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關燈
小
中
大
于很長一段時間内，我對這類地方都失去了興趣，尤其對我那位“闊綽”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
出發之前，他用小說般的謊言欺騙了我，“在那裡面”，他跟我一樣緊張得牙齒打顫，跟我一樣不知實情。
比方說，他告訴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觸跟我們以為的截然不同（其實，我當時什麼都沒有以為，一切在我的腦子裡都雲裡霧裡，所有不體面的東西純屬胡思亂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後咬女人的鼻子。
鬼知道這是他從哪裡聽來的。
後來，我對他的謊言産生了懷疑，于是我開始瞧不起他，不再樂意搭理他。
城裡還住了兩個“窯姐”，兩位年齡較大、并不怎麼漂亮的女人。
她們在一條小巷裡租了一套住房，兩個人總是一起進出，如影随行，臉上罩着面紗，戴着大風車似的帽子。
她們倆在業内的男人圈裡，很受城裡那些風流男士們的尊重。
其中一位綽号“檸檬”，另一位被學生們戲稱為“橘子”。
她們向那些有幸獲得她們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錢數，很可能超過鮮花大街的那些情愛街販和那些吉蔔賽女郎或獨身女仆。
或許也正因如此，她們被賜予“窯姐”的榮銜。
不管怎麼說，“檸檬”和“橘子”是城市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在鮮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頗像家庭主婦、看不出具體年齡、身材豐滿健碩的站街女郎，好幾代男人都從她那裡學到過情愛的秘訣。
這位名叫“蘭凱”的老姑娘，城裡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認識她，就連嚴肅、寡言的警察們也都很怵她。
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種類似家庭成員的承認。
她曾是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每個人遲早都會跟她産生瓜葛。
但是，關于“紅蟹”的傳說我隻是耳聞，從來沒有去過那裡。
在上個世紀末的80年代，紅蟹飯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歡樂谷，既神秘又華貴，城裡最高雅的紳士們愛去那裡。
那裡經常發生奇怪的事情，這些事我是從一位樂觀開朗的叔叔那兒聽說的。
那家神秘的“紅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們樓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為國道旁的客棧修建的，位于幾公裡外的城郊地帶。
“主顧群”的男性成員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們，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
如果想要放縱一下自己，他們就會到那裡去。
當我也開始追逐這類銷魂的場所時，城外這家夜總會已經變成一家搖搖欲墜的鄉村小酒館。
婚外性生活就發生在這般簡陋的環境下，如果誰感到了饑渴，就在這類淺淺的泥窪中解渴。
“通奸”和有夫之婦的“堕落”，似乎隻在小說帝國裡才有。
我在小的時候，從來沒聽大人們傳過關于哪個“通奸”的“堕落婦人”的閑話；就連當地劇團的女主演們也處于嚴厲目光的監視之下，人們會“敵視”那些被發現“出軌”的人。
也許是因為在我小的時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們和家庭教師一起擠在“壁龛”内，在那個拱形棚頂、沒有窗戶、堆滿帶栅欄的童床和學生桌椅的小屋裡度過的。
“壁龛”将父母的卧室和飯廳連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門把臨街的飯廳分隔開，以防陽光投進屋内。
我們就睡在那間屋裡，在那裡做家庭作業；倒黴或者“受罰”的時候，大人禁止我們跨出家門，我們隻能在“壁龛”裡遊戲。
似乎誰也未曾想到過，那間寬敞明亮、一個月都沒人進去的“沙龍”作為孩子們的房間才更健康，更适合。
可是，在家裡那個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間裡，所有的家具都用帆布罩着，那種布爾喬亞式冷漠的富麗堂皇，總讓我覺得好像屋裡死了什麼人。
“壁龛”是一間光線晦暗、沒有氣流的悶熱小屋，那裡才是我們真正的家；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就連“家庭教師”也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
盡管家裡在白天陽光普照，我們卻應該在燈光下讀書。
我們家有五個房間一字排開，縱三橫二，三個臨街，兩個朝向庭院。
除了孩子的房間外，其他房間的面積都很大，通風良好。
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寬裕的人家，對孩子房間的質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們溺愛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着方面從不吝啬。
那時候，人們對“衛生”的看法頗有分歧。
當時，“杆菌學說”把許多家庭主婦搞得神經兮兮。
我認識一些老婦人，她們染上了潔癖，從早到晚地清掃灰塵，戴着手套在家裡爬上爬下，攥着雞毛撣子追獵“杆菌”。
毫無疑問，市民階層的家庭主婦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讓漆光的家具一塵不染。
前來串門的教母們在喝咖啡時，會對女友家裡進行現場檢查，如果哪個倒黴蛋家的女傭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當天落在鋼琴上的灰塵，訪客就會大呼小叫。
我母親、兩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掃衛生。
早晨用人打掃，“小姐”督查，随後母親出場，就像閱兵式上的将軍一樣不留情面地嚴格檢查，她用手指在家具隐秘的縫隙裡又摸又抹，整個上午都用來追剿落網的塵埃。
當時流行的口号是：無塵是“現代衛生”的先決條件。
出于這個目标，很多家庭将孩子的房間粉刷成難看的顔色，狹小得如同儲藏室；鋼琴背後潔淨無比，而浴室裡的大多數地方卻很少光顧，不怎麼使用。
我家由于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當高，尤其是我父母對于“身體潔淨”的觀念與衆不同，一點也不現代。
無論冬季，還是夏季，年輕女傭每天早晚都要給浴室裡的鐵爐子生火，“小姐”則為孩子們洗澡；但是根據市井常識，“洗澡太勤對身體有害”，因為孩子們會因洗澡而變軟。
在很多地方，浴室被當成堆破爛的庫房，盡管用人們進去洗東西，但也隻能蜷縮在成堆的皮箱、晾曬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潔衣物的用具之間的昏暗角落裡。
在我認識的許多人家，浴室裡都包裹蒙灰，浴缸隻在年底，在除夕時才能恢複一天的本來面目。
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市民，通常隻在生病或娶妻的時候才洗澡。
不過家裡還是要有浴室，隻是不太使用而已。
在我們家昏暗的浴室裡，也堆滿了各種各樣的雜物，我母親幾近絕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潔。
盡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用挂鈎”，就像劇院裡的存衣處，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裡挂得滿天滿地，從來沒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塊地方屬于他。
浴室裡永遠淩亂不堪，那裡是氣惱和煩心的溫床。
要知道，“儲藏室”都要比孩子們的房間或浴室寬敞得多，整齊得多。
在那個高大、幹燥、明亮的房間裡堆集了許多沒用的“存貨”和大量食品，像是儲滿面粉和豬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沒有肉鋪、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
事實上，家裡到處都堆滿了“存貨”：在我母親的衣櫥裡，在櫃子和抽屜裡，到處都塞滿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編織物和成團的棉花。
我們囤購的“存貨”什麼都有，包括鞋帶和抹布。
那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發作一次，那般得意揚揚地從購物街歸來，仿佛我們住在沙漠中的某個角落，剛從浩浩蕩蕩經過的大篷車隊那裡搶購回稀罕、貴重的二手貨。
我們一麻袋一麻袋地購買面粉，一桶一桶地購買豬油，買像磨坊風車那麼大的奶酪，無論買什麼東西，分量都不會少于一公斤。
盡管家裡有大量的“存貨”，可我們還是省吃儉用，從不浪費。
家裡已經有三個孩子哭嚷吵鬧，兩個女仆“消滅”面包，廚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飯，而我母親每個月隻領到一百福林的“夥食費”，或許還能從中省出些“盈餘”……我們每天吃兩頓肉餐，我父親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飯。
我母親讓廚娘做豐盛、油膩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養活七口人綽綽有餘。
那時候，匈牙利人過着迦南式既豐盛又廉價的日子；那時的廉價不是乞丐式的廉價，不像戰後那樣由于沒錢而讓人不得不精打細算，被迫賤賣家什以換取生活必需品。
在物美價廉的和平時期，每個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是一種優雅、富裕、物欲的生活。
清晨，讓人感覺就像是家庭的節慶，命名日或婚禮日。
我父親剛剛刮好胡子，身上散發着科隆香水和光輝牌洗發水的味道從浴室裡出來，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
他穿着煙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過當地的報紙——我們訂的當然是教會的報紙，由主教出資編輯、在主教的印刷廠付印的《高地日報》——在等待熱茶從梅森制造、繪有花卉圖案的瓷罐裡“涓涓流出”的空當，他匆匆掃一眼重要新聞。
那是相當隆重的一刻。
即使在那一刻，父親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線繩仍繃得很緊，他隻在吃飯時才會解開它，并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刷子，規規矩矩地向兩側梳理一下散發着光輝牌洗發水香味的唇須。
我母親與他相對而坐，餐桌兩側各坐一對孩子，他們偷眼觀看清晨舉行的這個隆重儀式。
孩子們的早點是黃油小面包配咖啡，冬天則配熱菜湯；他們欣賞父親用早餐時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彌補一切缺憾的高貴感。
我父親用早餐的樣子是那樣的威嚴，那般的優雅；他身穿綢緞面料的煙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軟的小手舉止輕盈。
每天清晨，飯廳裡都洋溢着甯靜的、父權家庭的仁慈氛圍。
他喝的是香氣襲人的金黃色紅茶，茶裡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邊酌飲一邊吃臘肉、半熟的煮雞蛋、蜂蜜和匈牙利黃油。
（他經常為了黃油跟我母親争吵，也不知道我母親是出于節省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她有時買回來丹麥黃油。
我清楚地記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親看穿了妻子的“詭計”，從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将“丹麥黃油”扔進茅坑裡！）父親吃的面包片需要給他單獨烘烤，我對他挑剔的用餐習慣表示諒解，這種“見過世面者的做派”持續了好些年。
在我眼裡，這種“早餐田園詩”是布爾喬亞家庭的祭神儀式。
隻有那種獲取到了社會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會用這種緩慢而挑剔的動作準備投入一天的工作。
事實上，我父親并沒有獲取到什麼特殊的地位；他身處的階層，是他本來就屬于的階層，正是這種歸屬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識，使他的态度和舉止變得至尊至貴。
大凡屬于那個階層、生活質量優越的人，确實可以心平氣和地開始過一天的日子。
父親用過早餐後，并不需要到遠處去；最初隻需到隔壁房間，後來辦公區擴大了，占用了走廊盡頭朝向庭院的三間屋子，他的大部分業務都在那裡辦理。
我們一家人住在餘下的五間屋内；我父親在“沙龍”和飯廳之間單獨布置了一個“談話間”或“吸煙室”，屋裡擺了幾個書櫃和新定做的家具。
各種式樣特别的家具從當地的家具廠運來，那些令登門造訪的熟人贊歎不已的家具都相當“摩登”。
“沙龍”是家裡最多餘的房間，一年也用不上幾次，因為在當時，外地的市民階層對在西歐盛行的“沙龍”式社交生活還很陌生；通常，客人們圍坐在白餐桌旁，他們在飯廳裡吃罷晚飯，有時一直坐到天光破曉。
即便如此，“沙龍”還是布置得格外精心。
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鑲嵌着珍珠貝殼，巨大的水銀鏡，寬大的黑漆桌，桌上擺着銀質的名片盒，裡面裝滿了地位顯赫的熟人們和偶爾登門造訪者印有全部名銜、官銜的名片，桌子上還擺有相冊、一隻大海螺和一枚我母親曾在婚禮上佩戴過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環。
在煙灰缸的水波裡，一條青銅美人魚站在一個高台上手擎火把，誰知道這是為什麼……屋裡還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臘腸犬銅像，那是家裡一隻死掉的愛犬的藝術再現。
此外還有許多銀制、銅制或大理石的“陳設”，就連雕刻的石塊也是從破敗了的梅森運來的。
在帶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櫥櫃裡，整齊地擺放着我母親的藏書，其中有幾本是她在少女時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後來我父親送給她的禮物。
許多銅制或桃花心木的陳設光亮、潔淨得一塵不染；這個本來就很多餘的房間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掃得越發精心。
“沙龍”裡的家具還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廠特制的，所以我們才開恩地沒在重新裝修時把它們扔掉。
那些家具都是世紀末風格的工藝傑作，桃花心木與珍珠貝殼的奇妙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細刻成多立克和愛奧尼式立柱的樣子。
總的來說，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遺餘力地掩飾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為了讓人坐才制作的，而隻是為了擺在那裡。
這就是我們的“沙龍”。
必須承認，跟我小時候在鄰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風格的客廳相比，我們家的“沙龍”無論是在保守的品位上，還是在沉郁的“風格”上，都更精美絕倫。
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廠一樣，那些世紀末“摩登”家具的設計和式樣，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廠每年仿照維也納流行的款式複制過來的，毒害了兩代人的審美品位。
從“大法官時代”的彼德邁風格，從寬厚親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無過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長毛絨的怪物。
若拿那些世紀末流行的市民風格的家具，跟那些從世紀之交開始在匈牙利到處生産的福耳圖娜寶匣一般矯揉造作的“瓷器櫃”、用葡萄串做裝飾的皮椅、帶玻璃門的卧室衣櫃或繃着紅絨布的扶手椅相比，還是擺在“古日耳曼餐廳”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
所有那些不具靈魂、讓人頭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裝飾品。
牆角聳立着棕榈樹；在長沙發上，在腳踏的地方，在扶手椅裡，到處都擺放着軟墊。
挂在牆上的刷子袋上繡有狩獵場景的織錦圖案，站在寫字台上的銀鹿用犄角托着幾支鵝毛筆，擺着貓頭鷹造型的銅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狀的大理石鎮尺，彩色的珠簾，壓在玻璃闆下、用雪茄煙上的紙環精心拼貼成的壁爐守護神，羚羊蹄狀手柄的爐火鈎，用兩隻翅膀夾着一條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鶴，鐵鑄鍍銀、嘴叼名片的青鹭，許多用來遮擋窗戶或家具的絨布、毛氈和垂簾，為了防止在某個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飄落的一粒塵埃，遮擋可能偷偷溜漏進來的一線陽光……總之，整個這一代布爾喬亞都是在這種室内陳設的環境下長大的。
在我們家裡，或許我父親基于他出衆的品味，多少對這些沉重的遺産進行了揀選——但是，我們仍舊難以毫發無損地徹底逃離那個時代的巨大陰影，在“沙龍”和書房裡，還是留下了一兩隻青銅鹳鳥或鑲嵌在皮畫框内、再現“鹿肉宴”場景的刺繡牆飾。
這種“新家居藝術”——包括他們居住、穿着、閱讀和談話的方式——簡直是維多利亞時代沒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歐的闡釋。
近代純淨優美的形式和華貴的家具，都被“獲得啟蒙的自由派市民階層”嗤之以鼻，被視為一錢不值的破爛或祖母儲物間裡的遺物。
的确，在那個年月，這種品位也是世界強權專制的結果。
威廉皇帝或愛德華七世宮内最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膚科醫生候診室内的家具陳設沒什麼兩樣。
在科孚島“阿喀琉斯宮”皇帝房間的寫字台前，高個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繃着皮面、可旋轉的鋼琴凳上，主人工作時也坐在那兒。
假若與此同時，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門廳裡居然挂着繡有狩獵場景的鞋刷布袋，這能不讓人歎為觀止嗎？
我母親的“藏書”其實早就變成了裝飾品，作為“沙龍”陳設的一部分和過去的記憶；桃花心木櫃的櫃門很少打開。
幾十部包有紅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長篇小說書庫”占了我母親藏書的絕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國小說。
她最喜歡的作家是魯道夫·赫爾佐克，她最喜歡的書是這位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偉大的鄉情》。
弗萊塔格的《借貸》為黃色皮面，分上下兩部，擺在最顯眼的位置。
此外還有布爾喬亞書庫不大感興趣的席勒、歌德文集。
他們認為那些書“陳腐，傳統”。
不過席勒還是可以跻身于藏書之列，尤其是他寫的《強盜》和《陰謀與愛情》，書櫥裡還有一部《鐘聲》的豪華版。
人們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驅和革命者的影子。
歌德則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蒙昧”，乏味無聊。
我認為，世紀末的市民階層讀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會超過在學校裡讀的《赫爾曼和多羅泰》中的那幾首歌和長大些讀的《流浪者的夜歌》。
我母親偏愛“德國現代作家”。
除了赫爾佐克和弗萊塔格之外，她還愛讀斯特拉茨、翁普提達和幾位德國幽默作家的作品。
我對那些書說不出什麼所以然，因為在小時候，當我能夠打開父母書櫥的時候，我就已對那些書産生了本能的厭惡，一本我都讀不進去。
奇怪的是，書櫥裡居然還有一本《莉莉·布朗：社會主義回憶錄》。
我了解母親的讀書口味，她不會在書櫥裡收藏瑪莉特、科爾茨—馬勒之流的書。
的确，像赫爾佐克和弗萊塔格，且不說他們的自身情感和愛國情愫，他們跟德克波拉克和維吉·鮑莫克一樣是真正的作家。
要知道，如今在市民家庭卧室的床頭櫃上，堆滿了德克波拉克和鮑莫克的流行小說。
那個時候，人們從來不買詩集。
詩歌，意味着令人不悅的記憶，來自校園的夢魇，“死記硬背”和書窗苦讀。
在上世紀初的市民家庭裡，将“大詩人”的金口玉言和不朽詩行抄到“摘抄簿”裡的可愛而幼稚的風俗，就跟繡花、彈豎琴、在絲綢上繪畫一樣是大家閨秀“精神生活”的見證之一，但在世紀末就已經不再時髦。
我直到現在都不理解，像克洛普斯托克寫的《彌賽亞》那種無聊至極的打油詩，怎麼會混進母親的藏書……在母親的書櫥裡，匈牙利語書很少，她最喜歡的匈牙利語作品是威爾納·久拉的小說《貝斯特茨的弟子們》；她也要求我讀那本書，催得不依不饒，直到我硬着頭皮開始啃。
我記得，那是一本情感小說，不管怎麼講，要比同時代女作家的小說更引人入勝，更觸動心扉，更含蓄内斂。
我在書櫥裡還發現了一本卡琳·麥克裡斯的書（我記得，書名是《烏拉·方格爾》），在大部頭的書裡夾有幾卷《威爾哈根與克拉辛斯月刊》。
世界上有上百萬的市民閱讀諸如《大陸與海洋》、《家庭主婦》、《家庭》、《霍夫》、《花園》等德國家庭雜志，匈牙利家庭也津津有味地翻閱那些在柔軟紙張上印滿了食譜、生活小常識和相關主題的短篇小說與詩歌的雜志。
當然，“新時代”需要這些精神食糧。
與《大陸與海洋》相比，樸實、細膩的匈牙利家庭雜志可能具有更高的“文學性”，不管怎麼講，不像德國同行那樣對文學趣味的破壞是如此之大。
我父親的藏書令人肅然起敬，占據了書房最寬的那面牆壁。
在匈牙利作家中，他最喜歡讀米克薩特的書。
在他的書房裡，收藏有法律著作、大部頭的《民事法》、《案例大全》和與公民權問題相關的文摘等；屋裡有三個固定在牆上的高大書架，上面堆滿了文學著作。
我們城市的市民讀書量很大，大家喜歡閱讀。
在這座城市裡，早在兩百年前就舉辦過“文學沙龍”；在18世紀末，卡辛茨·費倫茨曾在這裡從事司法工作；當匈牙利的平原城市幾乎無一例外地還将殺豬節聚餐作為冬季的“精神生活”時，這裡就已經在印刷報紙和雜志了。
在中央大街帶拱門的沙龍裡，人們在一百多年前就對文學和匈牙利作品展開辯論。
無論當時，還是後來，盡管這裡人能講多種語言，但是跟佩斯和布達一樣，匈牙利語在這座城市裡占主導地位。
在這座人口不到四萬的小城裡，不僅存在好幾位書商，而且他們都掙了些錢。
書商們做生意，就跟下班後坐進咖啡館的先生們一樣，惬意地坐在扶手椅裡翻閱堆在書架上的新書。
精神的洪流沖破堤壩，席卷了戰後的圖書市場，在我的童年時代，人們再次為所有新出版的書籍展開辯論，幾乎每天，四位書商中總會有一位寄來“敬請審閱”的文學新作……我們家對書籍抱着虔誠的态度，關注每本新書，而且有一本“藏書目錄”，那是一個麻布封面的硬皮本，裡面記下了每本借出去的書的名字。
在當時，一位市民階層的女士一旦感到無聊，
出發之前，他用小說般的謊言欺騙了我，“在那裡面”，他跟我一樣緊張得牙齒打顫，跟我一樣不知實情。
比方說，他告訴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觸跟我們以為的截然不同（其實，我當時什麼都沒有以為，一切在我的腦子裡都雲裡霧裡，所有不體面的東西純屬胡思亂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後咬女人的鼻子。
鬼知道這是他從哪裡聽來的。
後來，我對他的謊言産生了懷疑，于是我開始瞧不起他，不再樂意搭理他。
城裡還住了兩個“窯姐”，兩位年齡較大、并不怎麼漂亮的女人。
她們在一條小巷裡租了一套住房，兩個人總是一起進出，如影随行，臉上罩着面紗，戴着大風車似的帽子。
她們倆在業内的男人圈裡，很受城裡那些風流男士們的尊重。
其中一位綽号“檸檬”，另一位被學生們戲稱為“橘子”。
她們向那些有幸獲得她們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錢數，很可能超過鮮花大街的那些情愛街販和那些吉蔔賽女郎或獨身女仆。
或許也正因如此，她們被賜予“窯姐”的榮銜。
不管怎麼說，“檸檬”和“橘子”是城市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在鮮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頗像家庭主婦、看不出具體年齡、身材豐滿健碩的站街女郎，好幾代男人都從她那裡學到過情愛的秘訣。
這位名叫“蘭凱”的老姑娘，城裡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認識她，就連嚴肅、寡言的警察們也都很怵她。
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種類似家庭成員的承認。
她曾是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每個人遲早都會跟她産生瓜葛。
但是，關于“紅蟹”的傳說我隻是耳聞，從來沒有去過那裡。
在上個世紀末的80年代，紅蟹飯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歡樂谷，既神秘又華貴，城裡最高雅的紳士們愛去那裡。
那裡經常發生奇怪的事情，這些事我是從一位樂觀開朗的叔叔那兒聽說的。
那家神秘的“紅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們樓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為國道旁的客棧修建的，位于幾公裡外的城郊地帶。
“主顧群”的男性成員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們，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
如果想要放縱一下自己，他們就會到那裡去。
當我也開始追逐這類銷魂的場所時，城外這家夜總會已經變成一家搖搖欲墜的鄉村小酒館。
婚外性生活就發生在這般簡陋的環境下，如果誰感到了饑渴，就在這類淺淺的泥窪中解渴。
“通奸”和有夫之婦的“堕落”，似乎隻在小說帝國裡才有。
我在小的時候，從來沒聽大人們傳過關于哪個“通奸”的“堕落婦人”的閑話；就連當地劇團的女主演們也處于嚴厲目光的監視之下，人們會“敵視”那些被發現“出軌”的人。
7
公寓很大，房間寬敞，窗戶密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的記憶裡，仍舊感覺到光線昏暗。也許是因為在我小的時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們和家庭教師一起擠在“壁龛”内，在那個拱形棚頂、沒有窗戶、堆滿帶栅欄的童床和學生桌椅的小屋裡度過的。
“壁龛”将父母的卧室和飯廳連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門把臨街的飯廳分隔開，以防陽光投進屋内。
我們就睡在那間屋裡，在那裡做家庭作業；倒黴或者“受罰”的時候，大人禁止我們跨出家門，我們隻能在“壁龛”裡遊戲。
似乎誰也未曾想到過，那間寬敞明亮、一個月都沒人進去的“沙龍”作為孩子們的房間才更健康，更适合。
可是，在家裡那個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間裡，所有的家具都用帆布罩着，那種布爾喬亞式冷漠的富麗堂皇，總讓我覺得好像屋裡死了什麼人。
“壁龛”是一間光線晦暗、沒有氣流的悶熱小屋，那裡才是我們真正的家；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就連“家庭教師”也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
盡管家裡在白天陽光普照，我們卻應該在燈光下讀書。
我們家有五個房間一字排開，縱三橫二，三個臨街，兩個朝向庭院。
除了孩子的房間外，其他房間的面積都很大，通風良好。
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寬裕的人家，對孩子房間的質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們溺愛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着方面從不吝啬。
那時候，人們對“衛生”的看法頗有分歧。
當時，“杆菌學說”把許多家庭主婦搞得神經兮兮。
我認識一些老婦人，她們染上了潔癖，從早到晚地清掃灰塵，戴着手套在家裡爬上爬下，攥着雞毛撣子追獵“杆菌”。
毫無疑問，市民階層的家庭主婦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讓漆光的家具一塵不染。
前來串門的教母們在喝咖啡時，會對女友家裡進行現場檢查，如果哪個倒黴蛋家的女傭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當天落在鋼琴上的灰塵，訪客就會大呼小叫。
我母親、兩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掃衛生。
早晨用人打掃，“小姐”督查，随後母親出場，就像閱兵式上的将軍一樣不留情面地嚴格檢查，她用手指在家具隐秘的縫隙裡又摸又抹，整個上午都用來追剿落網的塵埃。
當時流行的口号是：無塵是“現代衛生”的先決條件。
出于這個目标，很多家庭将孩子的房間粉刷成難看的顔色，狹小得如同儲藏室；鋼琴背後潔淨無比，而浴室裡的大多數地方卻很少光顧，不怎麼使用。
我家由于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當高，尤其是我父母對于“身體潔淨”的觀念與衆不同，一點也不現代。
無論冬季，還是夏季，年輕女傭每天早晚都要給浴室裡的鐵爐子生火，“小姐”則為孩子們洗澡；但是根據市井常識，“洗澡太勤對身體有害”，因為孩子們會因洗澡而變軟。
在很多地方，浴室被當成堆破爛的庫房，盡管用人們進去洗東西，但也隻能蜷縮在成堆的皮箱、晾曬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潔衣物的用具之間的昏暗角落裡。
在我認識的許多人家，浴室裡都包裹蒙灰，浴缸隻在年底，在除夕時才能恢複一天的本來面目。
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市民，通常隻在生病或娶妻的時候才洗澡。
不過家裡還是要有浴室，隻是不太使用而已。
在我們家昏暗的浴室裡，也堆滿了各種各樣的雜物，我母親幾近絕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潔。
盡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用挂鈎”，就像劇院裡的存衣處，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裡挂得滿天滿地，從來沒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塊地方屬于他。
浴室裡永遠淩亂不堪，那裡是氣惱和煩心的溫床。
要知道，“儲藏室”都要比孩子們的房間或浴室寬敞得多，整齊得多。
在那個高大、幹燥、明亮的房間裡堆集了許多沒用的“存貨”和大量食品，像是儲滿面粉和豬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沒有肉鋪、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
事實上，家裡到處都堆滿了“存貨”：在我母親的衣櫥裡，在櫃子和抽屜裡，到處都塞滿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編織物和成團的棉花。
我們囤購的“存貨”什麼都有，包括鞋帶和抹布。
那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發作一次，那般得意揚揚地從購物街歸來，仿佛我們住在沙漠中的某個角落，剛從浩浩蕩蕩經過的大篷車隊那裡搶購回稀罕、貴重的二手貨。
我們一麻袋一麻袋地購買面粉，一桶一桶地購買豬油，買像磨坊風車那麼大的奶酪，無論買什麼東西，分量都不會少于一公斤。
盡管家裡有大量的“存貨”，可我們還是省吃儉用，從不浪費。
家裡已經有三個孩子哭嚷吵鬧，兩個女仆“消滅”面包，廚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飯，而我母親每個月隻領到一百福林的“夥食費”，或許還能從中省出些“盈餘”……我們每天吃兩頓肉餐，我父親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飯。
我母親讓廚娘做豐盛、油膩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養活七口人綽綽有餘。
那時候，匈牙利人過着迦南式既豐盛又廉價的日子；那時的廉價不是乞丐式的廉價，不像戰後那樣由于沒錢而讓人不得不精打細算，被迫賤賣家什以換取生活必需品。
在物美價廉的和平時期，每個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是一種優雅、富裕、物欲的生活。
清晨，讓人感覺就像是家庭的節慶，命名日或婚禮日。
我父親剛剛刮好胡子，身上散發着科隆香水和光輝牌洗發水的味道從浴室裡出來，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
他穿着煙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過當地的報紙——我們訂的當然是教會的報紙，由主教出資編輯、在主教的印刷廠付印的《高地日報》——在等待熱茶從梅森制造、繪有花卉圖案的瓷罐裡“涓涓流出”的空當，他匆匆掃一眼重要新聞。
那是相當隆重的一刻。
即使在那一刻，父親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線繩仍繃得很緊，他隻在吃飯時才會解開它，并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刷子，規規矩矩地向兩側梳理一下散發着光輝牌洗發水香味的唇須。
我母親與他相對而坐，餐桌兩側各坐一對孩子，他們偷眼觀看清晨舉行的這個隆重儀式。
孩子們的早點是黃油小面包配咖啡，冬天則配熱菜湯；他們欣賞父親用早餐時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彌補一切缺憾的高貴感。
我父親用早餐的樣子是那樣的威嚴，那般的優雅；他身穿綢緞面料的煙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軟的小手舉止輕盈。
每天清晨，飯廳裡都洋溢着甯靜的、父權家庭的仁慈氛圍。
他喝的是香氣襲人的金黃色紅茶，茶裡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邊酌飲一邊吃臘肉、半熟的煮雞蛋、蜂蜜和匈牙利黃油。
（他經常為了黃油跟我母親争吵，也不知道我母親是出于節省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她有時買回來丹麥黃油。
我清楚地記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親看穿了妻子的“詭計”，從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将“丹麥黃油”扔進茅坑裡！）父親吃的面包片需要給他單獨烘烤，我對他挑剔的用餐習慣表示諒解，這種“見過世面者的做派”持續了好些年。
在我眼裡，這種“早餐田園詩”是布爾喬亞家庭的祭神儀式。
隻有那種獲取到了社會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會用這種緩慢而挑剔的動作準備投入一天的工作。
事實上，我父親并沒有獲取到什麼特殊的地位；他身處的階層，是他本來就屬于的階層，正是這種歸屬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識，使他的态度和舉止變得至尊至貴。
大凡屬于那個階層、生活質量優越的人，确實可以心平氣和地開始過一天的日子。
父親用過早餐後，并不需要到遠處去；最初隻需到隔壁房間，後來辦公區擴大了，占用了走廊盡頭朝向庭院的三間屋子，他的大部分業務都在那裡辦理。
我們一家人住在餘下的五間屋内；我父親在“沙龍”和飯廳之間單獨布置了一個“談話間”或“吸煙室”，屋裡擺了幾個書櫃和新定做的家具。
各種式樣特别的家具從當地的家具廠運來，那些令登門造訪的熟人贊歎不已的家具都相當“摩登”。
“沙龍”是家裡最多餘的房間，一年也用不上幾次，因為在當時，外地的市民階層對在西歐盛行的“沙龍”式社交生活還很陌生；通常，客人們圍坐在白餐桌旁，他們在飯廳裡吃罷晚飯，有時一直坐到天光破曉。
即便如此，“沙龍”還是布置得格外精心。
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鑲嵌着珍珠貝殼，巨大的水銀鏡，寬大的黑漆桌，桌上擺着銀質的名片盒，裡面裝滿了地位顯赫的熟人們和偶爾登門造訪者印有全部名銜、官銜的名片，桌子上還擺有相冊、一隻大海螺和一枚我母親曾在婚禮上佩戴過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環。
在煙灰缸的水波裡，一條青銅美人魚站在一個高台上手擎火把，誰知道這是為什麼……屋裡還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臘腸犬銅像，那是家裡一隻死掉的愛犬的藝術再現。
此外還有許多銀制、銅制或大理石的“陳設”，就連雕刻的石塊也是從破敗了的梅森運來的。
在帶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櫥櫃裡，整齊地擺放着我母親的藏書，其中有幾本是她在少女時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後來我父親送給她的禮物。
許多銅制或桃花心木的陳設光亮、潔淨得一塵不染；這個本來就很多餘的房間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掃得越發精心。
“沙龍”裡的家具還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廠特制的，所以我們才開恩地沒在重新裝修時把它們扔掉。
那些家具都是世紀末風格的工藝傑作，桃花心木與珍珠貝殼的奇妙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細刻成多立克和愛奧尼式立柱的樣子。
總的來說，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遺餘力地掩飾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為了讓人坐才制作的，而隻是為了擺在那裡。
這就是我們的“沙龍”。
必須承認，跟我小時候在鄰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風格的客廳相比，我們家的“沙龍”無論是在保守的品位上，還是在沉郁的“風格”上，都更精美絕倫。
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廠一樣，那些世紀末“摩登”家具的設計和式樣，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廠每年仿照維也納流行的款式複制過來的，毒害了兩代人的審美品位。
從“大法官時代”的彼德邁風格，從寬厚親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無過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長毛絨的怪物。
若拿那些世紀末流行的市民風格的家具，跟那些從世紀之交開始在匈牙利到處生産的福耳圖娜寶匣一般矯揉造作的“瓷器櫃”、用葡萄串做裝飾的皮椅、帶玻璃門的卧室衣櫃或繃着紅絨布的扶手椅相比，還是擺在“古日耳曼餐廳”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
所有那些不具靈魂、讓人頭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裝飾品。
牆角聳立着棕榈樹；在長沙發上，在腳踏的地方，在扶手椅裡，到處都擺放着軟墊。
挂在牆上的刷子袋上繡有狩獵場景的織錦圖案，站在寫字台上的銀鹿用犄角托着幾支鵝毛筆，擺着貓頭鷹造型的銅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狀的大理石鎮尺，彩色的珠簾，壓在玻璃闆下、用雪茄煙上的紙環精心拼貼成的壁爐守護神，羚羊蹄狀手柄的爐火鈎，用兩隻翅膀夾着一條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鶴，鐵鑄鍍銀、嘴叼名片的青鹭，許多用來遮擋窗戶或家具的絨布、毛氈和垂簾，為了防止在某個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飄落的一粒塵埃，遮擋可能偷偷溜漏進來的一線陽光……總之，整個這一代布爾喬亞都是在這種室内陳設的環境下長大的。
在我們家裡，或許我父親基于他出衆的品味，多少對這些沉重的遺産進行了揀選——但是，我們仍舊難以毫發無損地徹底逃離那個時代的巨大陰影，在“沙龍”和書房裡，還是留下了一兩隻青銅鹳鳥或鑲嵌在皮畫框内、再現“鹿肉宴”場景的刺繡牆飾。
這種“新家居藝術”——包括他們居住、穿着、閱讀和談話的方式——簡直是維多利亞時代沒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歐的闡釋。
近代純淨優美的形式和華貴的家具，都被“獲得啟蒙的自由派市民階層”嗤之以鼻，被視為一錢不值的破爛或祖母儲物間裡的遺物。
的确，在那個年月，這種品位也是世界強權專制的結果。
威廉皇帝或愛德華七世宮内最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膚科醫生候診室内的家具陳設沒什麼兩樣。
在科孚島“阿喀琉斯宮”皇帝房間的寫字台前，高個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繃着皮面、可旋轉的鋼琴凳上，主人工作時也坐在那兒。
假若與此同時，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門廳裡居然挂着繡有狩獵場景的鞋刷布袋，這能不讓人歎為觀止嗎？
8
書房裡，三個玻璃門的櫥櫃裡放滿了書籍。我母親的“藏書”其實早就變成了裝飾品，作為“沙龍”陳設的一部分和過去的記憶；桃花心木櫃的櫃門很少打開。
幾十部包有紅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長篇小說書庫”占了我母親藏書的絕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國小說。
她最喜歡的作家是魯道夫·赫爾佐克，她最喜歡的書是這位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偉大的鄉情》。
弗萊塔格的《借貸》為黃色皮面，分上下兩部，擺在最顯眼的位置。
此外還有布爾喬亞書庫不大感興趣的席勒、歌德文集。
他們認為那些書“陳腐，傳統”。
不過席勒還是可以跻身于藏書之列，尤其是他寫的《強盜》和《陰謀與愛情》，書櫥裡還有一部《鐘聲》的豪華版。
人們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驅和革命者的影子。
歌德則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蒙昧”，乏味無聊。
我認為，世紀末的市民階層讀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會超過在學校裡讀的《赫爾曼和多羅泰》中的那幾首歌和長大些讀的《流浪者的夜歌》。
我母親偏愛“德國現代作家”。
除了赫爾佐克和弗萊塔格之外，她還愛讀斯特拉茨、翁普提達和幾位德國幽默作家的作品。
我對那些書說不出什麼所以然，因為在小時候，當我能夠打開父母書櫥的時候，我就已對那些書産生了本能的厭惡，一本我都讀不進去。
奇怪的是，書櫥裡居然還有一本《莉莉·布朗：社會主義回憶錄》。
我了解母親的讀書口味，她不會在書櫥裡收藏瑪莉特、科爾茨—馬勒之流的書。
的确，像赫爾佐克和弗萊塔格，且不說他們的自身情感和愛國情愫，他們跟德克波拉克和維吉·鮑莫克一樣是真正的作家。
要知道，如今在市民家庭卧室的床頭櫃上，堆滿了德克波拉克和鮑莫克的流行小說。
那個時候，人們從來不買詩集。
詩歌，意味着令人不悅的記憶，來自校園的夢魇，“死記硬背”和書窗苦讀。
在上世紀初的市民家庭裡，将“大詩人”的金口玉言和不朽詩行抄到“摘抄簿”裡的可愛而幼稚的風俗，就跟繡花、彈豎琴、在絲綢上繪畫一樣是大家閨秀“精神生活”的見證之一，但在世紀末就已經不再時髦。
我直到現在都不理解，像克洛普斯托克寫的《彌賽亞》那種無聊至極的打油詩，怎麼會混進母親的藏書……在母親的書櫥裡，匈牙利語書很少，她最喜歡的匈牙利語作品是威爾納·久拉的小說《貝斯特茨的弟子們》；她也要求我讀那本書，催得不依不饒，直到我硬着頭皮開始啃。
我記得，那是一本情感小說，不管怎麼講，要比同時代女作家的小說更引人入勝，更觸動心扉，更含蓄内斂。
我在書櫥裡還發現了一本卡琳·麥克裡斯的書（我記得，書名是《烏拉·方格爾》），在大部頭的書裡夾有幾卷《威爾哈根與克拉辛斯月刊》。
世界上有上百萬的市民閱讀諸如《大陸與海洋》、《家庭主婦》、《家庭》、《霍夫》、《花園》等德國家庭雜志，匈牙利家庭也津津有味地翻閱那些在柔軟紙張上印滿了食譜、生活小常識和相關主題的短篇小說與詩歌的雜志。
當然，“新時代”需要這些精神食糧。
與《大陸與海洋》相比，樸實、細膩的匈牙利家庭雜志可能具有更高的“文學性”，不管怎麼講，不像德國同行那樣對文學趣味的破壞是如此之大。
我父親的藏書令人肅然起敬，占據了書房最寬的那面牆壁。
在匈牙利作家中，他最喜歡讀米克薩特的書。
在他的書房裡，收藏有法律著作、大部頭的《民事法》、《案例大全》和與公民權問題相關的文摘等；屋裡有三個固定在牆上的高大書架，上面堆滿了文學著作。
我們城市的市民讀書量很大，大家喜歡閱讀。
在這座城市裡，早在兩百年前就舉辦過“文學沙龍”；在18世紀末，卡辛茨·費倫茨曾在這裡從事司法工作；當匈牙利的平原城市幾乎無一例外地還将殺豬節聚餐作為冬季的“精神生活”時，這裡就已經在印刷報紙和雜志了。
在中央大街帶拱門的沙龍裡，人們在一百多年前就對文學和匈牙利作品展開辯論。
無論當時，還是後來，盡管這裡人能講多種語言，但是跟佩斯和布達一樣，匈牙利語在這座城市裡占主導地位。
在這座人口不到四萬的小城裡，不僅存在好幾位書商，而且他們都掙了些錢。
書商們做生意，就跟下班後坐進咖啡館的先生們一樣，惬意地坐在扶手椅裡翻閱堆在書架上的新書。
精神的洪流沖破堤壩，席卷了戰後的圖書市場，在我的童年時代，人們再次為所有新出版的書籍展開辯論，幾乎每天，四位書商中總會有一位寄來“敬請審閱”的文學新作……我們家對書籍抱着虔誠的态度，關注每本新書，而且有一本“藏書目錄”，那是一個麻布封面的硬皮本，裡面記下了每本借出去的書的名字。
在當時，一位市民階層的女士一旦感到無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