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整頓受挫
關燈
小
中
大
明，解釋說：“這些軍隊的任務是保護美國人的生命，因為在黎巴嫩共有約2500個美國人。
”可是，實際并沒有任何迹象說明美國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樣)是處在危險之中。
而且，總統這樣提出問題，事實上等于承認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是不相幹的。
杜勒斯力圖使國會領袖們相信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有關。
這位國務卿告誡說，如果美國不按照夏蒙的請求采取行動，“我們的威信就會喪盡，也沒有誰再會相信我們的話了——永遠沒有。
隻有我們先到達那裡，共産黨的幹涉才可能避免。
”他又說，如果不采取行動，自由世界不僅會失去中東地區和自由世界在那裡的近3/4的石油資源，而且還會失掉非洲和非共産黨統治的亞洲，這一段話後來被冷戰專家們一再引用，以證明在任何一次國際危機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當的，包括越南問題在内。
艾森豪威爾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
這一次，進行抵制的卻是國會的領袖們了。
他們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們對于在黎巴嫩的行動不願分擔任何責任。
艾森豪威爾主義事實上到此已壽終正寝。
四個月後，夏蒙倒台，換上了中立主義的總統和總理，在他們的要求下，美國海軍陸戰隊随即撤走。
這個事件，亞當斯最後論斷說：“對艾森豪威爾說來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
”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義在當時是看不太清楚的。
總統曾警告參衆兩院說，他有可能事先不經國會讨論就在中東冒開戰的風險。
他說：“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一定要對行動方針進行公開辯論，那采取這種行動本身便會喪失意義。
”——這是進一步批準擴大總統開戰權力的先例。
在地球的另一邊進行炮艦外交對美國來說還是新鮮事兒。
這使人聯想到仿佛帝國又出現了，而這正是如《歐洲市場上的美國》的作者賴納?黑爾曼和《美國的挑戰》的作者塞爾旺?施賴貝爾一類的歐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們西邊的地平線上正慢慢出現的東西。
大戰前，在歐洲人的心目中，美國是一個富裕的、喜歡自吹的國家，每一個美國人都看上去像賈萊?古柏和琴逑?羅傑斯，他們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魯尼和安?拉瑟福德這些都是當時美國著名的電影明星。
——譯者。
那個美國是理想主義的、天真純潔的，是全世界無限向往和人們私心竊慕的地方。
除了在遇到自然災害時，美國人總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現外，他們在世界事務中幾乎就不起什麼作用。
如今，美國人遍布全世界。
第四點計劃、非洲經濟委員會和各種技術援助計劃派出的人員已遍及亞洲和非洲各地。
國會已經批準對不發達國家的發展貸款基金、富布賴特獎學金計劃以及同不在富布賴特計劃之内的42個國家交換留學生的史密斯?蒙特計劃。
到國外旅行的美國人每年增長12%；50年代後期，到遙遠的國土去旅遊的美國人在200萬以上，他們一年花掉20億以上的美元。
這些錢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
如果說有一個歐洲人和丘吉爾一樣說，“我喜歡這些美國人，他們都是那麼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個歐洲人會和讓?保羅?薩特一樣表示輕蔑地說：“那些美國人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存在主義。
”歐洲大陸和亞洲比較古老的文化的維護者對美國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種威脅。
他們對美國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樂，對全世界青年産生的誘惑感到驚惶不安。
爵士音樂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聽到。
年輕的泰國國王那時正在為百老彙的一出歌舞劇《拉洋片》寫歌詞；柬埔寨國王則在自學吹奏火辣辣的薩克斯管。
再就是美國的無酒精飲料。
在曼谷，泰國總理是可口可樂的代銷商，警察局長是百事可樂的代銷商；艾德萊?史蒂文森稱他們之間的競争是“冰冷的冷戰”。
不論在泰國或其他國家，可口可樂總居于領先地位。
它所到之處真已是永無落日。
在國外，可口可樂每天的消費量達500億瓶，足夠使一艘輕巡洋艦漂浮起來。
塞爾旺?施賴貝爾寫道：“我們現在面臨的不是那種由征服欲所驅使的老牌帝國主義，而是由于美國和世界其餘地區之間的‘壓力’不均而産生的一股剩餘力量。
”美國工業在海外工廠的投資已達575億元，年産總值約為1000億元。
塞爾旺?施賴貝爾提醒人們注意：“美國公司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建立總部，以便協調它們在整個西歐的活動。
” 随着美國大公司日益強大，歐、亞、非各洲的人便越對美國國内生活的實際情況感到好奇。
他們聽到的東西并不都是十分準确和可靠的。
贊賞蘇聯和新中國的人對美國的種族歧視痛加指責，把蒙哥馬利市對公共汽車的抵制行動和小石城事件說成是種族暴亂。
關于美國社會的報道，大多強調美國生活水平高，但這卻變成了憤憤不平的根源。
美國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興國家的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1950年，巴基斯坦總理利阿科特?阿裡?汗訪問美國時曾說：“我一想到這個情況，我就突然覺得美利堅合衆國是一個孤島——一個難以想像的繁榮的孤島。
而在這個孤島的周圍，我看到的卻是充滿着苦難、貧困、肮髒的可怕海洋，億萬的人在那裡掙紮着，想免遭沒頂之災。
想到這裡，我像為一個老朋友擔心那樣，頗為這個偉大的國家擔心。
” 在全世界發生的40次大騷亂中，美國使館、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和文化中心都是攻擊的目标。
自發地襲擊美國國旗的事已司空見慣，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原因隻不過是示威者由于這種或那種原因而在心頭長期積壓着的反美情緒最後突然爆發出來了。
單是在印度尼西亞，這類騷動就發生過五起。
這種事情的發生決不隻限于其領導人對美國不滿的國家。
在中立國首都，如阿爾及爾、開羅、喀土穆，也同樣出現過示威活動，甚至在美國某些盟國的首都，如裡約熱内盧、雅典、西貢、台北和巴拿馬城，也都不例外。
美國人感到迷惑不解。
他們以為自己在對外援助計劃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卻不知道，如利昂?凱塞林所說，美國用于國際經濟合作與援助方面的款項在美國國民生産總值中實際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來就臉紅的”。
普通的美國人認為，參加騷動的群衆必是受了煽動分子的蒙蔽。
他想，如果這些人明白自由企業的好處，他們也會要建立這種制度。
在他天真的頭腦中，完全沒有想到美國所以能成為今天富強的國家，其中還有許多其他因索，其中有豐富的資源和溫和的氣候等。
他想，如果别國的人知道美國是多麼富裕，他們就隻會對星條旗歡呼，而不會去踐踏它。
他萬萬想不到，宣揚美國的繁榮隻會被看做是令人難以容忍的炫耀。
這一點，美國的領導人也同樣沒有想到。
尼克松副總統在準備出國訪問時，拼命地記誦一些圖表和數字，以便說明美國人的生活如何比許多不那麼幸運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
有一次，訪問歸來，他繪影繪聲地說，在同東道國的一些人進行讨論時，他如何急切地等待開口的機會，然後有力地說明了他的論點： 我列舉數字表明，美國的4400萬個家庭共擁有5600萬輛汽車、5000萬台電視機、1.43億架收音機，而且其中有3100萬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
接着，我談到被許多人忽略的一個論點。
這些統計數字實際上非常生動地表明：從财富分配的觀點來看，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最接近于一個人人富裕的無階級社會的理想了。
到第二屆艾森豪威爾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聽到過這樣的論點。
因為艾森豪威爾總統非常喜歡派遣尼克松夫婦出國訪問。
為了維護國際間的友好關系，副總統也顧不得先後在印度尼西亞、阿富汗、埃塞俄比亞患腹瀉，在緬甸遭包圍，在卡薩布蘭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靈的電梯中受到一個小時汗淋淋的煎熬。
在這一切之後，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曆時18天的訪問南美的艱苦曆程，先後在烏拉圭、哥倫比亞、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秘魯和委内瑞拉等國停留。
這次出訪意在做出睦鄰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單調無味。
他在事後寫道：“在我以副總統身份進行的多次出國訪問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這并非因為我感到這次任務艱巨，而是因為同當時我在華盛頓的工作相比，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
”中央情報局向他擔保，這次出訪一定平靜無事。
有些記者甚至猶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訪，尼克松也對他們說，要是不去，他們大概也不會錯過什麼了不起事情的。
在訪問開始階段，的确沒出什麼大事。
在蒙得維的亞、布宜諾斯艾利斯、亞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婦的南美的一些統治階級人物，對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們當做一回事，已經習以為常了。
助理國務卿亨利?霍蘭是專門幫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動向的，在他的領導下，國務院一直不遺餘力地争取向那裡的國家提供種種貸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權，他們可能要對企業實行管制，從而打擊企業界的精神。
尼克松訪問的第一批國家中的頭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視這一情況，因而完全無意打亂目前的局面。
在街頭，不時可以看到情緒激昂的年輕人舉着标語牌，稱美國副總統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狗養的”。
有一塊标語牌勸告尼克松：“滾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殺印第安人為樂的美國去”。
尼克松顯出自己是個直爽幹脆的政治家，隻要可能就停下來向人們解釋，他并不是種族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狗養的，也并不贊成私刑拷打或屠殺，而且事實上，他也從未參與過這類行動。
不過這樣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幾個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沒有注意到。
因為凡是在出現敵意的标語的地方，也總有人對他來一個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熱烈擁抱，以表示歡迎。
他聽到有些大學生高唱着“FueraNixon”，譯員告訴他，意思是“尼克松滾回去”。
尼克松笑着說，他還不想回去，這裡的人對他更為友好嘛。
後來誰也記不起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那種喊聲變成了“MueraNixon”(殺死尼克松)了。
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亞松森聽到人們的噓叫聲。
不過，總的說來群衆還是比較友好的。
玻利維亞人向他抛灑彩紙，他沒有看到這裡有什麼危險的迹象。
但事實上，他真算走運。
在附近一個礦區，許多身帶炸藥棒的抗議的人群已經集合起來，後來隻是由于炸毀鐵道，斷絕了這個地區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襲擊。
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驅散了打算進行暴力活動的人群。
可是，尼克松夫婦不可能一路都那麼走運，結果也确是如此。
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啟程後的第11天，在秘魯的利馬，他們第一次隐約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煩了。
利馬機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是禮貌周到的，然而汽車隊開進市區時，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數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許人。
同車的秘魯官員解釋說，為了避免“出亂子”，車隊行駛的路線事先沒有公布。
尼克松後來回憶說，“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魯還會出什麼亂子。
” 尼克松在秘魯和随後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領導人究竟是些什麼人，一直都不大清楚。
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後來尼克松堅持認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煩必然和統一指揮的共産黨陰謀有關，因而讓人更搞不清了。
他在事後寫道，在到達利馬壯麗的玻利瓦爾大飯店時，他對這一陰謀的規模已大緻有所察覺：“顯而易見，共産黨人由于在烏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維亞企圖破壞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決心全力以赴，要在聖馬科斯大學使我本人和美國難堪，因為這所大學在整個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論在那裡發生什麼事，都會成為其他地方的頭條新聞的。
”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裡在想：“他們怎麼能把人們煽動到這種程度呢?然後，面對着眼前的一切，我開始領悟到，我在這裡看到的正是敵人随時在向我們施展的那種殘暴、決心和瘋狂。
我從暴民的臉上看到的就是這些東西。
這就是真正的共産主義的實質。
”他又寫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輕人，“我的直接的反應隻是對那些兇惡的共産黨煽動者的極大仇恨，他們竟然把孩子們弄到這般喪失理性的地步。
” 尼克松的這些話基本上出于猜測。
在秘魯和委内瑞拉反對他的人群當中，無疑雜有共産黨人；共産黨的《人民論壇》周刊在頭版刊登的一幅經過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瘋狂的尼克松照片，也顯然在一般人心中起過煽動作用。
可是，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拉丁美洲所有反對他的訪問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産黨情報局特務的操縱和指揮，這說得客氣點兒，也未免太可笑了。
在那些年頭，中央情報局的确還遠未做到無所不知——伊拉克政變就是叫中央情報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對這樣重大的事情竟然會一無所知，這是叫人難以相信的。
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那些窮苦人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機會發洩自己對富人的仇恨，于是——這是不難理解的——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共産黨人和其他派别的極端分子不過是趁機火上澆油，使自發的反美怒火燒得更旺些罷了。
利馬暴徒固然很兇，不過緊接着副總統一行還算得到了幾天的喘息時間。
在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停留的四天中，他們得以恢複元氣，準備應付最後的也是最危險的一個停留地點——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的局勢令人難以捉摸，街頭情緒頗為不祥，上台還不到四個月的軍人政府對搗亂分子沒有采取有力的鎮壓措施。
這個新政府不願意承認自己無能，對美國使館不時提出的詢問，一再肯定地答複說，它不相信副總統會遇到什麼嚴重麻煩，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隻有在加拉加斯，也許可以說共産黨陰謀确實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發生的一個因素。
南美共産黨人一向對自己的組織能力頗為自負，等待尼克松到達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準備得很好的。
5月13日(星期二)早晨，當副總統的座機在邁克蒂亞機場上空開始向下滑行時，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經分别占據了各個戰略要地。
有一批人集中在機場大樓。
三批人分散在由機場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廣場之間的12英裡公路上，等候汽車隊的到來；因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廣場上西蒙?博利瓦爾的墓前去獻花圈。
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則全部集中在這個廣場上，身上還都帶着燃燒瓶。
他們的頭目們估計總有一個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燒成灰燼。
這種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恥的下場。
當年1月，有些出來保衛即将垮台的舊政府的警察就是這樣給結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們對此記憶猶新，無疑這是他們不願意挺身而出去保衛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負責任還不止于此，這裡面有些問題至今叫人迷惑不解。
跟随尼克松采訪的美國記者先一步着陸，他們發現大約有五百個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車到達機場，在機場大樓觀測台上擺開了陣式。
這些人到那裡去顯然是有意要肇事的。
尼克松的飛機還未降落，他們就都朝着它揮動拳頭，大聲叫罵。
可是當美國特工人員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負責人讓那些人離開的時候，竟遭到了拒絕，對方還說：“他們不會鬧事，他們有權示威。
”然後，這位負責人又命令汽車隊不像通常那樣停在機場内固定的地點，而是到機場大樓外邊的街頭去列隊。
這樣一
”可是，實際并沒有任何迹象說明美國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樣)是處在危險之中。
而且，總統這樣提出問題，事實上等于承認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是不相幹的。
杜勒斯力圖使國會領袖們相信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有關。
這位國務卿告誡說，如果美國不按照夏蒙的請求采取行動，“我們的威信就會喪盡，也沒有誰再會相信我們的話了——永遠沒有。
隻有我們先到達那裡，共産黨的幹涉才可能避免。
”他又說，如果不采取行動，自由世界不僅會失去中東地區和自由世界在那裡的近3/4的石油資源，而且還會失掉非洲和非共産黨統治的亞洲，這一段話後來被冷戰專家們一再引用，以證明在任何一次國際危機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當的，包括越南問題在内。
艾森豪威爾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
這一次，進行抵制的卻是國會的領袖們了。
他們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們對于在黎巴嫩的行動不願分擔任何責任。
艾森豪威爾主義事實上到此已壽終正寝。
四個月後，夏蒙倒台，換上了中立主義的總統和總理，在他們的要求下，美國海軍陸戰隊随即撤走。
這個事件，亞當斯最後論斷說：“對艾森豪威爾說來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
”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義在當時是看不太清楚的。
總統曾警告參衆兩院說，他有可能事先不經國會讨論就在中東冒開戰的風險。
他說：“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一定要對行動方針進行公開辯論，那采取這種行動本身便會喪失意義。
”——這是進一步批準擴大總統開戰權力的先例。
在地球的另一邊進行炮艦外交對美國來說還是新鮮事兒。
這使人聯想到仿佛帝國又出現了，而這正是如《歐洲市場上的美國》的作者賴納?黑爾曼和《美國的挑戰》的作者塞爾旺?施賴貝爾一類的歐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們西邊的地平線上正慢慢出現的東西。
大戰前，在歐洲人的心目中，美國是一個富裕的、喜歡自吹的國家，每一個美國人都看上去像賈萊?古柏和琴逑?羅傑斯，他們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魯尼和安?拉瑟福德這些都是當時美國著名的電影明星。
——譯者。
那個美國是理想主義的、天真純潔的，是全世界無限向往和人們私心竊慕的地方。
除了在遇到自然災害時，美國人總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現外，他們在世界事務中幾乎就不起什麼作用。
如今，美國人遍布全世界。
第四點計劃、非洲經濟委員會和各種技術援助計劃派出的人員已遍及亞洲和非洲各地。
國會已經批準對不發達國家的發展貸款基金、富布賴特獎學金計劃以及同不在富布賴特計劃之内的42個國家交換留學生的史密斯?蒙特計劃。
到國外旅行的美國人每年增長12%；50年代後期，到遙遠的國土去旅遊的美國人在200萬以上，他們一年花掉20億以上的美元。
這些錢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
如果說有一個歐洲人和丘吉爾一樣說，“我喜歡這些美國人，他們都是那麼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個歐洲人會和讓?保羅?薩特一樣表示輕蔑地說：“那些美國人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存在主義。
”歐洲大陸和亞洲比較古老的文化的維護者對美國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種威脅。
他們對美國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樂，對全世界青年産生的誘惑感到驚惶不安。
爵士音樂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聽到。
年輕的泰國國王那時正在為百老彙的一出歌舞劇《拉洋片》寫歌詞；柬埔寨國王則在自學吹奏火辣辣的薩克斯管。
再就是美國的無酒精飲料。
在曼谷，泰國總理是可口可樂的代銷商，警察局長是百事可樂的代銷商；艾德萊?史蒂文森稱他們之間的競争是“冰冷的冷戰”。
不論在泰國或其他國家，可口可樂總居于領先地位。
它所到之處真已是永無落日。
在國外，可口可樂每天的消費量達500億瓶，足夠使一艘輕巡洋艦漂浮起來。
塞爾旺?施賴貝爾寫道：“我們現在面臨的不是那種由征服欲所驅使的老牌帝國主義，而是由于美國和世界其餘地區之間的‘壓力’不均而産生的一股剩餘力量。
”美國工業在海外工廠的投資已達575億元，年産總值約為1000億元。
塞爾旺?施賴貝爾提醒人們注意：“美國公司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建立總部，以便協調它們在整個西歐的活動。
” 随着美國大公司日益強大，歐、亞、非各洲的人便越對美國國内生活的實際情況感到好奇。
他們聽到的東西并不都是十分準确和可靠的。
贊賞蘇聯和新中國的人對美國的種族歧視痛加指責，把蒙哥馬利市對公共汽車的抵制行動和小石城事件說成是種族暴亂。
關于美國社會的報道，大多強調美國生活水平高，但這卻變成了憤憤不平的根源。
美國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興國家的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1950年，巴基斯坦總理利阿科特?阿裡?汗訪問美國時曾說：“我一想到這個情況，我就突然覺得美利堅合衆國是一個孤島——一個難以想像的繁榮的孤島。
而在這個孤島的周圍，我看到的卻是充滿着苦難、貧困、肮髒的可怕海洋，億萬的人在那裡掙紮着，想免遭沒頂之災。
想到這裡，我像為一個老朋友擔心那樣，頗為這個偉大的國家擔心。
” 在全世界發生的40次大騷亂中，美國使館、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和文化中心都是攻擊的目标。
自發地襲擊美國國旗的事已司空見慣，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原因隻不過是示威者由于這種或那種原因而在心頭長期積壓着的反美情緒最後突然爆發出來了。
單是在印度尼西亞，這類騷動就發生過五起。
這種事情的發生決不隻限于其領導人對美國不滿的國家。
在中立國首都，如阿爾及爾、開羅、喀土穆，也同樣出現過示威活動，甚至在美國某些盟國的首都，如裡約熱内盧、雅典、西貢、台北和巴拿馬城，也都不例外。
美國人感到迷惑不解。
他們以為自己在對外援助計劃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卻不知道，如利昂?凱塞林所說，美國用于國際經濟合作與援助方面的款項在美國國民生産總值中實際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來就臉紅的”。
普通的美國人認為，參加騷動的群衆必是受了煽動分子的蒙蔽。
他想，如果這些人明白自由企業的好處，他們也會要建立這種制度。
在他天真的頭腦中，完全沒有想到美國所以能成為今天富強的國家，其中還有許多其他因索，其中有豐富的資源和溫和的氣候等。
他想，如果别國的人知道美國是多麼富裕，他們就隻會對星條旗歡呼，而不會去踐踏它。
他萬萬想不到，宣揚美國的繁榮隻會被看做是令人難以容忍的炫耀。
這一點，美國的領導人也同樣沒有想到。
尼克松副總統在準備出國訪問時，拼命地記誦一些圖表和數字，以便說明美國人的生活如何比許多不那麼幸運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
有一次，訪問歸來，他繪影繪聲地說，在同東道國的一些人進行讨論時，他如何急切地等待開口的機會，然後有力地說明了他的論點： 我列舉數字表明，美國的4400萬個家庭共擁有5600萬輛汽車、5000萬台電視機、1.43億架收音機，而且其中有3100萬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
接着，我談到被許多人忽略的一個論點。
這些統計數字實際上非常生動地表明：從财富分配的觀點來看，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最接近于一個人人富裕的無階級社會的理想了。
到第二屆艾森豪威爾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聽到過這樣的論點。
因為艾森豪威爾總統非常喜歡派遣尼克松夫婦出國訪問。
為了維護國際間的友好關系，副總統也顧不得先後在印度尼西亞、阿富汗、埃塞俄比亞患腹瀉，在緬甸遭包圍，在卡薩布蘭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靈的電梯中受到一個小時汗淋淋的煎熬。
在這一切之後，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曆時18天的訪問南美的艱苦曆程，先後在烏拉圭、哥倫比亞、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秘魯和委内瑞拉等國停留。
這次出訪意在做出睦鄰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單調無味。
他在事後寫道：“在我以副總統身份進行的多次出國訪問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這并非因為我感到這次任務艱巨，而是因為同當時我在華盛頓的工作相比，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
”中央情報局向他擔保，這次出訪一定平靜無事。
有些記者甚至猶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訪，尼克松也對他們說，要是不去，他們大概也不會錯過什麼了不起事情的。
在訪問開始階段，的确沒出什麼大事。
在蒙得維的亞、布宜諾斯艾利斯、亞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婦的南美的一些統治階級人物，對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們當做一回事，已經習以為常了。
助理國務卿亨利?霍蘭是專門幫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動向的，在他的領導下，國務院一直不遺餘力地争取向那裡的國家提供種種貸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權，他們可能要對企業實行管制，從而打擊企業界的精神。
尼克松訪問的第一批國家中的頭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視這一情況，因而完全無意打亂目前的局面。
在街頭，不時可以看到情緒激昂的年輕人舉着标語牌，稱美國副總統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狗養的”。
有一塊标語牌勸告尼克松：“滾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殺印第安人為樂的美國去”。
尼克松顯出自己是個直爽幹脆的政治家，隻要可能就停下來向人們解釋，他并不是種族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狗養的，也并不贊成私刑拷打或屠殺，而且事實上，他也從未參與過這類行動。
不過這樣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幾個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沒有注意到。
因為凡是在出現敵意的标語的地方，也總有人對他來一個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熱烈擁抱，以表示歡迎。
他聽到有些大學生高唱着“FueraNixon”，譯員告訴他，意思是“尼克松滾回去”。
尼克松笑着說，他還不想回去，這裡的人對他更為友好嘛。
後來誰也記不起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那種喊聲變成了“MueraNixon”(殺死尼克松)了。
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亞松森聽到人們的噓叫聲。
不過，總的說來群衆還是比較友好的。
玻利維亞人向他抛灑彩紙，他沒有看到這裡有什麼危險的迹象。
但事實上，他真算走運。
在附近一個礦區，許多身帶炸藥棒的抗議的人群已經集合起來，後來隻是由于炸毀鐵道，斷絕了這個地區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襲擊。
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驅散了打算進行暴力活動的人群。
可是，尼克松夫婦不可能一路都那麼走運，結果也确是如此。
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啟程後的第11天，在秘魯的利馬，他們第一次隐約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煩了。
利馬機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是禮貌周到的，然而汽車隊開進市區時，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數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許人。
同車的秘魯官員解釋說，為了避免“出亂子”，車隊行駛的路線事先沒有公布。
尼克松後來回憶說，“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魯還會出什麼亂子。
” 尼克松在秘魯和随後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領導人究竟是些什麼人，一直都不大清楚。
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後來尼克松堅持認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煩必然和統一指揮的共産黨陰謀有關，因而讓人更搞不清了。
他在事後寫道，在到達利馬壯麗的玻利瓦爾大飯店時，他對這一陰謀的規模已大緻有所察覺：“顯而易見，共産黨人由于在烏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維亞企圖破壞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決心全力以赴，要在聖馬科斯大學使我本人和美國難堪，因為這所大學在整個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論在那裡發生什麼事，都會成為其他地方的頭條新聞的。
”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裡在想：“他們怎麼能把人們煽動到這種程度呢?然後，面對着眼前的一切，我開始領悟到，我在這裡看到的正是敵人随時在向我們施展的那種殘暴、決心和瘋狂。
我從暴民的臉上看到的就是這些東西。
這就是真正的共産主義的實質。
”他又寫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輕人，“我的直接的反應隻是對那些兇惡的共産黨煽動者的極大仇恨，他們竟然把孩子們弄到這般喪失理性的地步。
” 尼克松的這些話基本上出于猜測。
在秘魯和委内瑞拉反對他的人群當中，無疑雜有共産黨人；共産黨的《人民論壇》周刊在頭版刊登的一幅經過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瘋狂的尼克松照片，也顯然在一般人心中起過煽動作用。
可是，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拉丁美洲所有反對他的訪問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産黨情報局特務的操縱和指揮，這說得客氣點兒，也未免太可笑了。
在那些年頭，中央情報局的确還遠未做到無所不知——伊拉克政變就是叫中央情報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對這樣重大的事情竟然會一無所知，這是叫人難以相信的。
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那些窮苦人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機會發洩自己對富人的仇恨，于是——這是不難理解的——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共産黨人和其他派别的極端分子不過是趁機火上澆油，使自發的反美怒火燒得更旺些罷了。
利馬暴徒固然很兇，不過緊接着副總統一行還算得到了幾天的喘息時間。
在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停留的四天中，他們得以恢複元氣，準備應付最後的也是最危險的一個停留地點——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的局勢令人難以捉摸，街頭情緒頗為不祥，上台還不到四個月的軍人政府對搗亂分子沒有采取有力的鎮壓措施。
這個新政府不願意承認自己無能，對美國使館不時提出的詢問，一再肯定地答複說，它不相信副總統會遇到什麼嚴重麻煩，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隻有在加拉加斯，也許可以說共産黨陰謀确實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發生的一個因素。
南美共産黨人一向對自己的組織能力頗為自負，等待尼克松到達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準備得很好的。
5月13日(星期二)早晨，當副總統的座機在邁克蒂亞機場上空開始向下滑行時，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經分别占據了各個戰略要地。
有一批人集中在機場大樓。
三批人分散在由機場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廣場之間的12英裡公路上，等候汽車隊的到來；因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廣場上西蒙?博利瓦爾的墓前去獻花圈。
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則全部集中在這個廣場上，身上還都帶着燃燒瓶。
他們的頭目們估計總有一個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燒成灰燼。
這種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恥的下場。
當年1月，有些出來保衛即将垮台的舊政府的警察就是這樣給結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們對此記憶猶新，無疑這是他們不願意挺身而出去保衛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負責任還不止于此，這裡面有些問題至今叫人迷惑不解。
跟随尼克松采訪的美國記者先一步着陸，他們發現大約有五百個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車到達機場，在機場大樓觀測台上擺開了陣式。
這些人到那裡去顯然是有意要肇事的。
尼克松的飛機還未降落，他們就都朝着它揮動拳頭，大聲叫罵。
可是當美國特工人員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負責人讓那些人離開的時候，竟遭到了拒絕，對方還說：“他們不會鬧事，他們有權示威。
”然後，這位負責人又命令汽車隊不像通常那樣停在機場内固定的地點，而是到機場大樓外邊的街頭去列隊。
這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