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魂歸何處 第十六章 功過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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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半島登陸并進攻日本本土。

    這個計劃并非心血來潮的産物,它是史迪威一年多來在緬甸前線的叢林中萌生并逐漸醞釀成熟的方案。

    史迪威無疑是個優秀的美國軍人,他勇敢、堅定,具有無所畏懼和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

    他注重榮譽,同樣也注重美國人的優越感。

    他認為中國人的問題必須由美國人來解決,包括中國的軍隊和制度,這就使他百分之百地犯了政治目光短淺和越俎代庖的錯誤。

    中國的一切問題歸根到底都是政治問題,而中國的政治從屬于中國的文化和曆史,從屬于中國社會演進的全過程,任何企圖取消或者越過這個過程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注定要落空和走向願望的反面。

     過了一周,史迪威離開重慶前往桂林視察。

     老謀深算的委員長開始同他的美國盟友進行一場實力懸殊的權力較量。

     公正地說,委員長是本世紀以來第一位參與世界事物的中國政治家。

    他畢生緻力于統一中國的戰争,緻力于加強集權統治和使他領導的國家跻身世界大國行列的事業,“恢複和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

    但是這始終是一個封建領袖無法實現的帝國夢。

    即使在美、英、中《開羅宣言》發表之後,委員長仍然沒有被西方列強當成真正的大國首腦對待。

    會議期間,丘吉爾首相多次在背地裡稱呼他“部落酋長”,斯大林幹脆拒絕會見中國人。

     不管怎樣,委員長絕不打算向任何對手屈服,無論這些對手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早在七月,美國方面就開始加大壓力,通牒式的電報紛至沓來。

    委員長始終好像一名功力深厚的太極高手,穩接八面來風,以柔克剛,運用中國古老的謀略之術與咄咄逼人的美國總統進行周旋。

     八月,委員長回電白宮,口吻極為謙恭,表示願意考慮總統的建議。

    他在電報中提出,需要有一位總統信任的特使來華商談有關移交指揮權事宜,該特使的身份必須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别的什麼将軍。

     這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式陷阱。

    它等于提醒總統注意,軍隊将領們野心勃勃的權力欲是靠不住的,需要另辟一條由政治家來相互對話的渠道。

     與此不謀而合的是,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軍人特使出使重慶的念頭。

    他并非信不過他的将軍,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職業敏感和判斷力。

    他曾對助手霍普金斯說:“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個人物到重慶走一趟?他必須是個外交家。

    ”(《羅斯福與霍普金斯》) 三天後,委員長再次緻電羅斯福,對特使提出附加條件,即來使權力須在史迪威之上并不受史控制。

    美國總統為了維護其尊嚴,否決了對方條件。

     但是,總統在确定特使人選和明确其權限時恰恰順從了委員長提供的思路。

    他不顧馬歇爾參謀長的強烈反對,任命了一位老資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慶,而這位特使無論資曆還是權力都在史迪威将軍之上。

     這個人物就是後來成為《毛澤東選集》中一個反面角色的派屈克?J?赫爾利先生。

     赫爾利先生是現代中美關系史上一位昙花一現的重要人物。

    羅斯福之所以選中他作為總統特使,就是因為他能夠以一種接近總統的政治眼光同時考察史迪威和蔣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雲層籠罩着暑熱未消的山城重慶,赫爾利首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亮相。

    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着一塵不染,看上去十分灑脫自信,充滿白種民族對有色人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

    特使帶給委員長一份總統簽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來訪規定為“高級會談”。

    特使口頭轉告委員長,他負有調停蔣史矛盾和接受中國政府移交軍隊指揮權的全權使命。

    如果委員長真正予以合作,總統将通過外交途徑使下列兩項交換條件正式生效: 1、戰後美國承擔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的義務。

     2、戰後将沒收全部日本企業并将其所有權轉交中國政府。

     九月十一日,談判開始。

    中美關系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委員長既然已經達到将史迪威排除在談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讓總統特使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政治屬于中國人,任何外國人都無權幹涉。

    中國人雖然看重工業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統治權。

    (我認為,“統治權”應改為“主權”。

    軍隊的指揮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貼者) 一個月來,美國特使同委員長頻頻會晤,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一系列馬拉松式的艱苦談判,還應邀參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許多參觀視察和社會活動。

    作為一名老資格政治家,赫爾利很快覺察出中美之間這場“指揮權危機”遠比白宮和五角大樓估計的棘手。

    他還敏銳地從委員長身上嗅出一股陰謀家的險惡氣息,他漸漸意識到正是這個陰謀家自始至終操縱着他們的談判,并給談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陰影。

     關鍵問題還在于委員長對于中國政治的巨大權威和影響力。

    赫爾利曾經相當深入地研究過東方政治,現在他更是深切認識到東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異。

    在派系林立的中國,政治鬥争的複雜關系好比一張巨網,委員長就是經營這張網的大蜘蛛。

    他平抑和消長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比,制約和調整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關系。

    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他以他的絕對意志為中心軸構成一個巨大的權利磁場。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委員長則是國家,是領袖和神,是軍隊、警察、官府、土地、稅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

    這種業已建立的權威如同天空的太陽,它的光芒幾乎随時無所不在地覆蓋中國大地。

     這是一個君臨萬方的封建領袖,這個同四億中國人有着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并始終淩駕于他們之上的大獨裁者,你能試圖用一個頭腦簡單的美國軍人來取代他的權威麼?即使你能夠廢黜一個封建領袖,但是你能廢黜根植在四億黃種人大腦深處千年不變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麼? 赫爾利終于不無遺憾地看到,連羅斯福總統這樣優秀的西方政治家對中國的認識也膚淺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赫爾利順着政治家的思路繼續研究這場由指揮權引發的危機。

    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蔣介石,又從中國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

    史迪威對中國人來說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符号,他代表美援、槍炮、國際援助和強大的同盟戰線,但是他永遠不能代表中國政治。

    任何給中國人強加一個美國總司令的作法必将危害業已存在的中美關系。

    從戰略的眼光看,中國在對日戰争中的作用不會超過本土以外,這是由中國的戰争能力和政治需要決定的,任何試圖依靠中國軍隊打敗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實際的。

     勿庸置疑,作為政治家的赫爾利對中國政治以及這場指揮權危機的本質認識是相當清醒而深刻的,他斷然摒棄了連羅斯福總統也未能免俗的種族歧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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