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附錄二：古城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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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兵三萬人航行到海南島，密切了這個島嶼與祖國大陸的關系。
東吳還經常派使者遠航遼東半島，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
又曾派康泰和朱應出使海南諸國，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島等地，先後經曆了一百多國。
海南諸國的特産如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異果等，從此不斷地運到建業來。
康泰、朱應回國後，康泰著有《吳時外國傳》，朱應著有《扶南異物志》，這兩部書是描寫這些國家的古代曆史、地理和風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東吳使者出訪以後，有些國家也遣使回訪。
如公元243年，扶南國王範旃曾派使者送來一個樂隊。
孫權專門在皇宮附近造了一座“扶南樂署”，請他們把扶南優美的歌舞教給東吳的宮女。
這時，大秦國(即東羅馬)商人秦論也經由印度支那半島來到東吳，在建業住了七、八年後才回國。
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會曾在建業長期從事傳教活動，孫權于公元247年特地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點就在最繁華的大市之後，所以也叫“大市寺”，這是江東地區有明确紀年的第一座佛寺。
孫權又曾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觀”，這是江東最早的道教寺觀。
建業都城外圍的城堡除石頭城外，還有金城、白馬城、冶城和丹陽郡城等。
金城大約在今江邊寶塔橋附近的金陵村一帶，相傳那裡就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
東吳後主孫皓在該處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親故太子孫和的靈榇，後來金城就成為北郊的一處軍事要塞。
白馬城是東吳時建業江邊的另一處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
冶城在東吳時仍作為官營的冶煉作坊，丹陽郡城也繼續使用，這兩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東南方的衛城。
此外，為了加強南線的防禦，東吳時沿秦淮河的兩岸都樹有栅欄，稱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國時代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
東吳的屯田規模很大，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決軍民的糧食供應問題。
在建業都城的内外，軍屯十分密集，孫權曾把為他拉車的八頭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
東吳經常派出大将率領數以萬計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潛山縣)屯田，有船隻六百多艘，開墾稻田40多萬畝。
當時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蘇武進縣)，也常從建業派出勞動力去擴大毗陵屯區的規模，屯田人數達數萬口之多。
另外，建業附近秦漢以來的一部分舊縣，如江乘縣、湖熟縣和溧陽縣等，這時都撤銷縣級行政機構，改由典農都尉管理，對農民實行軍事編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産糧食。
這些民屯中的農民稱為“屯田客”，雖然免除了服兵役的義務，但對他們的人身強制，卻比漢朝時更加重了。
發展農業離不開水利，東吳時江南的水利事業也相當發達。
與建業密切有關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擴大，并開鑿了赤山湖。
公元245年，孫權派校尉陳勳帶領屯兵三萬修治秦淮河。
為了溝通建業與太湖地區的内河交通，陳勳帶領這三萬人在甯鎮丘嶺地區開鑿了一條名叫“破崗渎”的運河。
這條運河的起點是秦淮河東源的句容，終點是今丹陽縣境内的雲陽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
為了調節水量，便利行船，從建業南郊的方山開始修築水壩和船閘，沿線共有十四座。
每座壩閘附近都設立旅店和商棧，形成了一個集市。
這條運河修成後，從建業到吳郡和會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無需再繞道京口(今鎮江市)，可以從建業直接乘船前往。
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的各種物産，也可通過水道運抵建業，其中一些重要物資還可以直接運進皇宮旁的倉城。
因此，這條破崗渎對于東吳首都的物資供應和内外交通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同時，由于這條運河的開辟，方山一帶就成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陸碼頭。
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東吳境内的手工業也發達起來了。
東吳政權經常從各地征調數以千計的熟練手工業工人到建業，充實官營的手工業作坊。
孫權的趙夫人能夠親手用彩色線織成有龍鳳花紋的織錦，宮中還有上千名專門從事絲織的宮女。
生絲都由浙江的諸暨(今諸暨縣)和永安(今德清縣永康鎮)兩地供應，這可以說是南京地區絲織業的最早開端。
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煉和鑄造銅鐵器的中心。
當時曾經兩次鑄造“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等大型的銅錢，其币值相當于漢代“五铢錢”五百個或一千個，這表明三國時的物價較漢代大為提高，通貨膨脹的程度已很嚴重。
在手工業方面，武昌和會稽是東吳的兩個中心。
武昌的鋼鐵器和刀劍，以及會稽的銅鏡和青瓷器，都大量地運到建業來供應王公貴族們使用。
江南地區的經濟，經過東吳時期六十年左右的恢複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産都趕上或超過了東漢時期這一地區的最高水平。
漢代江南的大城市隻有吳、會稽和廣州等少數幾個，這時增加了建業和武昌兩座大城。
吳、會稽、廣州、江陵和夏口(今漢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由于東吳大力招撫北方南來的人民，以及強制原來住在皖、贛、浙、閩山區的“山越”人民出山務農和當兵，再加上六十年來沒有經過大的戰争破壞；人口增殖很快，耕地開辟較多。
到吳亡時，南方的行政區域已經發展到四十三個郡(相當于今專區一級)，三百十三個縣，郡縣的數目比東漢時增加了一倍多。
戶數有五十二萬三千，男女人口二百三十萬人，這還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裡不屬于東吳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東吳政權畢竟是建立在殘暴的封建統治基礎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東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繼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又名“都曲”)和莊園，還有大量的僮仆為他們耕地、制造手工業産品和從事商業活動。
這些私人武裝和僮仆實際上就是兵奴、農奴、工奴或商奴。
所以，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東吳政權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壞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
同時，東吳的刑罰十分殘酷，後主孫皓甚至下令活剝人的面皮和鑿瞎人的眼睛，這要比同時的魏、蜀兩國兇暴得多。
對于山越等少數民族，壓迫得也很厲害。
先後對山越用兵近四十年，掠奪人口達一、二十萬，逼迫他們當兵奴或農奴。
由于繁重的、連年不斷的修建宮室和城池等徭役，東吳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動非常激烈。
如公元266年，吳郡永安就發生了以施但為首的農民起義。
起義軍從烏程(今浙江吳興縣南)出發，沿途不斷擴大隊伍，打到建業郊區時已有一萬多人。
東吳政權恐懼萬分，慌忙調遣大将進行堵擊，才把這支起義軍鎮壓下去。
在東吳亡國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發生了下級軍官郭馬為首的廣州兵民暴動。
這些起義和暴動都預示着東吳政權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滅蜀和建立起晉朝政權的司馬氏進行總動員，沿長江全線進攻東吳。
前線的大都督是西晉武官的首腦太尉賈充，大将有王渾、周浚、王戎，胡奮、杜預、王浚和唐彬等八名。
前六名大将分别進攻建業的外圍六合、當塗，以及長江中遊的重鎮武昌、夏口(今漢口)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則率領滅蜀後所得的水軍，由四川順流東下。
這時，東吳政權已經上下離心，無人再為末代皇帝效力。
而孫皓所設計的江中鐵鎖，也阻擋不了西晉軍隊的前進。
公元280年的農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師首先抵達石頭城下，孫皓無可奈何，隻得叫人反綁了自己的雙手，擡着棺材到西晉軍門前去投降。
正如唐代的詩人劉禹錫在他的一首名詩——《西塞山懷古》中所描寫的：“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古代八尺為一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 東吳亡國以後，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左思曾經在他的名著——《三都賦》中，對吳都建業作了詳細的描述。
他為了收集魏、蜀、吳三國都城狀況的素材，不僅博覽了群書，考核各種圖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謠故事，積十年之久才完成此賦。
他在描寫建業的“苑路”(禦道)時說：“朱阙雙立，馳道如砥。
樹以青槐，亘以綠水。
玄蔭耽耽，清流(同娓)。
列寺七裡，俠棟陽路。
屯營栉比，廨署棋布……”據說這部《三都賦》剛剛寫成，西晉首都洛陽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傳抄，以緻市場上的紙價突然上漲數倍。
這就是“洛陽紙貴”這一成語的由來。
1924年4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下半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上中學時，領導徐州培心中學學生進行反對美國傳教士的鬥争。
大革命時期，在宿縣從事農民運動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是宿縣中共組織的創建者之一。
1928年春，領導臨渙集1500名農民反對大惡霸袁三的鬥争，并取得勝利。
8月，受中共江蘇省委派遣，籌建徐海蚌特委。
不久，任特委委員兼鳳陽縣委書記。
1929年，出席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
1931年，任中共長淮特委書記。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賣在蚌埠被捕，解往南京警備司令部關押。
1932年11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
鐘天樾 鐘天樾(1905～1927)原名正，字堯弼，四川永川人。
1924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
“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全力投入聲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愛國運動。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任共青團南京地區城北支部書記。
同年10月，因散發響應北伐的傳單，遭軍閥逮捕，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光複南京時出獄。
以後任南京總工會執行委員。
他和總工會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分赴工廠幫助建立基層工會，并在江右軍的支持下查持了僞工會。
4月9日，南京總工會被國民黨右派指使南京勞工總會搗毀。
4月10日晚，在參加省市黨部和各團體黨的負責人會議時被捕，不久被殺害。
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
東吳還經常派使者遠航遼東半島，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
又曾派康泰和朱應出使海南諸國，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島等地，先後經曆了一百多國。
海南諸國的特産如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異果等，從此不斷地運到建業來。
康泰、朱應回國後，康泰著有《吳時外國傳》，朱應著有《扶南異物志》，這兩部書是描寫這些國家的古代曆史、地理和風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東吳使者出訪以後，有些國家也遣使回訪。
如公元243年，扶南國王範旃曾派使者送來一個樂隊。
孫權專門在皇宮附近造了一座“扶南樂署”，請他們把扶南優美的歌舞教給東吳的宮女。
這時，大秦國(即東羅馬)商人秦論也經由印度支那半島來到東吳，在建業住了七、八年後才回國。
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會曾在建業長期從事傳教活動，孫權于公元247年特地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點就在最繁華的大市之後，所以也叫“大市寺”，這是江東地區有明确紀年的第一座佛寺。
孫權又曾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觀”，這是江東最早的道教寺觀。
建業都城外圍的城堡除石頭城外，還有金城、白馬城、冶城和丹陽郡城等。
金城大約在今江邊寶塔橋附近的金陵村一帶，相傳那裡就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
東吳後主孫皓在該處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親故太子孫和的靈榇，後來金城就成為北郊的一處軍事要塞。
白馬城是東吳時建業江邊的另一處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
冶城在東吳時仍作為官營的冶煉作坊，丹陽郡城也繼續使用，這兩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東南方的衛城。
此外，為了加強南線的防禦，東吳時沿秦淮河的兩岸都樹有栅欄，稱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國時代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
東吳的屯田規模很大，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決軍民的糧食供應問題。
在建業都城的内外，軍屯十分密集，孫權曾把為他拉車的八頭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
東吳經常派出大将率領數以萬計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潛山縣)屯田，有船隻六百多艘，開墾稻田40多萬畝。
當時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蘇武進縣)，也常從建業派出勞動力去擴大毗陵屯區的規模，屯田人數達數萬口之多。
另外，建業附近秦漢以來的一部分舊縣，如江乘縣、湖熟縣和溧陽縣等，這時都撤銷縣級行政機構，改由典農都尉管理，對農民實行軍事編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産糧食。
這些民屯中的農民稱為“屯田客”，雖然免除了服兵役的義務，但對他們的人身強制，卻比漢朝時更加重了。
發展農業離不開水利，東吳時江南的水利事業也相當發達。
與建業密切有關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擴大，并開鑿了赤山湖。
公元245年，孫權派校尉陳勳帶領屯兵三萬修治秦淮河。
為了溝通建業與太湖地區的内河交通，陳勳帶領這三萬人在甯鎮丘嶺地區開鑿了一條名叫“破崗渎”的運河。
這條運河的起點是秦淮河東源的句容，終點是今丹陽縣境内的雲陽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
為了調節水量，便利行船，從建業南郊的方山開始修築水壩和船閘，沿線共有十四座。
每座壩閘附近都設立旅店和商棧，形成了一個集市。
這條運河修成後，從建業到吳郡和會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無需再繞道京口(今鎮江市)，可以從建業直接乘船前往。
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的各種物産，也可通過水道運抵建業，其中一些重要物資還可以直接運進皇宮旁的倉城。
因此，這條破崗渎對于東吳首都的物資供應和内外交通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同時，由于這條運河的開辟，方山一帶就成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陸碼頭。
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東吳境内的手工業也發達起來了。
東吳政權經常從各地征調數以千計的熟練手工業工人到建業，充實官營的手工業作坊。
孫權的趙夫人能夠親手用彩色線織成有龍鳳花紋的織錦，宮中還有上千名專門從事絲織的宮女。
生絲都由浙江的諸暨(今諸暨縣)和永安(今德清縣永康鎮)兩地供應，這可以說是南京地區絲織業的最早開端。
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煉和鑄造銅鐵器的中心。
當時曾經兩次鑄造“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等大型的銅錢，其币值相當于漢代“五铢錢”五百個或一千個，這表明三國時的物價較漢代大為提高，通貨膨脹的程度已很嚴重。
在手工業方面，武昌和會稽是東吳的兩個中心。
武昌的鋼鐵器和刀劍，以及會稽的銅鏡和青瓷器，都大量地運到建業來供應王公貴族們使用。
江南地區的經濟，經過東吳時期六十年左右的恢複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産都趕上或超過了東漢時期這一地區的最高水平。
漢代江南的大城市隻有吳、會稽和廣州等少數幾個，這時增加了建業和武昌兩座大城。
吳、會稽、廣州、江陵和夏口(今漢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由于東吳大力招撫北方南來的人民，以及強制原來住在皖、贛、浙、閩山區的“山越”人民出山務農和當兵，再加上六十年來沒有經過大的戰争破壞；人口增殖很快，耕地開辟較多。
到吳亡時，南方的行政區域已經發展到四十三個郡(相當于今專區一級)，三百十三個縣，郡縣的數目比東漢時增加了一倍多。
戶數有五十二萬三千，男女人口二百三十萬人，這還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裡不屬于東吳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東吳政權畢竟是建立在殘暴的封建統治基礎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東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繼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又名“都曲”)和莊園，還有大量的僮仆為他們耕地、制造手工業産品和從事商業活動。
這些私人武裝和僮仆實際上就是兵奴、農奴、工奴或商奴。
所以，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東吳政權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壞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
同時，東吳的刑罰十分殘酷，後主孫皓甚至下令活剝人的面皮和鑿瞎人的眼睛，這要比同時的魏、蜀兩國兇暴得多。
對于山越等少數民族，壓迫得也很厲害。
先後對山越用兵近四十年，掠奪人口達一、二十萬，逼迫他們當兵奴或農奴。
由于繁重的、連年不斷的修建宮室和城池等徭役，東吳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動非常激烈。
如公元266年，吳郡永安就發生了以施但為首的農民起義。
起義軍從烏程(今浙江吳興縣南)出發，沿途不斷擴大隊伍，打到建業郊區時已有一萬多人。
東吳政權恐懼萬分，慌忙調遣大将進行堵擊，才把這支起義軍鎮壓下去。
在東吳亡國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發生了下級軍官郭馬為首的廣州兵民暴動。
這些起義和暴動都預示着東吳政權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滅蜀和建立起晉朝政權的司馬氏進行總動員，沿長江全線進攻東吳。
前線的大都督是西晉武官的首腦太尉賈充，大将有王渾、周浚、王戎，胡奮、杜預、王浚和唐彬等八名。
前六名大将分别進攻建業的外圍六合、當塗，以及長江中遊的重鎮武昌、夏口(今漢口)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則率領滅蜀後所得的水軍，由四川順流東下。
這時，東吳政權已經上下離心，無人再為末代皇帝效力。
而孫皓所設計的江中鐵鎖，也阻擋不了西晉軍隊的前進。
公元280年的農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師首先抵達石頭城下，孫皓無可奈何，隻得叫人反綁了自己的雙手，擡着棺材到西晉軍門前去投降。
正如唐代的詩人劉禹錫在他的一首名詩——《西塞山懷古》中所描寫的：“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古代八尺為一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 東吳亡國以後，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左思曾經在他的名著——《三都賦》中，對吳都建業作了詳細的描述。
他為了收集魏、蜀、吳三國都城狀況的素材，不僅博覽了群書，考核各種圖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謠故事，積十年之久才完成此賦。
他在描寫建業的“苑路”(禦道)時說：“朱阙雙立，馳道如砥。
樹以青槐，亘以綠水。
玄蔭耽耽，清流(同娓)。
列寺七裡，俠棟陽路。
屯營栉比，廨署棋布……”據說這部《三都賦》剛剛寫成，西晉首都洛陽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傳抄，以緻市場上的紙價突然上漲數倍。
這就是“洛陽紙貴”這一成語的由來。
三、人物傳記
朱務平 朱務平(1898～1932)化名朱大生、煥明、人和、大春等，安徽省宿縣人。1924年4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下半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上中學時，領導徐州培心中學學生進行反對美國傳教士的鬥争。
大革命時期，在宿縣從事農民運動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是宿縣中共組織的創建者之一。
1928年春，領導臨渙集1500名農民反對大惡霸袁三的鬥争，并取得勝利。
8月，受中共江蘇省委派遣，籌建徐海蚌特委。
不久，任特委委員兼鳳陽縣委書記。
1929年，出席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
1931年，任中共長淮特委書記。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賣在蚌埠被捕，解往南京警備司令部關押。
1932年11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
鐘天樾 鐘天樾(1905～1927)原名正，字堯弼，四川永川人。
1924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
“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全力投入聲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愛國運動。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任共青團南京地區城北支部書記。
同年10月，因散發響應北伐的傳單，遭軍閥逮捕，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光複南京時出獄。
以後任南京總工會執行委員。
他和總工會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分赴工廠幫助建立基層工會，并在江右軍的支持下查持了僞工會。
4月9日，南京總工會被國民黨右派指使南京勞工總會搗毀。
4月10日晚，在參加省市黨部和各團體黨的負責人會議時被捕，不久被殺害。
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