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3章 因勢利導，開展敵情工作與武裝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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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
黨組織從警衛營及其控制的人員中選派了重機槍射手，爆破技術員等，攜帶炸藥、導火線、雷管、手搖點火機等器材到邊縱參加戰鬥；省府警衛營營長李煥文(中共黨員)派人将邊縱駐昆聯絡站秘密購置的數千套軍服、藥品、武器彈藥、文化用品等封裝好，貼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條轉送到邊縱；李煥文還從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軍用地圖交遊擊隊使用，為支援“邊縱”武裝鬥争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
盧漢想不到自己的貼身警衛部隊竟會直接、間接地為共産黨所控制。
在警察系統，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員70多人，各單位都有了“警盟”組織。
昆明起義前夕，警察系統共發展了黨員4人，盟員100餘人。
昆明市警察總局局長李志正，也在起義前夕參加了“警盟”組織，加上一部分中層警官，基本上可以為我所用。
敵工組織利用敵警察機關的特殊職能，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警察局裡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蓋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證，供黨組織轉移下鄉的同志使用，讓他們能夠安全順利地通過敵人的檢查關卡。
“邊縱”遊擊隊在祿勸縣行軍途中遭到地霸武裝的伏擊，被俘10餘人，關押在祿勸、武定兩縣政府的監獄，共産黨員利用保安十二團駐防該地之機，以團長名義出面，聲稱保安團要擴充兵員，把被俘的10餘人要了出來，并将他們送回遊擊隊。
敵工組織還派人打入敵二十六軍的諜報人員訓練班，利用工作關系取得二十六軍的電台呼号、波長和密碼本交邊縱使用。
昆明黨組織還通過上層統戰關系了解敵情變化，争取中上層人士，收到了明顯的成效。
敵工小組人員經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廳長、民盟成員的聯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
如羅次縣地下黨負責人被羅次縣政府逮捕，就是敵工組通過安恩溥出面疏通釋放的。
1949年9月，盧漢在重慶與蔣介石密謀準備在昆明大肆逮捕、鎮壓革命力量後，敵工小組通過楊傑和安恩溥及時了解到盧漢的一些思想動向，為争取盧漢，掌握時機，采取對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敵工組織經過長期工作，到解放戰争後期，已經比較全面地掌握了軍統在昆明設置的公開和秘密機構，人員分布和大部分軍統人員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資料，同時還獲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潛伏應變計劃及活動情況。
使黨組織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從而發動群衆組織起來保廠護産，防止反革命破壞。
12月9日，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奉蔣介石之命來昆，籌劃布置國民黨中央機關遷昆計劃。
盧漢乘機借張群名義于當晚8時在青蓮街官邸召開有國民黨第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保密局滇站站長沈醉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在昆頭目參加的緊急會議，一舉扣押了這些頭目。
當天下午5時，盧漢把這項任務布置給其親信綏靖公署特務隊隊長龍雲青及省府警衛營營長徐振芳，要他們挑選可靠人員，執行任務，并嚴守機密。
龍、徐二人共挑選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參加共産黨秘密組織的19人(黨員1人，“民青”、“軍盟”16人，武工隊員2人)。
這些同志經過共産黨的教育，接受任務後，嚴格保守了這一重要機密。
當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軍政首腦到齊後，他們扣壓了這些反動頭目，完成了這一曆史性的任務。
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後，昆明市委根據當時的形勢及昆明的嚴重敵情，提出鎮反肅特、保障昆明社會安定、保衛起義成果的中心任務。
起義當局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由昆明市委派出保衛部的三名幹部進入該委員會的公安處，直接掌管公安處的工作，依靠過去積累的資料和工作基礎，從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開了對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
從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
總共逮捕了敵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
這對維護昆明社會安定，粉碎敵第二十六軍、第八軍裡應外合進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昆明保衛戰中，起義部隊暫編第十三軍三十八團團長李煥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臨時軍工委“英勇殺敵，保衛昆明，保衛黨組織”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蛳灣血戰中，堅守住了陣地，重創來犯之敵，受到了盧漢的表彰。
以“軍盟”成員為團長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團也在團長的率領下浴血奮戰，為“堅守待援”赢得了時間。
敵軍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軍又日夜兼程形成對昆明迂回包圍态勢，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隻得倉惶潰逃，昆明保衛戰于12月23日勝利結束。
昆明警察系統的起義人員，以“警盟”成員為骨幹，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昆明保衛戰，後又成立警察聯合會，為維護社會治安，協助搜捕敵特，協助偵破三起兇殺搶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貢獻。
蔣介石集團排斥異己的獨裁政策，曆來為地方勢力所不滿。
這種不滿情緒，在地方軍警憲特人員中，不時都會表觀出來。
他們基于一定的鄉土觀念和桑梓情誼，在昆明的人民民主運動中，隻要不觸及其地方勢力的利益，他們往往采取觀望、中立的态度，在地方軍政中下層人員中有的還對人民民主運動表示同情和支持。
随着東北人民解放戰争的節節勝利，滇軍一八四師在海城起義，六十軍在長春起義，其餘滇軍或投誠或被殲，這對雲南地方勢力産生了巨大的震動與影響。
黨中央深刻分析蔣盧矛盾，制定正确政策，直接部署和進行争取雲南地方實力派的工作；對起義、投誠、被俘滇軍中下層軍官施以反蔣愛國教育後大批資遣回滇，都對雲南地方勢力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他們在雲南地方軍警憲特人員中有着同鄉、同事，同學、師生、舊屬、朋友、親屬等等千絲萬縷的關系。
解放軍勝利溶江後，人民革命戰争的勝利巳成定局，蔣、盧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起來。
以盧漢為代表的雲南地方實力派逐步由“保已、擁蔣、反共”，轉向“保已、拒蔣、容共”。
在此形勢下，敵工組織不失時機，把握機遇，充分利用雲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把工作重點放在争取地方勢力的軍警憲特系統上，經過長期艱苦細緻的工作，逐步在雲南省政府警衛營、綏靖公署特務隊、保安司令部，保安團，警察局。
刑警隊等組織中建立了據點和情報網，開展了工作，逐步地把地方勢力中存在的反蔣情緒彙入到人民反蔣統一戰線的洪流之中，從而削弱、孤立和打擊了國民黨中央頑固勢力。
在有利形勢下，敵工組織不僅把握時機，提出“依靠下層，争取中上層，孤立反動頑固者”的正确方針。
還針對敵人營壘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的特點，提出恰當的對策和工作方法開展工作，從而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地方保安團隊的下層土兵，實際上是穿上軍裝的貧苦農民，深受長官的壓迫剝削，渴望解放。
敵工組織通過同鄉會，兄弟會，小先生互教互學文化等形式把他們組織起來，通過各種公開合法活動，談心憶苦，啟發階級覺悟，組織合法的經濟鬥争，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啟發他們的民主意識，通過以上活動，吸收積極分子參加秘密的革命組織，把廣大士兵團結在黨的周圍，形成敵情工作在保安團隊裡的依靠力量。
随着解放戰争的勝利進展，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搖搖欲墜。
在此形勢下，敵營裡的中上層人員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出路和前途。
黨組織适時開展政治攻勢，發動群衆，開展對敵軍的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先後争取了一批地方保安團隊和軍事機關的營長、團長，科長、處長，警察局的巡官、局員、分局長、大隊附、總局長和其他特工人員靠攏或投向人民，有的經過嚴格審查還加入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
長駐昆明的憲兵十三團，曆來是秉承蔣介石中央的旨意鎮壓民主運動，逮捕革命師生的一支反革命别動隊和監視地方勢力的禦林軍。
1948年秋，雲南籍的王栩調任該團團長，經過共産黨的教育和地方民主人士的影響，在他确實表現有所進步後，被吸收參加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軍盟”。
之後，通過他做團裡的雲南籍副團長和幾個尉官的工作，逐漸削弱了這個團的反動作用，最後這個團還積極參加了昆明起義。
第四運輸處副處長楊友柏參加“軍盟”後，在地下黨組織發動群衆配合下，利用矛盾，終于擠走了頑固效忠蔣介石的軍統特務頭目——副處長李家傑，促進和掩護了該處革命力量的發展。
1949年秋，蔣介石深感衆叛親離，為防範盧漢靠攏人民走起義的道路，特地布置保密局滇站加強對盧漢的監視。
此時盧漢也成立了保安司令部情報組，蔣、盧互相搜集對方的情報。
敵工小組乘機派遣“軍盟”及“民青”成員程燦章等打入保安司令部情報組，程又利用與軍統有關系的身份，兩邊傳遞情報，進一步激化了盧漢與蔣介石中央的矛盾，獲得了盧漢的信任。
祿勸遊擊隊在行軍中遭地霸武裝伏擊，10餘人被俘，關押在祿勸、武定縣政府監獄。
保安十二團駐該地區時，團長李煥文以保安團擴充兵員為由，把這些被俘遊擊隊員從監獄裡要了出來，使他們回到革命隊伍。
“九·九整肅”時，敵人逮捕了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400餘人，特務頭子、保密局長毛人鳳提名要盧漢批準屠殺100餘人。
毛人風陰謀借刀殺人，并借此迫使盧漢欲罷不能，反共到底。
對此，黨組織一面發動社會各界力量積極營救被捕人員，一面通過與盧有親戚關系，長期在盧漢身邊工作的“軍盟”成員、綏靖公署軍法處軍佐劉漢章做盧漢的工作。
劉漢章向盧漢曉以大義，揭露毛人風借刀殺人的險惡居心；要盧漢謹慎從事，并建議盧漢應該争取到審判和管押的主動權。
盧漢采納劉的建議，報經蔣介石批準，把被捕人員的看管和審判權限，從保密局滇站要回交給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處長楊振興接管。
之後，盧漢以案情重大為由，借故拖延審判進程；最後利用蔣桂矛盾，乘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來昆之機，争得李批準由盧漢“酌情從寬處理”，終于将餘下被捕人員全部釋放。
人民解故戰争迅猛發展，蔣介石反動統治搖搖欲墜，敵營内部惶惶不可終日。
敵工小組按照黨組織指示，向敵人發動了政治攻勢，從政治上、思想上進一步動搖、分化、瓦解敵人。
随着解放戰争的勝利發展，敵工小組通過各種渠道和關系，及時把蔣介石集團發動内戰、進攻解放區的真象，人民解放軍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東北滇軍的起義，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以及“邊縱”解放雲南60多個縣城等重大勝利喜訊，在敵營中廣泛傳播，收到了很好效果。
1949年1、2月，敵工小組兩次向昆明的軍統特務投寄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們放下屠刀，停止作惡，靠攏人民，并向他們宣傳共産黨，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引起了敵特一片驚慌，從政治上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
1949年2月12日，因國民黨中央銀行昆明分行拒兌金元券，引起群衆不滿，群衆奮起搗毀中央銀行。
盧漢親臨現場，下令槍殺無辜群衆21人。
為此，黨中央把盧漢列為甲級戰犯，新華社發表短評《警告殺人犯》： 繼本月12日國民黨雲南省僞主席盧漢下令屠殺擠兌僞金元券市民21人的大血案後，本月17日，在國民黨僞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主持下，國民黨僞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又下令屠殺了上海交通汽車公司3個領導反饑餓罷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
與此同時，萬惡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緊逮捕和屠殺革命分子秘密處死或投入黃浦江中溺死。
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現正重新逮捕一度交保釋放的“未判決的政治犯”，
黨組織從警衛營及其控制的人員中選派了重機槍射手，爆破技術員等，攜帶炸藥、導火線、雷管、手搖點火機等器材到邊縱參加戰鬥；省府警衛營營長李煥文(中共黨員)派人将邊縱駐昆聯絡站秘密購置的數千套軍服、藥品、武器彈藥、文化用品等封裝好，貼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條轉送到邊縱；李煥文還從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軍用地圖交遊擊隊使用，為支援“邊縱”武裝鬥争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
盧漢想不到自己的貼身警衛部隊竟會直接、間接地為共産黨所控制。
在警察系統，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員70多人，各單位都有了“警盟”組織。
昆明起義前夕，警察系統共發展了黨員4人，盟員100餘人。
昆明市警察總局局長李志正，也在起義前夕參加了“警盟”組織，加上一部分中層警官，基本上可以為我所用。
敵工組織利用敵警察機關的特殊職能，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警察局裡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蓋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證，供黨組織轉移下鄉的同志使用，讓他們能夠安全順利地通過敵人的檢查關卡。
“邊縱”遊擊隊在祿勸縣行軍途中遭到地霸武裝的伏擊，被俘10餘人，關押在祿勸、武定兩縣政府的監獄，共産黨員利用保安十二團駐防該地之機，以團長名義出面，聲稱保安團要擴充兵員，把被俘的10餘人要了出來，并将他們送回遊擊隊。
敵工組織還派人打入敵二十六軍的諜報人員訓練班，利用工作關系取得二十六軍的電台呼号、波長和密碼本交邊縱使用。
昆明黨組織還通過上層統戰關系了解敵情變化，争取中上層人士，收到了明顯的成效。
敵工小組人員經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廳長、民盟成員的聯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
如羅次縣地下黨負責人被羅次縣政府逮捕，就是敵工組通過安恩溥出面疏通釋放的。
1949年9月，盧漢在重慶與蔣介石密謀準備在昆明大肆逮捕、鎮壓革命力量後，敵工小組通過楊傑和安恩溥及時了解到盧漢的一些思想動向，為争取盧漢，掌握時機，采取對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敵工組織經過長期工作，到解放戰争後期，已經比較全面地掌握了軍統在昆明設置的公開和秘密機構，人員分布和大部分軍統人員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資料，同時還獲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潛伏應變計劃及活動情況。
使黨組織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從而發動群衆組織起來保廠護産，防止反革命破壞。
12月9日，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奉蔣介石之命來昆，籌劃布置國民黨中央機關遷昆計劃。
盧漢乘機借張群名義于當晚8時在青蓮街官邸召開有國民黨第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保密局滇站站長沈醉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在昆頭目參加的緊急會議，一舉扣押了這些頭目。
當天下午5時，盧漢把這項任務布置給其親信綏靖公署特務隊隊長龍雲青及省府警衛營營長徐振芳，要他們挑選可靠人員，執行任務，并嚴守機密。
龍、徐二人共挑選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參加共産黨秘密組織的19人(黨員1人，“民青”、“軍盟”16人，武工隊員2人)。
這些同志經過共産黨的教育，接受任務後，嚴格保守了這一重要機密。
當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軍政首腦到齊後，他們扣壓了這些反動頭目，完成了這一曆史性的任務。
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後，昆明市委根據當時的形勢及昆明的嚴重敵情，提出鎮反肅特、保障昆明社會安定、保衛起義成果的中心任務。
起義當局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由昆明市委派出保衛部的三名幹部進入該委員會的公安處，直接掌管公安處的工作，依靠過去積累的資料和工作基礎，從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開了對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
從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
總共逮捕了敵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
這對維護昆明社會安定，粉碎敵第二十六軍、第八軍裡應外合進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昆明保衛戰中，起義部隊暫編第十三軍三十八團團長李煥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臨時軍工委“英勇殺敵，保衛昆明，保衛黨組織”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蛳灣血戰中，堅守住了陣地，重創來犯之敵，受到了盧漢的表彰。
以“軍盟”成員為團長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團也在團長的率領下浴血奮戰，為“堅守待援”赢得了時間。
敵軍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軍又日夜兼程形成對昆明迂回包圍态勢，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隻得倉惶潰逃，昆明保衛戰于12月23日勝利結束。
昆明警察系統的起義人員，以“警盟”成員為骨幹，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昆明保衛戰，後又成立警察聯合會，為維護社會治安，協助搜捕敵特，協助偵破三起兇殺搶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貢獻。
利用矛盾，促進發展
雲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淵源久遠，根深蒂固。蔣介石集團排斥異己的獨裁政策，曆來為地方勢力所不滿。
這種不滿情緒，在地方軍警憲特人員中，不時都會表觀出來。
他們基于一定的鄉土觀念和桑梓情誼，在昆明的人民民主運動中，隻要不觸及其地方勢力的利益，他們往往采取觀望、中立的态度，在地方軍政中下層人員中有的還對人民民主運動表示同情和支持。
随着東北人民解放戰争的節節勝利，滇軍一八四師在海城起義，六十軍在長春起義，其餘滇軍或投誠或被殲，這對雲南地方勢力産生了巨大的震動與影響。
黨中央深刻分析蔣盧矛盾，制定正确政策，直接部署和進行争取雲南地方實力派的工作；對起義、投誠、被俘滇軍中下層軍官施以反蔣愛國教育後大批資遣回滇，都對雲南地方勢力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他們在雲南地方軍警憲特人員中有着同鄉、同事，同學、師生、舊屬、朋友、親屬等等千絲萬縷的關系。
解放軍勝利溶江後，人民革命戰争的勝利巳成定局，蔣、盧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起來。
以盧漢為代表的雲南地方實力派逐步由“保已、擁蔣、反共”，轉向“保已、拒蔣、容共”。
在此形勢下，敵工組織不失時機，把握機遇，充分利用雲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把工作重點放在争取地方勢力的軍警憲特系統上，經過長期艱苦細緻的工作，逐步在雲南省政府警衛營、綏靖公署特務隊、保安司令部，保安團，警察局。
刑警隊等組織中建立了據點和情報網，開展了工作，逐步地把地方勢力中存在的反蔣情緒彙入到人民反蔣統一戰線的洪流之中，從而削弱、孤立和打擊了國民黨中央頑固勢力。
在有利形勢下，敵工組織不僅把握時機，提出“依靠下層，争取中上層，孤立反動頑固者”的正确方針。
還針對敵人營壘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的特點，提出恰當的對策和工作方法開展工作，從而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地方保安團隊的下層土兵，實際上是穿上軍裝的貧苦農民，深受長官的壓迫剝削，渴望解放。
敵工組織通過同鄉會，兄弟會，小先生互教互學文化等形式把他們組織起來，通過各種公開合法活動，談心憶苦，啟發階級覺悟，組織合法的經濟鬥争，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啟發他們的民主意識，通過以上活動，吸收積極分子參加秘密的革命組織，把廣大士兵團結在黨的周圍，形成敵情工作在保安團隊裡的依靠力量。
随着解放戰争的勝利進展，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搖搖欲墜。
在此形勢下，敵營裡的中上層人員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出路和前途。
黨組織适時開展政治攻勢，發動群衆，開展對敵軍的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先後争取了一批地方保安團隊和軍事機關的營長、團長，科長、處長，警察局的巡官、局員、分局長、大隊附、總局長和其他特工人員靠攏或投向人民，有的經過嚴格審查還加入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
長駐昆明的憲兵十三團，曆來是秉承蔣介石中央的旨意鎮壓民主運動，逮捕革命師生的一支反革命别動隊和監視地方勢力的禦林軍。
1948年秋，雲南籍的王栩調任該團團長，經過共産黨的教育和地方民主人士的影響，在他确實表現有所進步後，被吸收參加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軍盟”。
之後，通過他做團裡的雲南籍副團長和幾個尉官的工作，逐漸削弱了這個團的反動作用，最後這個團還積極參加了昆明起義。
第四運輸處副處長楊友柏參加“軍盟”後，在地下黨組織發動群衆配合下，利用矛盾，終于擠走了頑固效忠蔣介石的軍統特務頭目——副處長李家傑，促進和掩護了該處革命力量的發展。
1949年秋，蔣介石深感衆叛親離，為防範盧漢靠攏人民走起義的道路，特地布置保密局滇站加強對盧漢的監視。
此時盧漢也成立了保安司令部情報組，蔣、盧互相搜集對方的情報。
敵工小組乘機派遣“軍盟”及“民青”成員程燦章等打入保安司令部情報組，程又利用與軍統有關系的身份，兩邊傳遞情報，進一步激化了盧漢與蔣介石中央的矛盾，獲得了盧漢的信任。
祿勸遊擊隊在行軍中遭地霸武裝伏擊，10餘人被俘，關押在祿勸、武定縣政府監獄。
保安十二團駐該地區時，團長李煥文以保安團擴充兵員為由，把這些被俘遊擊隊員從監獄裡要了出來，使他們回到革命隊伍。
“九·九整肅”時，敵人逮捕了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400餘人，特務頭子、保密局長毛人鳳提名要盧漢批準屠殺100餘人。
毛人風陰謀借刀殺人，并借此迫使盧漢欲罷不能，反共到底。
對此，黨組織一面發動社會各界力量積極營救被捕人員，一面通過與盧有親戚關系，長期在盧漢身邊工作的“軍盟”成員、綏靖公署軍法處軍佐劉漢章做盧漢的工作。
劉漢章向盧漢曉以大義，揭露毛人風借刀殺人的險惡居心；要盧漢謹慎從事，并建議盧漢應該争取到審判和管押的主動權。
盧漢采納劉的建議，報經蔣介石批準，把被捕人員的看管和審判權限，從保密局滇站要回交給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處長楊振興接管。
之後，盧漢以案情重大為由，借故拖延審判進程；最後利用蔣桂矛盾，乘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來昆之機，争得李批準由盧漢“酌情從寬處理”，終于将餘下被捕人員全部釋放。
人民解故戰争迅猛發展，蔣介石反動統治搖搖欲墜，敵營内部惶惶不可終日。
敵工小組按照黨組織指示，向敵人發動了政治攻勢，從政治上、思想上進一步動搖、分化、瓦解敵人。
随着解放戰争的勝利發展，敵工小組通過各種渠道和關系，及時把蔣介石集團發動内戰、進攻解放區的真象，人民解放軍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東北滇軍的起義，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以及“邊縱”解放雲南60多個縣城等重大勝利喜訊，在敵營中廣泛傳播，收到了很好效果。
1949年1、2月，敵工小組兩次向昆明的軍統特務投寄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們放下屠刀，停止作惡，靠攏人民，并向他們宣傳共産黨，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引起了敵特一片驚慌，從政治上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
1949年2月12日，因國民黨中央銀行昆明分行拒兌金元券，引起群衆不滿，群衆奮起搗毀中央銀行。
盧漢親臨現場，下令槍殺無辜群衆21人。
為此，黨中央把盧漢列為甲級戰犯，新華社發表短評《警告殺人犯》： 繼本月12日國民黨雲南省僞主席盧漢下令屠殺擠兌僞金元券市民21人的大血案後，本月17日，在國民黨僞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主持下，國民黨僞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又下令屠殺了上海交通汽車公司3個領導反饑餓罷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
與此同時，萬惡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緊逮捕和屠殺革命分子秘密處死或投入黃浦江中溺死。
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現正重新逮捕一度交保釋放的“未判決的政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