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大步進退全面反攻，西野馳騁勢如破竹 第十一章 一打榆林，調敵北上沙家店過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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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為鄧寶珊。
駐軍有鄧寶珊所部第22軍以及胡宗南整編第29軍第36師第28旅，總兵力1.5萬餘人。
防區東起府谷、神木，沿古長城經榆林西至橫山、甯條梁、安邊一線，綿亘350公裡，把西邊的馬鴻逵、北面的傅作義、東邊的閻錫山連成一線，又與南邊的胡宗南遙相呼應，形成對陝甘甯的全面包圍。
榆林是這個包圍圈上的重要據點，出擊榆林，足可以牽動整個陝北戰場。
總司令鄧寶珊與榆林的曆史要從十年前說起。
那時他任新編第1軍軍長，駐防甘肅蘭州。
1937年秋，太原、歸綏、包頭相繼落入日軍之手，日軍趁勝大舉西進，大有席卷大西北之勢。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緊急下令，把駐甘肅的新編第1軍、第165師和駐榆林的第86師（師長為井嶽秀部下高雙成）編為21軍團，以鄧為軍團長進駐榆林，堵擊西進日軍。
鄧寶珊到榆林的時候，察、綏兩省政府及其他機構和辦事人員，還有萬數逃難的群衆，潮水一般湧入到榆林地區。
原來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為大批流亡群衆的到來而立刻熱鬧起來。
擺在鄧寶珊面前的任務，不僅要派兵堵擊日軍的西進，還要妥善安置各地湧來的難兄難弟。
從這時起，榆林作為在軍事上堵擊日軍西進的橋頭堡，同時作為在政治上安撫各方難民的避風港，它的地位立刻突顯出來。
鄧寶珊處變不驚，把供奉在百靈廟的成吉思汗靈位運到蘭州安放起來，初步穩定了蒙古人的動蕩心理。
接着立即組織了5個遊擊支隊，進駐包頭的黃河沿岸，日夜騷擾日軍，阻其西進，又與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傅作義聯系，加強了晉陝綏三省聯防力量。
鄧寶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穩定住了榆林的局面。
從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與日俱增，無人能及。
抗日期間，西北局面比較穩定。
鄧寶珊集團的職能由剛開始阻日西進，逐步轉變為配合胡宗南封鎖陝甘甯邊區。
對鄧寶珊來說，這是一段非常苦悶的日子。
前線炮火紛飛，多少熱血兒女陳屍疆場，而他的第21軍團卻在陝北這個小鎮封鎖共産黨，無所作為。
因為不是嫡系，有時候連糧食、饷銀以及槍枝彈藥都無法到位。
部下埋怨，百姓指責，鄧寶珊也感到非常難堪。
封鎖邊區時間一長，有時候又與八路軍一起與日本人打上幾仗，不久就與共産黨混熟了。
鄧寶珊曾幾次去延安，毛澤東親自接待，不僅熱情招待，還在政治上給予很多啟發，鄧寶珊既感動，又激動，對毛澤東的欽佩與日俱增。
而共産黨将領如肖勁光、王震、南漢宸、陳其涵等更是走馬燈似地跑榆林，或公或私與鄧寶珊頻繁往來。
在與共産黨相處的這些日子裡，他逐漸發現共産黨的主義、綱領還有路線、政策與自己的想法是如此地相近，并且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熱烈的擁護。
他明顯感到，共産黨要比國民黨得人心。
鄧寶珊與共産黨這種密切的關系，蔣介石、胡宗南都心知肚明。
在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時候，國民政府要鄧寶珊繞道甯夏去重慶開會，而鄧寶珊以路途遙遠為由，故意經過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與毛澤東、朱德徹夜交談。
鄧寶珊時而為時局歎氣，時而為毛澤東的大智大勇擊掌叫好。
臨走時，還拉着毛澤東的手依依不舍。
在會間，蔣介石有一次問鄧寶珊對國内時局的看法。
鄧寶珊胸脯一挺，振振有詞地說：“我願意把領袖擁護成華盛頓，而不願意把領袖擁護成拿破侖。
”蔣介石一愣，沒想到鄧寶珊會如此回答。
當時沒說什麼，但已經感到鄧寶珊與自己在感情上有了距離。
正好，六屆二中全會一開完，鄧寶珊就告了個病假跑回老家陝西三原去養病了。
蔣介石喜上眉梢，一面勸鄧寶珊趕快回榆林，一面又密令胡宗南選得力可靠之人去榆林主持大局。
胡宗南也早就感到鄧寶珊靠不住，立即派了自己的心腹董钊去榆林，安了個副總司令的頭銜，鄧寶珊仍為總司令。
當時榆林的第二号人物是第22軍軍長左世允。
1944年高雙成病死後，他接替了高雙成的職務。
他辦事一絲不苟，對鄧寶珊忠誠不二。
左世允與董钊是同鄉，按理，左世允應該與董钊好好共事，同謀黨國大計——這也是蔣介石和胡宗南選中董钊去榆林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榆林守軍帶有濃厚的封建地方觀念，從左世允以下對董钊的到來，表面上客客氣氣，但私下裡卻結成了“拒董”統一戰線。
幾個月時間裡，董钊除了看過幾處防禦工事，其他一事無成，有關軍機大事，更是一句話也插不上。
董钊越來越覺得沒有意思，還不如繼續做他的整1軍軍長去。
為了脫身，他向胡宗南說，根據老弟幾個月來的觀察，榆林軍事非鄧寶珊坐鎮不可。
這幾個月裡，告病回家的鄧寶珊也渾身不自在，日夜魂牽夢繞的地方還是榆林，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古長城，還有那裡的百姓，哪一件他都無法放下。
在榆林十年的感情，像開了閘的洪水一樣，猛烈地撞擊着他的心。
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已與榆林結下了生死之緣。
在蔣介石的再次催促下，鄧寶珊又到了榆林。
他到榆林的那一天，榆林全城軍民打着腰鼓，紮着大紅花，夾道歡迎他的到來。
鄧寶珊完全被感動了，坐在吉普車裡心潮起伏，不能平靜。
蔣介石要鄧寶珊繼續出馬榆林，是因為鄧在榆林的威望，而不是出于對鄧的信任。
派人取代鄧寶珊不成，就隻有給鄧寶珊安釘子了。
在1947年3月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的時候，蔣介石以加強榆林防務為由，授意胡宗南空運了整編第28旅6，000多人去榆林，胡宗南還派了一個姓蔡的高級參謀常駐榆林，加強聯絡。
過了好些年相對和平生活的榆林，一下子被弄得火藥味十足。
不僅老百姓不習慣，連鄧寶珊及其部下也極不習慣。
整編第28旅旅長徐保和這個蔡參謀對胡宗南都是絕對忠誠的。
胡派他們兩人去榆林，一則聯絡榆林共同進剿共産黨，另一則是加強對榆林的控制。
打那時起，鄧寶珊心裡就極不舒服。
當時他作了兩種打算，一是，隻要有機會離開榆林，他就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已今非昔比了；萬一走不掉，對上面的命令就陽奉陰違。
這是鄧寶珊的兩種打算。
他也曾考慮過起義的事情，那個時候，國民黨将領率部向共産黨投誠的比比皆是。
但此時的鄧寶珊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把握來做這件事。
彭德懷率領西北野戰部隊馳騁陝北，打得胡宗南、馬鴻逵、馬步芳連連叫痛的時候，鄧寶珊也在密切注意着彭德懷的行動。
雖然他曾派部隊配合胡宗南出擊西北野戰部隊，但那些行動都是象征性的，沒有什麼實質作用。
無論從感情還是從信仰上來講，鄧寶珊都不願意與共産黨為敵，更不願意與解放軍兵戎相見。
他拿着國民黨的俸祿，捧着國民黨的飯碗，配合胡宗南采取行動實則不得已而為之。
他也相信，憑自己與共産黨的交情，共産黨是不會對自己真的采取行動的。
但在共産黨眼裡，鄧寶珊是鄧寶珊，不等于榆林守軍。
榆林守軍一萬多人，把守着陝甘甯邊區北邊的咽喉要地，讓西北野戰部隊時時都有腹背受敵的威脅。
對這麼個據點，當然是拔之而後快。
有道是“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西北野戰部隊主力頂着驕陽，在這個三伏天輕裝出發了——沿大、小理河向榆林開進。
第二天，軍委來電，決定由彭德懷、習仲勳、張宗遜、王震、劉景範五人組成西北野戰部隊前委，彭德懷任書記，同時決定将西北野戰部隊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彭德懷和張文舟各騎一匹高頭大馬，行進在隊伍中間。
小河會議上決定晉綏軍區重歸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建制，賀龍任司令員，習仲勳兼任政治委員。
會後，習仲勳就同賀龍一起到山西組織後方工作去了。
彭德懷下定了決心要拿下榆林，這
駐軍有鄧寶珊所部第22軍以及胡宗南整編第29軍第36師第28旅，總兵力1.5萬餘人。
防區東起府谷、神木，沿古長城經榆林西至橫山、甯條梁、安邊一線，綿亘350公裡，把西邊的馬鴻逵、北面的傅作義、東邊的閻錫山連成一線，又與南邊的胡宗南遙相呼應，形成對陝甘甯的全面包圍。
榆林是這個包圍圈上的重要據點，出擊榆林，足可以牽動整個陝北戰場。
總司令鄧寶珊與榆林的曆史要從十年前說起。
那時他任新編第1軍軍長，駐防甘肅蘭州。
1937年秋，太原、歸綏、包頭相繼落入日軍之手，日軍趁勝大舉西進，大有席卷大西北之勢。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緊急下令，把駐甘肅的新編第1軍、第165師和駐榆林的第86師（師長為井嶽秀部下高雙成）編為21軍團，以鄧為軍團長進駐榆林，堵擊西進日軍。
鄧寶珊到榆林的時候，察、綏兩省政府及其他機構和辦事人員，還有萬數逃難的群衆，潮水一般湧入到榆林地區。
原來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為大批流亡群衆的到來而立刻熱鬧起來。
擺在鄧寶珊面前的任務，不僅要派兵堵擊日軍的西進，還要妥善安置各地湧來的難兄難弟。
從這時起，榆林作為在軍事上堵擊日軍西進的橋頭堡，同時作為在政治上安撫各方難民的避風港，它的地位立刻突顯出來。
鄧寶珊處變不驚，把供奉在百靈廟的成吉思汗靈位運到蘭州安放起來，初步穩定了蒙古人的動蕩心理。
接着立即組織了5個遊擊支隊，進駐包頭的黃河沿岸，日夜騷擾日軍，阻其西進，又與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傅作義聯系，加強了晉陝綏三省聯防力量。
鄧寶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穩定住了榆林的局面。
從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與日俱增，無人能及。
抗日期間，西北局面比較穩定。
鄧寶珊集團的職能由剛開始阻日西進，逐步轉變為配合胡宗南封鎖陝甘甯邊區。
對鄧寶珊來說，這是一段非常苦悶的日子。
前線炮火紛飛，多少熱血兒女陳屍疆場，而他的第21軍團卻在陝北這個小鎮封鎖共産黨，無所作為。
因為不是嫡系，有時候連糧食、饷銀以及槍枝彈藥都無法到位。
部下埋怨，百姓指責，鄧寶珊也感到非常難堪。
封鎖邊區時間一長，有時候又與八路軍一起與日本人打上幾仗，不久就與共産黨混熟了。
鄧寶珊曾幾次去延安，毛澤東親自接待，不僅熱情招待，還在政治上給予很多啟發，鄧寶珊既感動，又激動，對毛澤東的欽佩與日俱增。
而共産黨将領如肖勁光、王震、南漢宸、陳其涵等更是走馬燈似地跑榆林，或公或私與鄧寶珊頻繁往來。
在與共産黨相處的這些日子裡，他逐漸發現共産黨的主義、綱領還有路線、政策與自己的想法是如此地相近，并且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熱烈的擁護。
他明顯感到，共産黨要比國民黨得人心。
鄧寶珊與共産黨這種密切的關系，蔣介石、胡宗南都心知肚明。
在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時候，國民政府要鄧寶珊繞道甯夏去重慶開會，而鄧寶珊以路途遙遠為由，故意經過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與毛澤東、朱德徹夜交談。
鄧寶珊時而為時局歎氣，時而為毛澤東的大智大勇擊掌叫好。
臨走時，還拉着毛澤東的手依依不舍。
在會間，蔣介石有一次問鄧寶珊對國内時局的看法。
鄧寶珊胸脯一挺，振振有詞地說：“我願意把領袖擁護成華盛頓，而不願意把領袖擁護成拿破侖。
”蔣介石一愣，沒想到鄧寶珊會如此回答。
當時沒說什麼，但已經感到鄧寶珊與自己在感情上有了距離。
正好，六屆二中全會一開完，鄧寶珊就告了個病假跑回老家陝西三原去養病了。
蔣介石喜上眉梢，一面勸鄧寶珊趕快回榆林，一面又密令胡宗南選得力可靠之人去榆林主持大局。
胡宗南也早就感到鄧寶珊靠不住，立即派了自己的心腹董钊去榆林，安了個副總司令的頭銜，鄧寶珊仍為總司令。
當時榆林的第二号人物是第22軍軍長左世允。
1944年高雙成病死後，他接替了高雙成的職務。
他辦事一絲不苟，對鄧寶珊忠誠不二。
左世允與董钊是同鄉，按理，左世允應該與董钊好好共事，同謀黨國大計——這也是蔣介石和胡宗南選中董钊去榆林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榆林守軍帶有濃厚的封建地方觀念，從左世允以下對董钊的到來，表面上客客氣氣，但私下裡卻結成了“拒董”統一戰線。
幾個月時間裡，董钊除了看過幾處防禦工事，其他一事無成，有關軍機大事，更是一句話也插不上。
董钊越來越覺得沒有意思，還不如繼續做他的整1軍軍長去。
為了脫身，他向胡宗南說，根據老弟幾個月來的觀察，榆林軍事非鄧寶珊坐鎮不可。
這幾個月裡，告病回家的鄧寶珊也渾身不自在，日夜魂牽夢繞的地方還是榆林，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古長城，還有那裡的百姓，哪一件他都無法放下。
在榆林十年的感情，像開了閘的洪水一樣，猛烈地撞擊着他的心。
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已與榆林結下了生死之緣。
在蔣介石的再次催促下，鄧寶珊又到了榆林。
他到榆林的那一天，榆林全城軍民打着腰鼓，紮着大紅花，夾道歡迎他的到來。
鄧寶珊完全被感動了，坐在吉普車裡心潮起伏，不能平靜。
蔣介石要鄧寶珊繼續出馬榆林，是因為鄧在榆林的威望，而不是出于對鄧的信任。
派人取代鄧寶珊不成，就隻有給鄧寶珊安釘子了。
在1947年3月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的時候，蔣介石以加強榆林防務為由，授意胡宗南空運了整編第28旅6，000多人去榆林，胡宗南還派了一個姓蔡的高級參謀常駐榆林，加強聯絡。
過了好些年相對和平生活的榆林，一下子被弄得火藥味十足。
不僅老百姓不習慣，連鄧寶珊及其部下也極不習慣。
整編第28旅旅長徐保和這個蔡參謀對胡宗南都是絕對忠誠的。
胡派他們兩人去榆林，一則聯絡榆林共同進剿共産黨，另一則是加強對榆林的控制。
打那時起，鄧寶珊心裡就極不舒服。
當時他作了兩種打算，一是，隻要有機會離開榆林，他就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已今非昔比了；萬一走不掉，對上面的命令就陽奉陰違。
這是鄧寶珊的兩種打算。
他也曾考慮過起義的事情，那個時候，國民黨将領率部向共産黨投誠的比比皆是。
但此時的鄧寶珊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把握來做這件事。
彭德懷率領西北野戰部隊馳騁陝北，打得胡宗南、馬鴻逵、馬步芳連連叫痛的時候，鄧寶珊也在密切注意着彭德懷的行動。
雖然他曾派部隊配合胡宗南出擊西北野戰部隊，但那些行動都是象征性的，沒有什麼實質作用。
無論從感情還是從信仰上來講，鄧寶珊都不願意與共産黨為敵，更不願意與解放軍兵戎相見。
他拿着國民黨的俸祿，捧着國民黨的飯碗，配合胡宗南采取行動實則不得已而為之。
他也相信，憑自己與共産黨的交情，共産黨是不會對自己真的采取行動的。
但在共産黨眼裡，鄧寶珊是鄧寶珊，不等于榆林守軍。
榆林守軍一萬多人，把守着陝甘甯邊區北邊的咽喉要地，讓西北野戰部隊時時都有腹背受敵的威脅。
對這麼個據點，當然是拔之而後快。
戰前較量
7月30日，烈日當空，陽光潑灑下來，像着了火似的熱。有道是“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西北野戰部隊主力頂着驕陽，在這個三伏天輕裝出發了——沿大、小理河向榆林開進。
第二天，軍委來電，決定由彭德懷、習仲勳、張宗遜、王震、劉景範五人組成西北野戰部隊前委，彭德懷任書記，同時決定将西北野戰部隊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彭德懷和張文舟各騎一匹高頭大馬，行進在隊伍中間。
小河會議上決定晉綏軍區重歸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建制，賀龍任司令員，習仲勳兼任政治委員。
會後，習仲勳就同賀龍一起到山西組織後方工作去了。
彭德懷下定了決心要拿下榆林，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