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最後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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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我再次向普爾卡耶夫将軍提起我早先關于增加作戰部人員的請求。
談話時在場的安東諾夫将軍搖着頭說： “哎呀，伊萬·赫裡斯托福羅維奇，哪能談得上增加！聽說總參謀部奉命在兩周内拟定壓縮直屬機關和各軍區機關編制百分之二十的新方案……這樣你還得盤算盤算你得和哪一位分手哩。
” “這個命令在哪兒？”普爾卡耶夫氣忿地說。
“今天或是明天我們就會收到了。
”我們的這位“組織和動員”專家平靜地回答。
“那我們就什麼時候收到，什麼時候再考慮吧。
”普爾卡耶夫沉默了一會，又說：“不過我不允許壓縮作戰部。
您找其他部作犧牲品吧。
” “是，馬克西姆·阿列克謝耶維奇。
”安東諾夫愉快地表示同意。
我隻能感到高興：參謀長不允許壓縮……（我們終于沒來得及執行這一命令，因為戰争爆發了。
我後來覺得，開始戰鬥前一周簡直不可能有那樣的命令。
我寫此書時，決定檢查一下是不是記性作弄了我。
結果發現還真有過那樣的命令。
） 關于各軍向邊界開進的訓令剛發到執行者手裡，問題和請求便接踵而來。
步兵第55軍軍長首先給普爾卡耶夫打來了電話。
他問：參加傘兵集訓的那些分隊怎麼辦？還要不要按計劃規定再派去三個營？ 普爾卡耶夫與司令員交換意見後才對我說： “通知軍長：所有出缺分隊立即歸建，以後一個營也不得派出集訓。
” 後來我得知，參加集訓的分隊終于未能在戰争爆發前返回本軍。
參謀長的電話鈴聲不斷：有的請求把軍區首長調來執行各種任務的部隊歸軍建制，有的要求迅速歸還靶場的炮兵，有的要求補充運輸工具。
我們的一切訓練計劃、經濟計劃和施工計劃都是着眼于和平時期的。
現在卻要火速進行徹底修改。
但未經莫斯科準許，又并非一切都可由我們作主。
在6月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裡，有一次會見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由于我埋頭工作着，沒有發現有人走進了我的辦公室。
“你好，上校同志！”我忽然聽到了一個響亮而愉快的聲音。
我從地圖上移開視線，看見面前站着我的一個老熟人。
他是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中将。
早在1927年，機緣就使我們首次在古爾祖夫療養院相遇了，我們在那裡相處得很好。
我新認識的這個同志性格直爽，機敏過人。
他讀了很多書，空餘的每一分鐘都用在讀書上。
當時我同他談了許多我們所關心的軍隊生活問題。
通過這次談話，我覺得伊萬·斯捷潘諾維奇是個思維獨特而又富于創造性的指揮員，他不僅精通戰術，而且是軍隊戰鬥訓練法專家。
我發現科涅夫有某種特别的本領，他能看出軍事發展中新的和進步的萌芽。
他對一切公式化的東西都深惡痛絕，即使是很深的交情也不能使他不提出尖銳批評。
我們有點一見如故。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工作興趣在許多方面相同，因為當時我們倆都是團長。
幾年以後，我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相逢了。
雖然我在基本系學習，他在特别系學習，但我們仍經常找時間親切交談。
畢業後我們各奔前程了。
我很感興趣地注視着伊萬·斯捷潘諾維奇在職務上的迅速提升，真誠地為他的成績高興。
到戰争前夕，他已指揮北高，加索軍區了，該軍區主要兵力已編成我們新的第19集團軍。
科涅夫被任命為該集團軍司令員
談話時在場的安東諾夫将軍搖着頭說： “哎呀，伊萬·赫裡斯托福羅維奇，哪能談得上增加！聽說總參謀部奉命在兩周内拟定壓縮直屬機關和各軍區機關編制百分之二十的新方案……這樣你還得盤算盤算你得和哪一位分手哩。
” “這個命令在哪兒？”普爾卡耶夫氣忿地說。
“今天或是明天我們就會收到了。
”我們的這位“組織和動員”專家平靜地回答。
“那我們就什麼時候收到，什麼時候再考慮吧。
”普爾卡耶夫沉默了一會，又說：“不過我不允許壓縮作戰部。
您找其他部作犧牲品吧。
” “是，馬克西姆·阿列克謝耶維奇。
”安東諾夫愉快地表示同意。
我隻能感到高興：參謀長不允許壓縮……（我們終于沒來得及執行這一命令，因為戰争爆發了。
我後來覺得，開始戰鬥前一周簡直不可能有那樣的命令。
我寫此書時，決定檢查一下是不是記性作弄了我。
結果發現還真有過那樣的命令。
） 關于各軍向邊界開進的訓令剛發到執行者手裡，問題和請求便接踵而來。
步兵第55軍軍長首先給普爾卡耶夫打來了電話。
他問：參加傘兵集訓的那些分隊怎麼辦？還要不要按計劃規定再派去三個營？ 普爾卡耶夫與司令員交換意見後才對我說： “通知軍長：所有出缺分隊立即歸建，以後一個營也不得派出集訓。
” 後來我得知，參加集訓的分隊終于未能在戰争爆發前返回本軍。
參謀長的電話鈴聲不斷：有的請求把軍區首長調來執行各種任務的部隊歸軍建制，有的要求迅速歸還靶場的炮兵，有的要求補充運輸工具。
我們的一切訓練計劃、經濟計劃和施工計劃都是着眼于和平時期的。
現在卻要火速進行徹底修改。
但未經莫斯科準許，又并非一切都可由我們作主。
在6月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裡，有一次會見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由于我埋頭工作着，沒有發現有人走進了我的辦公室。
“你好，上校同志！”我忽然聽到了一個響亮而愉快的聲音。
我從地圖上移開視線，看見面前站着我的一個老熟人。
他是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中将。
早在1927年，機緣就使我們首次在古爾祖夫療養院相遇了，我們在那裡相處得很好。
我新認識的這個同志性格直爽，機敏過人。
他讀了很多書，空餘的每一分鐘都用在讀書上。
當時我同他談了許多我們所關心的軍隊生活問題。
通過這次談話，我覺得伊萬·斯捷潘諾維奇是個思維獨特而又富于創造性的指揮員，他不僅精通戰術，而且是軍隊戰鬥訓練法專家。
我發現科涅夫有某種特别的本領，他能看出軍事發展中新的和進步的萌芽。
他對一切公式化的東西都深惡痛絕，即使是很深的交情也不能使他不提出尖銳批評。
我們有點一見如故。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工作興趣在許多方面相同，因為當時我們倆都是團長。
幾年以後，我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相逢了。
雖然我在基本系學習，他在特别系學習，但我們仍經常找時間親切交談。
畢業後我們各奔前程了。
我很感興趣地注視着伊萬·斯捷潘諾維奇在職務上的迅速提升，真誠地為他的成績高興。
到戰争前夕，他已指揮北高，加索軍區了，該軍區主要兵力已編成我們新的第19集團軍。
科涅夫被任命為該集團軍司令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