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與哈裡相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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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力量來保護美國的。
我仍然相信，不管有無其他國家的合作，我們永遠也不能再讓我們國防力量下降到無能的程度。
但我不相信今後有哪個國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
我認為美國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國合作……我認為國際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嚴和權限。
我認為我們切身利益要求這樣做。
” 兩黨參議員全體起立，熱烈向範登堡鼓掌。
報章贊揚他的演說，認為“毫無疑問是篇偉大的演說”，是“參院八十年來最重要的演說”，是“用武力對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證不再出現慕尼黑的諾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
在一片興高采烈聲中，世界的另一頭打響的一炮，華盛頓卻聽而不聞。
原來胡志明抑制着滿腔怒火從巴黎回國，宣布越南獨立，自己當總統，上山打遊擊。
但國務院遠東司對駐在當地的外交官員并無發出特别指示。
叛亂者畢竟隻是當地人，算不了什麼，必要時幾個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可以把它擊潰。
但估計亦無此必要，因為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有法國外籍軍團在，要是真有麻煩的話，他們随時随地都可以出動鎮壓的。
這裡有個詞義問題，不易弄明确。
但要理解戰後世界政局，對這詞義就必須有一定的了解。
25年前，所謂“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聯合國”，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
甚至1950年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說，提出那個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計劃時，從他的演說措辭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謂“世界”，還是局限于北美、西歐及其盟國和屬國。
那時還未有“第三世界”，或諸如此類的概念。
你可能會感到驚異，但是1942年用“聯合國”名義發表的元旦宣言隻有26個國家簽署：那就是美國、聯合王國、蘇聯和國民黨中國；五個英國自治領；八個當時還受納粹德國奴役的國家和九個南美共和國。
總之，一個所謂參加聯合的國家就是保證要打敗希特勒的國家。
1945年，非洲隻有四個獨立國：即英國勢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國的奇怪傀儡利比亞、剛從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來的埃塞俄比亞和過去到現在都是在白人寡頭政治統治下的南非。
到了戰勝日本時，聯合國的成員國增加到51個，那是多了一些剛解放的歐洲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還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國。
但是聯合國還是像個上等人的俱樂部，你在那裡可以拍拍手叫聲“仆歐”，侍役便會應聲而來，聽候吩咐。
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權利，說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種人，又已年滿21歲”也不會得罪其他會員，包括皮膚是黑色的會員。
換句話說，周圍的鄰居還沒有開始因為黑人增多而遷走。
在紐約市那個五光十色的曼哈頓島，有不少繁華異常的區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華的東區第七十幾條街。
戰後在這裡舉行宴會，通常是以雞尾酒開始。
當時最流行的是“海風”，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
你一邊要酒，一邊表明：第一，你從來不看電視的；第二，你認為克裡斯琴?迪奧爾一定是發瘋了。
談到第一點，你可能說的是真話，也可能是假話。
但第二點，你是完全錯了。
克裡斯琴?迪奧爾的神經至少和你一樣正常。
戰争結束時他不過是個默默無聞、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裝設計師，但他很精明，估計到美國女人對巴黎時裝還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華盛頓那個令人讨厭的政府關于戰時服裝的第L-85号條例的規定，即她們的衣服折邊不得超過二英寸，襯衫隻能釘一個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邊，腰帶寬度不能超過二英寸，外套不得縫上兜帽或圍巾，裙部不得寬于72英寸。
自從巴黎陷落以後，這五年來許許多多美國姑娘已經穿慣了沒有口袋和沒有打褶的襯衫，簡樸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過最後一點使男人們可以一飽眼福。
但迪奧爾認為這樣下去不行。
1945年底，這個出色的服裝設計師設計出離地不到12英寸的寬闊的大裙，肩部不貼墊，乳罩則加墊(一般人稱為“假奶”)，鞋和帽的設計，也使男人們倒抽一口涼氣。
如果女人們流行他的服式，她們就得花一筆錢，把所有衣服重新購置。
舉手之間，他就把每年營業額達30億元的服裝行業和那些專供婦女閱讀的雜志争取過來，贊成他的設計。
《哈潑斯市場》、《時髦》和《漂亮》等雜志簡直是着了狂一樣。
有個作家歡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圓圓的，你的腰部細細的，裙子這樣寬大，意味着你有一雙嬌嫩的美腿。
你這樣才像是你呢!”它們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對過去那些貧乏、簡樸、單調的式樣，提倡迪奧爾那種豐滿、奢侈、多彩(當然也就是昂貴的)的“新式樣”。
“新式樣”，這已成了1946年時裝界的戰鬥口号。
對美國的丈夫們說來，除了再也看不見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來還有一個前景，就是要為老婆的新衣服付賬：一件塔夫綢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隻花17.95元，如果買巴黎制的原裝貨，要450元。
對太太們來說，所牽涉的問題更加複雜。
大多數人也覺得價錢太貴。
許多人還認為，這樣V形衣領、窄腰身，垂下來的肩膀、半長不短的裙，從緊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開來的輕薄的蟬翼紗罩衫，實在是難看得很。
不但如此，那些推銷口号簡直就把她們當做笨蛋。
這些時裝雜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時髦》傻笑着說：“在這一期裡，穩重的人的優點丢了。
”簡直不成句子。
如果她們買這種荒唐的新裝，就無異于承認自己是個傻瓜，是弱者，是神經質的小笨蛋。
這種人管家也靠不住，讓她出門那就更危險了。
其實，婦女們又有她們的困難，她們實在沒有别的辦法，因為社會還是受各種禁忌所束縛，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受自制所束縛。
她們的媽媽從小就教她們處世接物總要謙謹溫和，因此她們一氣之下，也做了在當時時代條件的局限下能夠做到的事。
肯塔基州有676個職業婦女簽名發表了一個反對新式樣的宣言，特别攻擊裙的長度，因為女孩子歡喜把腿部多露出來，不管縫紉機神通如何廣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長。
于是“剛過膝”俱樂部就在幾個城市應運而生；達拉斯市有1300名“剛過膝”會員穿着剛過膝蓋的短裙，在商業區遊行，高舉标語牌，反對跟着法國屁股後面走。
迪奧爾在巴黎大聲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麼錯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機于1946～1947年出現。
有幾百萬碼印花雪紡紗和花邊堆積在曼哈頓區服裝工業的倉庫，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圖市的人們做出選擇。
顧客們也受到很大壓力。
姑娘們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個姑娘時，彼此都拼命考慮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從。
有些人采取戰後第三世界那種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樣”的新式樣，暫時把問題回避一下。
比如說，英國還得處處緊縮，還在實行物資配給制。
鞋跟不得高過二英寸，而貝露港路的聰明女服飾商卻造出價廉美觀的鞋面結實的平底高跟鞋。
1946年間，美國的服裝設計師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裝，還新設計一種無直帶的橫扣式的乳罩。
快要到複活節時——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雙方的鬥争還是勝負未分。
不久，女人們似乎一下子就軟化了。
你可以說她們是軟骨頭，是笨蛋，但是這些中産階級的婦女，凡是有現款或可以挂賬的，誰都不願在複活節那個星期天裡穿着古老的服裝，怪裡怪氣。
當她們魚貫走進教堂通道時，她們也就向全國——也就是說向她們叫苦連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謂“上流社會”(hautmonde)的風尚這問題上，她們仍是惟外國之命是從。
而“上流社會”這個詞來源于法國，絕不是偶然的。
這場鬥争過去後，女人們不但挂白旗投降了，還好像是沒有鬥争過似的。
她們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軟靴、尖跟“涼鞋”，戴上有面紗、羽毛、甚至鳥籠子裝飾的土耳其式帽，到處走來走去。
鞋匠搞這樣光怪離奇的産品，倒還有道理，因為婦女們穿上那種長裙，腿部裸露有限，這樣，小腿修長的婦女，就想用古裡古怪的鞋、五顔六色的尼龍襪和各種各樣的鞋帶來吸引人們的注意。
但是那些帽子卻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那些不切實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狀的手提包，也是如此。
如果說這樣搞有什麼社會意義的話，那隻能說是表現了女性的直覺，表現了女人有做不對的事、無聊的事、變換花樣的事的權利。
在曼哈頓區的晚宴席上，客人們在淺斟細酌海風或馬提尼雞尾酒的時候就可能談及下列話題：
我仍然相信，不管有無其他國家的合作，我們永遠也不能再讓我們國防力量下降到無能的程度。
但我不相信今後有哪個國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
我認為美國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國合作……我認為國際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嚴和權限。
我認為我們切身利益要求這樣做。
” 兩黨參議員全體起立，熱烈向範登堡鼓掌。
報章贊揚他的演說，認為“毫無疑問是篇偉大的演說”，是“參院八十年來最重要的演說”，是“用武力對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證不再出現慕尼黑的諾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
在一片興高采烈聲中，世界的另一頭打響的一炮，華盛頓卻聽而不聞。
原來胡志明抑制着滿腔怒火從巴黎回國，宣布越南獨立，自己當總統，上山打遊擊。
但國務院遠東司對駐在當地的外交官員并無發出特别指示。
叛亂者畢竟隻是當地人，算不了什麼，必要時幾個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可以把它擊潰。
但估計亦無此必要，因為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有法國外籍軍團在，要是真有麻煩的話，他們随時随地都可以出動鎮壓的。
這裡有個詞義問題，不易弄明确。
但要理解戰後世界政局，對這詞義就必須有一定的了解。
25年前，所謂“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聯合國”，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
甚至1950年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說，提出那個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計劃時，從他的演說措辭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謂“世界”，還是局限于北美、西歐及其盟國和屬國。
那時還未有“第三世界”，或諸如此類的概念。
你可能會感到驚異，但是1942年用“聯合國”名義發表的元旦宣言隻有26個國家簽署：那就是美國、聯合王國、蘇聯和國民黨中國；五個英國自治領；八個當時還受納粹德國奴役的國家和九個南美共和國。
總之，一個所謂參加聯合的國家就是保證要打敗希特勒的國家。
1945年，非洲隻有四個獨立國：即英國勢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國的奇怪傀儡利比亞、剛從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來的埃塞俄比亞和過去到現在都是在白人寡頭政治統治下的南非。
到了戰勝日本時，聯合國的成員國增加到51個，那是多了一些剛解放的歐洲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還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國。
但是聯合國還是像個上等人的俱樂部，你在那裡可以拍拍手叫聲“仆歐”，侍役便會應聲而來，聽候吩咐。
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權利，說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種人，又已年滿21歲”也不會得罪其他會員，包括皮膚是黑色的會員。
換句話說，周圍的鄰居還沒有開始因為黑人增多而遷走。
在紐約市那個五光十色的曼哈頓島，有不少繁華異常的區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華的東區第七十幾條街。
戰後在這裡舉行宴會，通常是以雞尾酒開始。
當時最流行的是“海風”，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
你一邊要酒，一邊表明：第一，你從來不看電視的；第二，你認為克裡斯琴?迪奧爾一定是發瘋了。
談到第一點，你可能說的是真話，也可能是假話。
但第二點，你是完全錯了。
克裡斯琴?迪奧爾的神經至少和你一樣正常。
戰争結束時他不過是個默默無聞、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裝設計師，但他很精明，估計到美國女人對巴黎時裝還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華盛頓那個令人讨厭的政府關于戰時服裝的第L-85号條例的規定，即她們的衣服折邊不得超過二英寸，襯衫隻能釘一個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邊，腰帶寬度不能超過二英寸，外套不得縫上兜帽或圍巾，裙部不得寬于72英寸。
自從巴黎陷落以後，這五年來許許多多美國姑娘已經穿慣了沒有口袋和沒有打褶的襯衫，簡樸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過最後一點使男人們可以一飽眼福。
但迪奧爾認為這樣下去不行。
1945年底，這個出色的服裝設計師設計出離地不到12英寸的寬闊的大裙，肩部不貼墊，乳罩則加墊(一般人稱為“假奶”)，鞋和帽的設計，也使男人們倒抽一口涼氣。
如果女人們流行他的服式，她們就得花一筆錢，把所有衣服重新購置。
舉手之間，他就把每年營業額達30億元的服裝行業和那些專供婦女閱讀的雜志争取過來，贊成他的設計。
《哈潑斯市場》、《時髦》和《漂亮》等雜志簡直是着了狂一樣。
有個作家歡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圓圓的，你的腰部細細的，裙子這樣寬大，意味着你有一雙嬌嫩的美腿。
你這樣才像是你呢!”它們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對過去那些貧乏、簡樸、單調的式樣，提倡迪奧爾那種豐滿、奢侈、多彩(當然也就是昂貴的)的“新式樣”。
“新式樣”，這已成了1946年時裝界的戰鬥口号。
對美國的丈夫們說來，除了再也看不見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來還有一個前景，就是要為老婆的新衣服付賬：一件塔夫綢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隻花17.95元，如果買巴黎制的原裝貨，要450元。
對太太們來說，所牽涉的問題更加複雜。
大多數人也覺得價錢太貴。
許多人還認為，這樣V形衣領、窄腰身，垂下來的肩膀、半長不短的裙，從緊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開來的輕薄的蟬翼紗罩衫，實在是難看得很。
不但如此，那些推銷口号簡直就把她們當做笨蛋。
這些時裝雜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時髦》傻笑着說：“在這一期裡，穩重的人的優點丢了。
”簡直不成句子。
如果她們買這種荒唐的新裝，就無異于承認自己是個傻瓜，是弱者，是神經質的小笨蛋。
這種人管家也靠不住，讓她出門那就更危險了。
其實，婦女們又有她們的困難，她們實在沒有别的辦法，因為社會還是受各種禁忌所束縛，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受自制所束縛。
她們的媽媽從小就教她們處世接物總要謙謹溫和，因此她們一氣之下，也做了在當時時代條件的局限下能夠做到的事。
肯塔基州有676個職業婦女簽名發表了一個反對新式樣的宣言，特别攻擊裙的長度，因為女孩子歡喜把腿部多露出來，不管縫紉機神通如何廣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長。
于是“剛過膝”俱樂部就在幾個城市應運而生；達拉斯市有1300名“剛過膝”會員穿着剛過膝蓋的短裙，在商業區遊行，高舉标語牌，反對跟着法國屁股後面走。
迪奧爾在巴黎大聲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麼錯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機于1946～1947年出現。
有幾百萬碼印花雪紡紗和花邊堆積在曼哈頓區服裝工業的倉庫，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圖市的人們做出選擇。
顧客們也受到很大壓力。
姑娘們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個姑娘時，彼此都拼命考慮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從。
有些人采取戰後第三世界那種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樣”的新式樣，暫時把問題回避一下。
比如說，英國還得處處緊縮，還在實行物資配給制。
鞋跟不得高過二英寸，而貝露港路的聰明女服飾商卻造出價廉美觀的鞋面結實的平底高跟鞋。
1946年間，美國的服裝設計師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裝，還新設計一種無直帶的橫扣式的乳罩。
快要到複活節時——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雙方的鬥争還是勝負未分。
不久，女人們似乎一下子就軟化了。
你可以說她們是軟骨頭，是笨蛋，但是這些中産階級的婦女，凡是有現款或可以挂賬的，誰都不願在複活節那個星期天裡穿着古老的服裝，怪裡怪氣。
當她們魚貫走進教堂通道時，她們也就向全國——也就是說向她們叫苦連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謂“上流社會”(hautmonde)的風尚這問題上，她們仍是惟外國之命是從。
而“上流社會”這個詞來源于法國，絕不是偶然的。
這場鬥争過去後，女人們不但挂白旗投降了，還好像是沒有鬥争過似的。
她們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軟靴、尖跟“涼鞋”，戴上有面紗、羽毛、甚至鳥籠子裝飾的土耳其式帽，到處走來走去。
鞋匠搞這樣光怪離奇的産品，倒還有道理，因為婦女們穿上那種長裙，腿部裸露有限，這樣，小腿修長的婦女，就想用古裡古怪的鞋、五顔六色的尼龍襪和各種各樣的鞋帶來吸引人們的注意。
但是那些帽子卻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那些不切實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狀的手提包，也是如此。
如果說這樣搞有什麼社會意義的話，那隻能說是表現了女性的直覺，表現了女人有做不對的事、無聊的事、變換花樣的事的權利。
在曼哈頓區的晚宴席上，客人們在淺斟細酌海風或馬提尼雞尾酒的時候就可能談及下列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