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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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三位美國學者在台灣實地調查教育文化狀況，寫了一篇報告，直指台灣是“文化沙漠”（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ｅｒｔ）。
台北的“學術權威”李濟認為“旁觀者清”，心有戚戚焉。
他把這三位學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歸納為五條： 一、最初接收時，有些訓練不夠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陸來的學人，精神頹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讀書興趣的人以教書為臨時職業；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沒有做任何長期打算；四、社會裡、政治裡流行的各種禁忌，因之思想的範圍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學者不肯到大學來。
（“文化沙漠”，《自由中國》第二十一卷第十期（一九五九），頁三Ｏ二） 其實，這五條之中，第四條是“綱”，其他都是“目”。
“各種禁忌”，乃是政治高壓的産物；在政治高壓下，思想不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狀态。
思想應該愈活潑、愈有問題愈好，因為活潑的思想才能産生創造文化的智慧，有問題的思想才能使文化進步與繁榮。
然而在蔣氏父子的高壓下，思想有問題是可以被槍斃的，有幾個人敢惹“思想”，當然導緻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蔣介石搬運了許多寶貝到台灣，除了國庫黃金、故宮國寶等等之外，還有完整的國民黨特務。
軍統、中統之名雖已消失，但其實體更為集中，由蔣經國一手掌管黨政特務機構，所統率的特務人員一開始就有五萬餘名。
蔣家的特務到了台灣之後，地小權大，更由于“戒嚴令”的配合，布下天羅地網，其得心應手為大陸時代所未有。
何況作為特務頭子的蔣經國，更遠非大陸時代的戴笠可比。
蔣介石與戴笠隻不過是主仆關系，而與經國有父子關系，豈可同日而語？于是特務勢力在太子的管轄與指揮下，籠罩全島。
至于一九五Ｏ年七月公布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名為“改造”，實系“集權”，把權力更加集中到蔣氏父子手中。
至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開時，“改造”完成，除蔣介石當然連任總裁外，蔣經國已跻身中央委員，名次僅在陳誠之下。
蔣氏父子初到台灣時，驚魂未定，草木皆兵，為了他們的“安定”，殺戮尤慘。
政工幹部學校出身的江南（劉宜良）在所著《蔣經國傳》中，有頗為具體的透露，如謂： 位于台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過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
據執教東京立教大學的戴國輝說：“我當時在南海路的建國中學念書，有天我看到一輛卡車，載着七八位犯人，雙手背綁，口用白布紮着，大概怕他們聲張，一忽兒，傳來槍聲。
我心裡想，他們做了革命的烈士了。
”翻開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等數犯，昨日槍決伏法”的标題，一周出現好幾次。
以“匪嫌”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獄、台東綠島，或用麻袋捆紮，未經司法程序，丢到海裡喂魚的，不計其數。
台北的一位化學工程師陳天民，江蘇靖江人，因為出言不慎，告訴投奔他的鄉親們說：“台灣都快解放了，你們還來這裡幹什麼？”經人檢舉，判刑十五年。
陳當然不是“匪諜”，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指控，充其量，不過是對國民黨的統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諾貝爾獎金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女士，和兒子李崇道（後來曾擔任中興大學校長）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候的同窗，卒以“掩護匪諜”，锒铛入獄。
（頁一八三） 此一“恐怖世界”即為蔣經國指揮下特務們的“傑作”。
在“恐怖世界”裡，朝野誠惶誠恐，以蔣氏父子的馬首是瞻。
特務勢力是蔣介石在台灣的權力基礎，是蔣經國繼承權力的階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傾思想固然十惡不赦，格殺勿論，連溫和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思想，在蔣氏父子控制下的台灣也絕無容身的空間，其荦荦之大者，就是發生于一九六Ｏ年的雷案。
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國民黨員，大陸撤退來台後，與一些擁蔣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辦了一份以《自由中國》為名的半月刊。
胡适在赴美的船上還替這份雜志寫了發刊詞，并由胡适擔任發行人，後由雷震繼任。
《自由中國》這一名稱是很好的宣傳，以别于大陸上的共産中國，許多人便把台灣稱作“自由中
台北的“學術權威”李濟認為“旁觀者清”，心有戚戚焉。
他把這三位學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歸納為五條： 一、最初接收時，有些訓練不夠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陸來的學人，精神頹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讀書興趣的人以教書為臨時職業；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沒有做任何長期打算；四、社會裡、政治裡流行的各種禁忌，因之思想的範圍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學者不肯到大學來。
（“文化沙漠”，《自由中國》第二十一卷第十期（一九五九），頁三Ｏ二） 其實，這五條之中，第四條是“綱”，其他都是“目”。
“各種禁忌”，乃是政治高壓的産物；在政治高壓下，思想不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狀态。
思想應該愈活潑、愈有問題愈好，因為活潑的思想才能産生創造文化的智慧，有問題的思想才能使文化進步與繁榮。
然而在蔣氏父子的高壓下，思想有問題是可以被槍斃的，有幾個人敢惹“思想”，當然導緻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蔣介石搬運了許多寶貝到台灣，除了國庫黃金、故宮國寶等等之外，還有完整的國民黨特務。
軍統、中統之名雖已消失，但其實體更為集中，由蔣經國一手掌管黨政特務機構，所統率的特務人員一開始就有五萬餘名。
蔣家的特務到了台灣之後，地小權大，更由于“戒嚴令”的配合，布下天羅地網，其得心應手為大陸時代所未有。
何況作為特務頭子的蔣經國，更遠非大陸時代的戴笠可比。
蔣介石與戴笠隻不過是主仆關系，而與經國有父子關系，豈可同日而語？于是特務勢力在太子的管轄與指揮下，籠罩全島。
至于一九五Ｏ年七月公布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名為“改造”，實系“集權”，把權力更加集中到蔣氏父子手中。
至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開時，“改造”完成，除蔣介石當然連任總裁外，蔣經國已跻身中央委員，名次僅在陳誠之下。
蔣氏父子初到台灣時，驚魂未定，草木皆兵，為了他們的“安定”，殺戮尤慘。
政工幹部學校出身的江南（劉宜良）在所著《蔣經國傳》中，有頗為具體的透露，如謂： 位于台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過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
據執教東京立教大學的戴國輝說：“我當時在南海路的建國中學念書，有天我看到一輛卡車，載着七八位犯人，雙手背綁，口用白布紮着，大概怕他們聲張，一忽兒，傳來槍聲。
我心裡想，他們做了革命的烈士了。
”翻開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等數犯，昨日槍決伏法”的标題，一周出現好幾次。
以“匪嫌”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獄、台東綠島，或用麻袋捆紮，未經司法程序，丢到海裡喂魚的，不計其數。
台北的一位化學工程師陳天民，江蘇靖江人，因為出言不慎，告訴投奔他的鄉親們說：“台灣都快解放了，你們還來這裡幹什麼？”經人檢舉，判刑十五年。
陳當然不是“匪諜”，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指控，充其量，不過是對國民黨的統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諾貝爾獎金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女士，和兒子李崇道（後來曾擔任中興大學校長）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候的同窗，卒以“掩護匪諜”，锒铛入獄。
（頁一八三） 此一“恐怖世界”即為蔣經國指揮下特務們的“傑作”。
在“恐怖世界”裡，朝野誠惶誠恐，以蔣氏父子的馬首是瞻。
特務勢力是蔣介石在台灣的權力基礎，是蔣經國繼承權力的階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傾思想固然十惡不赦，格殺勿論，連溫和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思想，在蔣氏父子控制下的台灣也絕無容身的空間，其荦荦之大者，就是發生于一九六Ｏ年的雷案。
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國民黨員，大陸撤退來台後，與一些擁蔣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辦了一份以《自由中國》為名的半月刊。
胡适在赴美的船上還替這份雜志寫了發刊詞，并由胡适擔任發行人，後由雷震繼任。
《自由中國》這一名稱是很好的宣傳，以别于大陸上的共産中國，許多人便把台灣稱作“自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