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共和國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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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陶裡根經曆，的确讓勞東林的内心發生了某種變化。
他的為人、習性、脾氣……都發生了某種變化。
這一些，跟他最後出事，都有關系?趙五六想整明白這一點。
他想在破案的同時，搞清楚自己這個老戰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在陶裡根到底遭遇了什麼、發生了什麼變化…… 于是，秘密走訪那份名單裡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決這“當務之急”的首選措施。
這件事就交到了邵長水頭上。
讓邵長水去做這件事，是因為比起總隊裡的其他同志，他對勞爺沒有太多的“先人為主”的東西，在調查中也不會加入太多個人主觀意願的東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穩實誠和機敏，趙五六認為他是幹這檔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選。
原以為，這是一個比較容易完成的任務。
把名單上的十來個人走訪一下，就可以把情況搞清楚了，接着還可以讓邵長水投入到偵破“車禍”和“銀行保險櫃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兩頭都不會耽誤。
但沒想事情并沒有預想的這麼簡單。
首先是邵長水對這個任務理解得不那麼深刻，接受得有點被動。
這倒沒成為什麼大的妨礙。
因為邵長水畢竟是個組織性和紀律性都比較強的同志，認識雖有不一緻，但行動中，還是堅決執行，照辦不誤的。
問題反而出在名單中的那十多個人身上。
這些人完全不像勞爺在“密件”中寫的那樣，是能積極配合的。
他們承認自己跟勞爺相識相知相交已久，承認自己是勞爺的親密朋友。
他們都欽佩勞爺的為人，不否認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階段得到過勞爺巨大的幫助和啟迪，對勞爺的死都感到震驚和悲憤，感慨悲壯之情無不溢于言表。
但是……隻要一提到勞爺在陶裡根的“秘密調查”，再提到“勞爺的死因”，提到“那起車禍”，他們又恍惚了，畏縮了，遲疑了，或慌張，或沉默，或無奈，或推托，或王顧左右而言他，或金蟬脫殼而抽身。
無論男女，到了這關鍵時刻，忽然間都變得不是他們原來的那個自己了，場面上無一例外地都會出現短暫的尴尬氣氛；然後，他們無一例外地毫不遲疑地都會說：“不知道。
啥秘密調查?不知道。
勞爺都辭職了，還調查誰?就算他調查誰，也不會跟我們說呀。
要跟我們說了，那還算啥‘秘密調查’?” 如果他們根本就跟勞爺的調查不沾邊，勞爺在名單裡為什麼要特特兒地提到他們?為什麼還要懇請組織今後對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護? 勞東林這小子真的是變得玩世不恭了，臨死前在給組織上開一個“最後的玩笑”? 趙五六不信。
邵長水也不信。
他們認真分析了這十來天的情況．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這十來個人談到最後．都把事情推到了兩個人頭上，也就是說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勸說”邵長水去找找這兩個人。
其中一位叫齊德培，就是住在領事館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
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長水要找的壽泰求。
自從那天很偶然地在領事館路西口那個院子裡發現了曹楠的身影以後，邵長水憑直覺認定．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發揮過非常特殊的作用=這作用，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他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家夥”。
但邵長水決定把他放到最後去接觸：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神父還牽涉了另一個人：曹楠：而這個曹楠又牽涉到了一個人：李敏分。
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況後，再去攻這幾個“點兒”…… 至于那個“壽泰求”，并不在勞爺提供的那份名單上。
邵長水從來也沒聽說過這個人．所以．臨行前縫還向趙總隊做了專門的請示。
這個壽泰求現在可以算是。
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邊“撂地攤兒”的。
他是近些年來被坊間廣泛議論着的那個“陶裡根集團”的重要成員。
所謂“陶裡根集團”，是指近十年來，發生在這個高緯度省的一個極引人矚目的政治現象：有相當一批土生土長在陶裡根的年輕幹部．迅速崛起．進入這個省的各級領導班子，成為頗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稱之為一片“星雲”也可。
他們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顧代省長顧立源。
另一個引人矚目的人物就是那個已經被判了死刑的省會城市的副市長祝磊。
他們都是陶裡根人，都從陶裡根起步，都跟陶裡根這個城市的迅速崛起有關。
在顧和祝相繼被調往省裡和省城工作後，當年與他們在陶裡根市一起共事的那些同志也都陸續被調往省城，或省城周邊的市縣，在不同的崗位上，擔負起了大小不等的領導責任。
有人計算過，僅僅幾年時間，就有近二三十名陶裡根籍的幹部被派往全省各地擔負起“大小不等的領導責任”，而且還有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顧立源主管哪個口的工作，這些陶裡根籍的幹部會相對地集中到哪個口去。
比如，他曾在省裡管過工交口，這些陶裡根籍的幹部當時就相對集中地被安排到工交口工作；後來他又管過外貿金融，于是一時間在外貿金融口又會相對集中起一批陶裡根籍的幹部。
在這個省的政壇上形成了一個非常明顯的“陶裡根現象”，老百姓把這些會跟随顧代省長的調動而一起“遊走”的陶裡根籍幹部，稱之為“陶裡根集團”。
當然，這裡一定要再三聲明的是，所謂“陶裡根集團”這提法，完全是民間的口頭作品，從來沒有被官方，也沒被任何一個理論界首肯和采納過。
不僅沒有被他們首肯和采納過，省委有關部門還曾在一次宣傳口徑吹風會上，特别地要求省内各媒體，一定不能公開使用這種說法。
因為“這種說法，在組織上是不準确的，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在政治上則是非常有害的”。
另外還要說句公道話，跟随“遊走”，絕不是等于跟着到處去“吃辣的喝香的”，去當“坐地虎”和“摘桃派”。
就說這個壽泰求，兩年前，顧立源到省裡來管工交，把他從陶裡根市經貿委主任任上，調到李家堡一家廳局級的大廠任廠長兼黨委書記，也就是說，一下子從正處級破格提升到正廳級，而且是黨政一肩挑，時年才三十二歲，好像是非常“便宜”了他，風光了他。
但這裡要特别說明一點，當時這個兩萬人的大廠設備陳舊，産品滞銷，債務沉重，工人一年多連工資都領不到，上訪不斷，全廠瀕臨倒閉，找誰去主事，誰都不敢去攬這個爛攤子。
這頂“正廳級”的烏紗帽，是在這種情況下才落到這位壽泰求同志的腦
他的為人、習性、脾氣……都發生了某種變化。
這一些，跟他最後出事，都有關系?趙五六想整明白這一點。
他想在破案的同時，搞清楚自己這個老戰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在陶裡根到底遭遇了什麼、發生了什麼變化…… 于是，秘密走訪那份名單裡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決這“當務之急”的首選措施。
這件事就交到了邵長水頭上。
讓邵長水去做這件事，是因為比起總隊裡的其他同志，他對勞爺沒有太多的“先人為主”的東西，在調查中也不會加入太多個人主觀意願的東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穩實誠和機敏，趙五六認為他是幹這檔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選。
原以為，這是一個比較容易完成的任務。
把名單上的十來個人走訪一下，就可以把情況搞清楚了，接着還可以讓邵長水投入到偵破“車禍”和“銀行保險櫃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兩頭都不會耽誤。
但沒想事情并沒有預想的這麼簡單。
首先是邵長水對這個任務理解得不那麼深刻，接受得有點被動。
這倒沒成為什麼大的妨礙。
因為邵長水畢竟是個組織性和紀律性都比較強的同志，認識雖有不一緻，但行動中，還是堅決執行，照辦不誤的。
問題反而出在名單中的那十多個人身上。
這些人完全不像勞爺在“密件”中寫的那樣，是能積極配合的。
他們承認自己跟勞爺相識相知相交已久，承認自己是勞爺的親密朋友。
他們都欽佩勞爺的為人，不否認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階段得到過勞爺巨大的幫助和啟迪，對勞爺的死都感到震驚和悲憤，感慨悲壯之情無不溢于言表。
但是……隻要一提到勞爺在陶裡根的“秘密調查”，再提到“勞爺的死因”，提到“那起車禍”，他們又恍惚了，畏縮了，遲疑了，或慌張，或沉默，或無奈，或推托，或王顧左右而言他，或金蟬脫殼而抽身。
無論男女，到了這關鍵時刻，忽然間都變得不是他們原來的那個自己了，場面上無一例外地都會出現短暫的尴尬氣氛；然後，他們無一例外地毫不遲疑地都會說：“不知道。
啥秘密調查?不知道。
勞爺都辭職了，還調查誰?就算他調查誰，也不會跟我們說呀。
要跟我們說了，那還算啥‘秘密調查’?” 如果他們根本就跟勞爺的調查不沾邊，勞爺在名單裡為什麼要特特兒地提到他們?為什麼還要懇請組織今後對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護? 勞東林這小子真的是變得玩世不恭了，臨死前在給組織上開一個“最後的玩笑”? 趙五六不信。
邵長水也不信。
他們認真分析了這十來天的情況．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這十來個人談到最後．都把事情推到了兩個人頭上，也就是說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勸說”邵長水去找找這兩個人。
其中一位叫齊德培，就是住在領事館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
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長水要找的壽泰求。
自從那天很偶然地在領事館路西口那個院子裡發現了曹楠的身影以後，邵長水憑直覺認定．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發揮過非常特殊的作用=這作用，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他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家夥”。
但邵長水決定把他放到最後去接觸：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神父還牽涉了另一個人：曹楠：而這個曹楠又牽涉到了一個人：李敏分。
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況後，再去攻這幾個“點兒”…… 至于那個“壽泰求”，并不在勞爺提供的那份名單上。
邵長水從來也沒聽說過這個人．所以．臨行前縫還向趙總隊做了專門的請示。
這個壽泰求現在可以算是。
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邊“撂地攤兒”的。
他是近些年來被坊間廣泛議論着的那個“陶裡根集團”的重要成員。
所謂“陶裡根集團”，是指近十年來，發生在這個高緯度省的一個極引人矚目的政治現象：有相當一批土生土長在陶裡根的年輕幹部．迅速崛起．進入這個省的各級領導班子，成為頗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稱之為一片“星雲”也可。
他們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顧代省長顧立源。
另一個引人矚目的人物就是那個已經被判了死刑的省會城市的副市長祝磊。
他們都是陶裡根人，都從陶裡根起步，都跟陶裡根這個城市的迅速崛起有關。
在顧和祝相繼被調往省裡和省城工作後，當年與他們在陶裡根市一起共事的那些同志也都陸續被調往省城，或省城周邊的市縣，在不同的崗位上，擔負起了大小不等的領導責任。
有人計算過，僅僅幾年時間，就有近二三十名陶裡根籍的幹部被派往全省各地擔負起“大小不等的領導責任”，而且還有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顧立源主管哪個口的工作，這些陶裡根籍的幹部會相對地集中到哪個口去。
比如，他曾在省裡管過工交口，這些陶裡根籍的幹部當時就相對集中地被安排到工交口工作；後來他又管過外貿金融，于是一時間在外貿金融口又會相對集中起一批陶裡根籍的幹部。
在這個省的政壇上形成了一個非常明顯的“陶裡根現象”，老百姓把這些會跟随顧代省長的調動而一起“遊走”的陶裡根籍幹部，稱之為“陶裡根集團”。
當然，這裡一定要再三聲明的是，所謂“陶裡根集團”這提法，完全是民間的口頭作品，從來沒有被官方，也沒被任何一個理論界首肯和采納過。
不僅沒有被他們首肯和采納過，省委有關部門還曾在一次宣傳口徑吹風會上，特别地要求省内各媒體，一定不能公開使用這種說法。
因為“這種說法，在組織上是不準确的，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在政治上則是非常有害的”。
另外還要說句公道話，跟随“遊走”，絕不是等于跟着到處去“吃辣的喝香的”，去當“坐地虎”和“摘桃派”。
就說這個壽泰求，兩年前，顧立源到省裡來管工交，把他從陶裡根市經貿委主任任上，調到李家堡一家廳局級的大廠任廠長兼黨委書記，也就是說，一下子從正處級破格提升到正廳級，而且是黨政一肩挑，時年才三十二歲，好像是非常“便宜”了他，風光了他。
但這裡要特别說明一點，當時這個兩萬人的大廠設備陳舊，産品滞銷，債務沉重，工人一年多連工資都領不到，上訪不斷，全廠瀕臨倒閉，找誰去主事，誰都不敢去攬這個爛攤子。
這頂“正廳級”的烏紗帽，是在這種情況下才落到這位壽泰求同志的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