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自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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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隊長大聲斥罵:“操你媽的逮到什麼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軍回答說是犯人們逮到了一隻大肥兔子,已經在一麻袋土豆上給摔死了。

    老幾心想,這下物證和眼證一塊給滅了。

    譚隊長向老幾的方向走來,一面斥罵老幾這個老不是東西的,還沒害六中隊害夠?逃跑了幾個月,六中隊的隊幹部連探親假都給取消了,他個老不是東西的倒是四處風光,頓頓兩個菜一個湯!老幾心裡說,錯了,三個菜一個湯。

     河北人拿着解放軍的槍,一副準備射擊的姿态。

    譚隊長走到老幾趴着的凹蕩前面,用腳把老幾跑掉的帽子勾起來,又用腳直接甩了老幾兩腳。

    老幾說土豆田裡犯人們逮到的那隻兔子如果是種兔的話,就可以證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價值不菲的種兔。

     譚隊長朝狂歡的犯人們叫喊起來,問他們逮到的是不是一隻種兔。

    犯人們說是的。

    譚隊長又說,誰也不準動兔子一根毫毛。

    犯人們回答說,對不起,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經沒毛了――連皮都給放在火上燒了。

    河北幹事不動聲色,嘴角翹起兩撇得意――物證銷掉了。

     河北幹事和老幾在六中隊的隊部辦公室開始了對質。

    河北人不管老幾的陳述多麼合邏輯,就是咬定老幾是借追兔子逃跑。

    譚隊長說:“那好吧,先關兩天黑屋再說吧。

    ” 河北人親自押解老幾進了那間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槍口毫無必要地抵住老幾的頸窩。

     根據我祖父的記載,我能想象出那個黑号子。

    一個叫做左之輝的漢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這黑号子裡。

    他也是1954年肅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個,罪行是偷聽敵台并傳播美蔣反攻大陸的消息。

    一次在青稞地裡播種的時候他跟一個幹部頂撞起來,當時的隊幹部是個剛從福建轉業的殘廢軍人,在田頭組織了批鬥會。

    他把會場交給加工隊掌握,自己騎馬去檢查各塊田地的工作。

    誰都知道,他這樣做是放手讓加工隊體罰,事後他再跟加工隊來一場“周瑜打黃蓋”。

    加工隊找來一根繩子,一面把漢口人往電線杆子上吊,一面問他看見台灣和美蔣沒有。

    漢口人很蠢,對加工隊的“刑罰雜技”挺配合,一口一個“看不見!”繩子便一直拉,左之輝給拉到電線的高度,繩子松了,加工隊員們說,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蔣盼美吧。

    左之輝摔落在草地上,骨頭并沒有如加工隊所期那樣被摔斷。

    當晚他被送進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飯的執勤犯人發現他已經死了。

     還有一次黑号子關的不是一個人,是一群人。

    那是1959年,來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機關幹部。

    老犯人一般見了新犯人就像蚊子聞到血一樣,一窩一團地撲上去。

    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聽到當地氣候和該監獄生活條件的介紹,馬上跟老犯人開始了緊密接觸。

    等到老犯人離開,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發現自己的東西丢失了。

    他們向管教幹部反映情況,幹部們讓新犯人到老犯人裡面去辨認,被辨認出來的就關禁閉。

    所有犯人很快發現,當了賊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磚窯幹重活兒,每一天都成了禮拜天,躺在帳篷裡補覺。

    于是産生了一大批竊賊。

    人人都明火執仗地偷别人東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狀,以免讓那人先占有了禁閉的名額,隻是設法再去偷别人的。

    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為大号搪瓷缸可以燒煮吃的,利用價值比較高,所以一個大瓷缸可以換到一塊旱獺皮,而一塊旱獺皮能剪出一對防寒鞋墊,這樣的防寒鞋墊可以換三管牙膏。

    盜竊風暴席卷各個号子,為了被懲罰去坐禁閉。

    幹部們隻得調整對策,把偷得最厲害的竊賊關進黑号子。

    被關進去的時候幹部數了數有九個賊,一個禮拜放出來之後,幹部就沒有再數人數。

    此後好幾天的早點名,幹部們也沒有在意少了一個人,以為其他幹部作了主把那個人繼續關黑号子。

    到再次把某人關進黑号子的時候,才發現裡面留下了那群賊當中的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多月了。

    死了的是個賊王,趁着深不見底的黑暗偷竊其他賊的饅頭,而那八個賊也趁着深不見底的黑暗揍他。

    大家都認為黑暗裡出拳頭出腳反正沒人看見,于是就把賊王給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幾被河北幹事塞進了黑号子。

    雖然在梁葫蘆臨刑之前,老幾下過黑号子,但此刻對于它的黑還是大大震驚。

    它可真黑。

    那黑觸在你臉上,手上,是柔軟的,冷冰冰的。

    一頓飯和下一頓飯的間隔,就是你唯一的時間計算坐标。

    第一天的第三頓飯吃過,老幾就要進入一段更長的黑暗,這就是夜晚。

    老幾覺得自己身體和形狀被灌注在黑暗裡,就像一個琥珀,一旦被取出,人們會看見一個醜陋的老人琥珀。

    再過一陣,他又覺得黑暗灌進了自己,灌進血管和肌肉,灌進了五髒六腑。

     第三天過去,老幾習慣了一些。

    他對自己的伸縮性非常自信,覺得如果要在黑号子裡長住,就不該無所事事,而應該接着寫作他的散文或随筆了。

     老幾在黑号子裡吃了九頓飯之後就開始盲寫他的随筆了。

    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樣,他盲寫的遣詞造句以及段落同樣在腦子裡鋪設得清清楚楚。

    所有潤色修飾都是在腦子裡進行,一稿和另一稿絕不會弄混。

     十多年來他給婉喻寫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腦子裡存了檔;每一封信都有兩個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後面那些眼睛看過的,是公開版本,而對稱每一個公開版本,都有一個私房版本。

    在黑号子裡他寫的就是跟每一個公開版本對稱的私房版本。

    比如說1954年秋天,他糊裡糊塗被投進提籃橋監獄,不久給婉喻寫了封信,公開版本上他請婉喻送幾件必需品到監獄:三條短内褲,一條長内褲,一盒萬金油,因為常常被蚊子咬。

    還寫到重陽節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墳,讓孩子們替他去補上一次墳。

    最後他說,小女兒丹珏問他考大學該主修什麼。

    那時他建議她主修文學。

    但他改變主意了,建議丹珏學生物。

    對稱這封公開版本,他在黑号子裡盲寫給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較抒情,說被捕後的幾天他常常想到最後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樣跟着他從樓上書房出來,又怎樣跟着他一步步下樓梯,最後又怎樣被警察擋在樓梯口。

    他回頭的時候,看見她手裡拿着他的那雙進口羊皮拖鞋,還以為舒服慣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離不得這雙舒适的拖鞋。

    婉喻那樣拿着他的舊拖鞋站在樓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會歸家。

     老幾不緊不慢地踱步,從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維奔放讓他享受。

    他現在的境況是笛卡爾求之不得的。

    把思考當成最大的事來幹的笛卡爾為擺脫串門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國法蘭西,搬到荷蘭。

    他以為在陌生人的國家他會被遺忘,從而把專職的思考進行到底。

    但新的熟人還是不可避免地在荷蘭積累起來,因此他不得不持續搬家,以躲避熟人。

    所以到他離開荷蘭的時候,笛卡爾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

    對比笛卡爾的無奈和不自由,老幾對自己在黑号子裡獲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滿足。

    沒有一個人比此刻的老幾更能體味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了。

    柔軟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簡直肩擦肩,頭碰頭。

    他決定從那一天就開始給妻子馮婉喻寫一本書信體的随筆。

    每次寫給婉喻的信裡,他真正要說的話都無法說,但他都把那些話存進了記憶。

     黑号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開一次,然後便桶和早飯盆在洞口進行交換,等于一次體外的生理循環。

    有一天,在進行這個體外循環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三十多個小時沒合過眼了。

    不間斷的黑暗把他的身體和精神功能弄混亂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給了越來越奔放的思維。

    一個思路和另一個思路競賽,不久就有十多個思緒在賽跑。

    這些思緒把他變成了一支多芯的蠟燭,同時燃燒,瘋狂地消耗他。

    他盲寫的句子和段子落在無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無止境吸收他盲寫的成果,無論他寫出多少,立刻填進了無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

    每次他筋疲力盡地倒在芨芨草鋪位上,閉上眼睛,希望思維停止噴射,希望所有蠟燭芯一同熄滅,但他發現自己的眼睛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大大地睜開,盲寫的句子一個追逐下一個,頭一個尚未落定,下一個已經插進序列。

     這以後,老幾不再有困意,也不再有胃口,對于寒暖的感受也遲鈍了。

    除了在黑号子裡來回踱步,瘋狂盲寫,就是坐在草鋪上歇一口氣,接着再瘋狂盲寫。

    他從記憶裡的一摞稿紙盲寫到另一摞稿紙,就像一個盲棋棋手同時下五六盤盲棋。

    他從來沒有好好地告訴婉喻,從重慶回上海的大遷徙是怎樣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闊綽的時間來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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