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版圖

我平生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心裡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

    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的。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

    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

    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着，守候我的電話。

    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裡。

    我劈頭就問：“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曆胃切除手術。

    他接着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

     媽媽是個那麼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麼可能患這樣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擁擠的人群裡給我開道，這樣的一個媽媽怎麼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後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

    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

    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

    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

    人們之所以把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委派予我，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裡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進病房時，我後腳沒跨進門就見媽媽臉迎着門，眼睛望穿秋水地滿是等待。

    我叫了一聲“媽媽”淚水淹着眼睛和五髒。

    她像是等着我來搭救她，伸出已瘦黃的兩隻手，叫一聲：“女兒！”她嗓音已失卻了大部分亮度。

    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雙臂之間。

    我那天在她病房裡待了六個小時，那句最難啟齒的話，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縮回心頭。

    在僞造的好氣氛中，健康人與病人的關系，要好處得多。

    我非但沒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