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烏克蘭的戰鬥 第一章 北頓涅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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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會戰之後接連發生的事件的意義時，進軍柏林已成定局。
我的思緒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
它們使我确信，蘇聯軍人思想上的轉折——決不能再往後退！正是在伏爾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顯的地表現出來。
希特勒的将軍們和軍官們不會感覺不到蘇軍心理上的這種無形的轉折。
我作為原第62集團軍的司令員。
也曾鄭重地宣布過：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即在最後一名城市保衛者被打死的情況下，敵人才有可能占領斯大林格勒。
我們向黨、向人民發過誓言：“甯死不屈！”隻有犧牲了才能使我們的解除誓言。
這一信念的産生，不僅僅是由于對戰略形勢的認識，而且也是出于對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
這是神聖的使命。
它反映了我集團軍将士們思想上的轉折。
《紅星報》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論中寫到： “第62集團軍的震驚世界的頑強精神，使我統帥部有可能集結兵力，轉入進攻，重創龐大的德國法西斯部隊。
” ……………… “第62集團軍的光榮将與世永存。
幾年後，在炮彈翻耕過的戰場上，将長出嫩綠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聳立起一座座嶄新明亮的大樓。
那時，我們老戰士将會自豪地說：‘是的，當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團軍的旗幟下戰鬥過！’” 我那時的激動心情是容易理解的。
理所當然的自豪從來不會使人有思想負擔，但它也不會讓你高枕無憂，否則，你要受到良心的譴責。
如果考慮到：當時消滅敵被圍集團的戰鬥還在進行，敵編成内有22個師、160個獨立部隊，共計33萬人；随着合圍圈的縮小，他們被緊迫到遭到破壞了的城市的牆角裡，但他們還相信，“頓河”集團軍群的強大的坦克兵團一定會接應他們。
那麼，那些天我心情激動的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
我那時毫不懷疑，這場規模宏大的交戰，必将以敵人的全部覆滅而告終。
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隊突破合圍圈，并與保盧斯部會合的話，那麼，第62集團軍還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還要經受多少次考驗呢？ 這個問題不能不使我焦慮不安。
其實，對于這個問題，不僅在當時，就是很久以後，在各級領導人中，也有不同的見解。
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後差不多過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這些事件交換了意見。
事情是這樣的： 我那時正在索契療養，午飯後，響起了電話鈴。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
我有幸同誰講話？” “我是波斯克列貝金夫。
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講話。
” 由于太突然，我有點慌張。
很快傳來了低沉、平穩、人人都熟悉的、帶有格魯吉亞口音的聲音。
斯大林問：“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樣？感覺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覺也極好。
”我回答說。
“您能到我這兒來一下嗎？”斯大林問。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現在就派車去接您。
來吧！隻是不要把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準備不到10分鐘。
汽車來了。
我們走了不長時間。
斯大林在門口迎接我。
我下了車走到斯大林跟前，報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來了！” 他輕輕地把我的手從帽檐上拿開。
說： “為什麼這麼正規！認我們随便點吧！” “是，斯大林同志。
但這是我的習慣。
” 斯大林微微一笑說：“如果是習慣，那就與我不相幹了。
”我們走進一個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間。
斯大林開始問我有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情況。
當時我任駐德蘇軍總司令和蘇聯對德管制委員會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陽台上。
飯桌旁毫不拘束的氣氛，有助于開誠布公地交談。
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問題。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會戰，突然問道： “您說說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樣想的，1942年12月我們能否将曼施泰因集團放進斯大林格勒，在那兒把它同保盧斯一起收拾掉？” 當時，在斯大林格勒交戰中，我就考慮過這種可能性。
因為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曼施泰因的部隊突向保盧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圍部隊的可能性。
坦率地說，當時我們對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圍的外圍廓正面是沒有充分的信心的。
敵“頓河”集團軍群也有可能晚些時候突至斯大林格勒。
也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就是敵人解救出保盧斯集團軍後，就不再會給我們機會把們們關起來了。
我們當時清楚地知道的一點，就是就合圍本身來說，天衣無縫的合圍在軍事史上并不多見，更不會一再重複。
我們非常明白，我們決不能冒這個險，即把德軍從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會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即曼施泰因的部隊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後，給被圍部隊補充兵力，給他們帶來得救的希望，并鼓動他們與解圍部隊一起沖出合圍圈呢？如果這樣的話，我斯大林格勒地區的兵力将會長久地被牽制住。
而消滅這樣一個龐大而兇猛的集團，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時間。
我把心裡的這些想法都告訴了斯大林。
斯大林歎了口氣，沉思起來。
他低聲地說： “這是非常冒險的。
而冒險是不行的！人民渴望勝利！” 他站起身來，在涼台上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他抽着煙鬥，突然問道： “您說說，崔可夫同志，什麼是被圍之敵？”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我思索着問題的後面有什麼含義。
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來，闡述着自己的觀點： “如果被合圍的是驚慌失措的膽小鬼，那麼，他會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實一下是否有突圍的出路；如果被合圍的是兇狠的敵人，那麼，他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戰争史上很少有敵人被合圍得水洩不通的例子。
許多統帥都曾試圖把敵人合圍得天衣無縫。
但為什麼沒有成功呢？他們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庫圖佐夫未能合圍拿破侖一樣。
沙皇亞曆山大曾要求庫圖佐夫合圍并分割法國軍隊。
庫圖佐夫未能做到這一點，僅僅是因為法國人的逃跑比庫圖佐夫的追擊快得多。
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後的戰争期間，人們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圍德軍的方案。
當我拒絕這些方案時，他們可能對我都有些抱怨。
拟定合圍敵人戰役計劃的同志們往往忽略了這樣幾個因素。
第一，斯大林格勒戰役後，德國統帥部不會等着我們去對他們的無論哪一個集團的側翼實施突擊或封上合圍圈，在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隊擺脫被合圍的危險，同時退出我們的領土。
第二，德國士兵對斯大林格勒戰役記憶猶新，不願再陷入合圍。
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圍，那不管什麼樣的合圍，他總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時地撤退。
剛一發現合圍，德國士兵就放棄陣地撤退，再次讓出我們的領土。
這與我們的主要任務——将敵人從我們的領土上趕出去是相符的。
” 我們的談話到午夜才結束。
斯大林送我到門口，我們互相告别…… 現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顧往事，不能不指出，現在西德的曆史學家以及諸如曼施泰因那樣的一些為失敗而悲歎的回憶錄的作者們，總是不考慮某些無可争議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實。
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一些部隊被合圍。
他們被全部、徹底地殲滅了。
而紅軍從合圍第6集團軍開始，在它所實施曆次進攻戰役中，全部地殲滅了敵人的5個集團軍，盡管他們沒有被合圍。
這5個集團軍是在野外條件下，在他們有一切可能實施廣泛的機動、并有足夠的彈藥和技術裝備作保障的各個戰役地區被擊潰和殲滅的。
因此，問題不僅僅在于合圍。
即使曼施泰因最終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圍圈，保盧斯的集團軍也在我們的合圍圈中打開了一個缺口，難道就能改變南面的局勢、改變第6集團軍的命運嗎？不能。
西德的一些軍事學術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
請看E·梅倫廷是怎樣回答這個問題的： “第6集團軍的覆滅已成定局，現在什麼東西也挽救不了保盧斯。
即使出現某種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盧斯突出合圍的嘗試，即使備受折磨、半饑半飽的部隊能夠沖出了俄國人的合圍圈，他們也沒有運輸工具，能夠經由被冰層覆蓋的大草原，撤退到羅斯托夫。
集團軍将象拿破侖的士兵從莫斯科向别列津納河撤退時那樣，會在行軍中覆滅。
”①—— ①E·梅倫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戰》，節譯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頁。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純粹從戰役和戰術的目的出發，把保盧斯集團留在合圍圈中。
他認為，被圍的第6集團軍可以牽制我數個集團軍。
确實，他赢得了時間，他從高加索的包圍中爬了出來，他把我大量兵力牽制在伏爾加河，推遲他慘敗的時間，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掙紮。
他的将軍們幫了他的忙，但結局如何，這是衆所周知的。
那時我曾考慮過心理方面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必須有下列條件來保證：使集團軍的全體成員從精神上來個轉變：即明智的決心；各級指揮員和司令部（包括集團軍司令部）進行野外進攻戰的素養；善于在比防禦性的巷戰更大的範圍内指揮部隊實施機動的素養。
事實上，集團軍是在非常狹窄的地帶上進行了150多天的防禦戰。
當時，部隊指揮員和司令部參謀們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戰術決心，他們已習慣于在狹小的地方行動，并為達到了目的而自豪。
而現在，當面臨要進入野戰陣地；要通過不是幾百米、而是幾十公裡的區域；還可強渡江河障礙；要指揮營和團穿過田野、高山峽谷；不言而喻，他們已考慮過這些。
而習慣是第二天性，要擺脫它卻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想到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當作一個團長，來檢查自己适應這種變化的能力。
在那時，也象以往一樣，我在國内戰争時期的戰鬥生活的親身經驗，幫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車裡雅賓斯克交戰之後，被擊潰的高爾察克部隊不戰而退，渡過托博爾河，其速度之快，簡直無法追趕。
我指揮的步兵第43團，因為在曆次戰鬥中屢立戰功，被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授予榮譽革命紅旗。
很快，團裡來了一位新政委F·C·尤蘇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廠的工人，他比我大15歲左右，有很好的組織才能，但對軍事一竅不通。
他很快就宣布： “團長，你來指揮，我将保證做好政治路線方面的事。
”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過烏拉爾之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大平原。
高爾察克退過托博爾河以後，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薩克，補充了自己的部隊，他認為這些人将會同紅軍作堅決的鬥争。
在高爾察克的命令中規定，農村居民中擁有私人土地50俄畝以上者為征召對象。
西伯利亞的牧師們全力支持高爾察克政權。
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謝裡維爾斯特特别賣力。
在他的策劃下，組織了配十字架的教徒遊行，搞了什麼“祈禱和忏悔日”、什麼“賜勝”祈禱、什麼宗教呼籲書、報紙文章和宣傳小冊子等等。
這一切都被動員起來反對紅軍的進攻。
高爾察克順利地在哥薩克人中間進行了招募，組建成一個軍，轄15個團。
他們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簡直武裝到了牙齒。
紅軍的幾個團征戰近1000公裡，人困馬乏，衣衫褴褛。
彈藥、特别是炮彈嚴重不足。
下面的這個事實或許能有力地說明當時的困難；方面軍從中央要了4萬雙樹皮鞋和包腳布。
糧食供應全靠當地居民，他們完全站在紅軍一邊。
奪取了葉卡捷琳堡和車裡雅賓斯克之後，東方面軍改組成兩個方面軍：土耳其斯坦方面軍，由M·B·伏龍芝指揮，下轄第1和第4集團軍；東方面軍，由B·A·奧爾德羅格指揮，下轄第5和第3集團軍。
第2集團軍轉隸南方面軍。
阿津的步兵第28師、第7師和第21師的一部，随集團軍調走。
我同我的團留在東方面軍。
這些師調往南方面軍是因為鄧尼金的集團軍已對莫斯科構成威脅。
東方面軍得到的裝備和彈藥越來越少，糧食供應更無着落。
盡管這樣，紅軍戰士的土氣仍很高昂，我們繼續向東發展進攻。
各團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亞不可！”的口号前進。
西伯利亞的大門是庫爾幹。
在光榮的騎兵首領托明的指揮下，紅軍騎兵大隊飛也似的馳入庫爾幹，并轉向北邊的别洛澤爾斯克。
我們尾随騎兵大隊也進入庫爾幹。
那天，我們派出了偵察兵。
他們在托博爾河對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組織的火力襲擊。
我了解到，敵人要堅守該城前面的有利陣地。
我部面臨的任務，就是用戰鬥強渡托博爾河。
為
我的思緒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
它們使我确信，蘇聯軍人思想上的轉折——決不能再往後退！正是在伏爾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顯的地表現出來。
希特勒的将軍們和軍官們不會感覺不到蘇軍心理上的這種無形的轉折。
我作為原第62集團軍的司令員。
也曾鄭重地宣布過：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即在最後一名城市保衛者被打死的情況下，敵人才有可能占領斯大林格勒。
我們向黨、向人民發過誓言：“甯死不屈！”隻有犧牲了才能使我們的解除誓言。
這一信念的産生，不僅僅是由于對戰略形勢的認識，而且也是出于對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
這是神聖的使命。
它反映了我集團軍将士們思想上的轉折。
《紅星報》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論中寫到： “第62集團軍的震驚世界的頑強精神，使我統帥部有可能集結兵力，轉入進攻，重創龐大的德國法西斯部隊。
” ……………… “第62集團軍的光榮将與世永存。
幾年後，在炮彈翻耕過的戰場上，将長出嫩綠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聳立起一座座嶄新明亮的大樓。
那時，我們老戰士将會自豪地說：‘是的，當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團軍的旗幟下戰鬥過！’” 我那時的激動心情是容易理解的。
理所當然的自豪從來不會使人有思想負擔，但它也不會讓你高枕無憂，否則，你要受到良心的譴責。
如果考慮到：當時消滅敵被圍集團的戰鬥還在進行，敵編成内有22個師、160個獨立部隊，共計33萬人；随着合圍圈的縮小，他們被緊迫到遭到破壞了的城市的牆角裡，但他們還相信，“頓河”集團軍群的強大的坦克兵團一定會接應他們。
那麼，那些天我心情激動的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
我那時毫不懷疑，這場規模宏大的交戰，必将以敵人的全部覆滅而告終。
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隊突破合圍圈，并與保盧斯部會合的話，那麼，第62集團軍還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還要經受多少次考驗呢？ 這個問題不能不使我焦慮不安。
其實，對于這個問題，不僅在當時，就是很久以後，在各級領導人中，也有不同的見解。
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後差不多過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這些事件交換了意見。
事情是這樣的： 我那時正在索契療養，午飯後，響起了電話鈴。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
我有幸同誰講話？” “我是波斯克列貝金夫。
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講話。
” 由于太突然，我有點慌張。
很快傳來了低沉、平穩、人人都熟悉的、帶有格魯吉亞口音的聲音。
斯大林問：“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樣？感覺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覺也極好。
”我回答說。
“您能到我這兒來一下嗎？”斯大林問。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現在就派車去接您。
來吧！隻是不要把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準備不到10分鐘。
汽車來了。
我們走了不長時間。
斯大林在門口迎接我。
我下了車走到斯大林跟前，報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來了！” 他輕輕地把我的手從帽檐上拿開。
說： “為什麼這麼正規！認我們随便點吧！” “是，斯大林同志。
但這是我的習慣。
” 斯大林微微一笑說：“如果是習慣，那就與我不相幹了。
”我們走進一個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間。
斯大林開始問我有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情況。
當時我任駐德蘇軍總司令和蘇聯對德管制委員會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陽台上。
飯桌旁毫不拘束的氣氛，有助于開誠布公地交談。
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問題。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會戰，突然問道： “您說說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樣想的，1942年12月我們能否将曼施泰因集團放進斯大林格勒，在那兒把它同保盧斯一起收拾掉？” 當時，在斯大林格勒交戰中，我就考慮過這種可能性。
因為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曼施泰因的部隊突向保盧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圍部隊的可能性。
坦率地說，當時我們對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圍的外圍廓正面是沒有充分的信心的。
敵“頓河”集團軍群也有可能晚些時候突至斯大林格勒。
也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就是敵人解救出保盧斯集團軍後，就不再會給我們機會把們們關起來了。
我們當時清楚地知道的一點，就是就合圍本身來說，天衣無縫的合圍在軍事史上并不多見，更不會一再重複。
我們非常明白，我們決不能冒這個險，即把德軍從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會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即曼施泰因的部隊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後，給被圍部隊補充兵力，給他們帶來得救的希望，并鼓動他們與解圍部隊一起沖出合圍圈呢？如果這樣的話，我斯大林格勒地區的兵力将會長久地被牽制住。
而消滅這樣一個龐大而兇猛的集團，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時間。
我把心裡的這些想法都告訴了斯大林。
斯大林歎了口氣，沉思起來。
他低聲地說： “這是非常冒險的。
而冒險是不行的！人民渴望勝利！” 他站起身來，在涼台上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他抽着煙鬥，突然問道： “您說說，崔可夫同志，什麼是被圍之敵？”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我思索着問題的後面有什麼含義。
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來，闡述着自己的觀點： “如果被合圍的是驚慌失措的膽小鬼，那麼，他會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實一下是否有突圍的出路；如果被合圍的是兇狠的敵人，那麼，他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戰争史上很少有敵人被合圍得水洩不通的例子。
許多統帥都曾試圖把敵人合圍得天衣無縫。
但為什麼沒有成功呢？他們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庫圖佐夫未能合圍拿破侖一樣。
沙皇亞曆山大曾要求庫圖佐夫合圍并分割法國軍隊。
庫圖佐夫未能做到這一點，僅僅是因為法國人的逃跑比庫圖佐夫的追擊快得多。
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後的戰争期間，人們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圍德軍的方案。
當我拒絕這些方案時，他們可能對我都有些抱怨。
拟定合圍敵人戰役計劃的同志們往往忽略了這樣幾個因素。
第一，斯大林格勒戰役後，德國統帥部不會等着我們去對他們的無論哪一個集團的側翼實施突擊或封上合圍圈，在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隊擺脫被合圍的危險，同時退出我們的領土。
第二，德國士兵對斯大林格勒戰役記憶猶新，不願再陷入合圍。
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圍，那不管什麼樣的合圍，他總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時地撤退。
剛一發現合圍，德國士兵就放棄陣地撤退，再次讓出我們的領土。
這與我們的主要任務——将敵人從我們的領土上趕出去是相符的。
” 我們的談話到午夜才結束。
斯大林送我到門口，我們互相告别…… 現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顧往事，不能不指出，現在西德的曆史學家以及諸如曼施泰因那樣的一些為失敗而悲歎的回憶錄的作者們，總是不考慮某些無可争議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實。
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一些部隊被合圍。
他們被全部、徹底地殲滅了。
而紅軍從合圍第6集團軍開始，在它所實施曆次進攻戰役中，全部地殲滅了敵人的5個集團軍，盡管他們沒有被合圍。
這5個集團軍是在野外條件下，在他們有一切可能實施廣泛的機動、并有足夠的彈藥和技術裝備作保障的各個戰役地區被擊潰和殲滅的。
因此，問題不僅僅在于合圍。
即使曼施泰因最終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圍圈，保盧斯的集團軍也在我們的合圍圈中打開了一個缺口，難道就能改變南面的局勢、改變第6集團軍的命運嗎？不能。
西德的一些軍事學術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
請看E·梅倫廷是怎樣回答這個問題的： “第6集團軍的覆滅已成定局，現在什麼東西也挽救不了保盧斯。
即使出現某種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盧斯突出合圍的嘗試，即使備受折磨、半饑半飽的部隊能夠沖出了俄國人的合圍圈，他們也沒有運輸工具，能夠經由被冰層覆蓋的大草原，撤退到羅斯托夫。
集團軍将象拿破侖的士兵從莫斯科向别列津納河撤退時那樣，會在行軍中覆滅。
”①—— ①E·梅倫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戰》，節譯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頁。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純粹從戰役和戰術的目的出發，把保盧斯集團留在合圍圈中。
他認為，被圍的第6集團軍可以牽制我數個集團軍。
确實，他赢得了時間，他從高加索的包圍中爬了出來，他把我大量兵力牽制在伏爾加河，推遲他慘敗的時間，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掙紮。
他的将軍們幫了他的忙，但結局如何，這是衆所周知的。
那時我曾考慮過心理方面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必須有下列條件來保證：使集團軍的全體成員從精神上來個轉變：即明智的決心；各級指揮員和司令部（包括集團軍司令部）進行野外進攻戰的素養；善于在比防禦性的巷戰更大的範圍内指揮部隊實施機動的素養。
事實上，集團軍是在非常狹窄的地帶上進行了150多天的防禦戰。
當時，部隊指揮員和司令部參謀們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戰術決心，他們已習慣于在狹小的地方行動，并為達到了目的而自豪。
而現在，當面臨要進入野戰陣地；要通過不是幾百米、而是幾十公裡的區域；還可強渡江河障礙；要指揮營和團穿過田野、高山峽谷；不言而喻，他們已考慮過這些。
而習慣是第二天性，要擺脫它卻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想到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當作一個團長，來檢查自己适應這種變化的能力。
在那時，也象以往一樣，我在國内戰争時期的戰鬥生活的親身經驗，幫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車裡雅賓斯克交戰之後，被擊潰的高爾察克部隊不戰而退，渡過托博爾河，其速度之快，簡直無法追趕。
我指揮的步兵第43團，因為在曆次戰鬥中屢立戰功，被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授予榮譽革命紅旗。
很快，團裡來了一位新政委F·C·尤蘇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廠的工人，他比我大15歲左右，有很好的組織才能，但對軍事一竅不通。
他很快就宣布： “團長，你來指揮，我将保證做好政治路線方面的事。
”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過烏拉爾之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大平原。
高爾察克退過托博爾河以後，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薩克，補充了自己的部隊，他認為這些人将會同紅軍作堅決的鬥争。
在高爾察克的命令中規定，農村居民中擁有私人土地50俄畝以上者為征召對象。
西伯利亞的牧師們全力支持高爾察克政權。
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謝裡維爾斯特特别賣力。
在他的策劃下，組織了配十字架的教徒遊行，搞了什麼“祈禱和忏悔日”、什麼“賜勝”祈禱、什麼宗教呼籲書、報紙文章和宣傳小冊子等等。
這一切都被動員起來反對紅軍的進攻。
高爾察克順利地在哥薩克人中間進行了招募，組建成一個軍，轄15個團。
他們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簡直武裝到了牙齒。
紅軍的幾個團征戰近1000公裡，人困馬乏，衣衫褴褛。
彈藥、特别是炮彈嚴重不足。
下面的這個事實或許能有力地說明當時的困難；方面軍從中央要了4萬雙樹皮鞋和包腳布。
糧食供應全靠當地居民，他們完全站在紅軍一邊。
奪取了葉卡捷琳堡和車裡雅賓斯克之後，東方面軍改組成兩個方面軍：土耳其斯坦方面軍，由M·B·伏龍芝指揮，下轄第1和第4集團軍；東方面軍，由B·A·奧爾德羅格指揮，下轄第5和第3集團軍。
第2集團軍轉隸南方面軍。
阿津的步兵第28師、第7師和第21師的一部，随集團軍調走。
我同我的團留在東方面軍。
這些師調往南方面軍是因為鄧尼金的集團軍已對莫斯科構成威脅。
東方面軍得到的裝備和彈藥越來越少，糧食供應更無着落。
盡管這樣，紅軍戰士的土氣仍很高昂，我們繼續向東發展進攻。
各團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亞不可！”的口号前進。
西伯利亞的大門是庫爾幹。
在光榮的騎兵首領托明的指揮下，紅軍騎兵大隊飛也似的馳入庫爾幹，并轉向北邊的别洛澤爾斯克。
我們尾随騎兵大隊也進入庫爾幹。
那天，我們派出了偵察兵。
他們在托博爾河對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組織的火力襲擊。
我了解到，敵人要堅守該城前面的有利陣地。
我部面臨的任務，就是用戰鬥強渡托博爾河。
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