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蘭州戰役在大西北解放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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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
”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是針對西北地域遼闊、民族問題複雜的客觀情況，以及西北地區國民黨軍主要将領的不同政治傾向，對解放大西北作出的英明部署。
這一戰略部署的實施是與戰鬥方式即軍事打擊相結合的，特别是以對堅決反共的青馬反動勢力進行軍事殲滅為前提的，是“分割二馬”、“先青馬、後甯馬”戰略方針的繼續和進一步具體化。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對馬步芳必須殲滅其主力；在馬步芳解決後，必須使用楊得志兵團深入甯夏，給馬鴻逵部以殲滅性的打擊；迫使殘部退入河套，然後經過傅作義用政治方式去解決。
” 蘭州戰役的勝利，不僅完成了殲滅青馬主力戰略任務，而且為分化瓦解西北地區殘存的國民黨陣營，對其中的觀望勢力和主和派實施争取聯合，使其面對現實倒向人民一邊創造了前提條件。
蘭州戰役結束後，面對青馬潰不成軍、甯馬集團孤立無援且内部矛盾激化、河西潰逃敵軍派系複雜且和戰不一、新疆守軍主要将領有和平意向的具體情況，彭德懷指揮第一野戰軍将士在對殘餘敵人展開戰略追擊的同時，組織實施了強大的和平政治攻勢，通過各種渠道，與隴南、河西、甯夏和新疆國民黨駐軍部分将領取得聯系，向他們宣傳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和主張，敦促他們認清形勢、停止觀望，以實際行動配合解放大軍挺進大西北。
針對甯馬内部馬鴻逵、馬鴻賓曆來不和且馬鴻賓較馬鴻逵開明進步的實際情況，解放軍十九兵團在通過金積、靈武等戰鬥，對甯馬主力一二八軍予以殲滅，從而使甯馬防線全面崩潰的情況下，經過多方争取勸說，迫使八十一軍軍長馬悖靖(馬鴻賓之子)、一二八軍軍長盧忠良等先後于1949年9月19日、20日接受和平改編。
23日，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政委李志明與甯夏方面軍政代表盧忠良、馬光天、馬廷秀分别在《和平解放甯夏問題之協議》上簽字。
蘭州戰役結束後，随着甯夏、青海和甘肅河西走廊的解放，解放大軍挺進新疆的條件已經具備。
彭德懷在蘭州解放的第三天，即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指示，邀請在蘭州的新疆各族各界愛國進步人士和在蘭休假的陶峙嶽部軍官座談，通過他們積極開展工作。
青馬主力被殲滅，甯夏、青海、新疆的主戰派馬鴻逵、趙遂(青馬八十二軍副軍長)、馬呈祥等人面對解放軍的強大攻勢而喪失了據守抵抗的信心，有的一路退逃，有的放棄兵權遠走他國，緻使甯夏、新疆等地軍政大權落于主和派手中。
同時，蘭州戰役的勝利也使在此
”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是針對西北地域遼闊、民族問題複雜的客觀情況，以及西北地區國民黨軍主要将領的不同政治傾向，對解放大西北作出的英明部署。
這一戰略部署的實施是與戰鬥方式即軍事打擊相結合的，特别是以對堅決反共的青馬反動勢力進行軍事殲滅為前提的，是“分割二馬”、“先青馬、後甯馬”戰略方針的繼續和進一步具體化。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對馬步芳必須殲滅其主力；在馬步芳解決後，必須使用楊得志兵團深入甯夏，給馬鴻逵部以殲滅性的打擊；迫使殘部退入河套，然後經過傅作義用政治方式去解決。
” 蘭州戰役的勝利，不僅完成了殲滅青馬主力戰略任務，而且為分化瓦解西北地區殘存的國民黨陣營，對其中的觀望勢力和主和派實施争取聯合，使其面對現實倒向人民一邊創造了前提條件。
蘭州戰役結束後，面對青馬潰不成軍、甯馬集團孤立無援且内部矛盾激化、河西潰逃敵軍派系複雜且和戰不一、新疆守軍主要将領有和平意向的具體情況，彭德懷指揮第一野戰軍将士在對殘餘敵人展開戰略追擊的同時，組織實施了強大的和平政治攻勢，通過各種渠道，與隴南、河西、甯夏和新疆國民黨駐軍部分将領取得聯系，向他們宣傳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和主張，敦促他們認清形勢、停止觀望，以實際行動配合解放大軍挺進大西北。
針對甯馬内部馬鴻逵、馬鴻賓曆來不和且馬鴻賓較馬鴻逵開明進步的實際情況，解放軍十九兵團在通過金積、靈武等戰鬥，對甯馬主力一二八軍予以殲滅，從而使甯馬防線全面崩潰的情況下，經過多方争取勸說，迫使八十一軍軍長馬悖靖(馬鴻賓之子)、一二八軍軍長盧忠良等先後于1949年9月19日、20日接受和平改編。
23日，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政委李志明與甯夏方面軍政代表盧忠良、馬光天、馬廷秀分别在《和平解放甯夏問題之協議》上簽字。
蘭州戰役結束後，随着甯夏、青海和甘肅河西走廊的解放，解放大軍挺進新疆的條件已經具備。
彭德懷在蘭州解放的第三天，即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指示，邀請在蘭州的新疆各族各界愛國進步人士和在蘭休假的陶峙嶽部軍官座談，通過他們積極開展工作。
青馬主力被殲滅，甯夏、青海、新疆的主戰派馬鴻逵、趙遂(青馬八十二軍副軍長)、馬呈祥等人面對解放軍的強大攻勢而喪失了據守抵抗的信心，有的一路退逃，有的放棄兵權遠走他國，緻使甯夏、新疆等地軍政大權落于主和派手中。
同時，蘭州戰役的勝利也使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