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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要是你舅舅夏呂斯聽到你的話才好呢！”我對他說。
“實際上，要是人們再觸犯一點教皇，你是不會感到不高興的，而他卻絕望地想到人們可能會有損于弗蘭茨約瑟夫的帝位。
另外，他在這方面的想法合乎塔列朗和維也納會議的傳統。
”——“維也納會議的時代已經結束。
”他對我回答道。
“對于秘密外交，必須用具體外交來加以抗衡。
我舅舅其實是個不知悔改的君主主義者，人們可以讓他吞下鯉魚，就像莫萊太太那樣，或是吞下内壕牆，就像阿蒂爾·梅耶那樣，隻要鯉魚和内壕牆是用尚博爾的方法燒的。
我認為，他由于憎恨三色旗，甯願站在紅色無檐帽的破布之下，并會誠心誠意地把它當作白旗。
”當然，這不過是空口說白話，聖盧遠沒有他舅舅有時具有的獨特的深邃。
但是，他性格和藹可親，而他舅舅則疑神疑鬼。
他仍然像在巴爾貝克時那樣可愛、紅潤，還有一頭金發。
他舅舅無法超越他的，隻有聖日耳曼區的精神狀态，具有這種精神狀态的人們認為自己同聖日耳曼區的關系最為疏遠，而這種精神狀态既賦予他們對天生并不聰明的人們的尊重（這種尊重确實隻盛行于貴族之中，并使那些革命顯得如此不公道），又在其中摻雜了一種毫無意義的自滿。
通過謙卑和驕傲的混雜，後天獲得的思想好奇和天生的威嚴的混雜，德·夏呂斯先生和聖盧經曆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觀點，又相隔一代人的時間，卻成為任何新思想都會使其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又都是那樣健談，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們刹車。
因此，一個有點平庸的人，會根據自己當時的情緒，認為他們倆都十分迷人或都惹人讨厭。
我一面這樣回憶聖盧的來訪，一面走着，繞了個過于長的彎路，幾乎走到殘老軍人院橋邊。
燈光（因哥達式轟炸機）相當稀少，點亮的時間也有點過早。
因為“時間的改變”進行得有點過早，而當時天還黑得相當快，這種改變在整個氣候宜人的季節都保持不變（猶如暖氣設備從某個日期起開啟和關閉一樣）；在夜晚燈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這個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時間和冬令時間的區别，也不願知道八點半已經變成九點半，在這近于藍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還仍然有點亮光。
在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俯視的那部分城區中，天空都呈現為青綠色的遼闊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經使黑色的岩礁露出一條淡淡的線條，也許隻是漁夫撒下的張張漁網，排列成一條直線，實際上這些是小片雲彩。
此刻是青綠色的雲海，在不知不覺中席卷了參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們，人們在地上相當瘋狂，繼續進行着他們那些革命和他們那些徒勞無益的戰争，就像目前這場使法國流血的戰争。
此外，天空覺得不值得改變自己的時間差，就在燈火點點的城市上空，以這些近于藍色的色調，無精打采地延長着遲遲不走的白晝；不斷望着死氣沉沉和過于美的天空，就感到頭暈目眩：這不再是廣闊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顔色由濃變淡的冰川。
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看起來同青綠色的台階如此接近，實際上卻極為遙遠，猶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兩座塔樓，人們以為是在遠處，實際上就在山頂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剛離開殘老軍人院橋，天上就不再發亮，城裡也幾乎沒有燈光，我的腳到處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條小路錯當成另一條小路，我機械地在陰暗的街道構成的迷宮裡行走，不知不覺地來到了環城路。
在那兒，我剛才産生的東方的感覺又重新出現，另一方面，在回憶了督政府時期的巴黎之後，又回憶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
就像在一八一五年那樣，協約國部隊的軍裝以極不協調的色彩魚貫而行，其中有穿着紅色短裙褲的非洲人，有頭裹白纏巾的印度人，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當作一個想象中具有異國情調的東方城市，不但服飾和臉色同東方一模一樣，而且連周圍的環境也同随意想象出來的相仿，猶如卡帕契奧把自己生活的城市變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這群人穿着奇妙的五顔六色的衣服，但顔色并不比現在這群人更為鮮豔。
我走在兩個朱阿夫兵的後面，看到一個高大、肥胖的男人，兩個兵好像并沒有注意這個男人，隻見他頭戴軟氈帽，身穿寬袖長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臉，我感到猶豫，不知是否應該給他加上一個演員或一個畫家的名字，這個演員或畫家都因無數次雞奸的醜聞而出名。
不管怎樣，我确信自己不認識這個散步者。
因此，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時，我十分驚訝地看到他神情尴尬，故意停住腳步，朝我走來，猶如一個男人想要表明，你決不會發現他正在幹一件他希望不要聲張的事情。
一瞬間我心裡在想，是誰在向我問好：原來是德·夏呂斯先生。
人們可以說，在他看來，他疾病的發展或他惡習的劇變處于極端的狀态，在這一狀态中，個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質，完全被随之而來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蓋。
德·夏呂斯先生來源于自我中盡可能遠的地方，或者确切地說，他本人已被他目前變成的這種形象完全掩蓋起來，這種形象不屬于他一個人，而屬于其他許多性欲倒錯者，因此，當他在環城路上行走，走在這些朱阿夫兵的後面時，我一開始把他當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員，當作另一個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呂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貴族，不是看作一個想象力豐富、風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像之處，隻有這種衆人共有的神态，現在，他身上的這種神态掩蓋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貫注地對他進行觀察之前是如此。
“實際上，要是人們再觸犯一點教皇，你是不會感到不高興的，而他卻絕望地想到人們可能會有損于弗蘭茨約瑟夫的帝位。
另外，他在這方面的想法合乎塔列朗和維也納會議的傳統。
”——“維也納會議的時代已經結束。
”他對我回答道。
“對于秘密外交，必須用具體外交來加以抗衡。
我舅舅其實是個不知悔改的君主主義者，人們可以讓他吞下鯉魚，就像莫萊太太那樣，或是吞下内壕牆，就像阿蒂爾·梅耶那樣，隻要鯉魚和内壕牆是用尚博爾的方法燒的。
我認為，他由于憎恨三色旗，甯願站在紅色無檐帽的破布之下，并會誠心誠意地把它當作白旗。
”當然，這不過是空口說白話，聖盧遠沒有他舅舅有時具有的獨特的深邃。
但是，他性格和藹可親，而他舅舅則疑神疑鬼。
他仍然像在巴爾貝克時那樣可愛、紅潤，還有一頭金發。
他舅舅無法超越他的，隻有聖日耳曼區的精神狀态，具有這種精神狀态的人們認為自己同聖日耳曼區的關系最為疏遠，而這種精神狀态既賦予他們對天生并不聰明的人們的尊重（這種尊重确實隻盛行于貴族之中，并使那些革命顯得如此不公道），又在其中摻雜了一種毫無意義的自滿。
通過謙卑和驕傲的混雜，後天獲得的思想好奇和天生的威嚴的混雜，德·夏呂斯先生和聖盧經曆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觀點，又相隔一代人的時間，卻成為任何新思想都會使其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又都是那樣健談，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們刹車。
因此，一個有點平庸的人，會根據自己當時的情緒，認為他們倆都十分迷人或都惹人讨厭。
我一面這樣回憶聖盧的來訪，一面走着，繞了個過于長的彎路，幾乎走到殘老軍人院橋邊。
燈光（因哥達式轟炸機）相當稀少，點亮的時間也有點過早。
因為“時間的改變”進行得有點過早，而當時天還黑得相當快，這種改變在整個氣候宜人的季節都保持不變（猶如暖氣設備從某個日期起開啟和關閉一樣）；在夜晚燈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這個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時間和冬令時間的區别，也不願知道八點半已經變成九點半，在這近于藍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還仍然有點亮光。
在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俯視的那部分城區中，天空都呈現為青綠色的遼闊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經使黑色的岩礁露出一條淡淡的線條，也許隻是漁夫撒下的張張漁網，排列成一條直線，實際上這些是小片雲彩。
此刻是青綠色的雲海，在不知不覺中席卷了參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們，人們在地上相當瘋狂，繼續進行着他們那些革命和他們那些徒勞無益的戰争，就像目前這場使法國流血的戰争。
此外，天空覺得不值得改變自己的時間差，就在燈火點點的城市上空，以這些近于藍色的色調，無精打采地延長着遲遲不走的白晝；不斷望着死氣沉沉和過于美的天空，就感到頭暈目眩：這不再是廣闊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顔色由濃變淡的冰川。
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看起來同青綠色的台階如此接近，實際上卻極為遙遠，猶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兩座塔樓，人們以為是在遠處，實際上就在山頂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剛離開殘老軍人院橋，天上就不再發亮，城裡也幾乎沒有燈光，我的腳到處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條小路錯當成另一條小路，我機械地在陰暗的街道構成的迷宮裡行走，不知不覺地來到了環城路。
在那兒，我剛才産生的東方的感覺又重新出現，另一方面，在回憶了督政府時期的巴黎之後，又回憶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
就像在一八一五年那樣，協約國部隊的軍裝以極不協調的色彩魚貫而行，其中有穿着紅色短裙褲的非洲人，有頭裹白纏巾的印度人，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當作一個想象中具有異國情調的東方城市，不但服飾和臉色同東方一模一樣，而且連周圍的環境也同随意想象出來的相仿，猶如卡帕契奧把自己生活的城市變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這群人穿着奇妙的五顔六色的衣服，但顔色并不比現在這群人更為鮮豔。
我走在兩個朱阿夫兵的後面，看到一個高大、肥胖的男人，兩個兵好像并沒有注意這個男人，隻見他頭戴軟氈帽，身穿寬袖長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臉，我感到猶豫，不知是否應該給他加上一個演員或一個畫家的名字，這個演員或畫家都因無數次雞奸的醜聞而出名。
不管怎樣，我确信自己不認識這個散步者。
因此，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時，我十分驚訝地看到他神情尴尬，故意停住腳步，朝我走來，猶如一個男人想要表明，你決不會發現他正在幹一件他希望不要聲張的事情。
一瞬間我心裡在想，是誰在向我問好：原來是德·夏呂斯先生。
人們可以說，在他看來，他疾病的發展或他惡習的劇變處于極端的狀态，在這一狀态中，個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質，完全被随之而來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蓋。
德·夏呂斯先生來源于自我中盡可能遠的地方，或者确切地說，他本人已被他目前變成的這種形象完全掩蓋起來，這種形象不屬于他一個人，而屬于其他許多性欲倒錯者，因此，當他在環城路上行走，走在這些朱阿夫兵的後面時，我一開始把他當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員，當作另一個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呂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貴族，不是看作一個想象力豐富、風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像之處，隻有這種衆人共有的神态，現在，他身上的這種神态掩蓋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貫注地對他進行觀察之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