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紙醉金迷 19、傍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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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東州以後,市政府辦公廳秘書一處值班室給我打電話,說省紀委的人一直在找我。

    “什麼事?”我有些緊張地問。

     “不知道什麼事,都找到常務副市長那兒了。

    杜市長指示,一定要找到你。

    ”值班室的人說。

     我心想,張國昌已經執行注射死了,我也辭職快一年了,省紀委還找我幹什麼?轉念一想,俗話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去看看再說,我便去了黑水河會所。

    這裡是“李張大案”專門雙規幹部的地方。

    最多時雙規過二百多人。

     我走進408房間,屋子裡坐着兩個人。

     “是省紀委的嗎?哪位是梁主任?”我問。

     “你是誰?”其中一位年紀在五十二三歲的人問。

     “我是雷默。

    ” “噢,是雷秘書,我姓梁。

    ”梁主任很熱情地過來與我握手。

     “我們是省紀委研究室的,這位是副主任老羅。

    ”老羅也與我握了手。

     “省委書記陸清同志交給我們一個課題,題目是‘如何規範領導幹部身邊工作人員的行為’,你曾經是張國昌的秘書,能夠在‘李張大案’中把握住自己,不容易啊!想請你談談如何才能做好領導秘書。

    ”老梁客氣地說。

     我聽了這個問題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麼把握自己,而是張國昌在豪賭等問題上沒帶上自己,如果帶上自己,我能不去?躲過此劫隻能說是不幸之中的萬幸。

    要說一點主觀自制沒有,也不現實,最起碼我最了解張國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幹什麼的。

    平時努力找準自己的位置,隻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軌,就有了基本點。

     秘書是生活在權力核心的小人物,秘書在權力運作中的隐蔽性使他們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時也容易成為權力鬥争和組合下的犧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發現東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經不正常了,像李國藩、張國昌這些人從來不過什麼組織生活,已經成了黨内個體戶,人們沒有辦法通過正常途徑來達到目的,隻能用金錢來做潤滑劑。

    正如李國藩在自己的忏悔書中所說的: “我忘記了自己在就任東州市市長的人大會上‘人民選我當市長,我當市長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權力異化為個人權力,使自己變成一手紅,一手黑,一方面為老百姓辦好事,一方面在背地裡搞腐敗的兩面派。

    ” “我給張國昌當秘書有一種樸素的警覺,這種警覺跟他時間越長越大,”我對老梁、老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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