業生們：“你們看看，到農村好好種兩年田，回來就是大學生；過去考大學哪裡有這麼便當！” 婉喻自己也要幫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補課。
他們幾乎都是文盲，許多課程婉喻要從最基本的講起。
好在考試隻是走過場，所以一個兩個禮拜的補習就足夠。
婉喻成了幾條弄堂裡最受歡迎的居委會阿婆，走到哪裡都聽到：“馮家姆媽侬好！” 1974年春節，居委會給幾個軍屬家庭送了“一人參軍，全家光榮”的鏡框之後，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
阿敏問婉喻有沒有想到過申請入黨。
婉喻羞怯地一笑。
她不想告訴任何人她的入黨申請書怎樣被燒成灰，作為斷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幾個支部委員讨論過，覺得你條件蠻好的，要不要寫一份申請試試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顯出奇怪地細氣。
婉喻遞交入黨申請是出于對阿敏的報答。
自從1954年焉識被投進監獄，誰對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
她的入黨申請居然被認真讨論了，婉喻被認定為最有希望的培養對象。
當她收到焉識那封帶酥油氣味的青海來信時，七十一歲的婉喻已經作為新鮮血液被吸收進了黨内。
婉喻在居委會身兼數職：财會、安全員、孩子們的輔導員。
誰家來了客人，婉喻都有責任盡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況，看看是不是被各種運動掃蕩到這裡來的不良分子，拿這幾條弄堂做避風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時她回到家晚飯都沒有做。
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親說：“侬忙來，姆媽！比我還要忙；我這樣忙，還有加班加點的工資好拿！” 婉喻隻是安靜地笑笑。
她的這種安靜是真正的安靜。
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能夠像我祖母這樣安靜。
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這份安靜讓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動。
并且你也不會相信她已經七十歲出頭，她的駐顔術就是安靜。
丹珏比以前話多了，抱怨啊，牢騷啊，一頓飯可以說個不停。
在“五七”幹校丹珏就把煙抽上了瘾，盡管抽起來還是女人氣十足的，可以說是帶點妖娆的，但她曾經那種素淨的雅緻和美麗不見了。
現在的丹珏有一張那樣中年女人的面孔：偶爾會出現極難看的瞬間，不時也會亮出絕美的刹那。
再有人講到對象和婚姻，她就會揚起臉大笑，笑出一大口煙。
有時候她臉仰得過于痛快，嘴張得太奔放，你會看見她整齊的牙齒内側都是暗色的，被煙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職務給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帶來了福利，電話就是其中一樣。
經常打電話來的是居委會的人和她哥哥馮子烨。
馮子烨幾乎每天打個電話來，問問姆媽飯吃過嗎，吃的什麼，胃口怎樣。
最近的一天夜裡，來了個長途電話。
長途話台告訴婉喻，來電是從東德打來。
婉喻抱着電話，聽着“嘶嘶”聲從聽筒深處遊來，那是聲音在進行長途旅行的聲響。
突然地，婉喻聽到一聲“姆媽”！中斷聯絡多年的大女兒丹瓊在電話上和母親重逢了。
丹瓊沒說兩句話就哇哇大哭起來，說可找到姆媽了，找了數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國，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會打許多電話到上海，想方設法地找姆媽。
大女兒像個逛城隍廟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憤怒。
當問到父親時，婉喻說他出差在外地，短時間回不來。
大女兒似乎比小女兒要小多了，哭訴着她沒有母親的這麼多年，如何從歐洲嫁到美國，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
丹瓊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着流淚。
丹珏被姆媽哭醒了，跑到客廳。
她和姐姐說話的姿态和語氣都很僵硬。
對于姐姐丹瓊來說，世上還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歡離合，丹珏感到有點難為情。
丹珏敷衍幾句，把發出哭啼的話筒迅速還給母親；她拿不住這樣一個感情的燙山芋。
收到焉識從青海寄來的信，當晚婉喻做好雪菜肉絲面等着丹珏下班
這個氣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經斷了十二年。
信封上的字體她是熟識的，似乎沒有記憶裡的那麼狂狷，圓滑了一些。
信是七拐八彎才轉到她現在的新家地址的。
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來的。
在此之前，上級把丹珏從“五七”幹校招回，要她挂帥完成一項重要的研究項目。
項目完成後，馮丹珏就成了生物學界的重要研究員，也就是1990年後人們稱呼的“大腕”。
大學照顧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單元房。
她在學校和報上登廣告，用了半年時間，把她那一小套和母親的一小套換到了一起。
老小姐總是和姆媽生活在一起的。
現在的兩間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裡弄裡開始的新生活，簡直是一次新生。
沒有人再拿眼角掃她，也沒有居委會的傳喚。
相反，她搬過來的第二個星期，裡弄居委會就到家裡來探訪，送了她一套精裝的《毛澤東選集》，告訴她居委會每星期學習兩次，讀讀報紙、文件，學學“毛選”，歡迎婉喻去參加。
婉喻參加後就發現這裡就是老年女人的俱樂部，除了讀報和讀“毛選”，大家還講講兒媳婦的壞話，又給某個被兒媳婦鬥敗的老太太出出氣，或出出主意。
裡弄裡也有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個退休的老女工，舊社會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時，婉喻覺得那是一雙男人的手，又大又熱乎，手掌粗拉拉的。
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帶着所有老太太們挨戶宣傳，讓賴在家裡不下鄉的高中畢業生出不了門；一出門就圍攻他（她），告訴他們上海人民不歡迎寄生蟲。
老太太們的活動很多，每天從早飯後安排到晚飯前：監視某家窗口，觀察那個“反動學術權威”的醫生是否又在家裡給人看病開方子；不定點地站暗哨，因為弄堂裡總有不學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裡做醜事。
這些青春男女有時會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對過往的人評頭論足，或者亂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媽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嗎？”或者：“阿哥，不認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錯愕，他們就一哄而笑。
老太太們戴上紅袖标，不時到弄堂口把他們轟開，并且威脅他們：“我認識你爸爸姆媽的；要我去告訴他們嗎？”或者：“我可以打電話叫警察來，叫他們來捉小流氓！” 警察們對這些老太太确實買賬，好比當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勝仗。
警察們還真被老太太們調來過幾次，有一次捉了個翻窗偷盜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幫打算偷汽車的“病退”知青。
到了工農兵大學生開始進大學的時候，大部分“反動學術權威”已經被“解放”，老太太還負責提供預習功課的服務，把公社推薦回來的好知識青年介紹給前“反動學術權威”，對他們進行僅次于掃盲的補課。
婉喻漸漸覺得生活充實起來。
對焉識的惦記、内疚和思念都被轉移了。
她畢竟做了多年的中學老師，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會老太太，氣質風度不同，所以當她上門勸說那些不肯下鄉的畢業生時，就沒有挨臭罵或吃閉門羹。
到了1973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回到裡弄裡的知青有十來個了，婉喻就拿他們做例子，說服賴在上海的畢業生們：“你們看看，到農村好好種兩年田，回來就是大學生；過去考大學哪裡有這麼便當！” 婉喻自己也要幫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補課。
他們幾乎都是文盲，許多課程婉喻要從最基本的講起。
好在考試隻是走過場，所以一個兩個禮拜的補習就足夠。
婉喻成了幾條弄堂裡最受歡迎的居委會阿婆，走到哪裡都聽到：“馮家姆媽侬好！” 1974年春節，居委會給幾個軍屬家庭送了“一人參軍，全家光榮”的鏡框之後，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
阿敏問婉喻有沒有想到過申請入黨。
婉喻羞怯地一笑。
她不想告訴任何人她的入黨申請書怎樣被燒成灰，作為斷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幾個支部委員讨論過，覺得你條件蠻好的，要不要寫一份申請試試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顯出奇怪地細氣。
婉喻遞交入黨申請是出于對阿敏的報答。
自從1954年焉識被投進監獄，誰對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
她的入黨申請居然被認真讨論了，婉喻被認定為最有希望的培養對象。
當她收到焉識那封帶酥油氣味的青海來信時，七十一歲的婉喻已經作為新鮮血液被吸收進了黨内。
婉喻在居委會身兼數職：财會、安全員、孩子們的輔導員。
誰家來了客人，婉喻都有責任盡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況，看看是不是被各種運動掃蕩到這裡來的不良分子，拿這幾條弄堂做避風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時她回到家晚飯都沒有做。
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親說：“侬忙來，姆媽！比我還要忙；我這樣忙，還有加班加點的工資好拿！” 婉喻隻是安靜地笑笑。
她的這種安靜是真正的安靜。
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能夠像我祖母這樣安靜。
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這份安靜讓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動。
并且你也不會相信她已經七十歲出頭，她的駐顔術就是安靜。
丹珏比以前話多了，抱怨啊，牢騷啊，一頓飯可以說個不停。
在“五七”幹校丹珏就把煙抽上了瘾，盡管抽起來還是女人氣十足的，可以說是帶點妖娆的，但她曾經那種素淨的雅緻和美麗不見了。
現在的丹珏有一張那樣中年女人的面孔：偶爾會出現極難看的瞬間，不時也會亮出絕美的刹那。
再有人講到對象和婚姻，她就會揚起臉大笑，笑出一大口煙。
有時候她臉仰得過于痛快，嘴張得太奔放，你會看見她整齊的牙齒内側都是暗色的，被煙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職務給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帶來了福利，電話就是其中一樣。
經常打電話來的是居委會的人和她哥哥馮子烨。
馮子烨幾乎每天打個電話來，問問姆媽飯吃過嗎，吃的什麼，胃口怎樣。
最近的一天夜裡，來了個長途電話。
長途話台告訴婉喻，來電是從東德打來。
婉喻抱着電話，聽着“嘶嘶”聲從聽筒深處遊來，那是聲音在進行長途旅行的聲響。
突然地，婉喻聽到一聲“姆媽”！中斷聯絡多年的大女兒丹瓊在電話上和母親重逢了。
丹瓊沒說兩句話就哇哇大哭起來，說可找到姆媽了，找了數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國，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會打許多電話到上海，想方設法地找姆媽。
大女兒像個逛城隍廟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憤怒。
當問到父親時，婉喻說他出差在外地，短時間回不來。
大女兒似乎比小女兒要小多了，哭訴着她沒有母親的這麼多年，如何從歐洲嫁到美國，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
丹瓊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着流淚。
丹珏被姆媽哭醒了，跑到客廳。
她和姐姐說話的姿态和語氣都很僵硬。
對于姐姐丹瓊來說，世上還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歡離合，丹珏感到有點難為情。
丹珏敷衍幾句，把發出哭啼的話筒迅速還給母親；她拿不住這樣一個感情的燙山芋。
收到焉識從青海寄來的信，當晚婉喻做好雪菜肉絲面等着丹珏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