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反攻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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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老人都說，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樣一個生機勃勃和萬衆歡騰的年代啊！一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變得年輕起來，因為那時候他們正好年輕，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年輕的日子誰不珍藏在心呢？
舊政權像昨天的太陽已經落下山去，新時代像初升的朝陽剛剛升起來，新舊交替的時代變革給年輕人帶來許多新的選擇，許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人人都有機會改變自己，改變未來，在一個給人帶來變化的年代，人人都因為充滿希望而朝氣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說：“那時候，報紙天天都有勝利消息，廣播裡朝鮮戰場天天都在打勝仗，美國人變得跟兔子一樣隻會逃跑。
解放軍進軍西藏，大剿匪，農村土改，鎮壓反革命等等。
人人都在歡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大街上秧歌隊鑼鼓喧天，歡送青年到隊伍裡去。
總之那是個火紅的年代，人人都有緊迫感，形勢逼人，時代像滾滾車輪，你一猶豫就掉隊了。
” 我的嶽父，一位享受離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經曆更是大起大落。
本來到美國留學的飛機票已經買好，因為聽從組織召喚（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參加共産黨領導的進步組織），毅然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轉而投身保衛城市和學校的鬥争。
後來他被分配到政法戰線工作，是我們這座城市裡資格最老的法官之一。
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從此命運一落千丈，直到改革開放，經過種種努力才争取來一個離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親就顯得比較被動，他一心隻想當科學家，對政治不感興趣，我認為這起碼是覺悟不高的表現。
父親說：“那時政府号召年輕人參軍，抗美援朝，學習文化。
大學裡也招兵，不少同學上着課就不見了，原來是參軍走了。
” 我問：“您為什麼不去參軍呢？那時候參軍多光榮，我們也好落個革命軍人的光榮出身呀。
” 父親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麼也沒有，現在至少我還留下你們這幾個孩子呀。
” 我說：“當時您大學畢業準備幹什麼呢？” 父親回憶說：“你爺爺打來電報，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後來沒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來。
” 我心中掠過一陣激動，原來我們險些就成為令人羨慕的海外華僑啊。
我幾乎絕望地嚷起來：“當時您為什麼不走？爺爺不去，您一個人走啊，拿出您當年背着家裡參加遠征軍到印度打仗的勇氣來。
” 父親望着遠處說：“我回到你爺爺的工廠做練習生。
是你爺爺決定的。
” 父親辛勤工作一輩子，曆經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職稱退休。
我幾乎有些恨我的爺爺，是他老人家扼殺了父親和我們一家人的光明前途。
後來發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爺爺工廠沒能堅持多久，因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進程取代，爺爺變成一堆被稱為“股票”的廢紙擁有者。
他老人家民國初年創辦中國“裕華”、“大華”紗廠，是著名的民族實業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麗的母親在學生時代向往參軍，當一名光榮的志願軍或者解放軍的女文工團員。
那時候她隻有十七歲，還在成都華美高中念書，是那種充滿幻想的花季少女。
她的不少女同學都因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軍裝，成為跳舞唱歌的文工團員然後嫁給首長，成了很有級别的高幹夫人。
我說：“您為什麼沒有去實現自己夢想呢？依您的條件，走這條道路應該不成問題呀？” 母親有些害羞地笑笑說：“當時部隊到學校招文工團員，我記得很清楚，說是到廣州去。
首長第一個批準我，馬上就讓上車出發。
我說我得回家說一聲，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
結果這一回家就再也沒有出來……都怪你外公自私。
他把我當成搖錢樹，當兵還搖什麼錢呢？” 我說：“您為什麼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黃世仁，您還不能反抗一個外公嗎？您一反抗，我們這些後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條道路了嗎？” 母親歎口氣說：“這都是命啊！女孩子，遲早要嫁人，反抗有什麼用？” 我覺得像母親這樣的資産階級小姐基本上沒有什麼希望，沒有反抗精神，也沒有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
但是連她都有過突圍沖動并險些獲得成功，這說明革命形勢已經像春風一樣深入人心催人奮進。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關于本世紀五十年代初一個新政權建立時的精神面貌。
國民黨舊政權的陰影正在消失，共産黨領導的新時代剛剛開始，年輕的共和國因為赢得大多數民衆擁護而生氣勃勃，兵強馬壯，顯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國主義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在這樣一個年代，任何人複辟舊政權和反攻大陸的夢想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2 許多年前，我在雲南邊疆度過一段漫長而且難以忘懷的知青歲月。
那時候我們兵團知青分布在千裡邊防線上，一手拿槍，一手拿鋤，執行祖國賦予我們屯墾戍邊和接受再教育的光榮任務。
我所在的團（後改為農場）地處中緬邊境，地名叫隴川，全縣人口不足萬人，以緻于許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們的父母還沒有從地圖上找到那個叫隴川的小地方。
其實我們守衛的這片國土上還是出過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出過全國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學惠。
八十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已經不大聽說這個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這個名字幾乎婦孺皆知，其知名度與江姐、劉胡蘭、丁佑君、向秀麗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區别是先烈死了，徐學惠活着。
徐學惠是隴川縣銀行，準确說是我們農場一個小儲蓄所營業員，那個小儲蓄所離我們連隊隻有三裡地，在糖廠水庫邊上，而我們農場另一個後來成了有名氣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們連隊也離那座水庫不遠。
我們很多知青都到那個小儲蓄所存錢，不是錢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學惠事件發生在五十年代的一個夜晚，當時年輕的徐學惠隻有不到二十歲，未婚，是否有對象不詳。
一群國民黨殘匪從國境對面的“洋人街”過來搶劫儲蓄所，徐學惠死死抱住錢箱不松手，以緻于殘暴的匪徒竟把她的雙臂活活砍下來…… 這是我們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隴川發生的著名事件，這件事甚至驚動當時的黨中央和毛主席。
徐學惠出名後受到黨和國家關懷，調到昆明，裝上假肢到處給青少年作報告。
“文革”期間受“四人幫”拉攏當上省革委副主任，相當于副省長，終于晚節不保銷聲匿迹。
當我在金三角采訪反攻雲南的國民黨殘軍，提及名噪一時的徐學惠事件，他們都搖頭否認，不肯承認罪行，好像個個都很無辜的樣子。
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實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認南京大屠殺，好像那幾十萬人都是自殺的。
徐學惠會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來嗎？ 國境對面那個外國小鎮叫“洋人街”，據說是國民黨的據點，後來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聯合國禁毒署列入名單的世界毒窩之一。
不過當時金三角惡名遠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人談毒色變，政治任務高于一切，所以我們屯墾戍邊的主要任務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蔣殘匪竄犯邊疆。
“蔣殘匪”是個定義不詳的曆史符号，從前我常常在電影中看到他們，就是那種經過藝術加工的獐頭鼠腦的壞人。
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這個符号就變得很不具體，比方夜裡突然升起一二顆信号彈，出現幾張反動傳單，傳說某地橋梁水庫遭到破壞，生産隊耕牛被毒死，等等。
開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趕緊起床執行任務，褲子穿反也顧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敵人當英雄，有人因此掉進溝裡摔斷腿終身殘廢。
久而久之，
人人都有機會改變自己，改變未來，在一個給人帶來變化的年代，人人都因為充滿希望而朝氣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說：“那時候，報紙天天都有勝利消息，廣播裡朝鮮戰場天天都在打勝仗，美國人變得跟兔子一樣隻會逃跑。
解放軍進軍西藏，大剿匪，農村土改，鎮壓反革命等等。
人人都在歡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大街上秧歌隊鑼鼓喧天，歡送青年到隊伍裡去。
總之那是個火紅的年代，人人都有緊迫感，形勢逼人，時代像滾滾車輪，你一猶豫就掉隊了。
” 我的嶽父，一位享受離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經曆更是大起大落。
本來到美國留學的飛機票已經買好，因為聽從組織召喚（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參加共産黨領導的進步組織），毅然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轉而投身保衛城市和學校的鬥争。
後來他被分配到政法戰線工作，是我們這座城市裡資格最老的法官之一。
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從此命運一落千丈，直到改革開放，經過種種努力才争取來一個離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親就顯得比較被動，他一心隻想當科學家，對政治不感興趣，我認為這起碼是覺悟不高的表現。
父親說：“那時政府号召年輕人參軍，抗美援朝，學習文化。
大學裡也招兵，不少同學上着課就不見了，原來是參軍走了。
” 我問：“您為什麼不去參軍呢？那時候參軍多光榮，我們也好落個革命軍人的光榮出身呀。
” 父親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麼也沒有，現在至少我還留下你們這幾個孩子呀。
” 我說：“當時您大學畢業準備幹什麼呢？” 父親回憶說：“你爺爺打來電報，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後來沒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來。
” 我心中掠過一陣激動，原來我們險些就成為令人羨慕的海外華僑啊。
我幾乎絕望地嚷起來：“當時您為什麼不走？爺爺不去，您一個人走啊，拿出您當年背着家裡參加遠征軍到印度打仗的勇氣來。
” 父親望着遠處說：“我回到你爺爺的工廠做練習生。
是你爺爺決定的。
” 父親辛勤工作一輩子，曆經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職稱退休。
我幾乎有些恨我的爺爺，是他老人家扼殺了父親和我們一家人的光明前途。
後來發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爺爺工廠沒能堅持多久，因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進程取代，爺爺變成一堆被稱為“股票”的廢紙擁有者。
他老人家民國初年創辦中國“裕華”、“大華”紗廠，是著名的民族實業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麗的母親在學生時代向往參軍，當一名光榮的志願軍或者解放軍的女文工團員。
那時候她隻有十七歲，還在成都華美高中念書，是那種充滿幻想的花季少女。
她的不少女同學都因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軍裝，成為跳舞唱歌的文工團員然後嫁給首長，成了很有級别的高幹夫人。
我說：“您為什麼沒有去實現自己夢想呢？依您的條件，走這條道路應該不成問題呀？” 母親有些害羞地笑笑說：“當時部隊到學校招文工團員，我記得很清楚，說是到廣州去。
首長第一個批準我，馬上就讓上車出發。
我說我得回家說一聲，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
結果這一回家就再也沒有出來……都怪你外公自私。
他把我當成搖錢樹，當兵還搖什麼錢呢？” 我說：“您為什麼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黃世仁，您還不能反抗一個外公嗎？您一反抗，我們這些後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條道路了嗎？” 母親歎口氣說：“這都是命啊！女孩子，遲早要嫁人，反抗有什麼用？” 我覺得像母親這樣的資産階級小姐基本上沒有什麼希望，沒有反抗精神，也沒有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
但是連她都有過突圍沖動并險些獲得成功，這說明革命形勢已經像春風一樣深入人心催人奮進。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關于本世紀五十年代初一個新政權建立時的精神面貌。
國民黨舊政權的陰影正在消失，共産黨領導的新時代剛剛開始，年輕的共和國因為赢得大多數民衆擁護而生氣勃勃，兵強馬壯，顯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國主義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在這樣一個年代，任何人複辟舊政權和反攻大陸的夢想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2 許多年前，我在雲南邊疆度過一段漫長而且難以忘懷的知青歲月。
那時候我們兵團知青分布在千裡邊防線上，一手拿槍，一手拿鋤，執行祖國賦予我們屯墾戍邊和接受再教育的光榮任務。
我所在的團（後改為農場）地處中緬邊境，地名叫隴川，全縣人口不足萬人，以緻于許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們的父母還沒有從地圖上找到那個叫隴川的小地方。
其實我們守衛的這片國土上還是出過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出過全國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學惠。
八十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已經不大聽說這個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這個名字幾乎婦孺皆知，其知名度與江姐、劉胡蘭、丁佑君、向秀麗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區别是先烈死了，徐學惠活着。
徐學惠是隴川縣銀行，準确說是我們農場一個小儲蓄所營業員，那個小儲蓄所離我們連隊隻有三裡地，在糖廠水庫邊上，而我們農場另一個後來成了有名氣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們連隊也離那座水庫不遠。
我們很多知青都到那個小儲蓄所存錢，不是錢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學惠事件發生在五十年代的一個夜晚，當時年輕的徐學惠隻有不到二十歲，未婚，是否有對象不詳。
一群國民黨殘匪從國境對面的“洋人街”過來搶劫儲蓄所，徐學惠死死抱住錢箱不松手，以緻于殘暴的匪徒竟把她的雙臂活活砍下來…… 這是我們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隴川發生的著名事件，這件事甚至驚動當時的黨中央和毛主席。
徐學惠出名後受到黨和國家關懷，調到昆明，裝上假肢到處給青少年作報告。
“文革”期間受“四人幫”拉攏當上省革委副主任，相當于副省長，終于晚節不保銷聲匿迹。
當我在金三角采訪反攻雲南的國民黨殘軍，提及名噪一時的徐學惠事件，他們都搖頭否認，不肯承認罪行，好像個個都很無辜的樣子。
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實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認南京大屠殺，好像那幾十萬人都是自殺的。
徐學惠會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來嗎？ 國境對面那個外國小鎮叫“洋人街”，據說是國民黨的據點，後來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聯合國禁毒署列入名單的世界毒窩之一。
不過當時金三角惡名遠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人談毒色變，政治任務高于一切，所以我們屯墾戍邊的主要任務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蔣殘匪竄犯邊疆。
“蔣殘匪”是個定義不詳的曆史符号，從前我常常在電影中看到他們，就是那種經過藝術加工的獐頭鼠腦的壞人。
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這個符号就變得很不具體，比方夜裡突然升起一二顆信号彈，出現幾張反動傳單，傳說某地橋梁水庫遭到破壞，生産隊耕牛被毒死，等等。
開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趕緊起床執行任務，褲子穿反也顧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敵人當英雄，有人因此掉進溝裡摔斷腿終身殘廢。
久而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