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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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我感到困倦。
我從中午寫到天亮，每天寫一章——甚至于更多。
藝術是一件多麼偉大而強有力的東西！在我這樣的處境中，我應該驚慌失措，倉皇走開，扭頭往回跑……當然馬上并沒有什麼危險，我敢說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我的反應卻是十分不同凡響的，我這樣靜靜地坐着，寫作，寫作，寫作，或者漫長地沉思，這些真的其實都一樣。
我越往下寫，就越感到我不能将故事就這麼撂下，我必須堅持寫下去，直至達到我的主要目标，我當然會冒險将我的作品發表——其實也無所謂風險，因為我的手稿一旦寄出，我将隐沒，這世界足夠博大，完全能讓一個蓄胡子的安安靜靜的人安身立命。
我并不是自發地決定将我的作品寄給那目光敏銳的小說家的，我想我已提到過這位小說家，甚至通過我的故事親自和他進行了對話。
我也許錯了，我早就不讀我寫的手稿了——沒有時間做那個，再說那使我感到惡心。
我最初起意将稿子直接寄給一位編輯——不管他是德國、法國或美國編輯——但作品是用俄文寫的，并不是一切都能翻譯的——嗯，坦率地說，對于我的文學色彩，我是非常在意的，我堅定地認為哪怕一小點兒細微的含意或思想丢失，都會無望地損害整個作品。
我也想到寄往蘇聯，但我缺乏必要的地址，也不知道怎麼寄到那兒，他們是否會讀我的手稿，因為我用的是舊制度時的拼寫，重寫完全超出我的能力。
我說了“重寫”嗎？得，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忍受再寫它。
我在下了決心将手稿寄給一個肯定喜歡我的作品、并會竭力将它出版的人之後，我便非常肯定我選擇的這個人（你，我的第一讀者）一定是位移民小說家，他的作品是不可能在蘇聯出現的。
也許這本書會是一個例外，因為真正寫它的不是你。
哦，我多麼希望雖然有你的移民簽字（那潦草的僞裝誰也騙不了），我的書還是能在蘇聯找到市場！由于我根本不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肯定在書中無意地表述了一些完全合乎當前辯證法的觀念。
有時候在我看來我的基本的主題，兩個人之間的相像性，有一種深刻的隐喻性的含意。
我也許欣賞（下意識地！）這一身體上的相像性，把它作為未來無階級社會中将人們團結在一起的理想的相像性的象征；盡管我仍然對社會現實視而不見，但通過一個孤立的例子，我完成了一定的社會功能。
還有其他的東西；當我實際運用這種相像性時，我沒能完全成功，這可以用純粹的社會經濟原因來解釋，也就是說，菲利克斯和我屬于不同的嚴格規範的階級，誰也無法單槍匹馬地達到融合，尤其在今天，階級的沖突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妥協已經根本不可能了。
是的，我母親出身低下，我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放過鵝，這就解釋了像我有這樣烙印和習俗的人為什麼那樣強烈地傾向真正的意識，雖然它仍然沒有完全地表述出來。
在幻想中，我看見一個新的世界，在新世界裡，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就像赫爾曼和菲利克斯兩人相像一樣；一個赫利克斯們和菲爾曼們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一個工人倒在機器腳下死了，另一個與他相像的人，帶着安詳的完全社會主義的微笑，取代他。
因此，我認為，今天的蘇維埃青年應該從我的書中獲得巨大的好處，我的書是在一位頗有經驗的馬克思主義者監督下寫的，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在書中将幫助他們理解此書所包含的基本的社會含意。
啊，讓别的國家将這翻譯成它們的語言吧，這樣，美國讀者将有可能滿足他們對血淋淋的榮耀的期盼；法國讀者将有可能在我對流浪漢的喜好中發現雞奸的幻影；而德國讀者将有可能欣賞一個半斯拉夫人靈魂的輕佻的一面。
讀吧，讀吧，讀得越多越好，女士們，先生們！我歡迎我所有的讀者。
這不是一本容易寫的書。
特别我現在到了描寫決定性行動的部分，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我的任務的挑戰性便完全呈現在我面前了；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在這兒繞來繞去，喋喋不休，本來應該屬于本書前言的東西，我卻錯放在讀者看來是最重要的一章中。
但我已經解釋了，不管我的手法多麼巧妙，多麼謹慎，但在寫作的不是我的理智，而隻是我的記憶，我的誤入歧途的記憶。
你看得出來，那時，也就是說，當寫小說之手一停下來，我的手也停下來了；當它們在戲嬉，我也在戲嬉；當我沉浸在同樣複雜的跟我的商務毫無幹系的說理之中時，那約定的時間慢慢快到了。
我早晨就出發了，雖然我與菲利克斯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五點鐘，但我無法待在家中，我一直在納悶我怎麼來打發那段漫長而沉悶的空白時間。
我舒适地，甚至睡意蒙眬地坐在駕駛盤前，用一根手指駕駛着穿過柏林安靜的、冷冽的、微風吹拂的街道；就這麼走啊走啊，直到我發現我已經出了柏林。
天色僅成兩種顔色：黑色（那種光秃的樹的黑色，柏油路面的黑色）和微白色（天空的白色，雪堆的白色）。
我的充滿睡意的車往前開着。
有時候，在我眼前出現一包偌大的醜陋的破爛的衣服吊在卡車的後面，那種卡車裝滿了長長的戳在外面的貨物，這包也隻能挂在車往外延伸的屁股上了；不久便消失了，想來是拐彎了。
我還是沒有将車開得快一點。
一輛出租車正在我面前從一條小街沖将出來，咝的一聲緊急刹車，
我從中午寫到天亮，每天寫一章——甚至于更多。
藝術是一件多麼偉大而強有力的東西！在我這樣的處境中，我應該驚慌失措，倉皇走開，扭頭往回跑……當然馬上并沒有什麼危險，我敢說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我的反應卻是十分不同凡響的，我這樣靜靜地坐着，寫作，寫作，寫作，或者漫長地沉思，這些真的其實都一樣。
我越往下寫，就越感到我不能将故事就這麼撂下，我必須堅持寫下去，直至達到我的主要目标，我當然會冒險将我的作品發表——其實也無所謂風險，因為我的手稿一旦寄出，我将隐沒，這世界足夠博大，完全能讓一個蓄胡子的安安靜靜的人安身立命。
我并不是自發地決定将我的作品寄給那目光敏銳的小說家的，我想我已提到過這位小說家，甚至通過我的故事親自和他進行了對話。
我也許錯了，我早就不讀我寫的手稿了——沒有時間做那個，再說那使我感到惡心。
我最初起意将稿子直接寄給一位編輯——不管他是德國、法國或美國編輯——但作品是用俄文寫的，并不是一切都能翻譯的——嗯，坦率地說，對于我的文學色彩，我是非常在意的，我堅定地認為哪怕一小點兒細微的含意或思想丢失，都會無望地損害整個作品。
我也想到寄往蘇聯，但我缺乏必要的地址，也不知道怎麼寄到那兒，他們是否會讀我的手稿，因為我用的是舊制度時的拼寫，重寫完全超出我的能力。
我說了“重寫”嗎？得，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忍受再寫它。
我在下了決心将手稿寄給一個肯定喜歡我的作品、并會竭力将它出版的人之後，我便非常肯定我選擇的這個人（你，我的第一讀者）一定是位移民小說家，他的作品是不可能在蘇聯出現的。
也許這本書會是一個例外，因為真正寫它的不是你。
哦，我多麼希望雖然有你的移民簽字（那潦草的僞裝誰也騙不了），我的書還是能在蘇聯找到市場！由于我根本不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肯定在書中無意地表述了一些完全合乎當前辯證法的觀念。
有時候在我看來我的基本的主題，兩個人之間的相像性，有一種深刻的隐喻性的含意。
我也許欣賞（下意識地！）這一身體上的相像性，把它作為未來無階級社會中将人們團結在一起的理想的相像性的象征；盡管我仍然對社會現實視而不見，但通過一個孤立的例子，我完成了一定的社會功能。
還有其他的東西；當我實際運用這種相像性時，我沒能完全成功，這可以用純粹的社會經濟原因來解釋，也就是說，菲利克斯和我屬于不同的嚴格規範的階級，誰也無法單槍匹馬地達到融合，尤其在今天，階級的沖突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妥協已經根本不可能了。
是的，我母親出身低下，我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放過鵝，這就解釋了像我有這樣烙印和習俗的人為什麼那樣強烈地傾向真正的意識，雖然它仍然沒有完全地表述出來。
在幻想中，我看見一個新的世界，在新世界裡，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就像赫爾曼和菲利克斯兩人相像一樣；一個赫利克斯們和菲爾曼們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一個工人倒在機器腳下死了，另一個與他相像的人，帶着安詳的完全社會主義的微笑，取代他。
因此，我認為，今天的蘇維埃青年應該從我的書中獲得巨大的好處，我的書是在一位頗有經驗的馬克思主義者監督下寫的，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在書中将幫助他們理解此書所包含的基本的社會含意。
啊，讓别的國家将這翻譯成它們的語言吧，這樣，美國讀者将有可能滿足他們對血淋淋的榮耀的期盼；法國讀者将有可能在我對流浪漢的喜好中發現雞奸的幻影；而德國讀者将有可能欣賞一個半斯拉夫人靈魂的輕佻的一面。
讀吧，讀吧，讀得越多越好，女士們，先生們！我歡迎我所有的讀者。
這不是一本容易寫的書。
特别我現在到了描寫決定性行動的部分，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我的任務的挑戰性便完全呈現在我面前了；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在這兒繞來繞去，喋喋不休，本來應該屬于本書前言的東西，我卻錯放在讀者看來是最重要的一章中。
但我已經解釋了，不管我的手法多麼巧妙，多麼謹慎，但在寫作的不是我的理智，而隻是我的記憶，我的誤入歧途的記憶。
你看得出來，那時，也就是說，當寫小說之手一停下來，我的手也停下來了；當它們在戲嬉，我也在戲嬉；當我沉浸在同樣複雜的跟我的商務毫無幹系的說理之中時，那約定的時間慢慢快到了。
我早晨就出發了，雖然我與菲利克斯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五點鐘，但我無法待在家中，我一直在納悶我怎麼來打發那段漫長而沉悶的空白時間。
我舒适地，甚至睡意蒙眬地坐在駕駛盤前，用一根手指駕駛着穿過柏林安靜的、冷冽的、微風吹拂的街道；就這麼走啊走啊，直到我發現我已經出了柏林。
天色僅成兩種顔色：黑色（那種光秃的樹的黑色，柏油路面的黑色）和微白色（天空的白色，雪堆的白色）。
我的充滿睡意的車往前開着。
有時候，在我眼前出現一包偌大的醜陋的破爛的衣服吊在卡車的後面，那種卡車裝滿了長長的戳在外面的貨物，這包也隻能挂在車往外延伸的屁股上了；不久便消失了，想來是拐彎了。
我還是沒有将車開得快一點。
一輛出租車正在我面前從一條小街沖将出來，咝的一聲緊急刹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