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千裡挺進大别山 第十四章 艱難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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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月
大别山區
低垂而厚重的濃雲翻滾着、擠壓着，漸漸堆積成一片，像一坨坨厚鉛往下沉，似乎已經壓到了本來就很低矮的祠堂屋脊上。
空氣被壓縮了，顯得愈發凝滞，仿佛其中也含了金屬的成分，使人每呼吸一口便增加一分沉重。
二十多位縱隊和旅的指揮員擠坐在光山縣王大灣這間不大的祠堂裡，人與人靠得很近，卻誰和誰也不講話。
會抽煙的悶頭抽煙，不會抽煙的也裹在煙海裡，全沒了往昔的熱鬧氣氛。
平時，他們各自獨當一面，能湊到一起的時候不多；偶爾聚在一起，不是這個摸一下那個的頭，道聲：“還活着？”就是那個拍一下這個的肩，驚訝道：“你沒死？”然後開一陣葷的、素的玩笑。
而今天卻氣氛迥然。
劉伯承和鄧小平走進屋，臉上的神情與背後的陰雲呈同一色調。
二十多位旅以上幹部齊刷刷站起，守着門邊的幾個人迎上，敬過禮，習慣地伸出雙手。
鄧小平還禮的手在空中一擺：“仗沒打好，不握手了。
” 他徑直走到桌前，請劉伯承坐下，然後用灼人的目光掃視會場，說：“今天召集大家來，開個不握手會議。
為什麼不握手，我想在座的心裡都清楚。
” 祠堂裡鴉雀無聲，本來就沉重的氣氛更陡增了幾分嚴峻。
進入大别山将近一個月了，随着大部隊的前進，難以想象的困難接踵而至。
“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
”這句流行在部隊中的話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初進大别山的第一個不适應。
來自“四戰之地”的戰士們大多數是吃慣了小米、山藥蛋的燕趙兒女，南方的大米填不飽他們的肚子。
當年的第十九旅山炮營副營長雷晉川現已離休在鄭州，回憶起那段生活，老人說：“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個字——餓。
大米那東西呀，真不叫糧食！三碗飯吃下去，兩個屁一放，肚子就空了。
接着百爪撓心，眼睛發藍，從嗓子眼兒往外伸小手。
幾天下來，一個營的北方大漢都變成了‘南蠻子’，小臉兒蠟黃蠟黃……這還是有吃的時候。
“開始有吃的也不會吃，把一袋子稻谷倒進大鍋，怎麼煮也煮不爛。
行軍打仗不能耽擱，管它熟不熟爛不爛，連殼帶米吃下去算了。
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騰你，讓你肚疼拉稀。
不管白天夜晚行軍，那隊伍可就熱鬧了，到處噼噼噗噗，屁股門兒像關不住的水龍頭，走幾步蹿一泡。
好漢架不住三泡稀，那隊伍沒法兒帶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幾裡路。
别說人架不住這個，從北方帶來馱炮的大騾子吃了這種帶殼稻谷也絞腸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麼說，這還是有吃的，更多的時候是餓肚子。
大别山的老百姓看見隊伍就跑，我們背着鋼洋買不到糧食。
窮苦人家自己都揭不開鍋。
我們就打土豪，看哪家房子大、圍牆高就打哪家。
有一次，在地主家翻到糧垛，還沒等我們動手，地主家的閨女拎起馬桶，嘩的一聲把糞便潑在了糧食上…… “糧食都吃不上，油和鹽就更不用說了。
缺油少鹽，不少戰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頭，摔得鼻青臉腫。
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來越多，又沒後方安置。
部隊别說打仗，行軍都很困難。
” 談起行軍之難，離休在南京的原昆明軍區副政委，當年的第三縱隊第八旅副旅長史景班說：“在晉冀魯豫大平原作戰，汽車、大炮、馬車浩浩蕩蕩，并着排地開。
到了大别山，進山是羊腸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車炮全扔掉了還解決不了行軍問題。
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
戰士們連跌跤的姿勢都‘正規化’了，全都是哧溜一下，兩腿劈開，騎在田埂上，這叫‘騎馬跤’。
許多人的屁股都墩腫了。
“行軍問路，老鄉說十裡地，部隊走了一夜也沒走到。
再打聽，原來那是直線距離。
山道彎彎，上坡下岡，實際四十裡都不止。
地圖上标着一個村子，定在那裡宿營。
到了一看，隻有三兩戶人家，别說一支大部隊，連一個班也住不下。
部隊累了一天，晚上隻好露宿在野地裡，不論刮風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邊草叢樹棵裡看不見，不知什麼時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置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膽。
“從北方帶來的布鞋經不住水泡，沒幾天就穿幫兒爛透了，隻好穿草鞋。
北方人沒穿過草鞋，腳上磨得又是膿又是血，晚上睡覺黏在一起，脫都脫不下來；硬拽，草鞋就變成了‘皮鞋’，撕下一層血哧呼啦的皮肉。
有一次，我們為牽制敵人連續十八天急行軍，就是這麼泥裡水裡血裡走出來的。
整整十八天啊！能夠跟上隊伍、不開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講到這裡，眼睛濕潤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艱苦卓絕的悲壯史詩。
部隊如此，機關也不例外。
有一天野司斷糧，到下午三點了，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的午飯還沒有着落。
警衛員狠狠心，從衣兜裡掏出五顆珍藏的北方小棗，獻給首長。
劉、鄧、張、李四個人七隻眼瞪着五顆小棗，推來讓去，最後平分，每人一顆權當成午餐，剩下一顆非讓警衛員吃了不可。
警衛員拗不過，當着首長的面把棗含在嘴裡，出門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幹放進口袋——那是他過黃河時未婚妻送他的，是個念物。
行軍走路跌跤也上下一律平等。
一天夜行軍，劉伯承騎在馬上。
警衛員走着走着聽到一聲響，回頭一看，吓壞了——劉伯承和馬都不見了。
他趕緊摸黑跑下山溝，邊哭邊喊，隻見馬摔壞了，劉伯承卻坐在厚厚的腐葉枯枝上，沒傷着筋骨，還笑着安慰警衛員：“不慌，不慌。
莫的事情嘛。
你要是有紅棗，我還能吃幾顆哩。
”後來沒有馬騎了，劉伯承照樣摔了不少“騎馬跤”。
五十多歲的人了，誰看見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隊沒有蚊帳，不少人打擺子、發高燒，又沒有藥治，那就硬挺着，聽任疾病的折磨。
第一縱隊第一旅第二團三營九連連長王崇樂是豫北清豐縣人，跟着部隊過黃河進大别山，後來又渡長江一直進入西藏，走完了劉鄧大軍的全部征程，最後葉落歸根白發蒼蒼回到河南故裡。
筆者采訪他的時候，他抽着“黃金葉”牌香煙，說：“年輕時我精瘦精瘦，從來沒得過病，不知道藥是啥滋味兒。
可進了大别山，我卻沒逃過去，讓個小蚊子折騰慘了，發起燒來滿嘴燎泡，鬧起冷來鑽進草垛能把草垛哆嗦塌。
團政委李彬說這是打擺子，讓我吃‘百草丸’。
我就吃了，結果渾身發熱，一打嗝一股膻味兒，氣得我直罵娘。
一打聽，人家告訴我，啥百草丸？那是羊屎蛋兒！還說羊吃百草，百草都是藥，這偏方啥病都治。
我越聽越想越惡心，發誓病死也不吃了。
後來打下李家集，弄到點奎甯，我才僥幸活下來。
可病死的人也不是個小數目。
你算算，進大别山時我們有整整一個營的清豐人，等出了大别山，隻剩下十二個了。
” 除了打擺子、腹瀉，疥瘡也是對部隊的一個嚴重威脅。
南方天氣潮濕，加上日夜行軍作戰，泥裡爬，水裡滾，露宿荒野，身上沒有幹的時候，更談不上衛生條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瘡。
第二縱隊第五旅第十五團從團長到司号員，幾乎人人都沒逃過疥瘡的折磨。
夜間奇癢無法入睡，白天行軍一個個彎着腿，走一步撓三撓，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兒。
這隊伍怎麼帶？團長黃家景聽說商城附近有個溫泉，叫“湯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瘡，就和政委田濤商量，集中全團兵力打“湯泉池”。
“湯泉池”北面的山頭駐着敵保安團的兩個連，平時強征往來行商的稅款。
那天拂曉，第十五團發起突然襲擊。
沖鋒号、步槍、機槍一起響，戰士們端着刺刀往上沖。
敵人不知解放軍的真實意圖，以為是來搶稅款的，趕緊扛上錢箱撤回商城，邊逃邊琢磨：這支共軍也怪，光打不追。
第十五團占領了制高點，全團三個營輪流掩護，其他人脫光了就跳溫泉。
一天之内，平均每人洗了兩三遍。
夕陽西下，“戰鬥”結束，撤出“湯泉池”，腳步輕快，人也像個人樣了。
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紀的人還記得，劉鄧的十五團在這兒打過一場“澡堂子戰役”。
自然條件的艱苦與惡劣雖令常人難以想象，但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卻難以愈平。
原第二縱隊教導團副團長張紹基說：“我是紅四方面軍的，讓張國焘整得兩過雪山，三過草地；又被編到西路軍翻過祁連山，闖過大戈壁，什麼苦沒吃過？咱紅軍、八路軍就是苦出來的。
可進了大别山，我覺得那日子比長征還苦，苦上幾倍。
那種苦啊……怎麼跟你們形容呢？它不光是身體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靈上、精神上的苦。
” 筆者是在河南省軍區醫院見到張紹基的。
老人心髒病發作才被搶救過來，聽說采訪劉鄧大軍，飯也不吃了，拉着不讓走：“趁着我還有口氣，再多說幾句吧！等閉了眼，想說也說不成了。
” 講起劉伯承，老人淚流滿面，像失去父親的孩子；說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絕，連醫生的囑咐也忘了，抓起香煙就抽。
“進了大别山，吃沒吃的，穿沒穿的，餓肚子，打擺子，生瘡流膿，跑肚拉稀……這都算不上苦。
最苦的就是一下子離開了後方根據地，變得無依無靠，像六個月的娃子斷奶死了親娘，把人給閃了。
在晉冀魯豫打仗，無憂無慮無牽無挂，你就隻管沖吧，反正傷了有人擡，死了有人埋。
艱苦幾天，一個勝仗下來，豬肉炖粉條盡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
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這日子。
“不是說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國民黨太壞，咱們自己太弱了。
我就是大别山人，紅安的。
我知道那裡的情況。
紅軍、新四軍三進三出，咱們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
國民黨燒光殺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過火，石頭過刀，哪一家都得死個三口五口，甚至滿門抄斬啊！老百姓确實給殺慘了，殺怕了。
這一回我們說再也不走了，誰信你？話是你說的，可腳還長在你身上。
就是他心裡想對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殺身之禍。
所以，老百姓一見我們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裡跑。
别說擡擔架支前，就是找個人問路都困難。
“自從北伐之後，國民黨桂系部隊就駐在這裡，經營了二十多年，建立保甲聯防、‘五家連坐’和特務組織、民團、小保隊，織成了一張大網，把大别山罩得嚴嚴實實。
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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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沉悶，大别山深處傳來隐隐的雷聲。低垂而厚重的濃雲翻滾着、擠壓着，漸漸堆積成一片，像一坨坨厚鉛往下沉，似乎已經壓到了本來就很低矮的祠堂屋脊上。
空氣被壓縮了，顯得愈發凝滞，仿佛其中也含了金屬的成分，使人每呼吸一口便增加一分沉重。
二十多位縱隊和旅的指揮員擠坐在光山縣王大灣這間不大的祠堂裡，人與人靠得很近，卻誰和誰也不講話。
會抽煙的悶頭抽煙，不會抽煙的也裹在煙海裡，全沒了往昔的熱鬧氣氛。
平時，他們各自獨當一面，能湊到一起的時候不多；偶爾聚在一起，不是這個摸一下那個的頭，道聲：“還活着？”就是那個拍一下這個的肩，驚訝道：“你沒死？”然後開一陣葷的、素的玩笑。
而今天卻氣氛迥然。
劉伯承和鄧小平走進屋，臉上的神情與背後的陰雲呈同一色調。
二十多位旅以上幹部齊刷刷站起，守着門邊的幾個人迎上，敬過禮，習慣地伸出雙手。
鄧小平還禮的手在空中一擺：“仗沒打好，不握手了。
” 他徑直走到桌前，請劉伯承坐下，然後用灼人的目光掃視會場，說：“今天召集大家來，開個不握手會議。
為什麼不握手，我想在座的心裡都清楚。
” 祠堂裡鴉雀無聲，本來就沉重的氣氛更陡增了幾分嚴峻。
進入大别山将近一個月了，随着大部隊的前進，難以想象的困難接踵而至。
“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
”這句流行在部隊中的話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初進大别山的第一個不适應。
來自“四戰之地”的戰士們大多數是吃慣了小米、山藥蛋的燕趙兒女，南方的大米填不飽他們的肚子。
當年的第十九旅山炮營副營長雷晉川現已離休在鄭州，回憶起那段生活，老人說：“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個字——餓。
大米那東西呀，真不叫糧食！三碗飯吃下去，兩個屁一放，肚子就空了。
接着百爪撓心，眼睛發藍，從嗓子眼兒往外伸小手。
幾天下來，一個營的北方大漢都變成了‘南蠻子’，小臉兒蠟黃蠟黃……這還是有吃的時候。
“開始有吃的也不會吃，把一袋子稻谷倒進大鍋，怎麼煮也煮不爛。
行軍打仗不能耽擱，管它熟不熟爛不爛，連殼帶米吃下去算了。
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騰你，讓你肚疼拉稀。
不管白天夜晚行軍，那隊伍可就熱鬧了，到處噼噼噗噗，屁股門兒像關不住的水龍頭，走幾步蹿一泡。
好漢架不住三泡稀，那隊伍沒法兒帶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幾裡路。
别說人架不住這個，從北方帶來馱炮的大騾子吃了這種帶殼稻谷也絞腸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麼說，這還是有吃的，更多的時候是餓肚子。
大别山的老百姓看見隊伍就跑，我們背着鋼洋買不到糧食。
窮苦人家自己都揭不開鍋。
我們就打土豪，看哪家房子大、圍牆高就打哪家。
有一次，在地主家翻到糧垛，還沒等我們動手，地主家的閨女拎起馬桶，嘩的一聲把糞便潑在了糧食上…… “糧食都吃不上，油和鹽就更不用說了。
缺油少鹽，不少戰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頭，摔得鼻青臉腫。
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來越多，又沒後方安置。
部隊别說打仗，行軍都很困難。
” 談起行軍之難，離休在南京的原昆明軍區副政委，當年的第三縱隊第八旅副旅長史景班說：“在晉冀魯豫大平原作戰，汽車、大炮、馬車浩浩蕩蕩，并着排地開。
到了大别山，進山是羊腸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車炮全扔掉了還解決不了行軍問題。
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
戰士們連跌跤的姿勢都‘正規化’了，全都是哧溜一下，兩腿劈開，騎在田埂上，這叫‘騎馬跤’。
許多人的屁股都墩腫了。
“行軍問路，老鄉說十裡地，部隊走了一夜也沒走到。
再打聽，原來那是直線距離。
山道彎彎，上坡下岡，實際四十裡都不止。
地圖上标着一個村子，定在那裡宿營。
到了一看，隻有三兩戶人家，别說一支大部隊，連一個班也住不下。
部隊累了一天，晚上隻好露宿在野地裡，不論刮風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邊草叢樹棵裡看不見，不知什麼時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置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膽。
“從北方帶來的布鞋經不住水泡，沒幾天就穿幫兒爛透了，隻好穿草鞋。
北方人沒穿過草鞋，腳上磨得又是膿又是血，晚上睡覺黏在一起，脫都脫不下來；硬拽，草鞋就變成了‘皮鞋’，撕下一層血哧呼啦的皮肉。
有一次，我們為牽制敵人連續十八天急行軍，就是這麼泥裡水裡血裡走出來的。
整整十八天啊！能夠跟上隊伍、不開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講到這裡，眼睛濕潤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艱苦卓絕的悲壯史詩。
部隊如此，機關也不例外。
有一天野司斷糧，到下午三點了，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的午飯還沒有着落。
警衛員狠狠心，從衣兜裡掏出五顆珍藏的北方小棗，獻給首長。
劉、鄧、張、李四個人七隻眼瞪着五顆小棗，推來讓去，最後平分，每人一顆權當成午餐，剩下一顆非讓警衛員吃了不可。
警衛員拗不過，當着首長的面把棗含在嘴裡，出門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幹放進口袋——那是他過黃河時未婚妻送他的，是個念物。
行軍走路跌跤也上下一律平等。
一天夜行軍，劉伯承騎在馬上。
警衛員走着走着聽到一聲響，回頭一看，吓壞了——劉伯承和馬都不見了。
他趕緊摸黑跑下山溝，邊哭邊喊，隻見馬摔壞了，劉伯承卻坐在厚厚的腐葉枯枝上，沒傷着筋骨，還笑着安慰警衛員：“不慌，不慌。
莫的事情嘛。
你要是有紅棗，我還能吃幾顆哩。
”後來沒有馬騎了，劉伯承照樣摔了不少“騎馬跤”。
五十多歲的人了，誰看見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隊沒有蚊帳，不少人打擺子、發高燒，又沒有藥治，那就硬挺着，聽任疾病的折磨。
第一縱隊第一旅第二團三營九連連長王崇樂是豫北清豐縣人，跟着部隊過黃河進大别山，後來又渡長江一直進入西藏，走完了劉鄧大軍的全部征程，最後葉落歸根白發蒼蒼回到河南故裡。
筆者采訪他的時候，他抽着“黃金葉”牌香煙，說：“年輕時我精瘦精瘦，從來沒得過病，不知道藥是啥滋味兒。
可進了大别山，我卻沒逃過去，讓個小蚊子折騰慘了，發起燒來滿嘴燎泡，鬧起冷來鑽進草垛能把草垛哆嗦塌。
團政委李彬說這是打擺子，讓我吃‘百草丸’。
我就吃了，結果渾身發熱，一打嗝一股膻味兒，氣得我直罵娘。
一打聽，人家告訴我，啥百草丸？那是羊屎蛋兒！還說羊吃百草，百草都是藥，這偏方啥病都治。
我越聽越想越惡心，發誓病死也不吃了。
後來打下李家集，弄到點奎甯，我才僥幸活下來。
可病死的人也不是個小數目。
你算算，進大别山時我們有整整一個營的清豐人，等出了大别山，隻剩下十二個了。
” 除了打擺子、腹瀉，疥瘡也是對部隊的一個嚴重威脅。
南方天氣潮濕，加上日夜行軍作戰，泥裡爬，水裡滾，露宿荒野，身上沒有幹的時候，更談不上衛生條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瘡。
第二縱隊第五旅第十五團從團長到司号員，幾乎人人都沒逃過疥瘡的折磨。
夜間奇癢無法入睡，白天行軍一個個彎着腿，走一步撓三撓，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兒。
這隊伍怎麼帶？團長黃家景聽說商城附近有個溫泉，叫“湯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瘡，就和政委田濤商量，集中全團兵力打“湯泉池”。
“湯泉池”北面的山頭駐着敵保安團的兩個連，平時強征往來行商的稅款。
那天拂曉，第十五團發起突然襲擊。
沖鋒号、步槍、機槍一起響，戰士們端着刺刀往上沖。
敵人不知解放軍的真實意圖，以為是來搶稅款的，趕緊扛上錢箱撤回商城，邊逃邊琢磨：這支共軍也怪，光打不追。
第十五團占領了制高點，全團三個營輪流掩護，其他人脫光了就跳溫泉。
一天之内，平均每人洗了兩三遍。
夕陽西下，“戰鬥”結束，撤出“湯泉池”，腳步輕快，人也像個人樣了。
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紀的人還記得，劉鄧的十五團在這兒打過一場“澡堂子戰役”。
自然條件的艱苦與惡劣雖令常人難以想象，但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卻難以愈平。
原第二縱隊教導團副團長張紹基說：“我是紅四方面軍的，讓張國焘整得兩過雪山，三過草地；又被編到西路軍翻過祁連山，闖過大戈壁，什麼苦沒吃過？咱紅軍、八路軍就是苦出來的。
可進了大别山，我覺得那日子比長征還苦，苦上幾倍。
那種苦啊……怎麼跟你們形容呢？它不光是身體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靈上、精神上的苦。
” 筆者是在河南省軍區醫院見到張紹基的。
老人心髒病發作才被搶救過來，聽說采訪劉鄧大軍，飯也不吃了，拉着不讓走：“趁着我還有口氣，再多說幾句吧！等閉了眼，想說也說不成了。
” 講起劉伯承，老人淚流滿面，像失去父親的孩子；說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絕，連醫生的囑咐也忘了，抓起香煙就抽。
“進了大别山，吃沒吃的，穿沒穿的，餓肚子，打擺子，生瘡流膿，跑肚拉稀……這都算不上苦。
最苦的就是一下子離開了後方根據地，變得無依無靠，像六個月的娃子斷奶死了親娘，把人給閃了。
在晉冀魯豫打仗，無憂無慮無牽無挂，你就隻管沖吧，反正傷了有人擡，死了有人埋。
艱苦幾天，一個勝仗下來，豬肉炖粉條盡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
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這日子。
“不是說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國民黨太壞，咱們自己太弱了。
我就是大别山人，紅安的。
我知道那裡的情況。
紅軍、新四軍三進三出，咱們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
國民黨燒光殺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過火，石頭過刀，哪一家都得死個三口五口，甚至滿門抄斬啊！老百姓确實給殺慘了，殺怕了。
這一回我們說再也不走了，誰信你？話是你說的，可腳還長在你身上。
就是他心裡想對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殺身之禍。
所以，老百姓一見我們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裡跑。
别說擡擔架支前，就是找個人問路都困難。
“自從北伐之後，國民黨桂系部隊就駐在這裡，經營了二十多年，建立保甲聯防、‘五家連坐’和特務組織、民團、小保隊，織成了一張大網，把大别山罩得嚴嚴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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