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是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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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一天，肖福仁在人事處處長的陪同下親自找我和黃小明、歐貝貝、朱大偉談話，談話是分别進行的，令肖福仁吃驚的是我們四個人竟然群情激奮、衆口一詞地直指趙忠的跋扈與專橫。
第二天趙忠一上班就給我們顯擺他在國外照的照片，他剛把照片攤在我的辦公桌上，内線電話就響了，他接完電話就出去了。
我判斷這個電話非同尋常，結果趙忠這一出去就是兩個小時。
回來後，臉色像茄子皮一樣難看。
趙忠氣哼哼地坐在椅子上，一連抽了兩根煙，然後黑着臉皮說：“正好大家都在，咱們開個處務會吧。
這可能是我給你們開的最後一次處務會了，你們用不着緊張，我并不想興師問罪，因為我已經沒這個資格了。
我隻想給大家講個故事。
這個故事出自紀曉岚的《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一》。
有一天，酒糾宣觞政，約各言所畏。
席間有聞其聲而不見其形的一位老狐，自然也得循例回答。
當問到老狐怕什麼時，老狐說，我怕狐。
引得衆人哄堂大笑，問他，人見了狐狸害怕可以理解，狐狸是你的同類，你怕什麼？老狐笑着說，天下唯同類可畏也。
凡争産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寵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權者，必同官職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賈。
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
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
凡反間内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
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連狐狸都害怕同類，人當然就更得害怕同類了，稍有不慎，就要遭人暗算啊！許智泰，咱們在一起工作五年了，平時你裝得像老黃牛似的，我還真有點忘了你是我的同類，你以為趕走我一個趙忠，綜合二處就是你的了？别做夢了，告訴你，走了一個趙忠，還會來王忠、李忠、周忠。
你也是老公務員了，難道真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也難怪，你當了十年副處長确實怪可憐的，這樣吧，臨走前我告訴你幾句箴言：你知道官場為什麼叫宦海嗎？就是想當官的人太多了，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望洋興歎呢？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登船的方法。
咱們共事五年了，你也當了十年副處長了，我還真不忍心看着你望洋興歎。
記住許智泰，你要想在綜合二處搞民主，要先明白什麼是民主。
民主就是主民，你是民我是主，哪個主也不會喜歡暴民的，什麼時候你從心裡喜歡順、願意順了，你就扒着船幫了。
逆是人性，順是官性，人性如果不升華到官性，你就得永遠是隻螞蟻！” 趙忠的話讓我血往上湧。
我正想醞釀幾句振聾發聩的話予以回擊時，趙忠猛然站起來，摔門而去。
我們四個人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誰也沒有動。
黃小明在翻着一本什麼書，歐貝貝在看時裝雜志，朱大偉在翻報紙，表面上好像隻是一次普通的處務會，但是我知道每個人都從趙忠的話中聽明白了結果，這次革命雖然革掉了一個趙忠，但是綜合二處什麼都不會變，所以大家沒有一點勝利的感覺，反倒像是做錯了什麼事似的，我的心裡更是空落落的。
過了一會兒，歐貝貝晃着屁股出去了，緊接着朱大偉也跟了出去，隻剩下我和黃小明。
我沮喪地說：“小明，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黃小明沉默片刻，站起身說：“許處長，我隻想把泰戈爾的一首詩送給你，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說着黃小明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然後搖了搖頭也出去了。
辦公室裡隻剩下我一個人，他媽的，好像這次“政變”是我一個人幹出來的似的，我望了一眼趙忠的位子，心想，果真我坐到了處長的位子上會與趙忠不同嗎？追逐權力的人哪個能跳出自己的心獄？對于權力，得之竊喜，失之彌痛，扪心自問，我也不過如此。
魯迅說，“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試問從古到今運交華蓋者有幾個人碰頭了？想到這兒，我還真對趙忠多了幾分同情，因為我一直用副處長的眼光看待處長的位置，卻從未設身處地地以處長的眼光俯視全處。
如果我是處長，我會是個民主的處長嗎？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如果我是處長實施主民是最舒坦的，因為實施主民才能保證我的利益最大化，誰不願意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如有些人以正人君子的口氣大罵腐敗之禍害，其實不過是吃不着葡萄說葡萄酸一樣，真要是把權力交給他們，隻會有過之而無不及！說一千道一萬，所有的訴求都是為了各自的利益。
接下來，綜合二處還真進入了民主的世界，因為辦公廳後勤新成立了一個服務中心，趙忠調去當書記去了，一時間我成了“代理”處長。
我胸有成竹地想在“代理”期間幹點實事，但是幹什麼實事卻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每天都不明白自己在忙些什麼、做些什麼，隻覺得自己精神出了問題，盼着能向誰彙報一下工作，至于向誰彙報、彙報什麼都無所謂，反正“代理”處長不能沒有領導，我知道我病了，我當副處長已經當了十年，已經成了習慣、成了生活的方式，如今僅僅靠“代理”兩個字改掉我的習慣、改掉我的生活方式，太難了，我甚至開始留戀趙忠當處長、我當副處長的日子，最起碼知道向誰彙報工作。
“代理”處長的位置沒給我帶來任何新鮮感，倒好似一件舊衣服箍在身上，很不舒服。
當然，我還是很快找到了感覺，我的感覺就是如果上邊沒有人照顧你，下邊就不會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個，既成不了氣候，也就難以施展自己的抱負。
怎麼辦？我的經驗是，要想遠航就必須登船，哪怕是賊船也要賭一把，否則，隻能永遠在岸上徘徊。
人生苦短，我不能再徘徊了，我從小就失去了父親，是母親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的，母親對我隻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希望我像男人一樣揚帆遠航。
然而，我讓母親失望了，别說遠航了，自打從《清江日報》調入市政府辦公廳，我就窩在了綜合二處，我覺得我就像我家鄰居養在籠子裡的公雞。
最近我發現那隻公雞不隻是在黃昏打鳴了，而是随時打，特别是白天幾乎要叫一天，有時大半夜也引吭高鳴一聲。
我一直不明白這隻雞為什麼亂叫一通，是不是精神紊亂了，自從我當上“代理”處長後才明白，這隻關在籠子裡的雞不是在叫，而是在求助、在呐喊：“救救我！放我出去，我要自由！”眼下的綜合二處，對于我而言與那隻裝雞的籠子何異，我的處境與那隻雞何異？一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命運對我不公。
在大學時代我就向往自由，考大學前我最想研究的專業是“自由”專業，結果中國所有的大學都沒有這個專業，不研究“自由”，人類怎麼可能弄清亞當的第一種自由與第二種自由的區别？《約翰福音》中指出：“認識真理吧，真理會讓你們自由。
”後來随着閱曆的增加，特别是從政之後，我才漸漸明白福音書上的話，其本義是：“認識權力吧，權力會讓你們自由。
”權力不僅給了人們自由，而且是一種選擇善的自由，是一種理性的自由。
但這不是自由的奧秘，自由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因為任何理性都是強制與壓迫。
是要理性，還是要非理性，這是個問題。
是要幸福，還是要自由，這是問題中的問題。
我已經沒有時間為這些問題苦惱了，因為我有本能、我有欲望，我不能為了該死的自由抛棄本能和欲望，因為本能和欲望是我幸福的基礎，為了幸福我願意做自己和周圍世界的奴隸。
既然大家都不想知道高于人的任何東西，我為什麼要冒險？不，誰不知道“出頭的椽子先爛”，誰不知道“槍打出頭鳥”？這次綜合二處的“政變”我就成了出頭的椽子，雖然還沒有爛，但是有爛的危險，怎麼辦？我絕不能讓椽子爛了。
我要讓這椽子成為我登船的木筏。
眼下有可能登上的船隻有一條，那就是彭國梁。
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像趙忠有幸登上劉一鶴那條大船那樣登上彭國梁的大船，但是我預感到自己可能不是彭國梁要找的船員。
我知道即使趙忠離開了綜合二處，去了服務中心，後來又辭職下了海，并未追随劉一鶴去省裡，但趙忠仍然在劉一鶴的大船上，而且很可能在船上的位子比以前更重要了。
我多麼希望成為彭國梁這艘大船上的得力水手，但我清楚我可能不是彭國梁心目中的理想水手。
然而作為一名水手生來就應該到海上去漂泊，哪怕死在風暴裡，也比在岸上望洋興歎強。
當然強行登船是登不上去的，我煞費苦心地向彭國梁展示我的航海本領，期待彭國梁能給我一個機會。
但是，一切都回到了原點。
彭國梁常務副市長上任一個月，就親自選任了綜合二處新處長，我的“代理”兩個字又換成了“副”字。
新任處長叫楊恒達，是給老領導當了五年秘書的人，看上去雖然其貌不揚，人也随和，但是老領導是什麼人？那是東州市乃至清江省的主心骨，給這樣的政治家當了五年秘書，武功了得。
果然，楊恒達上任不久，我就發現綜合二處進入了“後朕時代”。
自從與黃小明探讨了“朕文化”以後，我就把綜合二處的發展史劃分成了三個時代：“前朕時代”，即肖福仁當處長的時代；“朕時代”，即趙忠當處長的時代；現在是“後朕時代”，也就是楊恒達當處長的時代。
不過三個時代的本質都沒有變，都是“朕文化”，工作性質也沒有變，就是“為聖人立言”、“非聖人之言不敢言”。
對于綜合二處來說，所謂“聖人”當然是常務副市長彭國梁
第二天趙忠一上班就給我們顯擺他在國外照的照片，他剛把照片攤在我的辦公桌上，内線電話就響了，他接完電話就出去了。
我判斷這個電話非同尋常，結果趙忠這一出去就是兩個小時。
回來後，臉色像茄子皮一樣難看。
趙忠氣哼哼地坐在椅子上，一連抽了兩根煙，然後黑着臉皮說：“正好大家都在，咱們開個處務會吧。
這可能是我給你們開的最後一次處務會了，你們用不着緊張，我并不想興師問罪，因為我已經沒這個資格了。
我隻想給大家講個故事。
這個故事出自紀曉岚的《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一》。
有一天，酒糾宣觞政，約各言所畏。
席間有聞其聲而不見其形的一位老狐，自然也得循例回答。
當問到老狐怕什麼時，老狐說，我怕狐。
引得衆人哄堂大笑，問他，人見了狐狸害怕可以理解，狐狸是你的同類，你怕什麼？老狐笑着說，天下唯同類可畏也。
凡争産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寵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權者，必同官職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賈。
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
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
凡反間内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
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連狐狸都害怕同類，人當然就更得害怕同類了，稍有不慎，就要遭人暗算啊！許智泰，咱們在一起工作五年了，平時你裝得像老黃牛似的，我還真有點忘了你是我的同類，你以為趕走我一個趙忠，綜合二處就是你的了？别做夢了，告訴你，走了一個趙忠，還會來王忠、李忠、周忠。
你也是老公務員了，難道真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也難怪，你當了十年副處長确實怪可憐的，這樣吧，臨走前我告訴你幾句箴言：你知道官場為什麼叫宦海嗎？就是想當官的人太多了，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望洋興歎呢？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登船的方法。
咱們共事五年了，你也當了十年副處長了，我還真不忍心看着你望洋興歎。
記住許智泰，你要想在綜合二處搞民主，要先明白什麼是民主。
民主就是主民，你是民我是主，哪個主也不會喜歡暴民的，什麼時候你從心裡喜歡順、願意順了，你就扒着船幫了。
逆是人性，順是官性，人性如果不升華到官性，你就得永遠是隻螞蟻！” 趙忠的話讓我血往上湧。
我正想醞釀幾句振聾發聩的話予以回擊時，趙忠猛然站起來，摔門而去。
我們四個人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誰也沒有動。
黃小明在翻着一本什麼書，歐貝貝在看時裝雜志，朱大偉在翻報紙，表面上好像隻是一次普通的處務會，但是我知道每個人都從趙忠的話中聽明白了結果，這次革命雖然革掉了一個趙忠，但是綜合二處什麼都不會變，所以大家沒有一點勝利的感覺，反倒像是做錯了什麼事似的，我的心裡更是空落落的。
過了一會兒，歐貝貝晃着屁股出去了，緊接着朱大偉也跟了出去，隻剩下我和黃小明。
我沮喪地說：“小明，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黃小明沉默片刻，站起身說：“許處長，我隻想把泰戈爾的一首詩送給你，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說着黃小明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然後搖了搖頭也出去了。
辦公室裡隻剩下我一個人，他媽的，好像這次“政變”是我一個人幹出來的似的，我望了一眼趙忠的位子，心想，果真我坐到了處長的位子上會與趙忠不同嗎？追逐權力的人哪個能跳出自己的心獄？對于權力，得之竊喜，失之彌痛，扪心自問，我也不過如此。
魯迅說，“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試問從古到今運交華蓋者有幾個人碰頭了？想到這兒，我還真對趙忠多了幾分同情，因為我一直用副處長的眼光看待處長的位置，卻從未設身處地地以處長的眼光俯視全處。
如果我是處長，我會是個民主的處長嗎？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如果我是處長實施主民是最舒坦的，因為實施主民才能保證我的利益最大化，誰不願意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如有些人以正人君子的口氣大罵腐敗之禍害，其實不過是吃不着葡萄說葡萄酸一樣，真要是把權力交給他們，隻會有過之而無不及！說一千道一萬，所有的訴求都是為了各自的利益。
接下來，綜合二處還真進入了民主的世界，因為辦公廳後勤新成立了一個服務中心，趙忠調去當書記去了，一時間我成了“代理”處長。
我胸有成竹地想在“代理”期間幹點實事，但是幹什麼實事卻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每天都不明白自己在忙些什麼、做些什麼，隻覺得自己精神出了問題，盼着能向誰彙報一下工作，至于向誰彙報、彙報什麼都無所謂，反正“代理”處長不能沒有領導，我知道我病了，我當副處長已經當了十年，已經成了習慣、成了生活的方式，如今僅僅靠“代理”兩個字改掉我的習慣、改掉我的生活方式，太難了，我甚至開始留戀趙忠當處長、我當副處長的日子，最起碼知道向誰彙報工作。
“代理”處長的位置沒給我帶來任何新鮮感，倒好似一件舊衣服箍在身上，很不舒服。
當然，我還是很快找到了感覺，我的感覺就是如果上邊沒有人照顧你，下邊就不會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個，既成不了氣候，也就難以施展自己的抱負。
怎麼辦？我的經驗是，要想遠航就必須登船，哪怕是賊船也要賭一把，否則，隻能永遠在岸上徘徊。
人生苦短，我不能再徘徊了，我從小就失去了父親，是母親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的，母親對我隻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希望我像男人一樣揚帆遠航。
然而，我讓母親失望了，别說遠航了，自打從《清江日報》調入市政府辦公廳，我就窩在了綜合二處，我覺得我就像我家鄰居養在籠子裡的公雞。
最近我發現那隻公雞不隻是在黃昏打鳴了，而是随時打，特别是白天幾乎要叫一天，有時大半夜也引吭高鳴一聲。
我一直不明白這隻雞為什麼亂叫一通，是不是精神紊亂了，自從我當上“代理”處長後才明白，這隻關在籠子裡的雞不是在叫，而是在求助、在呐喊：“救救我！放我出去，我要自由！”眼下的綜合二處，對于我而言與那隻裝雞的籠子何異，我的處境與那隻雞何異？一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命運對我不公。
在大學時代我就向往自由，考大學前我最想研究的專業是“自由”專業，結果中國所有的大學都沒有這個專業，不研究“自由”，人類怎麼可能弄清亞當的第一種自由與第二種自由的區别？《約翰福音》中指出：“認識真理吧，真理會讓你們自由。
”後來随着閱曆的增加，特别是從政之後，我才漸漸明白福音書上的話，其本義是：“認識權力吧，權力會讓你們自由。
”權力不僅給了人們自由，而且是一種選擇善的自由，是一種理性的自由。
但這不是自由的奧秘，自由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因為任何理性都是強制與壓迫。
是要理性，還是要非理性，這是個問題。
是要幸福，還是要自由，這是問題中的問題。
我已經沒有時間為這些問題苦惱了，因為我有本能、我有欲望，我不能為了該死的自由抛棄本能和欲望，因為本能和欲望是我幸福的基礎，為了幸福我願意做自己和周圍世界的奴隸。
既然大家都不想知道高于人的任何東西，我為什麼要冒險？不，誰不知道“出頭的椽子先爛”，誰不知道“槍打出頭鳥”？這次綜合二處的“政變”我就成了出頭的椽子，雖然還沒有爛，但是有爛的危險，怎麼辦？我絕不能讓椽子爛了。
我要讓這椽子成為我登船的木筏。
眼下有可能登上的船隻有一條，那就是彭國梁。
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像趙忠有幸登上劉一鶴那條大船那樣登上彭國梁的大船，但是我預感到自己可能不是彭國梁要找的船員。
我知道即使趙忠離開了綜合二處，去了服務中心，後來又辭職下了海，并未追随劉一鶴去省裡，但趙忠仍然在劉一鶴的大船上，而且很可能在船上的位子比以前更重要了。
我多麼希望成為彭國梁這艘大船上的得力水手，但我清楚我可能不是彭國梁心目中的理想水手。
然而作為一名水手生來就應該到海上去漂泊，哪怕死在風暴裡，也比在岸上望洋興歎強。
當然強行登船是登不上去的，我煞費苦心地向彭國梁展示我的航海本領，期待彭國梁能給我一個機會。
但是，一切都回到了原點。
彭國梁常務副市長上任一個月，就親自選任了綜合二處新處長，我的“代理”兩個字又換成了“副”字。
新任處長叫楊恒達，是給老領導當了五年秘書的人，看上去雖然其貌不揚，人也随和，但是老領導是什麼人？那是東州市乃至清江省的主心骨，給這樣的政治家當了五年秘書，武功了得。
果然，楊恒達上任不久，我就發現綜合二處進入了“後朕時代”。
自從與黃小明探讨了“朕文化”以後，我就把綜合二處的發展史劃分成了三個時代：“前朕時代”，即肖福仁當處長的時代；“朕時代”，即趙忠當處長的時代；現在是“後朕時代”，也就是楊恒達當處長的時代。
不過三個時代的本質都沒有變，都是“朕文化”，工作性質也沒有變，就是“為聖人立言”、“非聖人之言不敢言”。
對于綜合二處來說，所謂“聖人”當然是常務副市長彭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