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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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身邊的這個人一定是我在巴黎認識的某個人的雙胞胎兄弟,但那個人究竟是誰?作家同行?公寓管理員?鞋匠?确定其身份的難度不亞于感知照片上形象的“明暗”和“感覺”。

     飛行即将結束時,我的雨衣從行李架上掉下來正好落在他身上,他猛然驚醒,從雨衣下鑽出頭來,和藹地咧嘴一笑,我趁機湊近了半開玩笑地看了他一眼。

    再次瞥見他肥胖的側影和濃密的眉毛,是在我将僅有的一隻旅行箱裡的物品送交檢查之際,我當時竭力壓住内心的瘋狂沖動,才沒有去質疑海關通告的英語措辭:“……微型圖表、屠宰家禽、活體動物和鳥類。

    ” 又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們正乘巴士轉到另一個機場,這一次看得并不很清楚。

    巴士穿過莫斯科髒亂的近郊,這座城市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卻讓我很感興趣,就像對,比如說,就像對伯明翰一樣。

    然而,在前往列甯格勒的飛機上他又坐在我旁邊,這回是在裡側。

    陰沉的空姐和“紅色莫斯科”的混合氣味從二十一點十八分到二十二點三十三分一直陪伴着我們,而最後當那些光着胳膊的天使增加服務時,她們的氣味在機艙裡逐漸占了上風。

    為了在我身邊這個謎一般的人消失之前弄清楚他究竟是誰,我用法語問他是否了解那一群在莫斯科登上我們這架飛機的特殊人物。

    他的回答帶着含混的巴黎口音,他以為那是一個伊朗馬戲團,在歐洲巡演。

    那些男人都像是身穿便服的小醜,女人都像天堂裡的小鳥,孩子都像金質獎章,而其中有一個面色蒼白的黑發美女,身穿黑色短開衫和黃色褲子,則讓我想起艾麗斯或艾麗斯的原型。

     “我希望,”我說道,“會在列甯格勒看到他們的表演。

    ” “喔喲!”他回答道。

    “他們可比不過我們的蘇聯馬戲團。

    ” 我注意到那個無意識的“我們”。

     我和他都臨時宿在阿斯托裡亞,一幢醜陋的大房子,估計建于一戰期間。

    一個“豪華”間,因為到處是竊聽器(蓋伊·蓋利曾傳授我一種方法,能一眼發現是否有竊聽器)而顯得很尴尬似的,橙色窗簾,老式壁龛裡的床鋪着橙色床單,倒是真的按照規定有獨立淋浴設施,但卻讓我花了不少時間對付時急時緩的泥漿色水流。

    “紅色莫斯科”最後一次現身是在一塊肉色的肥皂上。

    有一張告示,上寫:“飯菜可以送到房間。

    ”我就試着要了一份晚間快餐;結果毫無反應,然後我又在頗難對付的餐廳裡餓着肚子捱了一個小時。

    “鐵幕”真是一個燈罩:在這裡所不同的是,它鑲嵌着奇怪的花瓣形玻璃外殼。

    我點的kotietapokievski在四十四分鐘之後才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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