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一盤沒有下完的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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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說的重大收獲，評價相當高。
裡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關部門的意圖就傳達了下來，認為《國色》的性質是消極的，應當引起注意。
據說傳達下來的意圖是出于這樣的背景：有人對一位德高望重的将軍說最近出版了這樣一本書，将軍非常激動，就像當年面對國民黨軍隊一樣，用拐杖嗵嗵地拄着地闆，命令說：“把狗日的抓起來槍斃！”當然，時代畢竟不同了，沒有人真的執行，胡楊沒有被抓起來，也沒有被槍斃，但是，有關部門不能不過問這件事了，主抓這件事的就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同志。
謝東方同志在一次小範圍通氣會上嚴厲宣稱：依據原則，遠東文藝出版社必須撤消。
聽到這個傳言，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很緊張，對責任編輯王岚說：“這事要控制一下。
”但是，在這樣的時候，你是無法控制輿論的，一向善于看風使舵的評論家馬上否定了自己對這部作品的最初評價，解釋說評價一部作品需要時間，現在看來，這部作品在主調上是缺少時代亮色的，是消極的……随後，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潮流，全面否定胡楊二十餘年的文學耕耘，繼而對當下的文學從整體上進行了所謂“反思”，說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正在喪失……這更增加了錢寬的壓力。
那段時間，錢寬幾乎每天接到謝東方的電話，這位年近六十歲的老者也經常到謝東方的門上去，點頭哈腰地說好話，聽訓斥。
最終，遠東文藝出版社沒有被撤消，有關人員卻受到嚴重沖擊，責任編輯王岚被開除留用，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則背了一個記大過的處分。
作家胡楊的壓力來自文學評論界，一邊倒的文學批評幾乎把他逐出文學主流，不幸的是，胡楊又是一個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文學主流一員的作家，他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年邁的父親從K省中部老家趕到省城看望據說已經被捕入獄的兒子，拉住兒子因為常年寫作顯得非常纖細的手，淚漣漣地說：“好娃哩，快不要！咱不要那樣……”兒子說他沒那樣，說他從來沒想過要那樣，父親這才點點頭，放心了。
然而社會并沒有傾聽他的解釋，沒有像父親那樣點頭，仍然繼續聲讨這位離是非很遠的作家。
于是，關于作家胡楊的種種傳說就不胫而走。
最離奇的說法是胡楊走投無路，最後碰死在了K省西部一座兩千多年前就矗立在那裡的無字石碑上，真正是“肝腦塗地”。
(3) 但是就像所有事情最終都将過去一樣，這件事也過去了。
蘇北接到《西北文學》現任主編費黧的電話，說胡楊到法國訪問要在北京停留三個小時，這才趕到機場。
身材瘦小的胡楊有些驚愕，笑着說：“你咋能在這麼大的一個地方找到我？” 在這以前，很少對外公布寫作信息的胡楊對蘇北說過，他最近将完成一部名為《最後一片戈壁》的長篇小說。
蘇北懇求胡楊把這部作品交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
胡楊說：“等寫完再說。
”蘇北知道，胡楊寫不完《最後一片戈壁》是斷然不會安排出訪的。
胡楊帶着歉意對蘇北解釋說：“遠東文藝出版社去年為了出版《國色》招了不少麻煩，我欠着他們的人情，這部作品，我說什麼也得給他們……” 蘇北不聽他的解釋，堅持說：“不。
這部作品一定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
”這話已經很不講究，很不客氣了。
胡楊隻是為難地歎口氣，并沒有責怪蘇北。
蘇北和胡楊交往了二十多年，他們是K省新時期以來最初的一批小說作者。
他們的交往除了文學層面的東西之外，還有友誼因素———遠在胡楊沒有特别出名的時候，蘇北就組織過很多次胡楊作品研讨會，對此，胡楊一直心存感激。
蘇北編輯、出版過胡楊的作品集，但是從來沒向他約過長篇小說。
蘇北知道，長篇小說對一個作家來說往往具有特殊意義，獲得全國性影響是他們首先考慮的問題，他們不願把這樣的作品交給省級出版社出版。
蘇北離開K省的時候就曾經向胡楊約定，一定要支援他一部長篇小說，盡管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一家完全意義上的出版機構。
當時胡楊是點了頭的。
“胡楊，這本書對于東方文化出版
裡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關部門的意圖就傳達了下來，認為《國色》的性質是消極的，應當引起注意。
據說傳達下來的意圖是出于這樣的背景：有人對一位德高望重的将軍說最近出版了這樣一本書，将軍非常激動，就像當年面對國民黨軍隊一樣，用拐杖嗵嗵地拄着地闆，命令說：“把狗日的抓起來槍斃！”當然，時代畢竟不同了，沒有人真的執行，胡楊沒有被抓起來，也沒有被槍斃，但是，有關部門不能不過問這件事了，主抓這件事的就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同志。
謝東方同志在一次小範圍通氣會上嚴厲宣稱：依據原則，遠東文藝出版社必須撤消。
聽到這個傳言，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很緊張，對責任編輯王岚說：“這事要控制一下。
”但是，在這樣的時候，你是無法控制輿論的，一向善于看風使舵的評論家馬上否定了自己對這部作品的最初評價，解釋說評價一部作品需要時間，現在看來，這部作品在主調上是缺少時代亮色的，是消極的……随後，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潮流，全面否定胡楊二十餘年的文學耕耘，繼而對當下的文學從整體上進行了所謂“反思”，說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正在喪失……這更增加了錢寬的壓力。
那段時間，錢寬幾乎每天接到謝東方的電話，這位年近六十歲的老者也經常到謝東方的門上去，點頭哈腰地說好話，聽訓斥。
最終，遠東文藝出版社沒有被撤消，有關人員卻受到嚴重沖擊，責任編輯王岚被開除留用，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則背了一個記大過的處分。
作家胡楊的壓力來自文學評論界，一邊倒的文學批評幾乎把他逐出文學主流，不幸的是，胡楊又是一個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文學主流一員的作家，他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年邁的父親從K省中部老家趕到省城看望據說已經被捕入獄的兒子，拉住兒子因為常年寫作顯得非常纖細的手，淚漣漣地說：“好娃哩，快不要！咱不要那樣……”兒子說他沒那樣，說他從來沒想過要那樣，父親這才點點頭，放心了。
然而社會并沒有傾聽他的解釋，沒有像父親那樣點頭，仍然繼續聲讨這位離是非很遠的作家。
于是，關于作家胡楊的種種傳說就不胫而走。
最離奇的說法是胡楊走投無路，最後碰死在了K省西部一座兩千多年前就矗立在那裡的無字石碑上，真正是“肝腦塗地”。
(3) 但是就像所有事情最終都将過去一樣，這件事也過去了。
蘇北接到《西北文學》現任主編費黧的電話，說胡楊到法國訪問要在北京停留三個小時，這才趕到機場。
身材瘦小的胡楊有些驚愕，笑着說：“你咋能在這麼大的一個地方找到我？” 在這以前，很少對外公布寫作信息的胡楊對蘇北說過，他最近将完成一部名為《最後一片戈壁》的長篇小說。
蘇北懇求胡楊把這部作品交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
胡楊說：“等寫完再說。
”蘇北知道，胡楊寫不完《最後一片戈壁》是斷然不會安排出訪的。
胡楊帶着歉意對蘇北解釋說：“遠東文藝出版社去年為了出版《國色》招了不少麻煩，我欠着他們的人情，這部作品，我說什麼也得給他們……” 蘇北不聽他的解釋，堅持說：“不。
這部作品一定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
”這話已經很不講究，很不客氣了。
胡楊隻是為難地歎口氣，并沒有責怪蘇北。
蘇北和胡楊交往了二十多年，他們是K省新時期以來最初的一批小說作者。
他們的交往除了文學層面的東西之外，還有友誼因素———遠在胡楊沒有特别出名的時候，蘇北就組織過很多次胡楊作品研讨會，對此，胡楊一直心存感激。
蘇北編輯、出版過胡楊的作品集，但是從來沒向他約過長篇小說。
蘇北知道，長篇小說對一個作家來說往往具有特殊意義，獲得全國性影響是他們首先考慮的問題，他們不願把這樣的作品交給省級出版社出版。
蘇北離開K省的時候就曾經向胡楊約定，一定要支援他一部長篇小說，盡管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一家完全意義上的出版機構。
當時胡楊是點了頭的。
“胡楊，這本書對于東方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