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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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可能是結巴的德語，就像一個小孩子或詞語貧乏的人用母語結結巴巴地講話。
雷曼讀了那篇文章，覺得那是用德語寫的，并且登在了雜志上。
我讀到它時，心怦怦狂跳，認為自己能用德語寫作了……我感覺自己潛入了深水。
我看到了我的生活與規劃的新的可能性。
我何時何地學會了德語？我在學校裡幾乎沒怎麼學，我雖然在祖父母家裡講過齊普塞爾味的德語，但也不可能在記憶裡留下如此之多。
我講德語是非常流利，但我在哪裡學會了寫呢？也許，我的德語知識是從我的薩克森農民祖先那裡繼承來的，是他們留給了我一些含糊的記憶，現在，當我置身于薩克森人中間，這種能力便從天而降。
就像一個站在鋼絲上的人被允許跳下，突然感到自己成了自由人，帶着得意忘形的自信在德國的海洋裡撲騰撒歡。
這對我來說是無價的厚禮；當時我并不知道，外語隻是拐杖和助手，一個人并不能因為會外語而無條件地成為作家。
作家隻能在母語環境下生活和寫作；我的母語是匈牙利語。
因此，十幾年後，我還是回到了氣氛恐怖、滿目瘡痍的家鄉；那時候我已經能用不錯的德語寫作了，能喋喋不休地講法語，即便如此，我還是為自己的外語口音感到焦慮，臉色蒼白地逃回家，逃回到母語的環境中。
在萊比錫，我暫時為自己的德語水平感到自豪。
雷曼是一位秃頂、矮胖的薩克森幽默家，他總是鼓勵我，希望我成為布達佩斯名流。
匈牙利有兩類人名聲很好，好士兵和好記者。
德國人認為，我們至少能做這兩個職業。
但我的身份聽起來還跟布達佩斯人不同，我來自菲爾維迪克，應該算是鄉下人。
我跟雷曼每天都在咖啡館碰面（他心地善良，語鋒犀利，總是不依不饒地挖苦薩克森人，極具雜文家天賦），他一臉嚴肅地問我：“您又在寫詩呢？”他認為，年輕人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能，因為一個人稍不留意，馬上就會犯青春的罪——寫詩。
他想讓我寫文章，時不時地遞給我五十馬克。
我在文章裡描繪了萊比錫的租賃房，講述跟薩克森人在飯館裡度過的一個夜晚，記錄跟一位薩克森哲學家在大學的交談。
他給我布置家庭作業，讓我為《龍》寫一篇諷刺文章，命題為：“在萊比錫博物館，在馬克斯·科林格的貝多芬雕像前的思考”。
（萊比錫的批評家們認為，科林格“将古希臘美的理想”雕刻到了大理石裡，但是在我看來，像某個人用薩克森口音說希臘語……）我滿懷熱忱、不偏不倚、行文自如地進行寫作。
在《龍》中，雷曼挖苦所有的人，包括給報紙出錢的家夥、漫畫家和在周刊上做廣告的廣告客戶。
幾乎每期都會登一些我寫的短文；條件隻有一個，我保證不投給萊比錫報社……在萊比錫官方的精英圈裡，這份小報令人又怕又恨，就像在市民家庭夜壺裡放蘇打粉。
雖然，薩克森人晚上在飯館裡臉紅脖子粗地高聲譴責，但他們還是要看。
雷曼是我的第一位編輯，他有本事讓人随心所欲地看世界，不管我把它看成什麼樣都沒有罪。
我報名上大學，在文學系讀了半個學年。
這所專業學校隸屬于報學研究院。
很自然，研究院也由一位秘密顧問官領導（威廉時代，在德國大學裡留下了不少秘密顧問官），這位人稱“樞密院顧問官布呂謝爾”的人早在青年時代，早在創始人萊奧波德·索恩曼時期就曾在《法蘭克福報》供職。
那些想在萊比錫大學“學習”寫新聞的學生們，師從一位名叫約翰·克萊因鮑爾的哲學家。
學院裡有教學樓、規模龐大的圖書館、價值連城的藏書和成千上萬份舊得不能再舊的舊報紙。
我始終難以理解研究院的“教學計劃”。
秘密顧問官每天晚上都做報告，回顧德國日報的起源，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講《十字報》如何初出茅廬就戰勝了自己的衆多敵手…… 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帶着文化史的性質；但是跟日常性的新聞寫作沒有關系，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
我聽說，美國的類似研究機構通常會為事業心很強、有新聞寫作天賦和從業意願的學生們提供很多的實踐機會；但萊比錫的研究院對此卻嚴格禁止……有一天，顧問官得知我給雷曼的報紙寫文章，他感到吃驚，并禁止我在沒有得到畢業證書之前為那份報紙工作……我耐着性子去教學樓聽了一段時間的課，直到我意識到自己已對那裡的課程厭倦透頂。
學期結束前，哲學家克萊因鮑爾把我叫到一旁，勸我離開研究院。
我們友好分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應顧問官要求編輯了一篇關于《皮斯堡日報》編年史的論文；他本人，顧問官本人都認為這篇論文寫得很蠢，事實也如此。
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我在《十字報》的舊報紙中花費時間？我學了半個學年，遭到勸退，因為我這個學生是個無可救藥的榆木腦袋，最終我轉到文學系的另一個專業，在那裡聽了半學年的“辯證曆史觀”，格茨和弗萊耶爾。
無論我自己怎麼美化，我在萊比錫大學裡都沒學好，我在父親面前感到失敗的恥辱。
父親始終堅持說，既然我已下決心幹這一行，怎麼也要“拿個什麼文憑”。
從前，家人希望我也攻讀法學，以後成為律師，接管我父親的事務所。
父親并不希望我誤入歧途搞什麼報道；當然，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我的署名，他也很自豪，不過他要求我大學畢業。
每個學期，我都要将記分冊寄到考紹；幾年過去，我慢慢變成了一位“老學生”，先後在家鄉、萊比錫、法蘭克福和柏林的大學裡學了十個學期。
我始終沒拿到博士學位，因為我一點不覺得那個頭銜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在我看來，那隻是個沒用的幌子，花兩百馬克我就可以買到這個學曆，選一個平常的課題，比如，做一個半小時關于俄羅斯文學的自由演講。
一位大學生總共隻需花半年時間，就能把博士學位搞到手，每個人都能從文學系畢業。
我一學期一學期地在大學之間流浪，越來越不相信自己能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用上我的“大學文憑”。
有時我追随某位教師，有時給某位校長當助手，根據他給出的方向，在成山成海的資料中發掘某枚未知的箭矢；這種時候，我能一連幾個星期都乖覺地坐在教學樓内，直到講座窒息于講演者的“體系”裡。
我意識到，我需要的東西，大概隻能自己尋找，必須通過獨立思考才能夠發現。
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
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松、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
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
跨進一個我從未進去過的陌生房間，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就像去看一具屍首或哪位親戚，或談論一樁謀殺案。
在我看來——我通常堅持第一印象——新聞寫作跟我生存的時間相伴相存，與我的個人體驗有關，不可能避開，而且一切都同等重要，同樣有趣，一起發生，同時發生，“值得講述”……我感到一種不安，仿佛隻有我，必須由我獨自、獨立地報道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部長們的言論，神秘兇手的藏身地，包括隔壁出租房裡的房客隻身獨處時在想些什麼……這一切對我來說都難以言表地“迫在眉睫”；有時候我會半夜驚醒，下樓，上街，像一位焦慮不安的報道者，生怕自己會“錯過”什麼。
确實，新聞寫作使我染上了強迫症，這個任務我不能放棄，我必須掌握“原始素材”、事實、涉及人與人關系的神秘資料和不同場景之間的聯系。
我無時無刻不在做“報道”。
對我來說，這是一件緊迫之事。
當時我二十歲，我想在令人興奮的報道中揭密，既不想多，也不能少，隻需解開“生活的秘密”。
我想，我偷偷夢想能做出一個“絕妙的報道”，不斷登在報上，并不是什麼特殊題材，隻是生活本身。
十五年裡，我在數以千計的文章裡試圖寫出這個報道。
今天我都不寫别的，今天我都不想寫别的。
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生活對于作家來講是不可靠的素材，他隻能采用自己的方式在剝離狀态下從中利用些什麼。
後來，當我明白了這一點，我和我的寫作連同生命一起，仿佛置身于大爆炸的核心，很長一段時間，我對事實感到麻木，聽而不聞。
突然間，在我的視野裡看不到任何障礙。
這個世界在我眼裡，充滿了比有趣更有趣的“素材”；是的，我隻需把它們寫下來，征服讀者，我喜歡這樣。
至今我都不是象牙塔理論的笃信者。
我認為，即使在象牙塔裡也可以寫作……其實，對作家來說什麼都無害，象牙塔也無害，新聞寫作也無害。
我不迷信那些拿腔拿調、逃離生活的唯美主義者以及充滿懷疑與憎恨的“自然主義”作家，像吉蔔賽部落首領那樣“聽從心靈的統治”“記錄生活”，他們是那樣一絲不苟，就像生活本身在講述一樣……作家活在兩種意志之間：創作，置身局外。
我開始在德國旅行，總感覺自己像一個“我們出差在外的同事”，他在路上，也許在追查一樁盤根錯節、詭谲多變、永遠無法偵破的玄秘案件……我穿着天鵝絨領、質地很薄的外套旅行，在冬季，而且不戴帽子；我無論到哪兒，都随身隻帶《聖經》、仙人掌、耶稣受難十字架和小黑人木雕。
新聞記者不可能帶比這更輕的行囊旅行；“我的任務”也是那麼随意，性質也很普通……我對一切都感興趣，同時一切都像夢幻一般交織在一起。
在青年時代濃密、窒悶的迷霧裡，我看到了生活的四季風景；所有的人都很“有趣”。
我心血來潮地在圖林根的一座火車站跳下列車，在火車站站長家借宿并寫了一首詩，講述我在圖林根的生活，在陌生人中間，一切都是那麼奇妙無常，不可思議。
不，在我身上找不到前幾代人的痕迹，找不到“對一切都無動于衷”的生活态度。
一片普魯士的土豆地也能讓我欣喜若狂，我就像隻小狗，對一切着迷；我總是活得“很自我—很忘我”，就像一個死裡逃生者，不知道應該先為什麼高興，一切都同樣地迫在眉睫，感覺一切都跟自己直接有關……戰争曾是死亡的危險，我從危險中逃了出來；我在戰争的最後一年接到入伍通知，當時戰局已經明了，我們輸掉了那場戰争。
我的同班同學們被毫無目的、毫無意義地送到伊松佐河屠宰場；就在戰争的最後一年，我們班共有十六人陣亡！但我對戰争都知道些什麼？我滿心驚恐地逃離了命懸一線的死亡危險；面對眼前的所有一切，無論是物是景還是人，我都覺得自己是一位“目擊者”；當時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意識到，我應該向後代人講述我目睹的一切。
我不知道該如何用語言表述這個。
一種“文化”，或通常被稱作“文化”的東西，橋梁，弧光燈，繪畫，貨币系統，詩歌，都在我眼前分崩離析；沒有“消失”，當然沒有消失，隻是重新組構，不過是以那麼可怕的速度，仿佛我們已經習慣并一直存活其中的大氣壓發生了改變。
就像飛行員升到極高的高空，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我驚恐萬狀地意識到那非同尋常的出血的征兆。
我知道，我害怕了。
周圍的事物處于某種難以表述的重要、可貴的終結之中。
我是那麼害怕，就像一隻小動物在地震前那樣驚恐。
那時候，我還沒讀過斯賓格勒的書，還沒有搜集各種“理論”。
我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我想看看“在原始狀态中”、在尚未發生恐怖難測的變化之前的某些事物。
我上路了。
我煩躁不安。
難道世界就這麼簡單？“成功”，“勝利”，隻不過是個武力和權力的問題？在埃森火車站，眼看就要散架的破舊列車淋在雨中，法國人不會管理火車站複雜的扳道系統，運煤車凍在寒冬裡，手持帶刺刀步槍的塞内加爾黑人士兵實在忍受不了那些磨蹭怠工的德國鐵路工人。
埃森火車站的扳道系統，隻有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才可能明白；不過這倒也安慰了我，一個扳道系統也能比“強權”更強大。
在多特蒙德，我在漂泊異鄉的埃爾諾舅舅那裡睡了兩晚，我住在閣樓，夜裡跟他們去咖啡館演奏。
整個白天，我們都是睡過去的，醒後喝烈性的威士忌，吃威斯特法倫香腸；埃爾諾以計算積分為樂，晚上在小酒館裡為我演奏巴赫。
醉醺醺的客人們出神地聆聽，德國客人總能從夜晚的噪音裡捕捉到巴赫的樂音，跟穿着獵褲的德國女跑堂一起被音樂感動得熱淚盈眶……這種虔誠是何等的執拗和病态，正是這種義務般的專業素養，使德國人不分階層、不論等級地關注“藝術”和印刷的字母，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人生際遇，他們都會列隊緻敬……拘泥于道德規範、下等階層式恐懼、民衆導師般自命不凡和對精神的忠順虔誠，都跟對“軍事演練”、克制、“紀律”的官能之愛一樣以相同的溫度在所有德國人的體内灼燒（許多年後，我從英國人那裡懂得，這種自願遵守的紀律和某種相對的自由一樣色情！），這一切，這所有的一切對年輕心靈的影響程度，至少會跟引發他們懷疑的程度相當吧？埃爾諾在小酒館裡為醉醺醺的、來自威斯特法倫的螺母推銷商們演奏鋼琴，那些人淚眼朦胧、滿心虔誠地出神聆聽，盡管帶着某種讓人聽起來刺耳的虛假感覺，就像一個壞女孩在午夜後的夜總會裡大聊特聊自己的母親；但即使這樣我還是覺得，我在這些夜晚懂得了什麼，懂得了德國人一些最秘密的隐私，至少就跟他們對于體制、紀律和等級的狂熱接受一樣，這也使他們“很德國人”……我認為，我開始理解德國人了。
是的，就在那個多愁善感、教訓深刻的夜晚後的黎明，兩名多特蒙德警探到埃爾諾的住處逮捕了我，并且把我押到了監獄。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牢。
他們一直盤問到中午才把我放了；原因很簡單，就是覺得我很可疑，因為我年輕，又是一個外國人，留着長發，穿着天鵝絨領的外套；當時正值慕尼黑的赤色恐怖和柏林的斯巴達克事件之後，他們從每個外國人身上嗅聞共産分子的氣味。
他們中午放我出來，一位先生用很紳士的口吻向我道歉；那段時期非常混亂，什麼都不可信，但通過我的各種證件，他們還是相信了我是一個市民階層的大學生，一位出身良好的“紳士”……幾小時後，我又在多特蒙德警察局上了一堂新的“德育課”。
審訊者一開始氣勢洶洶，但遇到幾個較為強硬的回答之後，以尴尬、内疚的情緒結束……我對警方審訊的國際技巧知之甚少，我本來以為，隻有在“蘇格蘭場”會給被審訊者上茶并讓他坐在咖啡椅裡；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誰用我這種聲調回答警察的提問，肯定都會遭到毆打。
起初，審訊者以進攻性的語調發問，但剛遇到第一次回絕就羞窘地苦笑，喉嚨發緊，嗓音變軟。
之後隻是逢場作戲，走一個過場。
這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在德國人的言行背後，也有困窘和自我意識。
“這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在這本書裡，每一行我都應該用這句話開頭。
我每天都是這樣度過，“我第一次意識到”什麼，意識到了世界、星辰、跑堂、女人、痛苦和文學。
我生活在這樣一個階段，一個年輕人陷入了某種強迫意念，覺得自己肩負着某項不可能由别人替他完成的個人使命。
這是一種緊張狀态，總是心懷憂慮，萬一這個世界不是你所感覺到的那個樣子該怎麼辦？并且陷入一種欣狂狀态，感覺在這個世界上，探索宇宙萬物奧秘的美好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到你肩上。
我去了埃森，去了斯圖加特，我在那裡并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
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将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産生巨大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隻是我的錢花光了。
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我在那裡顯然無所事事，一點兒都不像“遊客”，有時連房東和警察都感到納悶。
關于那些城市，關于那些令人興奮的旅行，關于那些漫無目标的抵達，我最多隻記住了幾副面孔。
在達姆施塔特，有一位理發師給我理發，并跟我争論起政治問題，他把我帶回家，把我介紹給他的家人。
我在他們家逗留了三日，直到我發現這家人——包括父母和兩個孩子——都是精神病。
但我自己就“正常”嗎？每天晚上，我都像一個意外地得到一間遊戲室做禮物的小孩子。
在這間遊戲室内，到處都堆着精心挑選、好玩的玩具，那是一個世界。
在遊戲期間（旅行，上大學，社交，這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都具有某些遊戲的元素），我有時感到一種特殊，甚至痛苦的責任感。
我活得非常焦慮，就像一個人有意辜負某項生死攸關的重要使命。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隻是此時此刻不知道從何着手。
一個人需要花很長時間才會明白自己其實無事可做；一般在這種時候，他才終于開始做點什麼。
我在慕尼黑歇腳，想喘一口氣；正好趕上了暴動之後，街巷裡到處設滿了路障。
在那幾個月裡，在我流浪德國期間，不管在哪個外地城市都可能遇到類似情況：散步途中，革命者突然從某個街角開槍射擊，警察迅猛反撲，巷戰越演越烈，我有時不得不在哪個門洞裡躲避一會兒，看子彈橫飛。
高燒雖退，但仍不時地畏寒。
人們從大屠殺中返回家，藏起槍支，因為他們是絕對的硬漢，時不時要以“政治”的名義動用武器。
在慕尼黑，我每個星期都會在路口遭遇險情。
當時，赤色分子已被驅散，被毆打，被投進監獄——但是“赤色力量”始終不是一個可以統計、公開登記的政黨，赤色分子從那個時期一開始就在社會中存在，就跟其他政黨一樣，隻是在特定的曆史瞬間才浮出水面。
當他們受到鎮壓、組織被迫解散、領導人被處死時（殉難者中包括一位心靈格外純淨、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蘭道爾）：“赤色分子”并沒有消失，他們隻是在白色恐怖的社會裡轉移到地下，如同細菌在危險的培養基裡受到抑制，但随時随地試圖東山再起。
機關槍哒哒哒地掃射，我躲進門洞，等待槍聲平息。
幾輛卡車開過來，拉走了傷員，我終于可以走到街上，跨進街對面的咖啡館……我并沒有覺得特别震驚。
我年輕時代的散步，有時被機關槍掃射打斷，這對我來說很自然。
人們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
小小的
雷曼讀了那篇文章，覺得那是用德語寫的，并且登在了雜志上。
我讀到它時，心怦怦狂跳，認為自己能用德語寫作了……我感覺自己潛入了深水。
我看到了我的生活與規劃的新的可能性。
我何時何地學會了德語？我在學校裡幾乎沒怎麼學，我雖然在祖父母家裡講過齊普塞爾味的德語，但也不可能在記憶裡留下如此之多。
我講德語是非常流利，但我在哪裡學會了寫呢？也許，我的德語知識是從我的薩克森農民祖先那裡繼承來的，是他們留給了我一些含糊的記憶，現在，當我置身于薩克森人中間，這種能力便從天而降。
就像一個站在鋼絲上的人被允許跳下，突然感到自己成了自由人，帶着得意忘形的自信在德國的海洋裡撲騰撒歡。
這對我來說是無價的厚禮；當時我并不知道，外語隻是拐杖和助手，一個人并不能因為會外語而無條件地成為作家。
作家隻能在母語環境下生活和寫作；我的母語是匈牙利語。
因此，十幾年後，我還是回到了氣氛恐怖、滿目瘡痍的家鄉；那時候我已經能用不錯的德語寫作了，能喋喋不休地講法語，即便如此，我還是為自己的外語口音感到焦慮，臉色蒼白地逃回家，逃回到母語的環境中。
在萊比錫，我暫時為自己的德語水平感到自豪。
雷曼是一位秃頂、矮胖的薩克森幽默家，他總是鼓勵我，希望我成為布達佩斯名流。
匈牙利有兩類人名聲很好，好士兵和好記者。
德國人認為，我們至少能做這兩個職業。
但我的身份聽起來還跟布達佩斯人不同，我來自菲爾維迪克，應該算是鄉下人。
我跟雷曼每天都在咖啡館碰面（他心地善良，語鋒犀利，總是不依不饒地挖苦薩克森人，極具雜文家天賦），他一臉嚴肅地問我：“您又在寫詩呢？”他認為，年輕人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能，因為一個人稍不留意，馬上就會犯青春的罪——寫詩。
他想讓我寫文章，時不時地遞給我五十馬克。
我在文章裡描繪了萊比錫的租賃房，講述跟薩克森人在飯館裡度過的一個夜晚，記錄跟一位薩克森哲學家在大學的交談。
他給我布置家庭作業，讓我為《龍》寫一篇諷刺文章，命題為：“在萊比錫博物館，在馬克斯·科林格的貝多芬雕像前的思考”。
（萊比錫的批評家們認為，科林格“将古希臘美的理想”雕刻到了大理石裡，但是在我看來，像某個人用薩克森口音說希臘語……）我滿懷熱忱、不偏不倚、行文自如地進行寫作。
在《龍》中，雷曼挖苦所有的人，包括給報紙出錢的家夥、漫畫家和在周刊上做廣告的廣告客戶。
幾乎每期都會登一些我寫的短文；條件隻有一個，我保證不投給萊比錫報社……在萊比錫官方的精英圈裡，這份小報令人又怕又恨，就像在市民家庭夜壺裡放蘇打粉。
雖然，薩克森人晚上在飯館裡臉紅脖子粗地高聲譴責，但他們還是要看。
雷曼是我的第一位編輯，他有本事讓人随心所欲地看世界，不管我把它看成什麼樣都沒有罪。
我報名上大學，在文學系讀了半個學年。
這所專業學校隸屬于報學研究院。
很自然，研究院也由一位秘密顧問官領導（威廉時代，在德國大學裡留下了不少秘密顧問官），這位人稱“樞密院顧問官布呂謝爾”的人早在青年時代，早在創始人萊奧波德·索恩曼時期就曾在《法蘭克福報》供職。
那些想在萊比錫大學“學習”寫新聞的學生們，師從一位名叫約翰·克萊因鮑爾的哲學家。
學院裡有教學樓、規模龐大的圖書館、價值連城的藏書和成千上萬份舊得不能再舊的舊報紙。
我始終難以理解研究院的“教學計劃”。
秘密顧問官每天晚上都做報告，回顧德國日報的起源，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講《十字報》如何初出茅廬就戰勝了自己的衆多敵手…… 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帶着文化史的性質；但是跟日常性的新聞寫作沒有關系，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
我聽說，美國的類似研究機構通常會為事業心很強、有新聞寫作天賦和從業意願的學生們提供很多的實踐機會；但萊比錫的研究院對此卻嚴格禁止……有一天，顧問官得知我給雷曼的報紙寫文章，他感到吃驚，并禁止我在沒有得到畢業證書之前為那份報紙工作……我耐着性子去教學樓聽了一段時間的課，直到我意識到自己已對那裡的課程厭倦透頂。
學期結束前，哲學家克萊因鮑爾把我叫到一旁，勸我離開研究院。
我們友好分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應顧問官要求編輯了一篇關于《皮斯堡日報》編年史的論文；他本人，顧問官本人都認為這篇論文寫得很蠢，事實也如此。
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我在《十字報》的舊報紙中花費時間？我學了半個學年，遭到勸退，因為我這個學生是個無可救藥的榆木腦袋，最終我轉到文學系的另一個專業，在那裡聽了半學年的“辯證曆史觀”，格茨和弗萊耶爾。
無論我自己怎麼美化，我在萊比錫大學裡都沒學好，我在父親面前感到失敗的恥辱。
父親始終堅持說，既然我已下決心幹這一行，怎麼也要“拿個什麼文憑”。
從前，家人希望我也攻讀法學，以後成為律師，接管我父親的事務所。
父親并不希望我誤入歧途搞什麼報道；當然，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我的署名，他也很自豪，不過他要求我大學畢業。
每個學期，我都要将記分冊寄到考紹；幾年過去，我慢慢變成了一位“老學生”，先後在家鄉、萊比錫、法蘭克福和柏林的大學裡學了十個學期。
我始終沒拿到博士學位，因為我一點不覺得那個頭銜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在我看來，那隻是個沒用的幌子，花兩百馬克我就可以買到這個學曆，選一個平常的課題，比如，做一個半小時關于俄羅斯文學的自由演講。
一位大學生總共隻需花半年時間，就能把博士學位搞到手，每個人都能從文學系畢業。
我一學期一學期地在大學之間流浪，越來越不相信自己能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用上我的“大學文憑”。
有時我追随某位教師，有時給某位校長當助手，根據他給出的方向，在成山成海的資料中發掘某枚未知的箭矢；這種時候，我能一連幾個星期都乖覺地坐在教學樓内，直到講座窒息于講演者的“體系”裡。
我意識到，我需要的東西，大概隻能自己尋找，必須通過獨立思考才能夠發現。
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
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松、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
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
跨進一個我從未進去過的陌生房間，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就像去看一具屍首或哪位親戚，或談論一樁謀殺案。
在我看來——我通常堅持第一印象——新聞寫作跟我生存的時間相伴相存，與我的個人體驗有關，不可能避開，而且一切都同等重要，同樣有趣，一起發生，同時發生，“值得講述”……我感到一種不安，仿佛隻有我，必須由我獨自、獨立地報道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部長們的言論，神秘兇手的藏身地，包括隔壁出租房裡的房客隻身獨處時在想些什麼……這一切對我來說都難以言表地“迫在眉睫”；有時候我會半夜驚醒，下樓，上街，像一位焦慮不安的報道者，生怕自己會“錯過”什麼。
确實，新聞寫作使我染上了強迫症，這個任務我不能放棄，我必須掌握“原始素材”、事實、涉及人與人關系的神秘資料和不同場景之間的聯系。
我無時無刻不在做“報道”。
對我來說，這是一件緊迫之事。
當時我二十歲，我想在令人興奮的報道中揭密，既不想多，也不能少，隻需解開“生活的秘密”。
我想，我偷偷夢想能做出一個“絕妙的報道”，不斷登在報上，并不是什麼特殊題材，隻是生活本身。
十五年裡，我在數以千計的文章裡試圖寫出這個報道。
今天我都不寫别的，今天我都不想寫别的。
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生活對于作家來講是不可靠的素材，他隻能采用自己的方式在剝離狀态下從中利用些什麼。
後來，當我明白了這一點，我和我的寫作連同生命一起，仿佛置身于大爆炸的核心，很長一段時間，我對事實感到麻木，聽而不聞。
突然間，在我的視野裡看不到任何障礙。
這個世界在我眼裡，充滿了比有趣更有趣的“素材”；是的，我隻需把它們寫下來，征服讀者，我喜歡這樣。
至今我都不是象牙塔理論的笃信者。
我認為，即使在象牙塔裡也可以寫作……其實，對作家來說什麼都無害，象牙塔也無害，新聞寫作也無害。
我不迷信那些拿腔拿調、逃離生活的唯美主義者以及充滿懷疑與憎恨的“自然主義”作家，像吉蔔賽部落首領那樣“聽從心靈的統治”“記錄生活”，他們是那樣一絲不苟，就像生活本身在講述一樣……作家活在兩種意志之間：創作，置身局外。
我開始在德國旅行，總感覺自己像一個“我們出差在外的同事”，他在路上，也許在追查一樁盤根錯節、詭谲多變、永遠無法偵破的玄秘案件……我穿着天鵝絨領、質地很薄的外套旅行，在冬季，而且不戴帽子；我無論到哪兒，都随身隻帶《聖經》、仙人掌、耶稣受難十字架和小黑人木雕。
新聞記者不可能帶比這更輕的行囊旅行；“我的任務”也是那麼随意，性質也很普通……我對一切都感興趣，同時一切都像夢幻一般交織在一起。
在青年時代濃密、窒悶的迷霧裡，我看到了生活的四季風景；所有的人都很“有趣”。
我心血來潮地在圖林根的一座火車站跳下列車，在火車站站長家借宿并寫了一首詩，講述我在圖林根的生活，在陌生人中間，一切都是那麼奇妙無常，不可思議。
不，在我身上找不到前幾代人的痕迹，找不到“對一切都無動于衷”的生活态度。
一片普魯士的土豆地也能讓我欣喜若狂，我就像隻小狗，對一切着迷；我總是活得“很自我—很忘我”，就像一個死裡逃生者，不知道應該先為什麼高興，一切都同樣地迫在眉睫，感覺一切都跟自己直接有關……戰争曾是死亡的危險，我從危險中逃了出來；我在戰争的最後一年接到入伍通知，當時戰局已經明了，我們輸掉了那場戰争。
我的同班同學們被毫無目的、毫無意義地送到伊松佐河屠宰場；就在戰争的最後一年，我們班共有十六人陣亡！但我對戰争都知道些什麼？我滿心驚恐地逃離了命懸一線的死亡危險；面對眼前的所有一切，無論是物是景還是人，我都覺得自己是一位“目擊者”；當時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意識到，我應該向後代人講述我目睹的一切。
我不知道該如何用語言表述這個。
一種“文化”，或通常被稱作“文化”的東西，橋梁，弧光燈，繪畫，貨币系統，詩歌，都在我眼前分崩離析；沒有“消失”，當然沒有消失，隻是重新組構，不過是以那麼可怕的速度，仿佛我們已經習慣并一直存活其中的大氣壓發生了改變。
就像飛行員升到極高的高空，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我驚恐萬狀地意識到那非同尋常的出血的征兆。
我知道，我害怕了。
周圍的事物處于某種難以表述的重要、可貴的終結之中。
我是那麼害怕，就像一隻小動物在地震前那樣驚恐。
那時候，我還沒讀過斯賓格勒的書，還沒有搜集各種“理論”。
我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我想看看“在原始狀态中”、在尚未發生恐怖難測的變化之前的某些事物。
我上路了。
7
我到魯爾地區旅行，在夜色陰沉的風景裡，工廠的玻璃棚頂閃爍着非自然的綠光，車站上有兩名手持帶刺刀步槍的塞内加爾黑人站崗。我煩躁不安。
難道世界就這麼簡單？“成功”，“勝利”，隻不過是個武力和權力的問題？在埃森火車站，眼看就要散架的破舊列車淋在雨中，法國人不會管理火車站複雜的扳道系統，運煤車凍在寒冬裡，手持帶刺刀步槍的塞内加爾黑人士兵實在忍受不了那些磨蹭怠工的德國鐵路工人。
埃森火車站的扳道系統，隻有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才可能明白；不過這倒也安慰了我，一個扳道系統也能比“強權”更強大。
在多特蒙德，我在漂泊異鄉的埃爾諾舅舅那裡睡了兩晚，我住在閣樓，夜裡跟他們去咖啡館演奏。
整個白天，我們都是睡過去的，醒後喝烈性的威士忌，吃威斯特法倫香腸；埃爾諾以計算積分為樂，晚上在小酒館裡為我演奏巴赫。
醉醺醺的客人們出神地聆聽，德國客人總能從夜晚的噪音裡捕捉到巴赫的樂音，跟穿着獵褲的德國女跑堂一起被音樂感動得熱淚盈眶……這種虔誠是何等的執拗和病态，正是這種義務般的專業素養，使德國人不分階層、不論等級地關注“藝術”和印刷的字母，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人生際遇，他們都會列隊緻敬……拘泥于道德規範、下等階層式恐懼、民衆導師般自命不凡和對精神的忠順虔誠，都跟對“軍事演練”、克制、“紀律”的官能之愛一樣以相同的溫度在所有德國人的體内灼燒（許多年後，我從英國人那裡懂得，這種自願遵守的紀律和某種相對的自由一樣色情！），這一切，這所有的一切對年輕心靈的影響程度，至少會跟引發他們懷疑的程度相當吧？埃爾諾在小酒館裡為醉醺醺的、來自威斯特法倫的螺母推銷商們演奏鋼琴，那些人淚眼朦胧、滿心虔誠地出神聆聽，盡管帶着某種讓人聽起來刺耳的虛假感覺，就像一個壞女孩在午夜後的夜總會裡大聊特聊自己的母親；但即使這樣我還是覺得，我在這些夜晚懂得了什麼，懂得了德國人一些最秘密的隐私，至少就跟他們對于體制、紀律和等級的狂熱接受一樣，這也使他們“很德國人”……我認為，我開始理解德國人了。
是的，就在那個多愁善感、教訓深刻的夜晚後的黎明，兩名多特蒙德警探到埃爾諾的住處逮捕了我，并且把我押到了監獄。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牢。
他們一直盤問到中午才把我放了；原因很簡單，就是覺得我很可疑，因為我年輕，又是一個外國人，留着長發，穿着天鵝絨領的外套；當時正值慕尼黑的赤色恐怖和柏林的斯巴達克事件之後，他們從每個外國人身上嗅聞共産分子的氣味。
他們中午放我出來，一位先生用很紳士的口吻向我道歉；那段時期非常混亂，什麼都不可信，但通過我的各種證件，他們還是相信了我是一個市民階層的大學生，一位出身良好的“紳士”……幾小時後，我又在多特蒙德警察局上了一堂新的“德育課”。
審訊者一開始氣勢洶洶，但遇到幾個較為強硬的回答之後，以尴尬、内疚的情緒結束……我對警方審訊的國際技巧知之甚少，我本來以為，隻有在“蘇格蘭場”會給被審訊者上茶并讓他坐在咖啡椅裡；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誰用我這種聲調回答警察的提問，肯定都會遭到毆打。
起初，審訊者以進攻性的語調發問，但剛遇到第一次回絕就羞窘地苦笑，喉嚨發緊，嗓音變軟。
之後隻是逢場作戲，走一個過場。
這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在德國人的言行背後，也有困窘和自我意識。
“這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在這本書裡，每一行我都應該用這句話開頭。
我每天都是這樣度過，“我第一次意識到”什麼，意識到了世界、星辰、跑堂、女人、痛苦和文學。
我生活在這樣一個階段，一個年輕人陷入了某種強迫意念，覺得自己肩負着某項不可能由别人替他完成的個人使命。
這是一種緊張狀态，總是心懷憂慮，萬一這個世界不是你所感覺到的那個樣子該怎麼辦？并且陷入一種欣狂狀态，感覺在這個世界上，探索宇宙萬物奧秘的美好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到你肩上。
我去了埃森，去了斯圖加特，我在那裡并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
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将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産生巨大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隻是我的錢花光了。
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我在那裡顯然無所事事，一點兒都不像“遊客”，有時連房東和警察都感到納悶。
關于那些城市，關于那些令人興奮的旅行，關于那些漫無目标的抵達，我最多隻記住了幾副面孔。
在達姆施塔特，有一位理發師給我理發，并跟我争論起政治問題，他把我帶回家，把我介紹給他的家人。
我在他們家逗留了三日，直到我發現這家人——包括父母和兩個孩子——都是精神病。
但我自己就“正常”嗎？每天晚上，我都像一個意外地得到一間遊戲室做禮物的小孩子。
在這間遊戲室内，到處都堆着精心挑選、好玩的玩具，那是一個世界。
在遊戲期間（旅行，上大學，社交，這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都具有某些遊戲的元素），我有時感到一種特殊，甚至痛苦的責任感。
我活得非常焦慮，就像一個人有意辜負某項生死攸關的重要使命。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隻是此時此刻不知道從何着手。
一個人需要花很長時間才會明白自己其實無事可做；一般在這種時候，他才終于開始做點什麼。
我在慕尼黑歇腳，想喘一口氣；正好趕上了暴動之後，街巷裡到處設滿了路障。
在那幾個月裡，在我流浪德國期間，不管在哪個外地城市都可能遇到類似情況：散步途中，革命者突然從某個街角開槍射擊，警察迅猛反撲，巷戰越演越烈，我有時不得不在哪個門洞裡躲避一會兒，看子彈橫飛。
高燒雖退，但仍不時地畏寒。
人們從大屠殺中返回家，藏起槍支，因為他們是絕對的硬漢，時不時要以“政治”的名義動用武器。
在慕尼黑，我每個星期都會在路口遭遇險情。
當時，赤色分子已被驅散，被毆打，被投進監獄——但是“赤色力量”始終不是一個可以統計、公開登記的政黨，赤色分子從那個時期一開始就在社會中存在，就跟其他政黨一樣，隻是在特定的曆史瞬間才浮出水面。
當他們受到鎮壓、組織被迫解散、領導人被處死時（殉難者中包括一位心靈格外純淨、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蘭道爾）：“赤色分子”并沒有消失，他們隻是在白色恐怖的社會裡轉移到地下，如同細菌在危險的培養基裡受到抑制，但随時随地試圖東山再起。
機關槍哒哒哒地掃射，我躲進門洞，等待槍聲平息。
幾輛卡車開過來，拉走了傷員，我終于可以走到街上，跨進街對面的咖啡館……我并沒有覺得特别震驚。
我年輕時代的散步，有時被機關槍掃射打斷，這對我來說很自然。
人們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
小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