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列強刺激 太後玩火 端王竊政 群運出軌
關燈
小
中
大
2.1 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實在是與當時山東巡撫毓賢的三原則分不開的。
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由于列強對中國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
德國人在山東以教案為借口強占膠州灣，已無理已極，而德皇為皇弟海因利盍親王（AdmiralPrinceHeinrich）率遠東艦隊遠征中國，在漢堡所作之送行訓辭，什麼：“shouldanyoneessaytodetractfromourjustrightsortoinjureus,thenupandathimwithyourmailedfirst”（原文英譯載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倫教觀察報》（LondonSpectator）。
那時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員之一的翁同龢，在其口記上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
德皇這一“揮拳”演說，那時是騰笑歐美的。
世人固對德皇之橫蠻，嗤之以鼻，而對我華人之不争氣，也是憐而鄙之。
此事當時對我國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
斯時在巴黎冷眼旁觀之法國史家柯利厄（HenriCordier），便認為這種德國佬加于華民之刺激“縱非義和團興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
（見柯著《中西關系史》，卷三，頁三六五。
轉引自摩爾斯《大清帝國國際關系史》卷三，頁一一一。
） 至于德軍當時在山東之橫行，更是筆難盡述。
當地百姓如對若輩稍事抵抗，動辄全村被焚，老幼難逃。
某次在魯東日照縣，為一極小的民教沖突，在當地仕紳出面試行調解之時，五位在場仕紳竟被德軍強擄而去，送至青島拘留所，勒令執行極無理之要求。
似此綁票勒索之行為，使在一旁觀察之美國外交官，亦為之忿忿不平而報請華府留意。
（見美國駐華公使康格緻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書。
載國務院“外交檔”，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 俄國在中國東北所犯的罪惡，就更是罄竹難書了。
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順港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境内征收地稅。
當地農民召集群衆大會并繕具申請書，請求免征，态度極為和平恭順，而俄軍竟突然對群衆開槍，當場便打死農民和老弱婦孺九十四人，傷一百二十三人。
（據西文《北華捷報》記者的專欄報導。
）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當俄軍于黑龍江畔的誨蘭泡（俄名“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始越境時，華軍稍事抵抗，俄軍便一舉将兩岸華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數屠殺，棄屍江中，江為之塞。
此一屠殺，中國政府雖末敢澡究，歐美媒體卻向莫斯科提出抗議，而沙皇政府竟聲言是邊遠駐軍擅殺，俄皇鞭長莫及，無能為力，搪塞了事。
（見ArthurH.Smith著（震撼中之中國（Chinain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國愛丁堡出版，第二冊，頁六〇七。
）其後俄人在“江東六十四屯”一帶和其它城市中的燒殺，據各方報導，死傷華人二十餘萬，本篇也就無法詳加叙述了。
（見李文海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一九八六年濟南出版，頁二九七。
） 以上所記隻是根據西方官員和記者零星的報導，并非受害華人的誇大。
當時如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則入侵者之殘暴，就更是罄竹難書了。
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沖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作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
換言之，在中外沖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賠）。
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國傳教士二人被殺，德人借口入侵時被殺之華人，加上中國官府在洋人要挾之下所殺戮之華民，以及民教沖突所造成的死傷，即不下數千人。
——假如鬼神之說真有可信，以數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側、上帝之前，與在曹州殉道的兩位神父的幽靈，同時出現，互控寃情，在此情況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擇何從呢？ 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垂譽後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蟲蟻之不如了。
斯大林說；“死一個人是件慘事；死一百萬人隻是個統計數字。
”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
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
在那千萬家披麻戴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裡，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拚命的，這就叫做“民憤”。
在全國人民都感到國亡無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這就叫做“民氣”。
這股民氣，筆者這一輩在“《年抗戰”的日子裡，都是親身卷入、親身體驗的。
老實說，《年抗戰就是當年全國人民以血肉之軀與不可一世的入侵強寇，死命糾纏，拚過來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間，八國入侵的時候，全國同胞國亡無日的感覺，實數倍于抗戰前夕的一寇獨來，尤其是在情況最緊迫的山東和東北。
所以該兩地區民氣最激昂，義和團也滋長得最快。
毓賢這個好殺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體驗到這種同仇敵忾的民憤，而感覺“民可用”。
他覺得與其殺民媚洋，何如“用”民來除教滅洋呢？毓賢這一心态，事實上是與當時西後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後突然掌權而又颛顼無知的滿人小貴族的心态，如出一轍。
他們但知民氣可用，要“用”它來“扶清”。
他們怎知甲午、戊戌之後的腐爛朝廷，已是個“扶”不起的阿鬥？以它來“滅洋”，則洋又豈是氣功師徒“刀槍不入”所能“滅”掉的？ 對民氣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氣，又沒個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
義和團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無數次鍋爐大爆炸中的一次。
2.2 隻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賢究競是個非科甲出身而習于殺人的莽漢。
下棋不看第二步；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團應撫、匪必剿”的原則，應用起來，也漏洞百出。
山東那時是處于王朝末季的黃巾、赤眉時代。
饑民遍地、盜匪如毛、邪門盈野。
毓賢最初的辦法是以殺止亂。
但是他縱是個嗜殺的屠夫——他有一個月殺五百人，一任殺五千人的紀錄——也殺不勝殺。
最後改殺為撫。
他撫的辦法是化零為整、招匪入團（民團）。
他縱容，甚或授意，乃至幹脆鼓勵和認可，并發下“毓”字大旗，由徒弟衆多、能呼風喚雨的大邪門，并吞那些隻有低級氣功，組織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齊的小邪門，劃一名号，整齊服色，統名之日“義和團”，以示這些組織是由他巡撫衙門認可的私辦民團。
這種以大吃小、化零為整，組織并統一指揮起義農民的辦法，原不是毓賢所發明的——那是我們的國寶。
試翻我國曆代農民起義的曆史，且看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洪、楊乃至我們親眼看見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成長和擴大，都是一脈相承的。
但是毓賢所搞的與上述情況有個基本上的不同。
上述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為号召的。
毓賢統一組織他們的目的卻是“招安”，為大清王朝“保天下”。
這樣就變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賢無法真正把“義和團”化為“民團”。
農民起義的造反大軍，“裹脅”一起來是愈大愈好；官辦民團的容量，那就有限了。
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洩民墳、主正義的義士之行，士氣極高。
保衛腐爛王朝，肋纣為虐，那就義士卻步，智者不為了。
所以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始終未能步入正軌。
它不是個正正堂堂的群衆愛國運動，而是以燒香念咒，或問有“特異功能”的氣功師為主導，終于走火入魔的工農兵運動。
——它缺少個“偉大、光榮、正确”而成熟的革命黨從中指導和策畫，因此它搞起“扶清滅洋”、“燒教堂、殺教士”，就變成紅衛兵式的打砸搶，亂來一泡了。
但是紅衛兵究竟還要聽命于一個老謀深算，也可說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後在軍警環伺之下，偃旗息鼓，去農村下放學習。
義和團沒個最高指示，在軍警也都相率入團之俊，連“老佛爺”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變成了“拳匪作亂”。
發展至此，連老太後也隻奸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頭”，化裝農婦，逃之夭夭。
“拳匪造反”（boxerrebellion）就隻有靠洋兵來“助剿”了。
——“拳匪造反”原是李鴻章替慈禧推卸戰犯責任的外交辭令（見下篇）。
所以毓賢的“匪必剿”的原則也出了大毛病。
他不知道“匪”是饑民的化身。
饑民在被“剿”得走投無路之時，便入“團”受“撫”。
受撫之後還是沒飯吃，那就繼續為匪，終于良莠難分、團匪并存。
加以毓巡撫對教民有成見，又沒有辦外事的經驗，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與洋公使又恃強欺人。
民教沖突中，不論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勞動位同總督巡撫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對華文書上自稱“本大臣”），來向中國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無中生有，抗議恐吓。
弄得中國官方不勝其煩。
巡撫衙門僅為教案一項便案卷如山（原檔至今仍滿筐滿簍），忙不開交。
毓賢一怒乃幹脆告其屬下府縣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議當成“耳邊風”，“當成廢紙”。
（見李宏生着《毓賢與山東義和團》等多不勝數的第一、二手史料。
） 但是毓賢并沒有忽視他自己标準中的“團”、“匪”之别。
義和團中如有不良分子對教民殺人綁票
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由于列強對中國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
德國人在山東以教案為借口強占膠州灣，已無理已極，而德皇為皇弟海因利盍親王（AdmiralPrinceHeinrich）率遠東艦隊遠征中國，在漢堡所作之送行訓辭，什麼：“shouldanyoneessaytodetractfromourjustrightsortoinjureus,thenupandathimwithyourmailedfirst”（原文英譯載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倫教觀察報》（LondonSpectator）。
那時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員之一的翁同龢，在其口記上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
德皇這一“揮拳”演說，那時是騰笑歐美的。
世人固對德皇之橫蠻，嗤之以鼻，而對我華人之不争氣，也是憐而鄙之。
此事當時對我國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
斯時在巴黎冷眼旁觀之法國史家柯利厄（HenriCordier），便認為這種德國佬加于華民之刺激“縱非義和團興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
（見柯著《中西關系史》，卷三，頁三六五。
轉引自摩爾斯《大清帝國國際關系史》卷三，頁一一一。
） 至于德軍當時在山東之橫行，更是筆難盡述。
當地百姓如對若輩稍事抵抗，動辄全村被焚，老幼難逃。
某次在魯東日照縣，為一極小的民教沖突，在當地仕紳出面試行調解之時，五位在場仕紳竟被德軍強擄而去，送至青島拘留所，勒令執行極無理之要求。
似此綁票勒索之行為，使在一旁觀察之美國外交官，亦為之忿忿不平而報請華府留意。
（見美國駐華公使康格緻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書。
載國務院“外交檔”，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 俄國在中國東北所犯的罪惡，就更是罄竹難書了。
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順港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境内征收地稅。
當地農民召集群衆大會并繕具申請書，請求免征，态度極為和平恭順，而俄軍竟突然對群衆開槍，當場便打死農民和老弱婦孺九十四人，傷一百二十三人。
（據西文《北華捷報》記者的專欄報導。
）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當俄軍于黑龍江畔的誨蘭泡（俄名“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始越境時，華軍稍事抵抗，俄軍便一舉将兩岸華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數屠殺，棄屍江中，江為之塞。
此一屠殺，中國政府雖末敢澡究，歐美媒體卻向莫斯科提出抗議，而沙皇政府竟聲言是邊遠駐軍擅殺，俄皇鞭長莫及，無能為力，搪塞了事。
（見ArthurH.Smith著（震撼中之中國（Chinain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國愛丁堡出版，第二冊，頁六〇七。
）其後俄人在“江東六十四屯”一帶和其它城市中的燒殺，據各方報導，死傷華人二十餘萬，本篇也就無法詳加叙述了。
（見李文海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一九八六年濟南出版，頁二九七。
） 以上所記隻是根據西方官員和記者零星的報導，并非受害華人的誇大。
當時如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則入侵者之殘暴，就更是罄竹難書了。
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沖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作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
換言之，在中外沖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賠）。
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國傳教士二人被殺，德人借口入侵時被殺之華人，加上中國官府在洋人要挾之下所殺戮之華民，以及民教沖突所造成的死傷，即不下數千人。
——假如鬼神之說真有可信，以數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側、上帝之前，與在曹州殉道的兩位神父的幽靈，同時出現，互控寃情，在此情況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擇何從呢？ 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垂譽後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蟲蟻之不如了。
斯大林說；“死一個人是件慘事；死一百萬人隻是個統計數字。
”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
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
在那千萬家披麻戴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裡，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拚命的，這就叫做“民憤”。
在全國人民都感到國亡無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這就叫做“民氣”。
這股民氣，筆者這一輩在“《年抗戰”的日子裡，都是親身卷入、親身體驗的。
老實說，《年抗戰就是當年全國人民以血肉之軀與不可一世的入侵強寇，死命糾纏，拚過來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間，八國入侵的時候，全國同胞國亡無日的感覺，實數倍于抗戰前夕的一寇獨來，尤其是在情況最緊迫的山東和東北。
所以該兩地區民氣最激昂，義和團也滋長得最快。
毓賢這個好殺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體驗到這種同仇敵忾的民憤，而感覺“民可用”。
他覺得與其殺民媚洋，何如“用”民來除教滅洋呢？毓賢這一心态，事實上是與當時西後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後突然掌權而又颛顼無知的滿人小貴族的心态，如出一轍。
他們但知民氣可用，要“用”它來“扶清”。
他們怎知甲午、戊戌之後的腐爛朝廷，已是個“扶”不起的阿鬥？以它來“滅洋”，則洋又豈是氣功師徒“刀槍不入”所能“滅”掉的？ 對民氣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氣，又沒個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
義和團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無數次鍋爐大爆炸中的一次。
2.2 隻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賢究競是個非科甲出身而習于殺人的莽漢。
下棋不看第二步；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團應撫、匪必剿”的原則，應用起來，也漏洞百出。
山東那時是處于王朝末季的黃巾、赤眉時代。
饑民遍地、盜匪如毛、邪門盈野。
毓賢最初的辦法是以殺止亂。
但是他縱是個嗜殺的屠夫——他有一個月殺五百人，一任殺五千人的紀錄——也殺不勝殺。
最後改殺為撫。
他撫的辦法是化零為整、招匪入團（民團）。
他縱容，甚或授意，乃至幹脆鼓勵和認可，并發下“毓”字大旗，由徒弟衆多、能呼風喚雨的大邪門，并吞那些隻有低級氣功，組織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齊的小邪門，劃一名号，整齊服色，統名之日“義和團”，以示這些組織是由他巡撫衙門認可的私辦民團。
這種以大吃小、化零為整，組織并統一指揮起義農民的辦法，原不是毓賢所發明的——那是我們的國寶。
試翻我國曆代農民起義的曆史，且看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洪、楊乃至我們親眼看見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成長和擴大，都是一脈相承的。
但是毓賢所搞的與上述情況有個基本上的不同。
上述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為号召的。
毓賢統一組織他們的目的卻是“招安”，為大清王朝“保天下”。
這樣就變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賢無法真正把“義和團”化為“民團”。
農民起義的造反大軍，“裹脅”一起來是愈大愈好；官辦民團的容量，那就有限了。
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洩民墳、主正義的義士之行，士氣極高。
保衛腐爛王朝，肋纣為虐，那就義士卻步，智者不為了。
所以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始終未能步入正軌。
它不是個正正堂堂的群衆愛國運動，而是以燒香念咒，或問有“特異功能”的氣功師為主導，終于走火入魔的工農兵運動。
——它缺少個“偉大、光榮、正确”而成熟的革命黨從中指導和策畫，因此它搞起“扶清滅洋”、“燒教堂、殺教士”，就變成紅衛兵式的打砸搶，亂來一泡了。
但是紅衛兵究竟還要聽命于一個老謀深算，也可說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後在軍警環伺之下，偃旗息鼓，去農村下放學習。
義和團沒個最高指示，在軍警也都相率入團之俊，連“老佛爺”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變成了“拳匪作亂”。
發展至此，連老太後也隻奸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頭”，化裝農婦，逃之夭夭。
“拳匪造反”（boxerrebellion）就隻有靠洋兵來“助剿”了。
——“拳匪造反”原是李鴻章替慈禧推卸戰犯責任的外交辭令（見下篇）。
所以毓賢的“匪必剿”的原則也出了大毛病。
他不知道“匪”是饑民的化身。
饑民在被“剿”得走投無路之時，便入“團”受“撫”。
受撫之後還是沒飯吃，那就繼續為匪，終于良莠難分、團匪并存。
加以毓巡撫對教民有成見，又沒有辦外事的經驗，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與洋公使又恃強欺人。
民教沖突中，不論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勞動位同總督巡撫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對華文書上自稱“本大臣”），來向中國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無中生有，抗議恐吓。
弄得中國官方不勝其煩。
巡撫衙門僅為教案一項便案卷如山（原檔至今仍滿筐滿簍），忙不開交。
毓賢一怒乃幹脆告其屬下府縣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議當成“耳邊風”，“當成廢紙”。
（見李宏生着《毓賢與山東義和團》等多不勝數的第一、二手史料。
） 但是毓賢并沒有忽視他自己标準中的“團”、“匪”之别。
義和團中如有不良分子對教民殺人綁票
