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毛病百出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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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他們要求退出防務分析研究所，同時提出他們剛剛才想到的許多其他要求。
跑腿的給他們運來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
所以要凡士林，是因為他們聽說可以用它來防禦催淚瓦斯。
他們估計警察可能使用催淚瓦斯。
他們沒有想錯，警察果然來了。
當第一隊警察開到莫甯賽德高地時，有30名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輕教職員把住洛樓的大門不讓進入。
事情陷入僵局。
但是跟着大學董事議決“堅決指示”柯克“對學生的行為實行果斷的紀律措施”。
這樣，他便做出他自己後來所說的畢生“最痛苦的”決定，必要時用武力奪回那些大樓——動用了組成快速楔形隊伍的一千名警察。
首先解決的是漢密爾頓大樓。
黑人學生都很聽話，黑人律師出場為他們辯護，黑人警官監督他們撤出。
黑人學生安靜地離去以後，經過察看，大樓各處整潔如常。
白人學生占據的大樓的情形則大不相同。
在這裡隻要看到學生有任何反抗表現就動用棍子，拳打腳踢，把他們從混凝土樓梯上推下去。
圍觀者有幾千人，警察告訴他們，隻要他們站在警察組成的人牆後面，就可以安然無事，可是後來看出，他們都是站在學生一邊的，于是警察同樣向他們沖打過去。
總共逮捕了698人。
拉德和另外72名學生被勒令停學一年。
考克斯應邀對這些騷亂進行調查。
經過21天對79名目擊者進行查證之後，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布了一份222頁的報告，對大學當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評之辭。
報告雖然沒有為帶頭鬧事的學生辯護，但認為學生的行動“同(警察的)殘暴程度并不相稱，警察的殘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
”調查人發現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貫把學生放在”他們輕重緩急考慮的“最後位置”。
其結論是：體育館和防務分析研究所問題其實隻是表面現象，根源在于學生們對越南戰争和美國的種族歧視深為不滿。
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學校學潮中好鬥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點，他們大多出身郊區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開明，他們都是學文科而不是學理科的，成績都很突出，而且以猶太人居多。
21歲的特德?戈爾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倫比亞風潮中的頭頭和争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一名分會主席。
戈爾德對記者說：“我們鬥争的目标，不僅要争取一個革命化的哥倫比亞大學，而且還要争取一個革命化的美國。
” 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一個從來不違反停車信号的人也開始違反了。
他是小心翼翼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于是他推而認為那種法規是愚蠢的，隻有機器人才會服從它。
他又違反了一次，在一個月以後，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斷幹下去了。
而又過了一個月，隻要他到達十字路口，即使紅燈亮了，他也直闖過去。
雖然他不理會這些交通聯系手段，他還是感到生氣，因為在他喜愛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務員就不再像過去那樣替他檢查機油和擦淨擋風玻璃。
他改到别的加油站去，情況也都一樣。
大約就在這同時，他的新汽車的一扇門發出了讨厭的響聲，拆開來一瞧，原來不知是底特律裝配線上的哪位工人在門裡面留下了一隻可口可樂瓶子。
這都是些小事，但還有别的。
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裡發現一張通告條，說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經停止送貨，你得到商店去買。
郵政也不像話，誰都有關于郵政方面的可怕經曆可談。
在飯館裡，女招待把别人點的菜端到你的面前來。
出租汽車的司機找不到你要去的地點。
你訂的晚報沒有送到。
藥劑師把藥給拿錯了。
新買的洗衣烘幹機是次品。
送貨人把車停在與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車子外面，還不肯挪。
約翰遜任期的最後階段出現了全國性的大笑話。
人們到處挂出小牌子： 不停地計劃下去 建築業的工作很糟，一項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運。
班機不按時起飛。
因為班機不能準時到達你的目的地，你必須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盤旋，而一旦着陸後，你又發現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别的航空站去了。
由于這種情形屢見不鮮，經常出門的旅客都購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制皮箱。
公共汽車和火車時刻表都完全靠不住。
幾乎每個人都不定什麼時候會有人來向他催讨已經償清了的賬款。
看來什麼事都越出了常軌。
從裝水管道到電視機到F-111折翼噴氣式飛機，全都亂了套。
有一個紐約婦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從來未打過的越大西洋通話的電話費，她拿起話筒要抗議，卻聽到電話裡有小提琴演奏的聲音，原來一家唱片公司的電線和她家的串線了。
作家雷克斯?裡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裡德此人已經去世。
據《時代》周刊報道，有一個人對着一架自動售貨機開槍，把手槍裡的子彈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貨員也很壞，甚至更糟。
差錯責任難以确定，然而卻無處不有。
人們對于事物是否還能正常進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
把一個社會聯系在一起的紀律不斷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認為，這一概是繁榮造成的。
理查德?尼克松把這種種都歸咎于過于寬容。
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把示威的學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将軍，認為他們都是同一現象的不同反映。
戰争顯然有一定的關系。
出身于美國上層社會的年輕人逃避征兵不算犯罪，他們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還備有醫生謊報健康狀況的證明信(醫生這樣做也不算犯罪)。
許多逃避征兵的人和逃兵到多倫多和斯德哥爾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萬人的同情。
因為頭四個到達瑞典的人是乘“無畏”号飛機突然逃離美國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們“無畏四勇士”。
那裡的人誰都清楚地知道這個稱号的含義。
這些僑居國外的人中有一個19歲的南卡羅來納人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分成兩類。
一類相信美國将會炸掉整個世界，另一類認為在這個災難發生之前，美國是可以得救的。
” 戰争隻是部分原因。
自從禁酒法頒布以來，還從沒有這麼多的人認為有些法律毫無意義，就開始加以違抗。
大麻葉就是一個例子。
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會成瘾；又不同于煙草，對吸者無害；也不同于酒，不緻危及社會。
年輕人往往認為吸大麻煙是一種社會身份問題，大家都知道出身于較上層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煙的，1969年有一段時間，警察局曾經專門設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個新字眼)名門子女。
參加夏天騷亂的搶劫者沒有被逮捕，你在電視新聞節目裡可以看到他們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們，卻不采取任何措施。
黑人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說：“在我看來，好像已做出一項重大決策，要拿貨物和設備去換取人命。
”的确，看起來逮捕什麼人，不僅看其行為，還要看他是誰，和在什麼地方犯罪。
5月中旬，馬丁?路德?金的繼任人拉爾夫?艾伯納西按照金原先的計劃，在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塔之間的聖地上建立了一個“複活城”，他率領一千個窮人進駐那地方。
政府非但沒有拘捕他們任何人，反而向他們提供了可移動的廁所、公用電話亭、電力線路、淋浴設備，乃至投遞郵件的地區代号：20013。
6月下旬，這個臨時營地的治安負責人阿爾文?約翰遜忿怒地辭了職，他說：“這裡天天都發生強xx、搶劫、兇殺等案件，而我們完全無能為力。
”維護首都國家公園的警察局照舊是不聞不問。
在上一代，卡爾文?柯立芝由于粉碎了1919年波士頓的警察罷工，在全國赢得了威信，最後并被選為總統。
他曾說：“無論任何人在何時何地都無權不顧公安而舉行罷工。
”1937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曾把公務人員的罷工稱為“不可思議和無法容忍的”。
自那以後，這種原則已寫進了塔夫脫-哈特利法，在有些州還寫進了像紐約的康登-沃德林法一類的法律。
盡管如此，邁克爾?奎爾在1966年元月1日還是領導運輸工人工會舉行罷工，使該市165英裡的地下鐵路和530英裡的公共汽車線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頓商業區陷于癱瘓狀态。
當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罷工者帶回去上工的時候，他竟在電視攝影機前當衆把命令撕毀。
紐約市終于不得不接受調停，對他妥協。
在1968年有損公共利益的罷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潔工人的罷工在内。
這次罷工是馬丁?路德?金在他臨死前不久曾經支持過的。
同一年，紐約還發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罷工，結果10萬噸發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長到底隻得屈服，同意給垃圾工人增加原來林賽市長拒絕的425元的工資。
接着，紐約的警察設糾察線包圍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權力”!他們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請“病”假，懶洋洋地看着駕車人把車子停在公共汽車站或其他不準停車的地方。
消防隊員工會的首領為了讨價還價，通知工人不再幹檢查樓房和消防龍頭等日常工作。
1968年秋，紐約市的5.8萬名教員中的大部分曾前後三次分别舉行罷課。
還有空中交通調度員，他們對于頭頂上待降落的飛機堆雖然感到不安，卻串通一氣故意減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這種不顧社會服務工作的風氣發展到了頂點。
全國75萬郵遞員中有20多萬人決定停止遞送郵件，原因是年工資由6176元開頭，經過21年才達到8442元。
盡管他們的領導人勸告說，按照聯邦法律，他們會被罰款1000元，監禁一年，失掉養老金，還會被列入黑名單，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門，但是屬于美國勞聯-産聯的全國郵遞員聯合會所屬哈頓-布朗克斯地方分會的6700人還是投票決定罷工。
很快大紐約市的其他郵遞員也紛紛響應。
這次罷工後來蔓延到阿克倫、布法羅、克利夫蘭、芝加哥、丹佛、聖保羅和舊金山等地。
這次罷工在美國郵政史上是破天荒頭一遭，而且破壞性很大。
紐約郵局平日每天收發的信件和包裹共約2500萬件，全國的平均數是2.7億件。
許多企業被迫中斷業務。
紐約各家銀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達3億元的存款，40萬領取救濟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證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裝甲卡車在華爾街上來回送證券。
到第六天，國民警衛隊出來處理紐約的郵件，到第八天，郵遞員才恢複了各自指定路線的投遞工作。
這些郵遞員像其他罷工的公務員一樣，也從非法罷工中得到好處。
國會決定給他們增加8%的工資，從前一個月開始補發，并且建立了獨立的美國郵政總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進一步照顧郵遞員的苦處。
遴選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許多纰漏中的一個。
厄爾?沃倫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齡關系決定退休。
到3月19日，他已年滿77。
6月19日早晨，他打電話給約翰遜總統，說明了自己的決定。
這是具有曆史意義的時刻。
以前還從來未有過哪屆最高法院在決定時代發展方向上起過更大的作用。
在沃倫領導下，最高法院已經為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學校祈禱方式、共産黨人的權利、色情文學、被告的逮捕與定罪，以及關于重新分配立法權的“一人一票”決議等引了路。
沃倫曾主持過15次最高法院開庭期。
而現在，想要行使總統一切職責的林登?約翰遜也有機會遴選一位新的首席法官。
他任命法官阿貝?福塔斯為首席法官，同時挑選得克薩斯州會議員霍默?索恩伯裡接替福塔斯的職務。
這兩位都是總統的老友。
福塔斯同總統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總統安插在最高法院。
約翰遜畢竟是約翰遜，他非得把這兩項新任命搞得複雜化不可。
他要等參議院認可他對福塔斯的提名，然後才接受沃倫辭職；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後，索恩伯裡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來的位置。
但是，相信會在11月裡占有白宮的共和黨人卻很執拗。
他們把福塔斯和索恩伯裡稱做“落選官員”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總統的“老友”。
密執安州參議員羅伯特?格裡芬是17個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人的首領。
一開始，看來他們是不能成事的。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伊利諾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親”和“落選官員”的說法中叫做“輕率之談”。
他說：“你決不會偏偏去找來一個敵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裡。
”他還談到林肯、杜魯門、肯尼迪等總統，都曾任命過各自的朋友。
為駁斥格裡芬，德克森說：“現在我們該是對自己使用的語言多加點小心的時候了。
”正是在參院司法委員會決定舉行意見聽取會時(為首席法官職位的提名而舉行聽取會在以前是沒有過的)，福塔斯看來還是拿得穩的。
第一個證人，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确認以前，總統讓沃倫繼續留任，這種情況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許多較低的聯邦法官都是在他們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況下被任命的。
現在問題在于福塔斯本人。
他被嚴加盤問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
根據憲法，他處在證人地位，不能讨論有關個人的決定，否則就會公然破壞分權的原則。
可是，反對派參議員卻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朗讀福塔斯曾經參與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決定。
接着，他們還就他作為法官時的某些行為方面提出了若幹問題。
這也屬分權的問題，但他在這方面卻被刺痛了，作為最高法院的成員之一，他不應該幹預行政部門的工作，然而他沒有做到。
他承認自己曾經參加過白宮有關戰争和黑人區暴亂問題的會議，還曾給哥倫布百貨商店巨頭拉爾夫?拉紮勒斯打過電話，對他進行申斥，因為拉紮勒斯說過越南戰争有損經濟的話。
福塔斯申辯說，法官對總統提建議的事是有許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約翰遜的問題那樣，這裡有着一種令人讨厭的感覺，總感到其中有點見不得人的事在進行着。
現在隻需再加一根稻草就會壓斷駱駝的脊梁骨了，而這根稻草居然有了。
該委員會了解到，福塔斯曾經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講課得到了1.5萬元的酬金，這筆錢是估計自己即将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審的商人提供的。
司法委員會以17票對6票通過了任命，但是共和黨和南方參議員卻開始來阻撓議事進程。
參議院要有2/3的人投票才能停止阻撓議事，這時候，德克森不再幫福塔斯的忙了。
他不肯支持停止阻撓議事的行動，甚至說他也還不一定投票贊成任命，因為最高法院推翻了芝加哥殺害警察罪犯的死刑的裁決激怒了他。
關于結束辯論表決結果，是45票贊成，43票反對，遠遠不到所需要的2/3的票數。
福塔斯請約翰遜撤銷提名。
總統“十分遺憾地”同意，并說他根本不打算再提名了。
接着5月份的《生活》雜志揭露，福塔斯還從路易斯?沃爾夫森的家族基金會中獲得過2萬元酬金，而沃爾夫森操縱股票的罪行曾經送交最高法院審理過。
雖然福塔斯後來把這筆錢退了回去，華盛頓還是感到震驚；眼看還會有其他的揭發提出，他便辭了職。
福塔斯和戈德堡離去，一位共和黨人住進了白宮，未來的最高法院顯然不會再那麼開明了。
美國人美化和崇拜英雄人物自有一套做法，先對他們捧得過高，然後又一腳踢開。
1968年秋天，輪到了一位女英雄：傑奎琳?布維爾?肯尼迪。
她實在既不要過去的崇敬，也不要現在的輕蔑，所要的隻是不受幹擾的獨處。
她是一個美麗可愛的女人。
在美國曆史上的那個可怕的周末，國家需要的正是一位具有這些天賦外加表演才能的總統遺孀。
埃莉諾?羅斯福是一位更偉大的第一夫人，但她做不到這一點。
傑基?肯尼迪曾經使舉國的悲戚分外莊嚴崇高，沒有哪個婦女能做得比她更為出色。
但是後來她需要安靜的生活，而隻要她還是個寡婦，這似乎就不可能。
在華盛頓，旅遊家汽車不時在她家的外面停靠；搬到紐約後，汽車司機都認識她，一見她就揿喇叭。
為了避免閑話，她隻和婚姻美滿的知名男子一道外出。
小阿瑟?施萊辛格、羅伯特?
跑腿的給他們運來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
所以要凡士林，是因為他們聽說可以用它來防禦催淚瓦斯。
他們估計警察可能使用催淚瓦斯。
他們沒有想錯，警察果然來了。
當第一隊警察開到莫甯賽德高地時，有30名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輕教職員把住洛樓的大門不讓進入。
事情陷入僵局。
但是跟着大學董事議決“堅決指示”柯克“對學生的行為實行果斷的紀律措施”。
這樣，他便做出他自己後來所說的畢生“最痛苦的”決定，必要時用武力奪回那些大樓——動用了組成快速楔形隊伍的一千名警察。
首先解決的是漢密爾頓大樓。
黑人學生都很聽話，黑人律師出場為他們辯護，黑人警官監督他們撤出。
黑人學生安靜地離去以後，經過察看，大樓各處整潔如常。
白人學生占據的大樓的情形則大不相同。
在這裡隻要看到學生有任何反抗表現就動用棍子，拳打腳踢，把他們從混凝土樓梯上推下去。
圍觀者有幾千人，警察告訴他們，隻要他們站在警察組成的人牆後面，就可以安然無事，可是後來看出，他們都是站在學生一邊的，于是警察同樣向他們沖打過去。
總共逮捕了698人。
拉德和另外72名學生被勒令停學一年。
考克斯應邀對這些騷亂進行調查。
經過21天對79名目擊者進行查證之後，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布了一份222頁的報告，對大學當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評之辭。
報告雖然沒有為帶頭鬧事的學生辯護，但認為學生的行動“同(警察的)殘暴程度并不相稱，警察的殘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
”調查人發現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貫把學生放在”他們輕重緩急考慮的“最後位置”。
其結論是：體育館和防務分析研究所問題其實隻是表面現象，根源在于學生們對越南戰争和美國的種族歧視深為不滿。
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學校學潮中好鬥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點，他們大多出身郊區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開明，他們都是學文科而不是學理科的，成績都很突出，而且以猶太人居多。
21歲的特德?戈爾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倫比亞風潮中的頭頭和争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一名分會主席。
戈爾德對記者說：“我們鬥争的目标，不僅要争取一個革命化的哥倫比亞大學，而且還要争取一個革命化的美國。
” 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一個從來不違反停車信号的人也開始違反了。
他是小心翼翼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于是他推而認為那種法規是愚蠢的，隻有機器人才會服從它。
他又違反了一次，在一個月以後，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斷幹下去了。
而又過了一個月，隻要他到達十字路口，即使紅燈亮了，他也直闖過去。
雖然他不理會這些交通聯系手段，他還是感到生氣，因為在他喜愛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務員就不再像過去那樣替他檢查機油和擦淨擋風玻璃。
他改到别的加油站去，情況也都一樣。
大約就在這同時，他的新汽車的一扇門發出了讨厭的響聲，拆開來一瞧，原來不知是底特律裝配線上的哪位工人在門裡面留下了一隻可口可樂瓶子。
這都是些小事，但還有别的。
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裡發現一張通告條，說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經停止送貨，你得到商店去買。
郵政也不像話，誰都有關于郵政方面的可怕經曆可談。
在飯館裡，女招待把别人點的菜端到你的面前來。
出租汽車的司機找不到你要去的地點。
你訂的晚報沒有送到。
藥劑師把藥給拿錯了。
新買的洗衣烘幹機是次品。
送貨人把車停在與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車子外面，還不肯挪。
約翰遜任期的最後階段出現了全國性的大笑話。
人們到處挂出小牌子： 不停地計劃下去 建築業的工作很糟，一項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運。
班機不按時起飛。
因為班機不能準時到達你的目的地，你必須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盤旋，而一旦着陸後，你又發現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别的航空站去了。
由于這種情形屢見不鮮，經常出門的旅客都購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制皮箱。
公共汽車和火車時刻表都完全靠不住。
幾乎每個人都不定什麼時候會有人來向他催讨已經償清了的賬款。
看來什麼事都越出了常軌。
從裝水管道到電視機到F-111折翼噴氣式飛機，全都亂了套。
有一個紐約婦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從來未打過的越大西洋通話的電話費，她拿起話筒要抗議，卻聽到電話裡有小提琴演奏的聲音，原來一家唱片公司的電線和她家的串線了。
作家雷克斯?裡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裡德此人已經去世。
據《時代》周刊報道，有一個人對着一架自動售貨機開槍，把手槍裡的子彈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貨員也很壞，甚至更糟。
差錯責任難以确定，然而卻無處不有。
人們對于事物是否還能正常進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
把一個社會聯系在一起的紀律不斷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認為，這一概是繁榮造成的。
理查德?尼克松把這種種都歸咎于過于寬容。
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把示威的學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将軍，認為他們都是同一現象的不同反映。
戰争顯然有一定的關系。
出身于美國上層社會的年輕人逃避征兵不算犯罪，他們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還備有醫生謊報健康狀況的證明信(醫生這樣做也不算犯罪)。
許多逃避征兵的人和逃兵到多倫多和斯德哥爾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萬人的同情。
因為頭四個到達瑞典的人是乘“無畏”号飛機突然逃離美國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們“無畏四勇士”。
那裡的人誰都清楚地知道這個稱号的含義。
這些僑居國外的人中有一個19歲的南卡羅來納人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分成兩類。
一類相信美國将會炸掉整個世界，另一類認為在這個災難發生之前，美國是可以得救的。
” 戰争隻是部分原因。
自從禁酒法頒布以來，還從沒有這麼多的人認為有些法律毫無意義，就開始加以違抗。
大麻葉就是一個例子。
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會成瘾；又不同于煙草，對吸者無害；也不同于酒，不緻危及社會。
年輕人往往認為吸大麻煙是一種社會身份問題，大家都知道出身于較上層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煙的，1969年有一段時間，警察局曾經專門設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個新字眼)名門子女。
參加夏天騷亂的搶劫者沒有被逮捕，你在電視新聞節目裡可以看到他們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們，卻不采取任何措施。
黑人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說：“在我看來，好像已做出一項重大決策，要拿貨物和設備去換取人命。
”的确，看起來逮捕什麼人，不僅看其行為，還要看他是誰，和在什麼地方犯罪。
5月中旬，馬丁?路德?金的繼任人拉爾夫?艾伯納西按照金原先的計劃，在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塔之間的聖地上建立了一個“複活城”，他率領一千個窮人進駐那地方。
政府非但沒有拘捕他們任何人，反而向他們提供了可移動的廁所、公用電話亭、電力線路、淋浴設備，乃至投遞郵件的地區代号：20013。
6月下旬，這個臨時營地的治安負責人阿爾文?約翰遜忿怒地辭了職，他說：“這裡天天都發生強xx、搶劫、兇殺等案件，而我們完全無能為力。
”維護首都國家公園的警察局照舊是不聞不問。
在上一代，卡爾文?柯立芝由于粉碎了1919年波士頓的警察罷工，在全國赢得了威信，最後并被選為總統。
他曾說：“無論任何人在何時何地都無權不顧公安而舉行罷工。
”1937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曾把公務人員的罷工稱為“不可思議和無法容忍的”。
自那以後，這種原則已寫進了塔夫脫-哈特利法，在有些州還寫進了像紐約的康登-沃德林法一類的法律。
盡管如此，邁克爾?奎爾在1966年元月1日還是領導運輸工人工會舉行罷工，使該市165英裡的地下鐵路和530英裡的公共汽車線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頓商業區陷于癱瘓狀态。
當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罷工者帶回去上工的時候，他竟在電視攝影機前當衆把命令撕毀。
紐約市終于不得不接受調停，對他妥協。
在1968年有損公共利益的罷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潔工人的罷工在内。
這次罷工是馬丁?路德?金在他臨死前不久曾經支持過的。
同一年，紐約還發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罷工，結果10萬噸發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長到底隻得屈服，同意給垃圾工人增加原來林賽市長拒絕的425元的工資。
接着，紐約的警察設糾察線包圍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權力”!他們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請“病”假，懶洋洋地看着駕車人把車子停在公共汽車站或其他不準停車的地方。
消防隊員工會的首領為了讨價還價，通知工人不再幹檢查樓房和消防龍頭等日常工作。
1968年秋，紐約市的5.8萬名教員中的大部分曾前後三次分别舉行罷課。
還有空中交通調度員，他們對于頭頂上待降落的飛機堆雖然感到不安，卻串通一氣故意減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這種不顧社會服務工作的風氣發展到了頂點。
全國75萬郵遞員中有20多萬人決定停止遞送郵件，原因是年工資由6176元開頭，經過21年才達到8442元。
盡管他們的領導人勸告說，按照聯邦法律，他們會被罰款1000元，監禁一年，失掉養老金，還會被列入黑名單，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門，但是屬于美國勞聯-産聯的全國郵遞員聯合會所屬哈頓-布朗克斯地方分會的6700人還是投票決定罷工。
很快大紐約市的其他郵遞員也紛紛響應。
這次罷工後來蔓延到阿克倫、布法羅、克利夫蘭、芝加哥、丹佛、聖保羅和舊金山等地。
這次罷工在美國郵政史上是破天荒頭一遭，而且破壞性很大。
紐約郵局平日每天收發的信件和包裹共約2500萬件，全國的平均數是2.7億件。
許多企業被迫中斷業務。
紐約各家銀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達3億元的存款，40萬領取救濟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證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裝甲卡車在華爾街上來回送證券。
到第六天，國民警衛隊出來處理紐約的郵件，到第八天，郵遞員才恢複了各自指定路線的投遞工作。
這些郵遞員像其他罷工的公務員一樣，也從非法罷工中得到好處。
國會決定給他們增加8%的工資，從前一個月開始補發，并且建立了獨立的美國郵政總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進一步照顧郵遞員的苦處。
遴選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許多纰漏中的一個。
厄爾?沃倫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齡關系決定退休。
到3月19日，他已年滿77。
6月19日早晨，他打電話給約翰遜總統，說明了自己的決定。
這是具有曆史意義的時刻。
以前還從來未有過哪屆最高法院在決定時代發展方向上起過更大的作用。
在沃倫領導下，最高法院已經為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學校祈禱方式、共産黨人的權利、色情文學、被告的逮捕與定罪，以及關于重新分配立法權的“一人一票”決議等引了路。
沃倫曾主持過15次最高法院開庭期。
而現在，想要行使總統一切職責的林登?約翰遜也有機會遴選一位新的首席法官。
他任命法官阿貝?福塔斯為首席法官，同時挑選得克薩斯州會議員霍默?索恩伯裡接替福塔斯的職務。
這兩位都是總統的老友。
福塔斯同總統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總統安插在最高法院。
約翰遜畢竟是約翰遜，他非得把這兩項新任命搞得複雜化不可。
他要等參議院認可他對福塔斯的提名，然後才接受沃倫辭職；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後，索恩伯裡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來的位置。
但是，相信會在11月裡占有白宮的共和黨人卻很執拗。
他們把福塔斯和索恩伯裡稱做“落選官員”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總統的“老友”。
密執安州參議員羅伯特?格裡芬是17個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人的首領。
一開始，看來他們是不能成事的。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伊利諾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親”和“落選官員”的說法中叫做“輕率之談”。
他說：“你決不會偏偏去找來一個敵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裡。
”他還談到林肯、杜魯門、肯尼迪等總統，都曾任命過各自的朋友。
為駁斥格裡芬，德克森說：“現在我們該是對自己使用的語言多加點小心的時候了。
”正是在參院司法委員會決定舉行意見聽取會時(為首席法官職位的提名而舉行聽取會在以前是沒有過的)，福塔斯看來還是拿得穩的。
第一個證人，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确認以前，總統讓沃倫繼續留任，這種情況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許多較低的聯邦法官都是在他們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況下被任命的。
現在問題在于福塔斯本人。
他被嚴加盤問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
根據憲法，他處在證人地位，不能讨論有關個人的決定，否則就會公然破壞分權的原則。
可是，反對派參議員卻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朗讀福塔斯曾經參與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決定。
接着，他們還就他作為法官時的某些行為方面提出了若幹問題。
這也屬分權的問題，但他在這方面卻被刺痛了，作為最高法院的成員之一，他不應該幹預行政部門的工作，然而他沒有做到。
他承認自己曾經參加過白宮有關戰争和黑人區暴亂問題的會議，還曾給哥倫布百貨商店巨頭拉爾夫?拉紮勒斯打過電話，對他進行申斥，因為拉紮勒斯說過越南戰争有損經濟的話。
福塔斯申辯說，法官對總統提建議的事是有許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約翰遜的問題那樣，這裡有着一種令人讨厭的感覺，總感到其中有點見不得人的事在進行着。
現在隻需再加一根稻草就會壓斷駱駝的脊梁骨了，而這根稻草居然有了。
該委員會了解到，福塔斯曾經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講課得到了1.5萬元的酬金，這筆錢是估計自己即将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審的商人提供的。
司法委員會以17票對6票通過了任命，但是共和黨和南方參議員卻開始來阻撓議事進程。
參議院要有2/3的人投票才能停止阻撓議事，這時候，德克森不再幫福塔斯的忙了。
他不肯支持停止阻撓議事的行動，甚至說他也還不一定投票贊成任命，因為最高法院推翻了芝加哥殺害警察罪犯的死刑的裁決激怒了他。
關于結束辯論表決結果，是45票贊成，43票反對，遠遠不到所需要的2/3的票數。
福塔斯請約翰遜撤銷提名。
總統“十分遺憾地”同意，并說他根本不打算再提名了。
接着5月份的《生活》雜志揭露，福塔斯還從路易斯?沃爾夫森的家族基金會中獲得過2萬元酬金，而沃爾夫森操縱股票的罪行曾經送交最高法院審理過。
雖然福塔斯後來把這筆錢退了回去，華盛頓還是感到震驚；眼看還會有其他的揭發提出，他便辭了職。
福塔斯和戈德堡離去，一位共和黨人住進了白宮，未來的最高法院顯然不會再那麼開明了。
美國人美化和崇拜英雄人物自有一套做法，先對他們捧得過高，然後又一腳踢開。
1968年秋天，輪到了一位女英雄：傑奎琳?布維爾?肯尼迪。
她實在既不要過去的崇敬，也不要現在的輕蔑，所要的隻是不受幹擾的獨處。
她是一個美麗可愛的女人。
在美國曆史上的那個可怕的周末，國家需要的正是一位具有這些天賦外加表演才能的總統遺孀。
埃莉諾?羅斯福是一位更偉大的第一夫人，但她做不到這一點。
傑基?肯尼迪曾經使舉國的悲戚分外莊嚴崇高，沒有哪個婦女能做得比她更為出色。
但是後來她需要安靜的生活，而隻要她還是個寡婦，這似乎就不可能。
在華盛頓，旅遊家汽車不時在她家的外面停靠；搬到紐約後，汽車司機都認識她，一見她就揿喇叭。
為了避免閑話，她隻和婚姻美滿的知名男子一道外出。
小阿瑟?施萊辛格、羅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