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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人的義務，也沒有精力恪盡對我的思想和我的作品應盡的職責。
更沒有精力既照顧到這個又不放過那個了。
對前面的那種義務而言，忘了該寫的信雲雲，稍微簡省了我的事務。
可是，聯想在過了一個月後的今天倏然間喚起了我内疚的記憶，我因自己的無能感到心情沉重。
我驚訝的是自己對此居然還能像若無其事似的，然而，正是從我在下樓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兩條腿直打戰的那天起，我變得對什麼都能泰然處之了，我一心想要休息，等待着總将到來的安息。
那不是因為我把我以為人們對我的作品應有的贊譽推遲到我身後，不是因為我對大家推舉當代精英無動于衷。
在我死後出現的傑出人物可以認為我對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并不考慮得多一些。
倘使說我想到了自己的著作，卻把該答複的信函忘得一幹二淨的話，這已不再是像我懶懶散散的時期，繼而在我工作時期，直到我不得不抓着扶手下樓的那天那樣，由于我把這兩件事情一件看得很重要，另一件看得無所謂的緣故了。
我的記憶力和挂慮是按我的著作的需要組織的，或許是因為，就在我當即忘掉收到的那些信件的同時，我的著作的念頭都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始終是那個念頭沒變，正轉化成永恒。
可是這個念頭也開始令我讨厭了。
對我說來它就像個不孝之子，即在瀕臨死亡的母親拔去針頭和按上吸杯之間的空隙中還得不辭辛勞地照料他。
也許她仍然愛着這個兒子，但她已經隻會通過盡使她疲憊不堪的照料他的職責來愛他了。
在我身上，作家的精力已難以滿足作品自私的苛求。
自我下樓的那天以來，世上已經沒有哪種東西、哪種幸福，不管是來自朋友的情誼，還是由于著作的進展或榮譽的希望，在照到我身上的時候不像個蒼白之極的大太陽了，它已經沒有力量使我感到溫暖，讓我生存和給予我些微欲望。
然而，不管它多麼蒼白，對于我這雙情願合上的眼睛它還是太亮了，于是我把臉轉向牆壁。
當一位夫人給我寫信道：“我感到十分奇怪，居然沒有收到您的回信。
”我隻是感到自己的嘴唇牽動了一下便以為大概是我下垂的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
然而這卻使我記起了她的來信，于是我便給她寫回信。
為了别讓人家有可能認為我這個人薄情，我要盡力做到使自己目前顯出的情意能同别人曾向我表示的盛情旗鼓相當。
給我奄奄一息的生命強加上超乎常人忍受力的困頓使我不堪重負。
在一次次地裁減我的社會義務中，記憶的喪失助了我一臂之力，我的著作取代了這些義務。
這種死亡的概念像愛情之所為。
最終地在我心中安頓下來，這并非因為我喜愛死亡，而是因為我憎惡它。
然而，無疑是由于我們不時地像想到一個我們還沒有愛上的女人那樣想到它，緻使眼下，它的概念緊緊地附着在我大腦的最深處，那麼完全地附着在上面，以緻任何事情不首先穿透死亡的概念便不可能得到我的關注，哪怕我什麼都不管，處于徹底的休息之中，死亡的概念仍然像自我的概念那樣一刻不停地陪伴着我。
我并不認為，我變得半死不活的那一天應該發生能說明它的性質的意外事故，例如不可能下樓梯了，一個姓名記不起來了，站不起來了等等，這些變成不可能的事情通過甚至是無意識的推理而引起死亡概念：即我已經是個快死的人了，倒不如說那是一起降臨的，那面心靈的寶鑒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個新的現實。
然而我不明白，人們怎麼無聲無息地便從我這樣的病痛進而成為完全的死亡。
但是此時我想到其他人，我們也并不覺得介于他們的疾病和死亡之間的中斷有什麼異乎尋常的。
我甚至認為，隻是由于我從内部觀察到這些病痛（而且被希望所蒙蔽），所以我覺得有些不适孤立起來看并不是緻命的，雖說我相信自己快死了，就像那些對自己的死期已然降臨深信不疑的人那樣，我們也很容易便相信，如果說有些詞說不出來了，那與疾病的發作，與失語症等等毫不相幹，而是由于舌頭累了，或者處于類似引起口吃的那種神經緊張狀态，或者是拉肚子後的精力衰竭造成的。
自我是我要寫的另一樣東西，其内容更豐富，而且是對不止一人而言的自我。
寫來話長。
白天我最多也隻能做到盡量睡個覺。
我要幹活那也是在晚上。
而我需要許許多多個晚上，也許成百，也許上千。
我将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早晨，當我擱筆中斷我的叙述時，我不知道我命運的主宰，比謝裡阿蘇丹更嚴酷的主宰是否樂意延緩我的死亡判決，允許我在下一個夜晚繼續寫下去。
這倒不是因為我希圖寫出《一千零一夜》那樣的書，或者寫出也是用夜晚寫成的聖西門的《回憶錄》，或者我在童年時代喜愛的那種書，像那幾次愛情一樣使我迷戀得神魂颠倒的那種書，雖說我不能沒有反感地想象它将是一部與它們都不同的作品。
然而，猶如埃爾斯蒂爾·夏爾丹所說，隻有抛開我們所愛的東西，才能把它重新做出來。
這也許将是一部與《一千零一夜》一樣長的書，但内容全然不同。
當我們愛一部書愛得手不釋卷時，我們無疑會希望寫出些完全一樣的東西來，然而我們必須犧牲當前的這種愛，不考慮我們的興味所在，而去揣摩用不着我們的偏好并禁止我們考慮這些偏好的某個真實。
我們隻有遵循這個真實，才有機會遭遇被我們所抛開的東西，在忘掉它們的同時寫下另一時代的《阿拉伯故事》或聖西門的《回憶錄》。
隻是，我還來得及嗎？會不會太遲了？ 我不僅想到了“還來得及嗎？”還想到了“我還行不行？”疾病像一位嚴厲的神師，使社交界的我死去的同時給我幫了個忙（“因為，要是麥種被播下後沒有死去，那它将隻是一個，如果死了，它将結出累累碩果”），也許，繼懶散幫助我免得流于膚淺之後，疾病将防止我堕入懶散，疾病耗盡了我的精力，而且如我長久以來，尤其是從我不再愛阿爾貝蒂娜以來所發現的那樣，它耗盡了我記憶的力量。
而借助繼而需要深化、闡明、轉換成才智的相當物的印象記憶進行的再創造，不正是我剛才在書房裡構思的藝術作品的創作條件之一，甚至竟是它的基本要素嗎？啊！我要是還擁有剛才看到《棄兒弗朗沙》時所想到的那晚那麼充沛的精力該有多好啊！正是從我母親放棄那一吻的那晚開始，随着我外祖母緩緩的死去，我的意志和健康走上了下坡路。
要我等到第二天才能把我的唇吻貼在母親臉上我受不了，一切便于此時明朗化，我下決心，起床，穿着睡衣跑去伫立在月光下的窗前，直至聽到斯萬先生動身離去。
我父母親送他出來，我聽到花園大門打開，響鈴，重又關上的聲音。
此時，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還有精力完成這部作品，這次下午聚會——如同過去在貢布雷曾對我産生過影響的某些日子——即在今天，同時賦予我作品的構思和完成不了作品的憂慮的這次下午聚會肯定将在這部作品中首先标出我當初在
更沒有精力既照顧到這個又不放過那個了。
對前面的那種義務而言，忘了該寫的信雲雲，稍微簡省了我的事務。
可是，聯想在過了一個月後的今天倏然間喚起了我内疚的記憶，我因自己的無能感到心情沉重。
我驚訝的是自己對此居然還能像若無其事似的，然而，正是從我在下樓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兩條腿直打戰的那天起，我變得對什麼都能泰然處之了，我一心想要休息，等待着總将到來的安息。
那不是因為我把我以為人們對我的作品應有的贊譽推遲到我身後，不是因為我對大家推舉當代精英無動于衷。
在我死後出現的傑出人物可以認為我對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并不考慮得多一些。
倘使說我想到了自己的著作，卻把該答複的信函忘得一幹二淨的話，這已不再是像我懶懶散散的時期，繼而在我工作時期，直到我不得不抓着扶手下樓的那天那樣，由于我把這兩件事情一件看得很重要，另一件看得無所謂的緣故了。
我的記憶力和挂慮是按我的著作的需要組織的，或許是因為，就在我當即忘掉收到的那些信件的同時，我的著作的念頭都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始終是那個念頭沒變，正轉化成永恒。
可是這個念頭也開始令我讨厭了。
對我說來它就像個不孝之子，即在瀕臨死亡的母親拔去針頭和按上吸杯之間的空隙中還得不辭辛勞地照料他。
也許她仍然愛着這個兒子，但她已經隻會通過盡使她疲憊不堪的照料他的職責來愛他了。
在我身上，作家的精力已難以滿足作品自私的苛求。
自我下樓的那天以來，世上已經沒有哪種東西、哪種幸福，不管是來自朋友的情誼，還是由于著作的進展或榮譽的希望，在照到我身上的時候不像個蒼白之極的大太陽了，它已經沒有力量使我感到溫暖，讓我生存和給予我些微欲望。
然而，不管它多麼蒼白，對于我這雙情願合上的眼睛它還是太亮了，于是我把臉轉向牆壁。
當一位夫人給我寫信道：“我感到十分奇怪，居然沒有收到您的回信。
”我隻是感到自己的嘴唇牽動了一下便以為大概是我下垂的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
然而這卻使我記起了她的來信，于是我便給她寫回信。
為了别讓人家有可能認為我這個人薄情，我要盡力做到使自己目前顯出的情意能同别人曾向我表示的盛情旗鼓相當。
給我奄奄一息的生命強加上超乎常人忍受力的困頓使我不堪重負。
在一次次地裁減我的社會義務中，記憶的喪失助了我一臂之力，我的著作取代了這些義務。
這種死亡的概念像愛情之所為。
最終地在我心中安頓下來，這并非因為我喜愛死亡，而是因為我憎惡它。
然而，無疑是由于我們不時地像想到一個我們還沒有愛上的女人那樣想到它，緻使眼下，它的概念緊緊地附着在我大腦的最深處，那麼完全地附着在上面，以緻任何事情不首先穿透死亡的概念便不可能得到我的關注，哪怕我什麼都不管，處于徹底的休息之中，死亡的概念仍然像自我的概念那樣一刻不停地陪伴着我。
我并不認為，我變得半死不活的那一天應該發生能說明它的性質的意外事故，例如不可能下樓梯了，一個姓名記不起來了，站不起來了等等，這些變成不可能的事情通過甚至是無意識的推理而引起死亡概念：即我已經是個快死的人了，倒不如說那是一起降臨的，那面心靈的寶鑒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個新的現實。
然而我不明白，人們怎麼無聲無息地便從我這樣的病痛進而成為完全的死亡。
但是此時我想到其他人，我們也并不覺得介于他們的疾病和死亡之間的中斷有什麼異乎尋常的。
我甚至認為，隻是由于我從内部觀察到這些病痛（而且被希望所蒙蔽），所以我覺得有些不适孤立起來看并不是緻命的，雖說我相信自己快死了，就像那些對自己的死期已然降臨深信不疑的人那樣，我們也很容易便相信，如果說有些詞說不出來了，那與疾病的發作，與失語症等等毫不相幹，而是由于舌頭累了，或者處于類似引起口吃的那種神經緊張狀态，或者是拉肚子後的精力衰竭造成的。
自我是我要寫的另一樣東西，其内容更豐富，而且是對不止一人而言的自我。
寫來話長。
白天我最多也隻能做到盡量睡個覺。
我要幹活那也是在晚上。
而我需要許許多多個晚上，也許成百，也許上千。
我将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早晨，當我擱筆中斷我的叙述時，我不知道我命運的主宰，比謝裡阿蘇丹更嚴酷的主宰是否樂意延緩我的死亡判決，允許我在下一個夜晚繼續寫下去。
這倒不是因為我希圖寫出《一千零一夜》那樣的書，或者寫出也是用夜晚寫成的聖西門的《回憶錄》，或者我在童年時代喜愛的那種書，像那幾次愛情一樣使我迷戀得神魂颠倒的那種書，雖說我不能沒有反感地想象它将是一部與它們都不同的作品。
然而，猶如埃爾斯蒂爾·夏爾丹所說，隻有抛開我們所愛的東西，才能把它重新做出來。
這也許将是一部與《一千零一夜》一樣長的書，但内容全然不同。
當我們愛一部書愛得手不釋卷時，我們無疑會希望寫出些完全一樣的東西來，然而我們必須犧牲當前的這種愛，不考慮我們的興味所在，而去揣摩用不着我們的偏好并禁止我們考慮這些偏好的某個真實。
我們隻有遵循這個真實，才有機會遭遇被我們所抛開的東西，在忘掉它們的同時寫下另一時代的《阿拉伯故事》或聖西門的《回憶錄》。
隻是，我還來得及嗎？會不會太遲了？ 我不僅想到了“還來得及嗎？”還想到了“我還行不行？”疾病像一位嚴厲的神師，使社交界的我死去的同時給我幫了個忙（“因為，要是麥種被播下後沒有死去，那它将隻是一個，如果死了，它将結出累累碩果”），也許，繼懶散幫助我免得流于膚淺之後，疾病将防止我堕入懶散，疾病耗盡了我的精力，而且如我長久以來，尤其是從我不再愛阿爾貝蒂娜以來所發現的那樣，它耗盡了我記憶的力量。
而借助繼而需要深化、闡明、轉換成才智的相當物的印象記憶進行的再創造，不正是我剛才在書房裡構思的藝術作品的創作條件之一，甚至竟是它的基本要素嗎？啊！我要是還擁有剛才看到《棄兒弗朗沙》時所想到的那晚那麼充沛的精力該有多好啊！正是從我母親放棄那一吻的那晚開始，随着我外祖母緩緩的死去，我的意志和健康走上了下坡路。
要我等到第二天才能把我的唇吻貼在母親臉上我受不了，一切便于此時明朗化，我下決心，起床，穿着睡衣跑去伫立在月光下的窗前，直至聽到斯萬先生動身離去。
我父母親送他出來，我聽到花園大門打開，響鈴，重又關上的聲音。
此時，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還有精力完成這部作品，這次下午聚會——如同過去在貢布雷曾對我産生過影響的某些日子——即在今天，同時賦予我作品的構思和完成不了作品的憂慮的這次下午聚會肯定将在這部作品中首先标出我當初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