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曹楠的第三次講述
關燈
小
中
大
确不是存心的；那錯裡，更多的包含着無奈和不知所措。
就是到現在這會兒工夫，在許多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做。
她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
很長一段時間來，她其實一直是憑着一種直覺和内心的召喚在做這些事。
她知道自己所做的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規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險”的，但卻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種聲音、那種湧動的召喚和激勵……而在理性的層面上，她真的沒有認真去想過，到底該不該這樣去做，做了以後，又會産生一個什麼樣的結局，什麼樣的後果。
在“發表”了這樣一通開場白以後，她問：“我想從頭一點點說起，可以嗎？” 邵長水說道：“隻要是實話，隻要跟案子有關，怎麼說，說什麼，你自己決定。
” 她點點頭，忙說，那我就從頭說起。
先說我和李前主任、勞叔他們這些前輩和領導的關系。
你們一定知道我是他們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還是祝副市長和顧代省長的好朋友。
李前主任和勞叔經常到圖書館來找資料。
因此，我們認識得比較早。
祝副市長是李前主任介紹我認識的。
他經常開一些書單來，讓我找齊了給他送到他辦公室去。
一開始，送完書，他就讓我走了。
後來總要留我在他那兒聊一聊。
他和李前主任一樣，家庭生活不太美滿。
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兒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楊林裡，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裡，撇下了他自己一個人。
他需要一個女兒那樣的小輩來陪伴他，滿足他做父親和做男人的心理。
在這一點上，祝副市長似乎也存在着同樣的“困境”：祝副市長的妻子是他大學裡的同學，至今還在一個學術機構從事經濟方面的研究工作，聽說是搞什麼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是個非常有個性有主見、自由主義色彩相當濃烈的女學者：妻子不太贊成他從政。
她認為中國在今後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産生思想并有勇氣表達自己思想的學者。
中國需要一批真正的腦袋。
但她也不幹預他的選擇；當然，說實話，她想幹預也幹預不了=于是兩人相敬如賓，各幹各的。
有個兒子，非常聰明好學．卻不幸得了先天性進行性肌肉萎縮症。
也就是說，随着年齡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漸萎縮，最後導緻多器官衰竭而終：這是一種迄今為止都無法醫治的疾病。
大夫的判定是，活不過十八歲。
兒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籠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塊陰影：也正是為了不讓兒子的心靈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擊，争取讓他活過十八歲．夫婦倆才維持至今沒離婚。
說老實話，他是第一個“發現”并公開說基我身上有一種清淡的香味的人：後來祝副市長經常帶我去參加他們那個所謂的“陶裡根集團”的聚會。
那樣．我又認識了顧代省長：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陶裡根的市委書記兼市長哩；不久．就調到省裡來當副省長了。
顧代省長後來還經常跟人開玩笑說．我是他的福星，給他帶來了“好運”，所以他要把我“收編”為他的幹女兒。
但這也隻是說說而已。
他的情況，你們應該更了解。
在調到省裡來以前，他真是一個啥事都敢幹、啥話都敢說、在陶裡根絕對是老子天下獨一份兒的人。
但自從調到省裡以後，尤其是當了代省長以後，可以說，他好像整個兒都換了個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斂了，慎重了，當然也不會去幹那種“收編”哪個女孩為自己的“幹女兒”那一類事了……下面，我将着重說說勞叔和我。
當然，還會涉及那幾位。
特别是跟案子有關系的，涉及誰，我再連帶着說說誰的事。
到那時候，我會再說得詳細一點兒。
……勞叔出事，當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訴我的。
事後我才知道，您給他打完電話，他随後就給我打了個電話，告訴了這情況。
他知道，在我心裡，勞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我是真把勞叔當“父親”來對待的。
他也清楚，許多前輩和領導對我都不錯，但是真正把我當“女兒”來看待和交往的，也隻有勞叔。
在電話裡，他還告訴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趕回省城向他彙報情況。
他之所以要告訴我這個，是因為我們曾經約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醫院檢查身體。
這樣，我就得知了您向他彙報的準确時間和地點，才會那麼準時準點地趕到那片白楊裡去等候您。
這裡并沒有别的機巧。
聽到勞叔出事，我當然心如刀絞。
那晚，我差一點要連夜趕到陶裡根去探個虛實。
我不相信勞叔會出事。
他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過。
他這人樂于、也精心于處置自己的生活。
我絕對不相信，像他這樣一個人竟然會就這樣“輕易”地離開這個他無比熱愛的人世。
一時找不到去陶裡根的車，是我當晚沒成行的重要原因。
當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還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強令一些朋友，開着他們的私家車，把我送到陶裡根。
但我最後沒下那樣的決心，就是因為經過再三權衡，我覺得我必須留下。
比起趕緊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勞叔，我覺得更重要的恐怕應該是怎麼保證他在陶裡根所做的那件“偉大”的事情能有一個合乎他願望的結局。
對不起，這裡，我用了“偉大”這個字眼兒來界定勞叔在陶裡根的行為，以後，我會向你們解釋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也就是說，當時我覺得，阻止您向李敏分彙報——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時發出警報，讓您在向他彙報時有所保留。
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
當時我并不知道您從陶裡根、從勞叔那兒到底帶回了一些什麼情況，我也并不太清楚您當初到底又是帶了個什麼樣的具體任務去陶裡根見勞叔的，但我覺得．您代表省廳組織去看他，勞叔一定會極其認真地對待您的：我知道，在陶裡根的那幾個月裡，勞叔一直感到很孤獨。
他不止一次向我講過他的這種“痛苦”。
多少年來，他雖然有時在單位裡表現得很“孤傲”，很“不馴服”，很“特立獨行”，讓一些領導總覺得他是個刺兒頭，不敢、也不願意重用他。
其實他這人滿不是那麼回事。
他一生都“在組織”，“在集體”。
從他的内心來說，他特别看重這個。
組織”和“集體”。
也就是說，他既像當代的許多年輕人那樣．非常講究“自我”，追求着一種“自我”，但他又特
就是到現在這會兒工夫，在許多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做。
她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
很長一段時間來，她其實一直是憑着一種直覺和内心的召喚在做這些事。
她知道自己所做的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規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險”的，但卻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種聲音、那種湧動的召喚和激勵……而在理性的層面上，她真的沒有認真去想過，到底該不該這樣去做，做了以後，又會産生一個什麼樣的結局，什麼樣的後果。
在“發表”了這樣一通開場白以後，她問：“我想從頭一點點說起，可以嗎？” 邵長水說道：“隻要是實話，隻要跟案子有關，怎麼說，說什麼，你自己決定。
” 她點點頭，忙說，那我就從頭說起。
先說我和李前主任、勞叔他們這些前輩和領導的關系。
你們一定知道我是他們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還是祝副市長和顧代省長的好朋友。
李前主任和勞叔經常到圖書館來找資料。
因此，我們認識得比較早。
祝副市長是李前主任介紹我認識的。
他經常開一些書單來，讓我找齊了給他送到他辦公室去。
一開始，送完書，他就讓我走了。
後來總要留我在他那兒聊一聊。
他和李前主任一樣，家庭生活不太美滿。
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兒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楊林裡，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裡，撇下了他自己一個人。
他需要一個女兒那樣的小輩來陪伴他，滿足他做父親和做男人的心理。
在這一點上，祝副市長似乎也存在着同樣的“困境”：祝副市長的妻子是他大學裡的同學，至今還在一個學術機構從事經濟方面的研究工作，聽說是搞什麼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是個非常有個性有主見、自由主義色彩相當濃烈的女學者：妻子不太贊成他從政。
她認為中國在今後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産生思想并有勇氣表達自己思想的學者。
中國需要一批真正的腦袋。
但她也不幹預他的選擇；當然，說實話，她想幹預也幹預不了=于是兩人相敬如賓，各幹各的。
有個兒子，非常聰明好學．卻不幸得了先天性進行性肌肉萎縮症。
也就是說，随着年齡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漸萎縮，最後導緻多器官衰竭而終：這是一種迄今為止都無法醫治的疾病。
大夫的判定是，活不過十八歲。
兒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籠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塊陰影：也正是為了不讓兒子的心靈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擊，争取讓他活過十八歲．夫婦倆才維持至今沒離婚。
說老實話，他是第一個“發現”并公開說基我身上有一種清淡的香味的人：後來祝副市長經常帶我去參加他們那個所謂的“陶裡根集團”的聚會。
那樣．我又認識了顧代省長：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陶裡根的市委書記兼市長哩；不久．就調到省裡來當副省長了。
顧代省長後來還經常跟人開玩笑說．我是他的福星，給他帶來了“好運”，所以他要把我“收編”為他的幹女兒。
但這也隻是說說而已。
他的情況，你們應該更了解。
在調到省裡來以前，他真是一個啥事都敢幹、啥話都敢說、在陶裡根絕對是老子天下獨一份兒的人。
但自從調到省裡以後，尤其是當了代省長以後，可以說，他好像整個兒都換了個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斂了，慎重了，當然也不會去幹那種“收編”哪個女孩為自己的“幹女兒”那一類事了……下面，我将着重說說勞叔和我。
當然，還會涉及那幾位。
特别是跟案子有關系的，涉及誰，我再連帶着說說誰的事。
到那時候，我會再說得詳細一點兒。
……勞叔出事，當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訴我的。
事後我才知道，您給他打完電話，他随後就給我打了個電話，告訴了這情況。
他知道，在我心裡，勞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我是真把勞叔當“父親”來對待的。
他也清楚，許多前輩和領導對我都不錯，但是真正把我當“女兒”來看待和交往的，也隻有勞叔。
在電話裡，他還告訴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趕回省城向他彙報情況。
他之所以要告訴我這個，是因為我們曾經約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醫院檢查身體。
這樣，我就得知了您向他彙報的準确時間和地點，才會那麼準時準點地趕到那片白楊裡去等候您。
這裡并沒有别的機巧。
聽到勞叔出事，我當然心如刀絞。
那晚，我差一點要連夜趕到陶裡根去探個虛實。
我不相信勞叔會出事。
他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過。
他這人樂于、也精心于處置自己的生活。
我絕對不相信，像他這樣一個人竟然會就這樣“輕易”地離開這個他無比熱愛的人世。
一時找不到去陶裡根的車，是我當晚沒成行的重要原因。
當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還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強令一些朋友，開着他們的私家車，把我送到陶裡根。
但我最後沒下那樣的決心，就是因為經過再三權衡，我覺得我必須留下。
比起趕緊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勞叔，我覺得更重要的恐怕應該是怎麼保證他在陶裡根所做的那件“偉大”的事情能有一個合乎他願望的結局。
對不起，這裡，我用了“偉大”這個字眼兒來界定勞叔在陶裡根的行為，以後，我會向你們解釋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也就是說，當時我覺得，阻止您向李敏分彙報——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時發出警報，讓您在向他彙報時有所保留。
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
當時我并不知道您從陶裡根、從勞叔那兒到底帶回了一些什麼情況，我也并不太清楚您當初到底又是帶了個什麼樣的具體任務去陶裡根見勞叔的，但我覺得．您代表省廳組織去看他，勞叔一定會極其認真地對待您的：我知道，在陶裡根的那幾個月裡，勞叔一直感到很孤獨。
他不止一次向我講過他的這種“痛苦”。
多少年來，他雖然有時在單位裡表現得很“孤傲”，很“不馴服”，很“特立獨行”，讓一些領導總覺得他是個刺兒頭，不敢、也不願意重用他。
其實他這人滿不是那麼回事。
他一生都“在組織”，“在集體”。
從他的内心來說，他特别看重這個。
組織”和“集體”。
也就是說，他既像當代的許多年輕人那樣．非常講究“自我”，追求着一種“自我”，但他又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