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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我感到的恐懼也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然而——正如大量的次要情節已經表明的那樣，下面的情節也可以進一步說明這點——理解力并不是捕捉真實情況的最靈敏，最有力，最合适的手段，這一點隻能提供多一層理由說明我在開始是從理解而不是從無意識的直覺或從相信現成的預感着手去捕捉真實情況的。
是生活通過一樁樁的事情使我們逐步認識到，對心靈或思想至關重要的東西并非通過推理而是通過别樣的潛能學來的。
正是理解力本身認識到了這種潛能的優越性并且通過推理在這種潛能面前認輸，同意成為它們的合作者和奴仆。
這就是試驗性的信任。
我正在與之搏鬥的未曾逆料的不幸對我來說（如同阿爾貝蒂娜和兩個搞同性戀的女子的友情）也似曾相識，因為有那麼多的迹象促使我去認識它（盡管我的理智根據阿爾貝蒂娜自己的話斷定不是這麼回事），我從這些迹象看出她對那種奴隸式的生活多麼厭倦，多麼憎惡；有多少次我确信這些迹象仿佛由看不見的墨水寫在她那憂傷而順從的眼睛背後，寫在她那突然莫名其妙地紅得發燙的面頰上，寫在猛然打開窗戶的響聲裡！對這些迹象我無疑不敢去深究，也沒敢得出她會驟然出走的明确概念。
阿爾貝蒂娜在我身邊時我心情平穩，我隻想着由我來安排她離開，不過離開的日子并不确定，也就是說離開的時間還不存在；因此考慮她離開的事隻不過是我的幻覺，正如身體健康的人想到死亡時總想象自己不怕死，其實他們隻是在把一種純然否定的想法引入這種好的健康狀态，因為死神的臨近一定會改變這種狀态。
此外，即使我曾千百次地想到阿爾貝蒂娜自己希望出走，而且想得極為清楚，極為真切，我也不會更深一層去揣測這事對我會怎樣，說透了，也就是這次出走會多麼離奇，多麼殘酷，多麼突然，是怎樣一件前所未聞的壞事。
假如我曾預料到這次出走，這些年來我會不停地去考慮它，而不至于在弗朗索瓦絲對我說出“阿爾貝蒂娜小姐走了”這句話從而揭開難以想象的地獄的紗幕時使我那些想法連在一起，也與這個地獄不僅關系毫不緊密而且幾乎毫無相似之處。
想象力總借助一些業已熟悉的材料來想象某種不熟悉的情狀，正因為如此，它也就想象不出這種情狀。
然而感覺甚至最純粹的體膚感覺卻會打上新情況的最原始的而且長時期難以磨滅的标記，如同閃電的光紋。
我幾乎不敢對自己說，即使我早已預料到這次出走，我恐怕也無法想象這次出走如何可怕，即使阿爾貝蒂娜向我通報了她的出走，而我對她又威脅又哀求，我恐怕也無從阻止她出走。
此時此刻去威尼斯的願望離我多麼遙遠！當年在貢布雷，每逢我一個心眼隻想着媽媽來我的房間時，想認識德·蓋爾芒特夫人的願望也離我這麼遙遠。
原來我從幼年起體驗過的全部焦急不安現在又前來給我新的憂慮火上澆油了，兩種憂慮結合成了性質相同的混合體，使我窒息。
的确，這樣的分離打擊了我的身心，這一擊通過肉體的極大的載入能力使痛苦變成了某種與我們飽經憂患的生活的各個時期同步的東西——的确，那個希望我的悔恨達到最尖銳程度的女人也許對我心靈承受的這一擊寄托了某種希望（人們很少考慮别人的痛苦），她也許假裝出走，隻想以此要求較好的生活條件，也許永遠出走——永遠！——以此懲罰我，報複我或繼續被我所愛，或者（為了我将來對她保持美好的記憶）猛力打破她感到正在她周圍編織的厭倦和冷漠的網絡——的确，我們曾經相許避免互相對心靈進行這樣的打擊，我們曾經相約友好地分手。
然而友好分手實屬罕見，因為如果相處甚笃就不會分手。
此外，一個遭到萬分冷落的女人總該隐約意識到，男人盡管對她已感到厭倦，共同的習慣卻使他對她越來越依戀，而且她也應該想到，友好分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出走時通知對方。
然而她害怕在通知對方時受到阻擋。
任何女人都會意識到，她對男人的影響力愈大，她離開他的辦法便隻能是逃走。
因自己是主宰者而逃匿，情況正是如此。
當然，在她前不久引起的厭倦感和因她的出走而産生的重新得到她的狂熱要求之間存在的距離之大的确是聞所未聞的。
除去在寫作這個作品時闡述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即将闡述的原因之外，還存在着别的原因。
首先，出走往往發生在冷漠——确實存在的或自己認為存在的——發展到極端，就像鐘擺擺到極限一樣的時刻。
女人想：“不，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男人口口聲聲說要離開她，或正在考慮離開她；倒是她先離開了。
于是，鐘又擺到了另一個極端，距離也大到了極限。
可是轉瞬間鐘擺又回到了原處；從而再一次超越了業已闡述的原因，這該多麼自然！心在跳；而且出走的女人已不再是離家前那個女人了。
她在我們身邊已經過慣了，卻猛然發現别樣的生活滲進了她的生活，而且她不可避免地要參與這樣的生活，也許正是為了參與這種生活她才離開我們的。
這一來，出走的女人那全新的豐富多彩的生活又回過頭來影響還留在我們身邊的女人，也許還在策劃這個女人的出走。
我們可以推測的一系列心理現象與她和我們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與我們毫不隐諱的對她的厭倦情緒和我們的嫉妒心也聯系緊密（這種嫉妒心使曾被好幾個女人抛棄的男人幾乎每次都以同樣的方式被抛棄，因為他們的性格和反應都相同，這一點是可以估計到的：人人都有自己受騙的方式，正如人人都有自己感冒的方式），這一系列我們認為并不神秘的心理現象有可能與我們并不清楚的一系列事實相符。
她在某一段時間可能和某個男人或某個女人保持着聯系，筆頭的或口頭的，或通過信使。
如果她已和某某先生約定，在她去見某某先生的頭一天由這位先生先來看我，她就可能正在等待某種信号，而我說“某某先生昨天來看過我”就在無意間給了這個信号。
有多少可能成立的假設啊！也僅僅是可能罷了。
我慣于構思事實，當然隻在可能的範圍之内，以至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某天我誤拆了一封别人寫給我的某個情婦的信，信是用約定好的口氣寫的：“繼續等着招呼我去聖盧侯爵家，請在明天來電話通知。
”于是我據此又架構起某個出逃計劃來；聖盧侯爵的名字隻是說明另外一件事的記号，因為我這個情婦并不認識他，不過曾聽我說起過他，再說信上的簽名是個什麼綽号與語言形式毫不相幹。
事實上這封信并不是寫給我的情婦而是寫給家裡另一個人的，上面的名字和我情婦的名字不一樣，送信的人看錯了。
這信并非用互相約定的暗号而是用很糟糕的法文寫的，因為寫信的是個美國女人，的确是聖盧的一個女友，他告訴過我。
這個美國女人寫信的奇特方式使一個完全真實然而陌生的名字看上去像個綽号，因此我在這天的猜測是徹頭徹尾地錯了。
然而我在腦海裡把這些純屬虛構的情況串聯起來的思維框架本身卻極其正确而且不折不扣地合乎實際，因此，三個月之後，當我的情婦（她當時是準備做我的終身伴侶的）離開我時，她出走的方式和我最初想象的出走方式竟一模一樣。
來了一封信，信的特點和我錯誤地賦予前述那封信的特點如出一轍，隻是這封信的确具有暗号的意思，雲雲。
這是我平生最大的不幸。
不過，無論如何，這不幸引起的痛苦也許會被探究不幸根由的好奇心所超越：阿爾貝蒂娜所渴求的，她重新找到的人是誰呢？不過這一樁樁大事的根由好比大河的源頭，我們走遍天涯也屬枉然，源頭是找不到的。
阿爾貝蒂娜是否早就在如此這般地預謀出逃了？我還沒有說（因為當時我覺得那一切純屬裝腔作勢或情緒不佳，弗朗索瓦絲認為那叫“賭氣”）從她不再擁抱我的那一天起，她的神氣就像埋死鬼入土一般，直挺挺的，呆呆的，連最簡單的事情她說起來聲音都是悲悲切切的，動作也十分緩慢，而且再也不微笑了。
我不能說有什麼事實足以證明她與外面串通一氣。
弗朗索瓦絲後來倒是對我說過阿爾貝蒂娜出走的前兩天她曾去過姑娘的房間，房裡空無一人，窗簾放下來了，但房裡的氣味和響聲說明窗戶是開着的。
原來阿爾貝蒂娜在陽台上。
但是看不出她可能從陽台上同誰聯系，而且放下窗簾打開窗戶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她知道我害怕穿堂風，即使窗簾對我幫助不大，它們總可以防止弗朗索瓦絲從走廊裡看見百葉窗開得如此之早。
不，我什麼也看不出來，除去一個小小的情況，不過這情況也僅僅能證明她頭一天就知道她要出走罷了。
就在那頭一
然而——正如大量的次要情節已經表明的那樣，下面的情節也可以進一步說明這點——理解力并不是捕捉真實情況的最靈敏，最有力，最合适的手段，這一點隻能提供多一層理由說明我在開始是從理解而不是從無意識的直覺或從相信現成的預感着手去捕捉真實情況的。
是生活通過一樁樁的事情使我們逐步認識到，對心靈或思想至關重要的東西并非通過推理而是通過别樣的潛能學來的。
正是理解力本身認識到了這種潛能的優越性并且通過推理在這種潛能面前認輸，同意成為它們的合作者和奴仆。
這就是試驗性的信任。
我正在與之搏鬥的未曾逆料的不幸對我來說（如同阿爾貝蒂娜和兩個搞同性戀的女子的友情）也似曾相識，因為有那麼多的迹象促使我去認識它（盡管我的理智根據阿爾貝蒂娜自己的話斷定不是這麼回事），我從這些迹象看出她對那種奴隸式的生活多麼厭倦，多麼憎惡；有多少次我确信這些迹象仿佛由看不見的墨水寫在她那憂傷而順從的眼睛背後，寫在她那突然莫名其妙地紅得發燙的面頰上，寫在猛然打開窗戶的響聲裡！對這些迹象我無疑不敢去深究，也沒敢得出她會驟然出走的明确概念。
阿爾貝蒂娜在我身邊時我心情平穩，我隻想着由我來安排她離開，不過離開的日子并不确定，也就是說離開的時間還不存在；因此考慮她離開的事隻不過是我的幻覺，正如身體健康的人想到死亡時總想象自己不怕死，其實他們隻是在把一種純然否定的想法引入這種好的健康狀态，因為死神的臨近一定會改變這種狀态。
此外，即使我曾千百次地想到阿爾貝蒂娜自己希望出走，而且想得極為清楚，極為真切，我也不會更深一層去揣測這事對我會怎樣，說透了，也就是這次出走會多麼離奇，多麼殘酷，多麼突然，是怎樣一件前所未聞的壞事。
假如我曾預料到這次出走，這些年來我會不停地去考慮它，而不至于在弗朗索瓦絲對我說出“阿爾貝蒂娜小姐走了”這句話從而揭開難以想象的地獄的紗幕時使我那些想法連在一起，也與這個地獄不僅關系毫不緊密而且幾乎毫無相似之處。
想象力總借助一些業已熟悉的材料來想象某種不熟悉的情狀，正因為如此，它也就想象不出這種情狀。
然而感覺甚至最純粹的體膚感覺卻會打上新情況的最原始的而且長時期難以磨滅的标記，如同閃電的光紋。
我幾乎不敢對自己說，即使我早已預料到這次出走，我恐怕也無法想象這次出走如何可怕，即使阿爾貝蒂娜向我通報了她的出走，而我對她又威脅又哀求，我恐怕也無從阻止她出走。
此時此刻去威尼斯的願望離我多麼遙遠！當年在貢布雷，每逢我一個心眼隻想着媽媽來我的房間時，想認識德·蓋爾芒特夫人的願望也離我這麼遙遠。
原來我從幼年起體驗過的全部焦急不安現在又前來給我新的憂慮火上澆油了，兩種憂慮結合成了性質相同的混合體，使我窒息。
的确，這樣的分離打擊了我的身心，這一擊通過肉體的極大的載入能力使痛苦變成了某種與我們飽經憂患的生活的各個時期同步的東西——的确，那個希望我的悔恨達到最尖銳程度的女人也許對我心靈承受的這一擊寄托了某種希望（人們很少考慮别人的痛苦），她也許假裝出走，隻想以此要求較好的生活條件，也許永遠出走——永遠！——以此懲罰我，報複我或繼續被我所愛，或者（為了我将來對她保持美好的記憶）猛力打破她感到正在她周圍編織的厭倦和冷漠的網絡——的确，我們曾經相許避免互相對心靈進行這樣的打擊，我們曾經相約友好地分手。
然而友好分手實屬罕見，因為如果相處甚笃就不會分手。
此外，一個遭到萬分冷落的女人總該隐約意識到，男人盡管對她已感到厭倦，共同的習慣卻使他對她越來越依戀，而且她也應該想到，友好分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出走時通知對方。
然而她害怕在通知對方時受到阻擋。
任何女人都會意識到，她對男人的影響力愈大，她離開他的辦法便隻能是逃走。
因自己是主宰者而逃匿，情況正是如此。
當然，在她前不久引起的厭倦感和因她的出走而産生的重新得到她的狂熱要求之間存在的距離之大的确是聞所未聞的。
除去在寫作這個作品時闡述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即将闡述的原因之外，還存在着别的原因。
首先，出走往往發生在冷漠——确實存在的或自己認為存在的——發展到極端，就像鐘擺擺到極限一樣的時刻。
女人想：“不，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男人口口聲聲說要離開她，或正在考慮離開她；倒是她先離開了。
于是，鐘又擺到了另一個極端，距離也大到了極限。
可是轉瞬間鐘擺又回到了原處；從而再一次超越了業已闡述的原因，這該多麼自然！心在跳；而且出走的女人已不再是離家前那個女人了。
她在我們身邊已經過慣了，卻猛然發現别樣的生活滲進了她的生活，而且她不可避免地要參與這樣的生活，也許正是為了參與這種生活她才離開我們的。
這一來，出走的女人那全新的豐富多彩的生活又回過頭來影響還留在我們身邊的女人，也許還在策劃這個女人的出走。
我們可以推測的一系列心理現象與她和我們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與我們毫不隐諱的對她的厭倦情緒和我們的嫉妒心也聯系緊密（這種嫉妒心使曾被好幾個女人抛棄的男人幾乎每次都以同樣的方式被抛棄，因為他們的性格和反應都相同，這一點是可以估計到的：人人都有自己受騙的方式，正如人人都有自己感冒的方式），這一系列我們認為并不神秘的心理現象有可能與我們并不清楚的一系列事實相符。
她在某一段時間可能和某個男人或某個女人保持着聯系，筆頭的或口頭的，或通過信使。
如果她已和某某先生約定，在她去見某某先生的頭一天由這位先生先來看我，她就可能正在等待某種信号，而我說“某某先生昨天來看過我”就在無意間給了這個信号。
有多少可能成立的假設啊！也僅僅是可能罷了。
我慣于構思事實，當然隻在可能的範圍之内，以至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某天我誤拆了一封别人寫給我的某個情婦的信，信是用約定好的口氣寫的：“繼續等着招呼我去聖盧侯爵家，請在明天來電話通知。
”于是我據此又架構起某個出逃計劃來；聖盧侯爵的名字隻是說明另外一件事的記号，因為我這個情婦并不認識他，不過曾聽我說起過他，再說信上的簽名是個什麼綽号與語言形式毫不相幹。
事實上這封信并不是寫給我的情婦而是寫給家裡另一個人的，上面的名字和我情婦的名字不一樣，送信的人看錯了。
這信并非用互相約定的暗号而是用很糟糕的法文寫的，因為寫信的是個美國女人，的确是聖盧的一個女友，他告訴過我。
這個美國女人寫信的奇特方式使一個完全真實然而陌生的名字看上去像個綽号，因此我在這天的猜測是徹頭徹尾地錯了。
然而我在腦海裡把這些純屬虛構的情況串聯起來的思維框架本身卻極其正确而且不折不扣地合乎實際，因此，三個月之後，當我的情婦（她當時是準備做我的終身伴侶的）離開我時，她出走的方式和我最初想象的出走方式竟一模一樣。
來了一封信，信的特點和我錯誤地賦予前述那封信的特點如出一轍，隻是這封信的确具有暗号的意思，雲雲。
這是我平生最大的不幸。
不過，無論如何，這不幸引起的痛苦也許會被探究不幸根由的好奇心所超越：阿爾貝蒂娜所渴求的，她重新找到的人是誰呢？不過這一樁樁大事的根由好比大河的源頭，我們走遍天涯也屬枉然，源頭是找不到的。
阿爾貝蒂娜是否早就在如此這般地預謀出逃了？我還沒有說（因為當時我覺得那一切純屬裝腔作勢或情緒不佳，弗朗索瓦絲認為那叫“賭氣”）從她不再擁抱我的那一天起，她的神氣就像埋死鬼入土一般，直挺挺的，呆呆的，連最簡單的事情她說起來聲音都是悲悲切切的，動作也十分緩慢，而且再也不微笑了。
我不能說有什麼事實足以證明她與外面串通一氣。
弗朗索瓦絲後來倒是對我說過阿爾貝蒂娜出走的前兩天她曾去過姑娘的房間，房裡空無一人，窗簾放下來了，但房裡的氣味和響聲說明窗戶是開着的。
原來阿爾貝蒂娜在陽台上。
但是看不出她可能從陽台上同誰聯系，而且放下窗簾打開窗戶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她知道我害怕穿堂風，即使窗簾對我幫助不大，它們總可以防止弗朗索瓦絲從走廊裡看見百葉窗開得如此之早。
不，我什麼也看不出來，除去一個小小的情況，不過這情況也僅僅能證明她頭一天就知道她要出走罷了。
就在那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