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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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調到外地，發配到市民學校。
不過，這些稀罕、難得的“逃兵”作為教師留在了我的記憶裡，讓我時常想起。
羅蘭菲·茹熱娜創建了一所寄宿學校，不遺餘力地開展教育，但是學校始終頑固堅持一條廣為人知的荒謬信念，不願意招收才智出衆的男孩入學。
學員們必須穿統一的制服。
那些傲慢自負、“信奉天主教的沒落貴族子弟”，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生活在我們當中。
他們是沒落了的上層階級的孩子，我們要跟他們保持距離；無論在學校裡，還是後來在州裡或政府裡，他們都受到特殊待遇。
他們不付學費，大多數人免費食宿，課本和衣服也全免費，在學校裡享受某種優先權。
我們這些交學費的學生，沒有任何的優先權，我們有點鄙視他們，也敬而遠之。
由于上述原因，我每個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
這位年長的女士專教城裡的市民後代彈鋼琴，或許出于某種潛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聾了，很可能她再也不能忍受聽音階和指法練習了。
海蒂阿姨家住道明會教堂的馬路對面，在城中一個比例和諧的中世紀廣場旁一套光線昏暗的底層公寓内；練譜子時，我們的手剛在琴鍵上擺錯個位置，她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門口的那間屋裡，海蒂阿姨的妹妹永遠在往一個被大頭針紮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繃布料；姐妹倆都是老姑娘，又聾又老，就像土地。
海蒂阿姨從每天上午九點開始，就穿着一身喪服似的裝束坐到鋼琴旁直至天黑，手裡攥着指揮棒，耳朵根後夾着一支紅鉛筆，身闆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她聾着耳朵、目光剛毅地望着來人。
有的學生也許隻為能在父親命名日那天彈馬勒《誰會想到這首歌？》的伴奏曲，但是感覺卻像參加将會影響今後一生的重要考試……“準快闆！”海蒂阿姨站在鋼琴旁用惶惑的語調小聲提醒，眼裡噙着淚水，但是那時候我已經什麼都聽不見看不見了，兩隻腳使勁踹腳踏闆，早就丢下了四手聯彈的伴奏夥伴。
“注意指法！”海蒂阿姨近乎哀求地小聲說，因為我在音樂裡添加了過多表演性的形體動作。
海蒂阿姨是音樂老師；但在教鋼琴時，跟旋律和學生對音樂的自我意識相比，她更注重禮儀和風度。
四十年如一日，她教同樣三四本譜子，教同樣的“腕部訓練”和指法訓練。
每堂課上，她用紅鉛筆毫不留情地修改“書面作業”，用各種不同的手段終于讓我在八歲到十歲那兩年成功地厭惡了音樂。
我覺得，我的聽力不錯，但海蒂老師是個聾子，她對弟子的聽力不感興趣。
這段鋼琴教學的結果是，我的手指和手腕的姿勢标準得無可挑剔，隻是我永遠不再學鋼琴。
教了四十年鋼琴，海蒂阿姨患上了空間感覺統合失調症——或許這是她聾着耳朵教音樂受到的懲罰，或許是她在鋼琴旁僵直的站姿導緻的眩暈，最終喪失了平衡感。
她的視力也迅速變弱，對指法已經難以檢查。
鋼琴課變成了噪音工廠，因為兩位耳聾的老姑娘最後隻能一無所知、無可奈何地忍受學生們花樣翻新的調皮搗蛋。
終于有一天，我父母也對音樂私教感到不滿，把我送進城裡的音樂學校。
官辦的市立音樂學校設在一棟搖搖欲墜、耗子橫行、塞得滿滿登登的建築裡；在拱券式大廳内，同齡的學生們聚在一起，每星期兩次，一位紅鼻頭的酒鬼老師指導我們囫囵吞棗地背下不知所雲的“音樂理論”，練習我們老師創作的樂曲。
這位老師傾心創作了不少這類題材的音樂作品，例如《船到了》和《林中的黎明》，在年終考試時，學生們表演他那年的新作。
《林中的黎明》，至今都讓我記起考試時的情景：我跟一位同學演奏四手聯彈，我在高音區模仿林鳥的啼啭……不創作時，我們的音樂老師就酩酊大醉；如果既沒喝醉，又不作曲，他就會跑到屋外去捉蝴蝶。
他擅于将所有的癖好糅到一起：下午六點，我常看到他酒氣熏天——在每堂課上，在他周圍和鋼琴腿邊都會堆滿葡萄酒瓶——靈魂出竅地帶着漠然的微笑聽學生們演奏他的作品《船到了》，一隻手捏着一隻品種罕見、剛剛捉到的蝴蝶，沖着煤氣燈火焰的光亮，因為他喜歡看到自己的弟子們為斑紋如此美麗的昆蟲着迷……他沉溺于内心的享受，是位樂觀開朗的哲學家。
有一天他生病了——用城裡人的話說，“烈酒在他肚子裡燃燒了”——我去生病的老師家裡探望。
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在床邊的一把扶手椅裡，東倒西歪地堆着許多裝滿稀有蝴蝶的玻璃瓶。
我很理解他，在這個世界上他沒有親人，隻有裝在瓶子裡的這些蝴蝶；我非常難過地站在他床前，請他“保重身體”。
他揮了一下疲憊的手小聲說“這不重要”，本來我想反問他：這不重要，什麼重要？……但在那個又酸又臭的單身漢家裡，在那個固執任性的垂死者旁邊，我猶豫不決地後退了半步。
沒過幾天，他咽了氣，我的音樂學習也就此放棄。
不過，我至今還會彈那首旋律動聽的《林中的黎明》，我能夠栩栩如生地演奏百鳥争鳴，在高音區模仿林鳥悅耳的啼啭。
“小姐”在城裡的社交界相當活躍。
她像是從世紀末英國時尚雜志裡走出來的人物，那時的英國女士們還戴着黑色的呢子禮帽騎自行車；“小姐”就是這樣，有一回她騎自行車去了法國的裡維埃拉……除了我父親聘請的那位喜歡喝酒、容易打盹的老師之外，“小姐”也教城裡那些富裕人家學英文。
她跟她父親一起住在海爾納德河畔一棟昏暗的公寓樓裡。
她父親馬德莫塞萊·克雷門汀先生是我們城裡的法國文化傳播者。
這些頗有身份的西方客人，即使在戰争期間也跟我們一起留在這兒；那位酗酒的英語教師在戰争爆發後第二年移居佩斯，因為他的賽馬瘾即使在戰争中也未曾減弱。
有一次他在奧拉格跑馬場用英語破口大罵，鬧出醜聞，因為他認定有一匹馬被“安排”的位置不公正……市民家庭的孩子們理應彈鋼琴，理應每個星期分别跟“小姐”和馬德莫塞萊先生各練兩小時的英語，理應找薩拉蒙教練上擊劍課；擊劍是崇尚體育的民族唯一能夠達成共識的體育項目。
在當時，隻有平民百姓才在城外野草叢生、坑坑窪窪的空地上踢球。
體操考試是一年中僅有的體育賽事，我們在那位老教師的率領下，身穿白色背心在操場上列隊，在城裡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們面前表演“自由體操”。
當地的國防軍樂隊為我們演奏進行曲。
我們放聲高唱： 在高高的城牆上， 匈牙利國防軍時刻警惕…… 在一年一度的“鳥與樹木日”，我們去哈莫爾森林裡遊玩。
在那一天，我們應該“熱愛大自然”。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實際上，我們一輩子都這樣成長。
這一切肯定事出有因……這就是我上學後看到的第一幅“看圖說話”。
我對圖中表述的内容并不太理解，隻是知道，老爺戴着高筒禮帽神氣十足地散步，手裡拎着文明杖，農民則由于某種原因難過地哭泣；不過，這幅畫向我強調的内容，我能夠看懂。
市民階層通過行善表現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他們談論窮人的口吻，就像談論某個陌生、無助、必須予以救濟的部落。
有的時候，街上有人按門鈴，女傭會說：“沒事兒，來了個叫花子。
”城裡市民家庭的主婦們經常活躍于一家名為“免費牛奶”的慈善社團，熱心組織諸如“聖安塔面包”或“歐索娅菜湯”的救濟行動。
每戶市民家庭都有“自己救助的窮人”，他們領走平日的剩飯，聖誕節時，還能得到女主人親手織的長襪。
沒有人真正為“窮人”操心，盡管他們生活在我們中間，我們對他們的生活和處境隻是遠遠觀望，就像看非洲人。
為了解救那些生活窘困的異教民族，天主教徒應該為遠征軍募捐，回頭讓遠征軍為那些可憐人做洗禮，之後萬事大吉。
跟窮人說話要和顔悅色，要用“給你，可憐的人，拿着吧”這樣的語氣，像是跟病人或白癡說話。
假如有乞丐按門鈴，母親有時會塞給我一枚硬币，讓我遞給乞讨者；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從她的鼓勵中我這樣理解：窮人不咬人，隻需小心對待。
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我接受的教育都是“貧窮不可恥”，跟窮人講話要有禮貌，對待窮人要跟對待社會上的人一樣，甚至應該安慰窮人，因為“貧窮不是他們的錯”。
這種“社會觀”後來導緻我在童年時代把窮人看成是殘疾人。
我猜測，世界上有很多窮人。
在世紀初富有的市民階層，“窮人”和“富人”這兩個詞，并不像二十年後這樣被故意用于激發人憎恨的口号；“老爺們”談論窮人時的聲調和态度，更傾向于垂下眼簾在自罪感中沉默。
是啊，這樣的現實真令人心痛，很可能這是上帝的安排，因為“世界有史以來就是這樣”。
沒有人去想，在這個生活安逸、财富積累、自由主義思潮傳播的市民階層，“窮人”問題要比他們以為的嚴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無法徹底解決……社會承認有幫助窮人養老的責任——當然不是所有的窮人，隻是那些“有用的”窮人——把他們安置到濟貧院。
在那些可怕、酸臭、擁擠的房子裡，住滿了無助的老翁和市民家庭沒有别的辦法擺脫的女傭們；節日前後，我們和顔悅色地去濟貧院看望老保姆，跟數以百計或瞎或聾的老乞丐一起擠在臭氣熏天的公共活動室裡……這個社會看上去太平無事，窮人們隻要還有體力并能找到活幹，他們可以工作；一旦陷入困境，可以得到施舍；隻要他們曾是“有用的”窮人，可以到濟貧院安度晚年。
孩子們對“社會”的感覺扭曲而逆反。
所有的孩子都充滿理想和虛榮，笃信絕對自我。
我在童年時代，對窮人的生活處境也沒怎麼想過。
我模糊地揣測，窮人之所以成為窮人，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很有可能是自作自受，也許犯下了共同的罪孽，所以現在才遭到懲罰。
有時我聽到這樣的議論，說窮人們懶惰，不愛幹活兒，一有錢就酗酒。
因此，我對窮人感到更多的是厭惡，一想到他們就心懷鄙視。
假如有乞丐按門鈴，我會毫不掩飾地用敵意的眼神盯着衣衫褴褛的人，心裡猜想：他肯定是個懶骨頭，所以才不顧廉恥地上門讨飯。
沒有，肯定沒有人教過我“階級憎恨”。
成年人、家庭和學校對這個令人難堪、粗鄙、複雜的問題大多避而不談。
教育暗中扭曲了孩子們的思維，給他們信号，暗示他們不應該往那邊看。
從來沒有人開誠布公地教過我，但我對“窮人”還是偷偷地懷有敵意。
我揣着自己的全部理想跟家庭緊緊拴在一起，家庭則帶着全部的本能隸屬于一個階層。
在這個階層之外的人和利益，對我來說都不過是一些粗鄙之物，一些不成形、不明确的東西，一些垃圾。
是的，即使在教堂裡面，我也用這樣的口吻跟窮人說話，像對一位病人，他該對自己的病承擔責任，因為他沒“照顧好”自己。
盡管我在筆記本裡就“奧朗尼·雅諾什筆下的女性人物”密密麻麻寫了三頁，但我對奧朗尼·雅諾什依舊所知甚少，對女人根本就不了解，更不要說詩人想象中的女性人物了；之後，我練一小時鋼琴，或字迹工整地将頭一天課上馬德莫塞萊·克雷門汀做的聽寫練習謄寫一遍；假如下午還能剩下有陽光的一個小時，我要出門“散步”。
這種規定的散步，要比在學校上課更令人生厭。
不論春夏秋冬，我每天早晨都要六點半起床，七點鐘必須參加彌撒，八點到下午一點聽課；有的時候，下午也要去學校上美術、聲樂或體育課。
我們的作息時間被安排得那麼緊張，就像在戰争時期服軍役。
在每年的複活節和九月份，我們得到新衣裳。
在聖靈降臨的前幾天，母親到當地的廉價商店為我們選購新衣，雖然衣裳我不得不穿，但我從來不能苟同她的“實用眼光”。
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允許我根據自己的眼光買一雙“我想穿的鞋”；午飯後，母親遞給我一張面值五十克羅那的鈔票，當晚，我買回一雙在我們城裡所能找到的“最貴的鞋”：不是我們平時常穿的那種系扣的皮靴，而是一雙明黃色、系帶式、羚羊皮的公子哥鞋，總共花掉四十克羅那。
母親一看就氣哭了；這雙鞋成了能讓家裡人唠叨幾年的話題，就連遠房的親戚們都搖頭歎息，說我如果不趕快改好，“我以後不會有好結果”。
的确，我自己也很着急，惶然無措地這樣覺得，“我以後不會有好結果”；我努力在家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彈琴，背書，忍受無聊。
家規嚴厲，不可逾越，我們隻能俯首帖耳，像蜂巢裡的蜜蜂，被夾在六角房孔的蠟牆之間。
終于有一天，這曲田園牧歌結束了。
有一天早晨，我離家出走。
那年我十四歲。
不過，這些稀罕、難得的“逃兵”作為教師留在了我的記憶裡，讓我時常想起。
羅蘭菲·茹熱娜創建了一所寄宿學校，不遺餘力地開展教育，但是學校始終頑固堅持一條廣為人知的荒謬信念，不願意招收才智出衆的男孩入學。
學員們必須穿統一的制服。
那些傲慢自負、“信奉天主教的沒落貴族子弟”，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生活在我們當中。
他們是沒落了的上層階級的孩子，我們要跟他們保持距離；無論在學校裡，還是後來在州裡或政府裡，他們都受到特殊待遇。
他們不付學費，大多數人免費食宿，課本和衣服也全免費，在學校裡享受某種優先權。
我們這些交學費的學生，沒有任何的優先權，我們有點鄙視他們，也敬而遠之。
9
海蒂阿姨教我彈鋼琴，但沒什麼成效……的确，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我有沒有興趣學鋼琴？不過，即使沒有人問過，好人家的少爺學鋼琴也是自然之事，因為音樂屬于“日常修養”，因為鋼琴就擺在客廳裡，因為聖誕節和父母過生日時孩子們應該演音樂劇，因為埃爾諾有一次作為禮物寄給我們家一本名為《歌聲》的歌曲集，因為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情性。由于上述原因，我每個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
這位年長的女士專教城裡的市民後代彈鋼琴，或許出于某種潛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聾了，很可能她再也不能忍受聽音階和指法練習了。
海蒂阿姨家住道明會教堂的馬路對面，在城中一個比例和諧的中世紀廣場旁一套光線昏暗的底層公寓内；練譜子時，我們的手剛在琴鍵上擺錯個位置，她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門口的那間屋裡，海蒂阿姨的妹妹永遠在往一個被大頭針紮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繃布料；姐妹倆都是老姑娘，又聾又老，就像土地。
海蒂阿姨從每天上午九點開始，就穿着一身喪服似的裝束坐到鋼琴旁直至天黑，手裡攥着指揮棒，耳朵根後夾着一支紅鉛筆，身闆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她聾着耳朵、目光剛毅地望着來人。
有的學生也許隻為能在父親命名日那天彈馬勒《誰會想到這首歌？》的伴奏曲，但是感覺卻像參加将會影響今後一生的重要考試……“準快闆！”海蒂阿姨站在鋼琴旁用惶惑的語調小聲提醒，眼裡噙着淚水，但是那時候我已經什麼都聽不見看不見了，兩隻腳使勁踹腳踏闆，早就丢下了四手聯彈的伴奏夥伴。
“注意指法！”海蒂阿姨近乎哀求地小聲說，因為我在音樂裡添加了過多表演性的形體動作。
海蒂阿姨是音樂老師；但在教鋼琴時，跟旋律和學生對音樂的自我意識相比，她更注重禮儀和風度。
四十年如一日，她教同樣三四本譜子，教同樣的“腕部訓練”和指法訓練。
每堂課上，她用紅鉛筆毫不留情地修改“書面作業”，用各種不同的手段終于讓我在八歲到十歲那兩年成功地厭惡了音樂。
我覺得，我的聽力不錯，但海蒂老師是個聾子，她對弟子的聽力不感興趣。
這段鋼琴教學的結果是，我的手指和手腕的姿勢标準得無可挑剔，隻是我永遠不再學鋼琴。
教了四十年鋼琴，海蒂阿姨患上了空間感覺統合失調症——或許這是她聾着耳朵教音樂受到的懲罰，或許是她在鋼琴旁僵直的站姿導緻的眩暈，最終喪失了平衡感。
她的視力也迅速變弱，對指法已經難以檢查。
鋼琴課變成了噪音工廠，因為兩位耳聾的老姑娘最後隻能一無所知、無可奈何地忍受學生們花樣翻新的調皮搗蛋。
終于有一天，我父母也對音樂私教感到不滿，把我送進城裡的音樂學校。
官辦的市立音樂學校設在一棟搖搖欲墜、耗子橫行、塞得滿滿登登的建築裡；在拱券式大廳内，同齡的學生們聚在一起，每星期兩次，一位紅鼻頭的酒鬼老師指導我們囫囵吞棗地背下不知所雲的“音樂理論”，練習我們老師創作的樂曲。
這位老師傾心創作了不少這類題材的音樂作品，例如《船到了》和《林中的黎明》，在年終考試時，學生們表演他那年的新作。
《林中的黎明》，至今都讓我記起考試時的情景：我跟一位同學演奏四手聯彈，我在高音區模仿林鳥的啼啭……不創作時，我們的音樂老師就酩酊大醉；如果既沒喝醉，又不作曲，他就會跑到屋外去捉蝴蝶。
他擅于将所有的癖好糅到一起：下午六點，我常看到他酒氣熏天——在每堂課上，在他周圍和鋼琴腿邊都會堆滿葡萄酒瓶——靈魂出竅地帶着漠然的微笑聽學生們演奏他的作品《船到了》，一隻手捏着一隻品種罕見、剛剛捉到的蝴蝶，沖着煤氣燈火焰的光亮，因為他喜歡看到自己的弟子們為斑紋如此美麗的昆蟲着迷……他沉溺于内心的享受，是位樂觀開朗的哲學家。
有一天他生病了——用城裡人的話說，“烈酒在他肚子裡燃燒了”——我去生病的老師家裡探望。
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在床邊的一把扶手椅裡，東倒西歪地堆着許多裝滿稀有蝴蝶的玻璃瓶。
我很理解他，在這個世界上他沒有親人，隻有裝在瓶子裡的這些蝴蝶；我非常難過地站在他床前，請他“保重身體”。
他揮了一下疲憊的手小聲說“這不重要”，本來我想反問他：這不重要，什麼重要？……但在那個又酸又臭的單身漢家裡，在那個固執任性的垂死者旁邊，我猶豫不決地後退了半步。
沒過幾天，他咽了氣，我的音樂學習也就此放棄。
不過，我至今還會彈那首旋律動聽的《林中的黎明》，我能夠栩栩如生地演奏百鳥争鳴，在高音區模仿林鳥悅耳的啼啭。
“小姐”在城裡的社交界相當活躍。
她像是從世紀末英國時尚雜志裡走出來的人物，那時的英國女士們還戴着黑色的呢子禮帽騎自行車；“小姐”就是這樣，有一回她騎自行車去了法國的裡維埃拉……除了我父親聘請的那位喜歡喝酒、容易打盹的老師之外，“小姐”也教城裡那些富裕人家學英文。
她跟她父親一起住在海爾納德河畔一棟昏暗的公寓樓裡。
她父親馬德莫塞萊·克雷門汀先生是我們城裡的法國文化傳播者。
這些頗有身份的西方客人，即使在戰争期間也跟我們一起留在這兒；那位酗酒的英語教師在戰争爆發後第二年移居佩斯，因為他的賽馬瘾即使在戰争中也未曾減弱。
有一次他在奧拉格跑馬場用英語破口大罵，鬧出醜聞，因為他認定有一匹馬被“安排”的位置不公正……市民家庭的孩子們理應彈鋼琴，理應每個星期分别跟“小姐”和馬德莫塞萊先生各練兩小時的英語，理應找薩拉蒙教練上擊劍課；擊劍是崇尚體育的民族唯一能夠達成共識的體育項目。
在當時，隻有平民百姓才在城外野草叢生、坑坑窪窪的空地上踢球。
體操考試是一年中僅有的體育賽事，我們在那位老教師的率領下，身穿白色背心在操場上列隊，在城裡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們面前表演“自由體操”。
當地的國防軍樂隊為我們演奏進行曲。
我們放聲高唱： 在高高的城牆上， 匈牙利國防軍時刻警惕…… 在一年一度的“鳥與樹木日”，我們去哈莫爾森林裡遊玩。
在那一天，我們應該“熱愛大自然”。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實際上，我們一輩子都這樣成長。
10
我們這些市民的孩子懂得什麼是“生活”？我們至少知道世界上有老爺，凡是好事都是老爺的；此外，世界上還生活着一群地位卑微、交不起學費、命運不濟的窮人，我們應該善待他們……謹小慎微的教師們為小學一年級的孩子們編寫了一本《字母發音與閱讀》，翻開那本教材的第一頁，就能看到兩幅插圖，解釋“書寫，老爺，哭泣”這三個詞的意思，說明老爺和百姓之間的區别：“老爺”戴着高筒禮帽，身穿休閑裝，手揣在兜裡，胳膊上挎着文明杖；在他旁邊站着的一個穿褲衩的農民孩子正在“哭泣”，正用拳頭使勁揉眼睛。這一切肯定事出有因……這就是我上學後看到的第一幅“看圖說話”。
我對圖中表述的内容并不太理解，隻是知道，老爺戴着高筒禮帽神氣十足地散步，手裡拎着文明杖，農民則由于某種原因難過地哭泣；不過，這幅畫向我強調的内容，我能夠看懂。
市民階層通過行善表現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他們談論窮人的口吻，就像談論某個陌生、無助、必須予以救濟的部落。
有的時候，街上有人按門鈴，女傭會說：“沒事兒，來了個叫花子。
”城裡市民家庭的主婦們經常活躍于一家名為“免費牛奶”的慈善社團，熱心組織諸如“聖安塔面包”或“歐索娅菜湯”的救濟行動。
每戶市民家庭都有“自己救助的窮人”，他們領走平日的剩飯，聖誕節時，還能得到女主人親手織的長襪。
沒有人真正為“窮人”操心，盡管他們生活在我們中間，我們對他們的生活和處境隻是遠遠觀望，就像看非洲人。
為了解救那些生活窘困的異教民族，天主教徒應該為遠征軍募捐，回頭讓遠征軍為那些可憐人做洗禮，之後萬事大吉。
跟窮人說話要和顔悅色，要用“給你，可憐的人，拿着吧”這樣的語氣，像是跟病人或白癡說話。
假如有乞丐按門鈴，母親有時會塞給我一枚硬币，讓我遞給乞讨者；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從她的鼓勵中我這樣理解：窮人不咬人，隻需小心對待。
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我接受的教育都是“貧窮不可恥”，跟窮人講話要有禮貌，對待窮人要跟對待社會上的人一樣，甚至應該安慰窮人，因為“貧窮不是他們的錯”。
這種“社會觀”後來導緻我在童年時代把窮人看成是殘疾人。
我猜測，世界上有很多窮人。
在世紀初富有的市民階層，“窮人”和“富人”這兩個詞，并不像二十年後這樣被故意用于激發人憎恨的口号；“老爺們”談論窮人時的聲調和态度，更傾向于垂下眼簾在自罪感中沉默。
是啊，這樣的現實真令人心痛，很可能這是上帝的安排，因為“世界有史以來就是這樣”。
沒有人去想，在這個生活安逸、财富積累、自由主義思潮傳播的市民階層，“窮人”問題要比他們以為的嚴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無法徹底解決……社會承認有幫助窮人養老的責任——當然不是所有的窮人，隻是那些“有用的”窮人——把他們安置到濟貧院。
在那些可怕、酸臭、擁擠的房子裡，住滿了無助的老翁和市民家庭沒有别的辦法擺脫的女傭們；節日前後，我們和顔悅色地去濟貧院看望老保姆，跟數以百計或瞎或聾的老乞丐一起擠在臭氣熏天的公共活動室裡……這個社會看上去太平無事，窮人們隻要還有體力并能找到活幹，他們可以工作；一旦陷入困境，可以得到施舍；隻要他們曾是“有用的”窮人，可以到濟貧院安度晚年。
孩子們對“社會”的感覺扭曲而逆反。
所有的孩子都充滿理想和虛榮，笃信絕對自我。
我在童年時代，對窮人的生活處境也沒怎麼想過。
我模糊地揣測，窮人之所以成為窮人，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很有可能是自作自受，也許犯下了共同的罪孽，所以現在才遭到懲罰。
有時我聽到這樣的議論，說窮人們懶惰，不愛幹活兒，一有錢就酗酒。
因此，我對窮人感到更多的是厭惡，一想到他們就心懷鄙視。
假如有乞丐按門鈴，我會毫不掩飾地用敵意的眼神盯着衣衫褴褛的人，心裡猜想：他肯定是個懶骨頭，所以才不顧廉恥地上門讨飯。
沒有，肯定沒有人教過我“階級憎恨”。
成年人、家庭和學校對這個令人難堪、粗鄙、複雜的問題大多避而不談。
教育暗中扭曲了孩子們的思維，給他們信号，暗示他們不應該往那邊看。
從來沒有人開誠布公地教過我，但我對“窮人”還是偷偷地懷有敵意。
我揣着自己的全部理想跟家庭緊緊拴在一起，家庭則帶着全部的本能隸屬于一個階層。
在這個階層之外的人和利益，對我來說都不過是一些粗鄙之物，一些不成形、不明确的東西，一些垃圾。
是的，即使在教堂裡面，我也用這樣的口吻跟窮人說話，像對一位病人，他該對自己的病承擔責任，因為他沒“照顧好”自己。
11
午飯之後，我跟家庭教師一起複習拉丁語，讀幾頁曆史，背幾段《托爾迪》，或者劃拉幾篇匈牙利語作業。盡管我在筆記本裡就“奧朗尼·雅諾什筆下的女性人物”密密麻麻寫了三頁，但我對奧朗尼·雅諾什依舊所知甚少，對女人根本就不了解，更不要說詩人想象中的女性人物了；之後，我練一小時鋼琴，或字迹工整地将頭一天課上馬德莫塞萊·克雷門汀做的聽寫練習謄寫一遍；假如下午還能剩下有陽光的一個小時，我要出門“散步”。
這種規定的散步，要比在學校上課更令人生厭。
不論春夏秋冬，我每天早晨都要六點半起床，七點鐘必須參加彌撒，八點到下午一點聽課；有的時候，下午也要去學校上美術、聲樂或體育課。
我們的作息時間被安排得那麼緊張，就像在戰争時期服軍役。
在每年的複活節和九月份，我們得到新衣裳。
在聖靈降臨的前幾天，母親到當地的廉價商店為我們選購新衣，雖然衣裳我不得不穿，但我從來不能苟同她的“實用眼光”。
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允許我根據自己的眼光買一雙“我想穿的鞋”；午飯後，母親遞給我一張面值五十克羅那的鈔票，當晚，我買回一雙在我們城裡所能找到的“最貴的鞋”：不是我們平時常穿的那種系扣的皮靴，而是一雙明黃色、系帶式、羚羊皮的公子哥鞋，總共花掉四十克羅那。
母親一看就氣哭了；這雙鞋成了能讓家裡人唠叨幾年的話題，就連遠房的親戚們都搖頭歎息，說我如果不趕快改好，“我以後不會有好結果”。
的确，我自己也很着急，惶然無措地這樣覺得，“我以後不會有好結果”；我努力在家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彈琴，背書，忍受無聊。
家規嚴厲，不可逾越，我們隻能俯首帖耳，像蜂巢裡的蜜蜂，被夾在六角房孔的蠟牆之間。
終于有一天，這曲田園牧歌結束了。
有一天早晨，我離家出走。
那年我十四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