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黃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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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伯父開的一家餐廳，他的父親也在裡面做事。
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在一所英文補習學校學英語，然後才能升入中學。
他每回來信，總以“學兄”稱我，結尾以“學弟”自稱，雖則他比我年長若幹個月。
我們通了三年信，後來不知怎的，中斷了聯系。
1963年暑假，我已是北大的學生，回上海度假，忽然想念起童年的夥伴來，便按照英皇道的老地址給萬春寄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說，我的信猶如一葉小舟，漂洋過海去尋找老朋友，不知能否到達目的地。
開學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從此又恢複了通信。
他寄來了一張近照，也戴上了近視鏡，仍是斯文的模樣。
他的信總是厚厚的，在潔白的道林紙上寫着端正清秀的字體，每個段落之間空一行，顯得十分整潔。
記得他在信中議論香港的社會風氣，對女孩子們以遊泳衣為時髦服裝感到很不滿。
我的信也是厚厚的，用抒情的筆調歌頌友誼、青春和優美的燕園景色，現在想來很幼稚，當時竟被他譽為高過《詩經》的文學作品。
他希望在通信中同我探讨理工知識，練習英語，而當他知道我學的是文科和俄語時，又安慰我說這不妨礙我們交流心得。
當我升入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寫信告訴我，他到加拿大去讀大學了，今後我寫信仍寄香港，通過他的家人互轉。
因為信件要越過國界，郵資很貴，我們都用薄紙寫信，并且大大壓縮字數，往往隻寫一頁紙。
從來信中我知道，他在學校裡擔任華僑學生會的主席，品學皆深受當地居民贊賞。
他又給我寄了一張相片，身穿西裝，帶着寬邊眼鏡，腋下夾着十六開的硬皮書，站在一座大樓的門外。
因為他在加拿大，我多麼可笑，就在信上向他大談白求恩，這是我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關于加拿大的全部知識，來自毛澤東的名篇《紀念白求恩》。
讓我驚訝的是，他對白求恩竟然一無所知，我原以為白求恩是人人皆知的最有名的加拿大人。
我還讓他寫在加拿大的生活和見聞，他總是避而不談，後來終于據實相告，說他并不在加拿大，而是在北美洲最大的一個城市，因為怕我知道後不再與他通信，所以一直不敢告訴我。
我知道了，他是在紐約。
當年美國是中國的頭号敵人，他的擔憂很有道理。
我回信說，無論他在哪裡，我都會和他保持通信聯系。
此後，我收到他家裡代寄的一張賀年卡，
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在一所英文補習學校學英語，然後才能升入中學。
他每回來信，總以“學兄”稱我，結尾以“學弟”自稱，雖則他比我年長若幹個月。
我們通了三年信，後來不知怎的，中斷了聯系。
1963年暑假，我已是北大的學生，回上海度假，忽然想念起童年的夥伴來，便按照英皇道的老地址給萬春寄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說，我的信猶如一葉小舟，漂洋過海去尋找老朋友，不知能否到達目的地。
開學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從此又恢複了通信。
他寄來了一張近照，也戴上了近視鏡，仍是斯文的模樣。
他的信總是厚厚的，在潔白的道林紙上寫着端正清秀的字體，每個段落之間空一行，顯得十分整潔。
記得他在信中議論香港的社會風氣，對女孩子們以遊泳衣為時髦服裝感到很不滿。
我的信也是厚厚的，用抒情的筆調歌頌友誼、青春和優美的燕園景色，現在想來很幼稚，當時竟被他譽為高過《詩經》的文學作品。
他希望在通信中同我探讨理工知識，練習英語，而當他知道我學的是文科和俄語時，又安慰我說這不妨礙我們交流心得。
當我升入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寫信告訴我，他到加拿大去讀大學了，今後我寫信仍寄香港，通過他的家人互轉。
因為信件要越過國界，郵資很貴，我們都用薄紙寫信，并且大大壓縮字數，往往隻寫一頁紙。
從來信中我知道，他在學校裡擔任華僑學生會的主席，品學皆深受當地居民贊賞。
他又給我寄了一張相片，身穿西裝，帶着寬邊眼鏡，腋下夾着十六開的硬皮書，站在一座大樓的門外。
因為他在加拿大，我多麼可笑，就在信上向他大談白求恩，這是我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關于加拿大的全部知識，來自毛澤東的名篇《紀念白求恩》。
讓我驚訝的是，他對白求恩竟然一無所知，我原以為白求恩是人人皆知的最有名的加拿大人。
我還讓他寫在加拿大的生活和見聞，他總是避而不談，後來終于據實相告，說他并不在加拿大，而是在北美洲最大的一個城市，因為怕我知道後不再與他通信，所以一直不敢告訴我。
我知道了，他是在紐約。
當年美國是中國的頭号敵人，他的擔憂很有道理。
我回信說，無論他在哪裡，我都會和他保持通信聯系。
此後，我收到他家裡代寄的一張賀年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