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備戰昌都 第11章 昌都勸和的格達活佛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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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動身。
” 勸和團僅在黑河一地就被困四十多天。
當才等三位活佛順利到達拉薩。
就在他們離開黑河的第二天，遲玉銳發現，一批新疆烏斯滿匪徒約十餘人也被放行去拉薩。
在一頂哈薩克帳篷後面，遲玉銳見到一名五十多歲的老婦和三個男人，他們身邊放着一挺輕機槍。
草地上，有七峰駱駝，三四匹馬。
由于語言不通，無法對話。
老婦用手指指空口袋，表示沒有糧吃，示意要吃的，遲玉銳給了她幾斤面粉。
後來才弄清，這批匪徒是被噶廈懷疑為“共産黨”而被擋住的，當噶廈得知他們是新疆的土匪後，就放行了。
并資助他們去了印度。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遲玉銳等四人由一班藏兵“護送”，翻山越嶺七天，到達山南乃東縣，并在一座孤樓裡被藏兵軟禁起來。
熬過一段艱難的日子之後，遲玉銳等四人想方設法到達拉薩，并索要回電台和手槍。
後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就是通過他們這部老式的15瓦電台抄轉給噶廈政府的。
這一消息有力地促成了西藏上層的分化。
勸和的使者屢屢被拒之于冰峰雪嶺之外。
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大山，擋住了噶廈政府的目光。
他們不知道外面已是怎樣的世界，隻盯住頭上巴掌大的天空，以為這就是世界的全部含義。
老邁昏庸的攝政王達紮，狀如一隻頑冥的井底之蛙。
似乎除了自己的鼓噪，聽不進外邊的一點聲音。
共産黨和人民解放軍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
他們在等待着。
他們堅決地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理論依據為支撐。
其一，西藏基本上是藏族的聚居區，藏傳佛教原是在該地區社會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
按照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的規定，國内各民族必須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才能共同建設好我們偉大的祖國。
對宗教必須實行信仰自由政策。
藏族在偉大祖國的締造和發展過程中作出過自己的貢獻，尤其是近百年來，為反對外國侵略，他們同漢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同生死共患難，共同進行過英勇的鬥争。
必須把極少數頑固堅持分裂立場的人同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廣大人民加以區别。
對廣大藏胞以及愛國上層人士，必須多做宣傳教育工作，用信守民族宗教政策的實際行動，去影響和團結他們而不能任意使用武力。
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了武力，那也是針對内外反動派的，也還是為了以打促和，促進西藏和平解放。
其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國各民族人民自古以來都是酷愛和平的。
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在被迫領導人民拿起槍杆子堅持同武裝到牙齒的反革命進行武裝鬥争時，從未放棄過任何一個能夠以和平方式為人民謀取勝利的機會。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
會上，毛澤東提出過以天津、北平和綏遠三種方式，解決剩餘的國民黨軍隊，号召全黨為避免傷亡和破壞，盡量學會用北京和綏遠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當然更有可能和必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了。
其三，在悠久的藏漢關系史上，互學、互助、互愛和友好合作的兄弟關系是主流，同時也存在着民族隔閡。
這主要是因為西藏社會生産力落後、交通阻塞、帝國主義侵略以及漢藏兩族中反動分子實行的政策造成的。
就漢族方面來說，其曆代反動統治者不光壓迫漢族人民，也壓迫了少數民族。
共産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是全中國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和捍衛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征服者有着本質的區别，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是必然的。
其四，新中國成立之初，西藏社會還停滞在封建農奴制階段，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在我國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上層僧侶和封建貴族對廣大農奴聯合專政性質的政教合一制度。
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的援助支持下，西藏統治者尚能以“民族”和“宗教”的旗幟，控制和影響人民群衆。
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固然是代表中國各民族利益的，應當領導和幫助西藏人民推翻原有這種對西藏的繁榮和發展極為不利的制度，但西藏的革命歸根到底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
當人民尚未普遍地覺悟起來時，由中央派軍隊強行去推翻西藏的舊政權，會給國際敵對勢力和達紮等人以可乘之機：把部分群衆推到他們一邊去，從而延緩西藏革命的進程。
所以，必須把西藏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成兩步走，把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反帝和反封建分成兩步走。
鄧小平曾在《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一文中說：“什麼叫正确的階級立場？就是現在不要發動階級鬥争，做到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團結，這就叫正确的階級立場。
” 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共産黨從西藏的實際出發，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西藏革命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的重要體現。
同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标，共産黨和解放軍在前三個勸和團受阻之後，又派出以格達活佛為首的第四個勸和團。
結果如何呢？ 1950年7月24日，格達活佛一行到達昌都。
那時的昌都，被當地人形容為臭蟲多、妓女多、性病多、乞丐多。
踩着滿地流溢的污水，格達一行到達昌都鎮内一個叫瑪塘的地方，住了下來。
經過多方努力，昌都總管府的總管拉魯·次旺多吉答應在總管府見格達活佛一面。
總管府建于昌都雲南壩的斯托塘，是一座白色的碉樓，内有18根柱子。
一樓的窗邊是一溜卡墊。
拉魯的卡墊是用藍呢子做的，很厚，正中鑲着一塊四方形的朱紅色呢子。
37歲的拉魯正坐在卡墊上，他身穿黃色緞袍，腳穿朱紅色的彩靴，頭戴“江克達”紅纓帽，顯得幹練而精明。
侍者接過格達活佛的禮帽，并倒上熱騰騰的酥油茶就退到一邊去了。
“總管大人，解放軍已決定進軍西藏，讓我先來進行和談。
但解放軍無論如何是無法阻擋的。
如果和平談判不成，就會強行進軍，那樣對大家都不好啊。
”格達活佛直抒來意。
拉魯小心翼翼地試探着問： “你我彼此相熟，關系密切，但你和解放軍的關系真的很好嗎？” “我和解放軍的關系很深，早在紅軍長征時就有聯系，尤其是和軍官朱德關系更好。
”格達看出了拉魯的疑懼，加重了語氣。
“西藏無論如何也要解放，這已是定了的。
我曾去仲薩欽澤活佛處占蔔，卦中說，昌都已出現兇兆，必須馬上修一座佛塔，舉行一些佛事活動加以禳解。
解放軍的條件最好盡快回答。
他們委托我提出三條，這三條是，一、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
二、邊防由解放軍把守。
三、舊西藏地方政府要同帝國主義斷絕一切聯系。
除此之外的所有事務，均可由舊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處理。
請把上述内容電告拉薩噶廈和攝政達紮；如能接受這三條，就可以通過和平途徑來解決。
” 拉魯沉吟道：“能和談也好；一旦打起仗來，首當其沖的是我，我會陷入困難境地。
因此，和談對彼此都有好處。
但這是一件重大事情，在沒向噶廈報告以前，我是不敢作主的。
” 談話結束，滿滿一碗酥油茶格達活佛沒喝一口，被侍者倒在地上。
時間一晃過去了半個月。
格達活佛心急如焚：拉魯以種種理由搪塞着。
他說，已把解放軍的意見電告達賴和噶廈，噶廈又要在西藏全體大會上讨論，會上一部分人主張和談，另一部分人認為和談不妥，沒有取得一緻的意見。
此後噶廈又複電說，此事要稍緩一下，現在會上尚未作出決定。
拉魯還說，拉薩有一個德國人叫海瑞，他到處制造謠言，說西藏是獨立的，你們絕對不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後兩條更不能答應。
半個月後，拉魯以房屋寬敞為理由，讓格達活佛搬到江嘎居住。
這是郊外的一幢二層樓房，是英國特務福特的發報台。
此時，一隻罪惡的手正悄悄向格達活佛伸來。
一天，格達活佛又找到拉魯： “大人，這樣拖延時間不好。
我到昌都快一個月了，還沒一點消息，我想親自到拉薩談談。
你以為如何？” 拉魯說：“你親自去更好。
攝政王達紮和您有師徒關系，對您很敬重。
但噶廈來電說，請轉告格達活佛，現在正在開會，尚沒作出決定，決定一作出會馬上告訴他。
他不宜來拉薩，也不要回去，請他暫時住在昌都。
” 格達滿臉焦急： “再拖延下去，就很危險了。
” “為什麼要這樣急着解放西藏呢？”拉魯的臉陰沉下來。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這與國際上争奪世界屋脊有關，國家要統一，所以要很快解放西藏。
” 在這次談話後，拉魯又給噶廈發去密電，聲稱：“這樣拖延下去，邊界會有很大危險。
” 噶倫索康親自給拉魯回電說，我們無法确定和談。
如邊境有危險，希望你先頂住，能頂多長時間頂多長時間。
把格達活佛留在昌都很有好處，如果頂不住，格達可以留下來當人質，他能救你的命。
據拉魯後來回憶，一次，格達活佛把一封寫給解放軍的信給他看，征求他的意見。
這個信的中心内容是：達紮和拉魯有和談的想法，因此，請把進軍的時間稍推一下，一旦談好，我即返回。
拉魯回答說：“信的内容基本上寫得很好。
請求把進軍的時間往後推一下，在這期間争取能開始和談。
但是信中提到我和達紮的名字，達紮是西藏的攝政，寫他的名字無妨，請把我的名字去掉。
如果信中寫上‘拉魯願意和談’等話日後傳出去，我将來可能丢官，說不定人身不保。
除此之外我沒其他意見
” 勸和團僅在黑河一地就被困四十多天。
當才等三位活佛順利到達拉薩。
就在他們離開黑河的第二天，遲玉銳發現，一批新疆烏斯滿匪徒約十餘人也被放行去拉薩。
在一頂哈薩克帳篷後面，遲玉銳見到一名五十多歲的老婦和三個男人，他們身邊放着一挺輕機槍。
草地上，有七峰駱駝，三四匹馬。
由于語言不通，無法對話。
老婦用手指指空口袋，表示沒有糧吃，示意要吃的，遲玉銳給了她幾斤面粉。
後來才弄清，這批匪徒是被噶廈懷疑為“共産黨”而被擋住的，當噶廈得知他們是新疆的土匪後，就放行了。
并資助他們去了印度。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遲玉銳等四人由一班藏兵“護送”，翻山越嶺七天，到達山南乃東縣，并在一座孤樓裡被藏兵軟禁起來。
熬過一段艱難的日子之後，遲玉銳等四人想方設法到達拉薩，并索要回電台和手槍。
後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就是通過他們這部老式的15瓦電台抄轉給噶廈政府的。
這一消息有力地促成了西藏上層的分化。
勸和的使者屢屢被拒之于冰峰雪嶺之外。
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大山，擋住了噶廈政府的目光。
他們不知道外面已是怎樣的世界，隻盯住頭上巴掌大的天空，以為這就是世界的全部含義。
老邁昏庸的攝政王達紮，狀如一隻頑冥的井底之蛙。
似乎除了自己的鼓噪，聽不進外邊的一點聲音。
共産黨和人民解放軍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
他們在等待着。
他們堅決地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理論依據為支撐。
其一，西藏基本上是藏族的聚居區，藏傳佛教原是在該地區社會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
按照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的規定，國内各民族必須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才能共同建設好我們偉大的祖國。
對宗教必須實行信仰自由政策。
藏族在偉大祖國的締造和發展過程中作出過自己的貢獻，尤其是近百年來，為反對外國侵略，他們同漢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同生死共患難，共同進行過英勇的鬥争。
必須把極少數頑固堅持分裂立場的人同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廣大人民加以區别。
對廣大藏胞以及愛國上層人士，必須多做宣傳教育工作，用信守民族宗教政策的實際行動，去影響和團結他們而不能任意使用武力。
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了武力，那也是針對内外反動派的，也還是為了以打促和，促進西藏和平解放。
其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國各民族人民自古以來都是酷愛和平的。
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在被迫領導人民拿起槍杆子堅持同武裝到牙齒的反革命進行武裝鬥争時，從未放棄過任何一個能夠以和平方式為人民謀取勝利的機會。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
會上，毛澤東提出過以天津、北平和綏遠三種方式，解決剩餘的國民黨軍隊，号召全黨為避免傷亡和破壞，盡量學會用北京和綏遠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當然更有可能和必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了。
其三，在悠久的藏漢關系史上，互學、互助、互愛和友好合作的兄弟關系是主流，同時也存在着民族隔閡。
這主要是因為西藏社會生産力落後、交通阻塞、帝國主義侵略以及漢藏兩族中反動分子實行的政策造成的。
就漢族方面來說，其曆代反動統治者不光壓迫漢族人民，也壓迫了少數民族。
共産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是全中國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和捍衛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征服者有着本質的區别，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是必然的。
其四，新中國成立之初，西藏社會還停滞在封建農奴制階段，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在我國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上層僧侶和封建貴族對廣大農奴聯合專政性質的政教合一制度。
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的援助支持下，西藏統治者尚能以“民族”和“宗教”的旗幟，控制和影響人民群衆。
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固然是代表中國各民族利益的，應當領導和幫助西藏人民推翻原有這種對西藏的繁榮和發展極為不利的制度，但西藏的革命歸根到底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
當人民尚未普遍地覺悟起來時，由中央派軍隊強行去推翻西藏的舊政權，會給國際敵對勢力和達紮等人以可乘之機：把部分群衆推到他們一邊去，從而延緩西藏革命的進程。
所以，必須把西藏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成兩步走，把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反帝和反封建分成兩步走。
鄧小平曾在《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一文中說：“什麼叫正确的階級立場？就是現在不要發動階級鬥争，做到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團結，這就叫正确的階級立場。
” 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共産黨從西藏的實際出發，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西藏革命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的重要體現。
同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标，共産黨和解放軍在前三個勸和團受阻之後，又派出以格達活佛為首的第四個勸和團。
結果如何呢？ 1950年7月24日，格達活佛一行到達昌都。
那時的昌都，被當地人形容為臭蟲多、妓女多、性病多、乞丐多。
踩着滿地流溢的污水，格達一行到達昌都鎮内一個叫瑪塘的地方，住了下來。
經過多方努力，昌都總管府的總管拉魯·次旺多吉答應在總管府見格達活佛一面。
總管府建于昌都雲南壩的斯托塘，是一座白色的碉樓，内有18根柱子。
一樓的窗邊是一溜卡墊。
拉魯的卡墊是用藍呢子做的，很厚，正中鑲着一塊四方形的朱紅色呢子。
37歲的拉魯正坐在卡墊上，他身穿黃色緞袍，腳穿朱紅色的彩靴，頭戴“江克達”紅纓帽，顯得幹練而精明。
侍者接過格達活佛的禮帽，并倒上熱騰騰的酥油茶就退到一邊去了。
“總管大人，解放軍已決定進軍西藏，讓我先來進行和談。
但解放軍無論如何是無法阻擋的。
如果和平談判不成，就會強行進軍，那樣對大家都不好啊。
”格達活佛直抒來意。
拉魯小心翼翼地試探着問： “你我彼此相熟，關系密切，但你和解放軍的關系真的很好嗎？” “我和解放軍的關系很深，早在紅軍長征時就有聯系，尤其是和軍官朱德關系更好。
”格達看出了拉魯的疑懼，加重了語氣。
“西藏無論如何也要解放，這已是定了的。
我曾去仲薩欽澤活佛處占蔔，卦中說，昌都已出現兇兆，必須馬上修一座佛塔，舉行一些佛事活動加以禳解。
解放軍的條件最好盡快回答。
他們委托我提出三條，這三條是，一、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
二、邊防由解放軍把守。
三、舊西藏地方政府要同帝國主義斷絕一切聯系。
除此之外的所有事務，均可由舊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處理。
請把上述内容電告拉薩噶廈和攝政達紮；如能接受這三條，就可以通過和平途徑來解決。
” 拉魯沉吟道：“能和談也好；一旦打起仗來，首當其沖的是我，我會陷入困難境地。
因此，和談對彼此都有好處。
但這是一件重大事情，在沒向噶廈報告以前，我是不敢作主的。
” 談話結束，滿滿一碗酥油茶格達活佛沒喝一口，被侍者倒在地上。
時間一晃過去了半個月。
格達活佛心急如焚：拉魯以種種理由搪塞着。
他說，已把解放軍的意見電告達賴和噶廈，噶廈又要在西藏全體大會上讨論，會上一部分人主張和談，另一部分人認為和談不妥，沒有取得一緻的意見。
此後噶廈又複電說，此事要稍緩一下，現在會上尚未作出決定。
拉魯還說，拉薩有一個德國人叫海瑞，他到處制造謠言，說西藏是獨立的，你們絕對不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後兩條更不能答應。
半個月後，拉魯以房屋寬敞為理由，讓格達活佛搬到江嘎居住。
這是郊外的一幢二層樓房，是英國特務福特的發報台。
此時，一隻罪惡的手正悄悄向格達活佛伸來。
一天，格達活佛又找到拉魯： “大人，這樣拖延時間不好。
我到昌都快一個月了，還沒一點消息，我想親自到拉薩談談。
你以為如何？” 拉魯說：“你親自去更好。
攝政王達紮和您有師徒關系，對您很敬重。
但噶廈來電說，請轉告格達活佛，現在正在開會，尚沒作出決定，決定一作出會馬上告訴他。
他不宜來拉薩，也不要回去，請他暫時住在昌都。
” 格達滿臉焦急： “再拖延下去，就很危險了。
” “為什麼要這樣急着解放西藏呢？”拉魯的臉陰沉下來。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這與國際上争奪世界屋脊有關，國家要統一，所以要很快解放西藏。
” 在這次談話後，拉魯又給噶廈發去密電，聲稱：“這樣拖延下去，邊界會有很大危險。
” 噶倫索康親自給拉魯回電說，我們無法确定和談。
如邊境有危險，希望你先頂住，能頂多長時間頂多長時間。
把格達活佛留在昌都很有好處，如果頂不住，格達可以留下來當人質，他能救你的命。
據拉魯後來回憶，一次，格達活佛把一封寫給解放軍的信給他看，征求他的意見。
這個信的中心内容是：達紮和拉魯有和談的想法，因此，請把進軍的時間稍推一下，一旦談好，我即返回。
拉魯回答說：“信的内容基本上寫得很好。
請求把進軍的時間往後推一下，在這期間争取能開始和談。
但是信中提到我和達紮的名字，達紮是西藏的攝政，寫他的名字無妨，請把我的名字去掉。
如果信中寫上‘拉魯願意和談’等話日後傳出去，我将來可能丢官，說不定人身不保。
除此之外我沒其他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