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緬甸之戰 第四章 會戰曼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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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師突圍時，史迪威堅決反對，堅持以不足兵力向敵人進攻，并派參謀窦爾登（注：應為副參謀長弗蘭克·多恩準将）監督杜實施。
杜以‘保全戰力，這是任何一個指揮官的常識和義務’為由拒絕，并下令實施有計劃的主動撤退……事後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深有感觸地說：‘下令沖鋒，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頭禅；緊要關頭，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揮官的真功夫啊！’” 另據杜聿明本人在回憶錄《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中說： “……我決心令第二百師于二十九日晚突圍，以保全我軍戰力，準備在另一時間，另一地點與敵決戰。
“當時史迪威堅決反對，仍堅持以不足兵力向敵攻擊，雙方争執甚烈，竟至鬧翻。
史迪威堅持不放棄他的錯誤主張（其實是想個人出風頭），竟以服從命令來威脅我，并派他的參謀窦爾登監督我實施他的攻擊命令……我因同古戰鬥和史迪威争吵，滿肚怨氣，對蔣說：‘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師早已斷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國軍隊的情況，也可以說不懂戰術……’” 另一本曆史書《史迪威出使中國》（作者：【美】羅曼納斯和森德蘭）則這樣記載： “……同古保衛戰之初，史迪威命令第五軍另外兩個師即新二十二師和第九十六師快速跟進，對日軍第五十五師團進行分割包圍，發起攻擊。
但是杜聿明堅決拒絕了史迪威的命令。
因為這位中國将軍堅持認為進攻是不切合實際和冒險的行動，并懷疑頭腦發熱的美國人想拿他的部隊去出風頭。
他在電話中同史迪威有一段很出色的對話： ‘對不起，将軍，我得對我的部隊負責。
’ ‘你不對我的命令負責嗎？’ ‘不，我隻對委員長負責。
’” 其實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隻是他同蔣介石的矛盾的前奏，我們之所以有興趣重視這段沖突的曆史，是因為它不僅表現了個人不同的性格和氣質，更重要的是，它表現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則上的沖突。
中國人有理由強調保存實力，因為中國人已經同日本人打了許多年；美國人需要中國人進攻，因為隻有進攻才能打敗敵人。
相同的立場并不導緻相同的結果，文化背景的不同更導緻行為方式的差異，并影響人們正确認識對方。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西方之間存在的巨大的曆史鴻溝是很難僅僅用物質援助的方式去填平的。
因此中美兩個大國的軍事同盟注定要出現危機。
同古戰役一結束，史迪威就懷着不可遏止的憤怒飛往重慶，他要把緬甸前線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當面向蔣介石講清楚。
3 曼德勒舊稱“瓦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遊，為古東籲國首都，也是緬甸第二大城市。
一九七三年旱季，我從臘戌順江而下，徒步行走了半個月，瓦城就是我緬甸流浪的足迹到的最遠的地方。
有一天，我被寂寞和孤獨驅使，沿着郊區瑞光佛寺外的江邊久久徘徊。
我看見下遊有幾根殘破烏黑的橋墩，高高低低插在江心，好像上帝留給過往船隻的一排感歎号。
我問幾個過路香客，那些橋墩是怎麼回事？那些人都茫然地搖搖頭。
很多年後我才從書上知道，原來那就是著名的曼德勒大會戰的遺址。
一九四二年四月，緬甸盟軍統帥部決定，以曼德勒為依托，集中中國方面三個整軍（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軍），英國方面五個整師，共計二十萬人的優勢兵力與日軍決戰。
曼德勒會戰的宏大構想首先出自重慶蔣委員長對時局的判斷。
蔣委員長并非不願意打仗，而是必須在保存實力和有把握的前提下與敵決戰。
中國有條著名的軍事原則，叫做“避實就虛，以逸待勞”。
現已查明，侵緬日軍共有四個師團，近十萬人，從東西兩路長驅直入。
如果以盟軍優勢兵力猛擊其中一路，大獲全勝是有把握的。
曼德勒地勢居高臨下，背靠滇緬公路，進可以出擊，退可以就地防禦。
選擇曼德勒作為會戰的理想戰場，确實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也不怕英國佬搗什麼鬼。
曼德勒大會戰的計劃同樣迅速得到英國盟軍的認可。
在英國人看來，緬甸遲早要丢給日本人，隻要中國人肯打仗，願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開去，那麼無論什麼樣的戰略、計劃、方案、方針他們統統都贊成。
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将部隊安全地從容不迫地撤退到印度去。
同盟軍之間這種不牢靠的戰鬥友誼無疑會斷送這場匆匆拼湊起來的大會戰。
美國人史迪威由于擔任了名義上的總指揮，因此注定要在這場失敗的戰争中扮演一個聲名掃地的恥辱角色。
四月三日，日機首次空襲曼德勒，炸死數百平民。
許多天後，街道上還能看到許多無人掩埋的屍體和燒毀的車輛。
大火同時還燒毀了一座油庫和内河碼頭，緻使水陸交通癱瘓了一星期。
八日，委員長夫婦偕史迪威、羅卓英同機到達曼德勒。
委員長在重慶親口向史迪威保證說，他将正式授予這位美國将軍提升和罷免遠征軍中任何軍官的權力。
盡管這個空頭支票後來完全沒有兌現，但是委員長的安撫還是使史迪威逐漸平息了怒氣。
他們還在一起合影留念，蔣夫人站在兩個敵對的男人中間，滿面笑容地挽着史将軍的胳膊。
這幀照片很快被國内一些報紙登在頭版，成為後來人研究這段有争議的曆史的珍貴資料。
羅卓英，字尤青，二級陸軍上将，保定八期炮科畢業，陳誠系骨幹。
羅卓英是這樣一個有非議的人物：軍事上亦無建樹，官場上官運亨通。
此次受命出任遠征軍總司令，事先被交代明白，位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
委員長認為這樣可以緩沖史杜之間的矛盾沖突。
委員長選中羅卓英出馬還有另外一番深意。
羅卓英軍事上平庸，因此不交予指揮權，但是羅卓英與杜聿明分别來自對立的陳誠系和何應欽系，可以起到互相牽制和約束的作用。
委員長不是信不過杜聿明，而是任何人大權在握都令他不敢放心。
對史迪威來說，情況就簡單得多。
委員長夫婦隻在曼德勒停留兩日，十日返回重慶，臨行前告訴史迪威，他隻消取得羅卓英的配合，對遠征軍的指揮就不會出現任何障礙。
史迪威相信了委員長的話。
美國人天真地認為戰區總參謀長理應對遠征軍總司令行使指揮權，并且羅卓英滿口表示服從。
這樣，雄心勃勃的史迪威再次全心全意地投入打敗日本人的曼德勒會戰中。
四月十六日，盟軍西路戰線一片混亂。
十二日，日軍第三十三師團一個步兵聯隊在緬甸向導帶領下，采用隐蔽的穿插戰術，神速地穿過英印軍布下的三重防線。
日軍好像神話中那隻射開山門的響箭，直直地射中了仁安羌油田西北的濱河大橋，堵住了英緬大軍的退路，将英緬軍主力兩萬多人全部裝進了口袋。
十六日黎明，亞曆山
杜以‘保全戰力，這是任何一個指揮官的常識和義務’為由拒絕，并下令實施有計劃的主動撤退……事後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深有感觸地說：‘下令沖鋒，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頭禅；緊要關頭，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揮官的真功夫啊！’” 另據杜聿明本人在回憶錄《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中說： “……我決心令第二百師于二十九日晚突圍，以保全我軍戰力，準備在另一時間，另一地點與敵決戰。
“當時史迪威堅決反對，仍堅持以不足兵力向敵攻擊，雙方争執甚烈，竟至鬧翻。
史迪威堅持不放棄他的錯誤主張（其實是想個人出風頭），竟以服從命令來威脅我，并派他的參謀窦爾登監督我實施他的攻擊命令……我因同古戰鬥和史迪威争吵，滿肚怨氣，對蔣說：‘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師早已斷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國軍隊的情況，也可以說不懂戰術……’” 另一本曆史書《史迪威出使中國》（作者：【美】羅曼納斯和森德蘭）則這樣記載： “……同古保衛戰之初，史迪威命令第五軍另外兩個師即新二十二師和第九十六師快速跟進，對日軍第五十五師團進行分割包圍，發起攻擊。
但是杜聿明堅決拒絕了史迪威的命令。
因為這位中國将軍堅持認為進攻是不切合實際和冒險的行動，并懷疑頭腦發熱的美國人想拿他的部隊去出風頭。
他在電話中同史迪威有一段很出色的對話： ‘對不起，将軍，我得對我的部隊負責。
’ ‘你不對我的命令負責嗎？’ ‘不，我隻對委員長負責。
’” 其實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隻是他同蔣介石的矛盾的前奏，我們之所以有興趣重視這段沖突的曆史，是因為它不僅表現了個人不同的性格和氣質，更重要的是，它表現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則上的沖突。
中國人有理由強調保存實力，因為中國人已經同日本人打了許多年；美國人需要中國人進攻，因為隻有進攻才能打敗敵人。
相同的立場并不導緻相同的結果，文化背景的不同更導緻行為方式的差異，并影響人們正确認識對方。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西方之間存在的巨大的曆史鴻溝是很難僅僅用物質援助的方式去填平的。
因此中美兩個大國的軍事同盟注定要出現危機。
同古戰役一結束，史迪威就懷着不可遏止的憤怒飛往重慶，他要把緬甸前線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當面向蔣介石講清楚。
3 曼德勒舊稱“瓦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遊，為古東籲國首都，也是緬甸第二大城市。
一九七三年旱季，我從臘戌順江而下，徒步行走了半個月，瓦城就是我緬甸流浪的足迹到的最遠的地方。
有一天，我被寂寞和孤獨驅使，沿着郊區瑞光佛寺外的江邊久久徘徊。
我看見下遊有幾根殘破烏黑的橋墩，高高低低插在江心，好像上帝留給過往船隻的一排感歎号。
我問幾個過路香客，那些橋墩是怎麼回事？那些人都茫然地搖搖頭。
很多年後我才從書上知道，原來那就是著名的曼德勒大會戰的遺址。
一九四二年四月，緬甸盟軍統帥部決定，以曼德勒為依托，集中中國方面三個整軍（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軍），英國方面五個整師，共計二十萬人的優勢兵力與日軍決戰。
曼德勒會戰的宏大構想首先出自重慶蔣委員長對時局的判斷。
蔣委員長并非不願意打仗，而是必須在保存實力和有把握的前提下與敵決戰。
中國有條著名的軍事原則，叫做“避實就虛，以逸待勞”。
現已查明，侵緬日軍共有四個師團，近十萬人，從東西兩路長驅直入。
如果以盟軍優勢兵力猛擊其中一路，大獲全勝是有把握的。
曼德勒地勢居高臨下，背靠滇緬公路，進可以出擊，退可以就地防禦。
選擇曼德勒作為會戰的理想戰場，确實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也不怕英國佬搗什麼鬼。
曼德勒大會戰的計劃同樣迅速得到英國盟軍的認可。
在英國人看來，緬甸遲早要丢給日本人，隻要中國人肯打仗，願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開去，那麼無論什麼樣的戰略、計劃、方案、方針他們統統都贊成。
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将部隊安全地從容不迫地撤退到印度去。
同盟軍之間這種不牢靠的戰鬥友誼無疑會斷送這場匆匆拼湊起來的大會戰。
美國人史迪威由于擔任了名義上的總指揮，因此注定要在這場失敗的戰争中扮演一個聲名掃地的恥辱角色。
四月三日，日機首次空襲曼德勒，炸死數百平民。
許多天後，街道上還能看到許多無人掩埋的屍體和燒毀的車輛。
大火同時還燒毀了一座油庫和内河碼頭，緻使水陸交通癱瘓了一星期。
八日，委員長夫婦偕史迪威、羅卓英同機到達曼德勒。
委員長在重慶親口向史迪威保證說，他将正式授予這位美國将軍提升和罷免遠征軍中任何軍官的權力。
盡管這個空頭支票後來完全沒有兌現，但是委員長的安撫還是使史迪威逐漸平息了怒氣。
他們還在一起合影留念，蔣夫人站在兩個敵對的男人中間，滿面笑容地挽着史将軍的胳膊。
這幀照片很快被國内一些報紙登在頭版，成為後來人研究這段有争議的曆史的珍貴資料。
羅卓英，字尤青，二級陸軍上将，保定八期炮科畢業，陳誠系骨幹。
羅卓英是這樣一個有非議的人物：軍事上亦無建樹，官場上官運亨通。
此次受命出任遠征軍總司令，事先被交代明白，位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
委員長認為這樣可以緩沖史杜之間的矛盾沖突。
委員長選中羅卓英出馬還有另外一番深意。
羅卓英軍事上平庸，因此不交予指揮權，但是羅卓英與杜聿明分别來自對立的陳誠系和何應欽系，可以起到互相牽制和約束的作用。
委員長不是信不過杜聿明，而是任何人大權在握都令他不敢放心。
對史迪威來說，情況就簡單得多。
委員長夫婦隻在曼德勒停留兩日，十日返回重慶，臨行前告訴史迪威，他隻消取得羅卓英的配合，對遠征軍的指揮就不會出現任何障礙。
史迪威相信了委員長的話。
美國人天真地認為戰區總參謀長理應對遠征軍總司令行使指揮權，并且羅卓英滿口表示服從。
這樣，雄心勃勃的史迪威再次全心全意地投入打敗日本人的曼德勒會戰中。
四月十六日，盟軍西路戰線一片混亂。
十二日，日軍第三十三師團一個步兵聯隊在緬甸向導帶領下，采用隐蔽的穿插戰術，神速地穿過英印軍布下的三重防線。
日軍好像神話中那隻射開山門的響箭，直直地射中了仁安羌油田西北的濱河大橋，堵住了英緬大軍的退路，将英緬軍主力兩萬多人全部裝進了口袋。
十六日黎明，亞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