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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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忏悔。
如果說他和肖如玉談戀愛有悖自己從課本上得來的對愛情的理解,以及後來自己感受到的許多委屈還純屬他個人行為,那麼後來他挖空心思地去領導家讨好、送禮,把科技處的處長言子昌領進洗頭房去進行色情行為,再到他想法巴結苗得康,請龔廳長跳舞,則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徑。
他怎麼能夠這樣做呢?可是不這樣做我又能怎樣呢?他在心裡問自己。
别人都在做,為什麼我不做?我隻是這個社會當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随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這句詩在八十年代曾經發出過振聾發聩的聲音,那是出于對十年浩劫發出的呐喊和最強烈的聲讨。
時間進入九十年代,我們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
我不是一個高尚者。
鄧一群想。
在社會濁流中,我是一個卑鄙的小人。
我還有良心嗎?良心還是在的。
良心未泯。
但好的心意也能鑄錯。
他有體會。
苗得康讓鄧一群在劉家村負責搞養殖場。
養殖對蝦。
他們從南方的一個縣請來了技術員,資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開挖蝦池。
那一陣子鄧一群每天都往劉家村跑。
蝦池一定要在規定的時間内完成,一旦錯過了時間,養殖季節過了,就是耽誤一季。
村民對養蝦的熱情并不高,他們不相信能從這裡面得到什麼好處。
鄉裡、村裡過去也經常搞這搞那,但卻從來也沒有搞出什麼名堂,相反,賠錢的還是農民。
村裡看任務派不下去,最後就強行搞攤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務。
村支書向鄧一群訴苦說,不這樣辦,他就沒法開展工作。
鄧一群雖然不喜歡他這樣簡單,但任務迫在眉睫,隻能這樣。
鄧一群那次從城裡回來後,心想任務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騎車趕到工地上去看,結果卻發現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間卻留了一個小島。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正獨自用車子推泥。
那個婦女看到他臉上木木的,沒有表情。
她臉是枯黑色的,衣衫破舊。
鄧一群在心裡不由生出一股憐憫。
“怎麼就剩你一個人啦?”他問。
婦女停下來,說:“别人家早完成了。
現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務了。
”鄧一群問:“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幹。
那個婦女苦笑一下,說:“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 那天的天氣不好,陰陰的,看起來要下雨的樣子。
看她在池裡那個樣子,非常吃力。
“你男人生了什麼病?”他問。
“肝癌。
”她說。
“治了嗎?”他問。
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沒用,人家都說,這是個死病。
他還不知道呢,隻知道是肝上的毛病。
還要治,可家裡哪裡有錢啊!”她說話那樣平靜,可能那種苦痛已經被生活壓得沒有了。
這是一個絕症。
鄧一群問:“你男人多大年紀啊?”她說:“今年四十五。
”“你今年多大啦?”他問。
她說:“四十三。
”鄧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鄧玉梅同歲。
“幾個孩子?”“三個,一個男孩,兩個女孩。
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
”她說。
鄧一群問:“那孩子也該能幹活了。
他們呢?”她苦笑了一下,說:“二十歲的老大是個閨女,今年剛嫁出去。
”鄧一群默默,說不出話來。
穿着西裝,打着領帶,腳上蹬着一雙嶄新黑皮鞋的鄧一群站在岸上許久,從口袋裡摸出五十元錢,對她說:“這點錢你拿回去給你男人抓點藥。
”那個婦女立即紅了臉,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說:“不行啊,不行啊,我怎麼能要你的錢呢?”鄧一群說:“真的,我又沒有給你多少,就是五十塊,拿着吧。
”他心裡當然清楚五十元對一個農婦的意義。
五十元在這裡絕對是個大數目。
那個婦女卻堅決不要。
鄧一群心裡存着這樣的一塊疙瘩,中午在村支書家吃了飯,飯間提到這件事,并說要到那個婦女家去看看。
支書聽說那家裡有個病男人,就說他知道,那戶人家姓蔣。
到了那戶人家,看到婦人,果然是她。
三間破茅屋,根本不像樣子。
正屋裡擺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
顯然那個婦女回家已經對男人說了上午的事,那個男人見到鄧一群來,激動得要從床上下來。
鄧一群趕緊讓他躺回去。
看他那樣子,的确是個病入膏肓的人。
貧窮和疾病。
鄧一群看得心裡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錢,交給他。
那兩口子死活也不肯要。
支書就說:“領導讓你們收下就收下。
”那兩口子就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錢收了起來,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個恩人。
這五十元對鄧一群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是這五十元的确讓他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快感。
過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煙消雲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懷孕後去醫院做人流,他給了經濟補償後獲得的那種感覺。
就在那一刻,他獲得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這樣地高大。
善良,有道德,極具同情心,内心懷有一種人類普遍的深刻憐憫。
我是一個僞善者、僞君子、僞丈夫。
他想。
然而這樣的一個僞善者,卻是這個社會培養出來的,至少可以說是因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
把所有的責任歸結到社會,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種有效辦法。
那戶人家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最後那男人通紅着臉說:“鄧書記放心,我們一定不拖村裡的後腿,保證馬上完成任務。
” 有那麼半個月的時間,鄧一群再去那個村的時候,聽村支書說,那個男人已經死了。
自
如果說他和肖如玉談戀愛有悖自己從課本上得來的對愛情的理解,以及後來自己感受到的許多委屈還純屬他個人行為,那麼後來他挖空心思地去領導家讨好、送禮,把科技處的處長言子昌領進洗頭房去進行色情行為,再到他想法巴結苗得康,請龔廳長跳舞,則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徑。
他怎麼能夠這樣做呢?可是不這樣做我又能怎樣呢?他在心裡問自己。
别人都在做,為什麼我不做?我隻是這個社會當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随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這句詩在八十年代曾經發出過振聾發聩的聲音,那是出于對十年浩劫發出的呐喊和最強烈的聲讨。
時間進入九十年代,我們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
我不是一個高尚者。
鄧一群想。
在社會濁流中,我是一個卑鄙的小人。
我還有良心嗎?良心還是在的。
良心未泯。
但好的心意也能鑄錯。
他有體會。
苗得康讓鄧一群在劉家村負責搞養殖場。
養殖對蝦。
他們從南方的一個縣請來了技術員,資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開挖蝦池。
那一陣子鄧一群每天都往劉家村跑。
蝦池一定要在規定的時間内完成,一旦錯過了時間,養殖季節過了,就是耽誤一季。
村民對養蝦的熱情并不高,他們不相信能從這裡面得到什麼好處。
鄉裡、村裡過去也經常搞這搞那,但卻從來也沒有搞出什麼名堂,相反,賠錢的還是農民。
村裡看任務派不下去,最後就強行搞攤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務。
村支書向鄧一群訴苦說,不這樣辦,他就沒法開展工作。
鄧一群雖然不喜歡他這樣簡單,但任務迫在眉睫,隻能這樣。
鄧一群那次從城裡回來後,心想任務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騎車趕到工地上去看,結果卻發現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間卻留了一個小島。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正獨自用車子推泥。
那個婦女看到他臉上木木的,沒有表情。
她臉是枯黑色的,衣衫破舊。
鄧一群在心裡不由生出一股憐憫。
“怎麼就剩你一個人啦?”他問。
婦女停下來,說:“别人家早完成了。
現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務了。
”鄧一群問:“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幹。
那個婦女苦笑一下,說:“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 那天的天氣不好,陰陰的,看起來要下雨的樣子。
看她在池裡那個樣子,非常吃力。
“你男人生了什麼病?”他問。
“肝癌。
”她說。
“治了嗎?”他問。
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沒用,人家都說,這是個死病。
他還不知道呢,隻知道是肝上的毛病。
還要治,可家裡哪裡有錢啊!”她說話那樣平靜,可能那種苦痛已經被生活壓得沒有了。
這是一個絕症。
鄧一群問:“你男人多大年紀啊?”她說:“今年四十五。
”“你今年多大啦?”他問。
她說:“四十三。
”鄧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鄧玉梅同歲。
“幾個孩子?”“三個,一個男孩,兩個女孩。
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
”她說。
鄧一群問:“那孩子也該能幹活了。
他們呢?”她苦笑了一下,說:“二十歲的老大是個閨女,今年剛嫁出去。
”鄧一群默默,說不出話來。
穿着西裝,打着領帶,腳上蹬着一雙嶄新黑皮鞋的鄧一群站在岸上許久,從口袋裡摸出五十元錢,對她說:“這點錢你拿回去給你男人抓點藥。
”那個婦女立即紅了臉,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說:“不行啊,不行啊,我怎麼能要你的錢呢?”鄧一群說:“真的,我又沒有給你多少,就是五十塊,拿着吧。
”他心裡當然清楚五十元對一個農婦的意義。
五十元在這裡絕對是個大數目。
那個婦女卻堅決不要。
鄧一群心裡存着這樣的一塊疙瘩,中午在村支書家吃了飯,飯間提到這件事,并說要到那個婦女家去看看。
支書聽說那家裡有個病男人,就說他知道,那戶人家姓蔣。
到了那戶人家,看到婦人,果然是她。
三間破茅屋,根本不像樣子。
正屋裡擺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
顯然那個婦女回家已經對男人說了上午的事,那個男人見到鄧一群來,激動得要從床上下來。
鄧一群趕緊讓他躺回去。
看他那樣子,的确是個病入膏肓的人。
貧窮和疾病。
鄧一群看得心裡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錢,交給他。
那兩口子死活也不肯要。
支書就說:“領導讓你們收下就收下。
”那兩口子就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錢收了起來,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個恩人。
這五十元對鄧一群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是這五十元的确讓他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快感。
過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煙消雲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懷孕後去醫院做人流,他給了經濟補償後獲得的那種感覺。
就在那一刻,他獲得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這樣地高大。
善良,有道德,極具同情心,内心懷有一種人類普遍的深刻憐憫。
我是一個僞善者、僞君子、僞丈夫。
他想。
然而這樣的一個僞善者,卻是這個社會培養出來的,至少可以說是因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
把所有的責任歸結到社會,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種有效辦法。
那戶人家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最後那男人通紅着臉說:“鄧書記放心,我們一定不拖村裡的後腿,保證馬上完成任務。
” 有那麼半個月的時間,鄧一群再去那個村的時候,聽村支書說,那個男人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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